第十二节
先秦医学

相对于自然界，人是认识的主体。然而人体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对人体的认识，也就成为自然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对人体的认识还没有从医学中分离出来，而是医学的组成部分和医术的基础。

医学和农业一样，都是人作用于自然状态的工作，因此都是一门技术。农业改变自然状态使之为人服务；医学纠正对自然状态的偏离使之归复正常。如同农业知识部分我们仅仅谈论认识问题一样，这里我们也仅仅讨论作为医疗基础的认识问题。

疾病，是人体偏离了正常的自然状态。要归复正常，首先要明白偏离的原因。先秦时代，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知病因”的重要。《墨子·兼爱上》：

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

不过在墨子看来，患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墨子·公孟子》）对病因做出理论说明的先秦文献，是《左传》：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左传·昭公元年》）

这是一段著名的病因论。晋平公病重，先是郑国大夫子产来探望，认为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所引起，不是山川鬼神作怪。然后就是医和，认为病因是生活“不节不时”，即荒淫过度引起。并由此上溯到根本，认为六气过度，是疾病的原因。其中阴阳风雨，基本上是气候因素。晦，杜预注：“夜也”。“晦淫惑疾”，是说“宴寝过节，则心惑乱”，即，夜间生活不节制，特别是纵欲过度。明，杜注：“昼也”。“明淫心疾”，是“思虑烦多，心劳生疾”。这样的病因说，奠定了后世医学病因说的基础。

探讨病因之后，就是对疾病本身的认识。在逻辑上，明白了病因才好给疾病分类。在历史和实践中，人们则是先认识了疾病，然后才去寻找病因。

《山海经》中，对疾病已经有了分类的苗头，比如瘕疾、痴疾、疫疾、蛊疾、心腹之疾，还有肿、痈、瘘等。这大多只是随病定名，还没有系统的区分。到商周时代，对疾病已经有了更高的自觉。据《左传》，医和按六气将疾病分为寒、热、末、腹、惑、心六类。《周礼》则按季节把病分为痟首疾（春）、痒疥疾（夏）、疟寒疾（秋）、嗽上气疾（冬）。《吕氏春秋》按部位把病分为肿、风（头部），挶、聋（耳部），鼽、窒（鼻），胀、府（腹），痿、蹷（足）等。

相应于疾病分类，药物也有了分类。《周礼·疾医》将药物主要按味道分为六类：

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

相应于疾病和药物的分类，是医疗的分科。据《周礼》，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和疡医。食医是营养医，疾医相当于内科，疡医相当于外科。主管治疗动物疾病的是兽医。据《史记·扁鹊列传》，扁鹊根据病人需要，曾经做过“带下医”（妇科）、“耳目痹医”（耳鼻科）、小儿医（儿科）等。每一科治疗一类疾病，大类下面又有小类。比如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

这些分类，是后代疾病和医药的分类、医疗的分科的出发点，同时也经受着医疗实践的检验。

现代医学，解剖学是医疗的基础。然而历史和实践的顺序，也是在对疾病有了相当的认识之后，才有解剖学的发展。

从《周礼》和《吕氏春秋》对疾病的分类看来，对人体部位的认识还都局限于肉眼可见的外部形态，如头、耳、腹、足等。谈到疾病的治疗，则已经涉及人的内脏：

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周礼·疾医》）

九藏，就是九脏。而《庄子》一书，则有六脏说：

百骸九窍六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庄子·齐物论》）

但更多的，是五脏：

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脏哉（《庄子·骈拇》）

多方骈枝于五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同上）

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脏，无擢其聪明……（《庄子·在宥》）

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脏以为仁义……（同上）

在《吕氏春秋》，则认为人有五脏，《吕氏春秋》还提到了六腑和三百六十节：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肌肤欲其比也。（《吕氏春秋·达郁》）

三百六十节，显然是拼凑，为了与每年三百六十余日的对应。五脏六腑，则成为后来中国医学人体解剖的标准数据。

《史记·扁鹊列传》载，扁鹊服用了神人的药，可以看见鬼神，看病时能够“尽见五藏症结”。这是传说，但说明先秦时代的医学要求了解人体内部结构的迫切愿望。

古代治疗的方法有多种。《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表明合理的食物也是治疗方法之一。然而最普遍和基本的方法，还是服药。《吕氏春秋·察今篇》：“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据先秦文献所载，改变的不仅是药，还有治疗的方法。

《吕氏春秋·至忠篇》载，齐愍王“病痏”，召名医文挚治疗。文挚“不解屦登床，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这是一种精神疗法。

服药之外，中国医学的一大特色，就是针灸，也叫针砭，说明最初是用石器的锋锐部刺激人体，达到治疗的效果。随着金属的发明，石器被金属针代替。先秦时代，针灸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史记·扁鹊列传》载，扁鹊用针灸治好了虢国太子的“尸蹶”，使之“起死回生”。在针灸治疗中，逐渐发展出中医特有的经络系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等书，这说明在此以前，医学对脉象的认识已经接近《黄帝内经》的水平。

先秦医学还认识到，疾病有个发展过程。《韩非子·喻老篇》载，扁鹊见蔡桓侯，发现蔡桓侯“疾在腠理”，并告诫说“不治将恐深”。蔡桓侯以为他是要骗钱，没有理会。后来，桓侯的病由腠理发展到“肌肤”，又发展到“肠胃”，最后到“骨髄”，终于不治而死。

蔡桓侯的病是否真的如此发展，可以讨论。但认识到疾病有个发展过程，主张有病应该及早治疗，在今天，仍然是医学的重要课题。

诊病的方法，起初主要是“视”。《周礼·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视的部位，尽可能全面：“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据《扁鹊列传》，扁鹊诊病的方法有“望色”“听声”“写形”。然后进行推理：“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其中“望色”“写形”可归于“视”的范围，新增加的就是“听”，即“听声”。《扁鹊列传》多次谈到了脉象，但先秦文献中，尚未见切脉的记载。

从许多高级动物都有自我疗病的情况判断，最初的人类也应有一些最简单的自我医疗能力。巫术用于疗病，当是后来出现的。由于产生了鬼神观念，鬼神就成为致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类社会出现了分工，也就出现了一部分依靠他们的知识获取生活资料的人士。当时的知识，应该是比较简单，一个人几乎能够全部掌握，这就是所谓诞生知识全才的时代。在这些知识中，有医疗的，也有宗教和巫术的。这就是所谓巫医不分的时代，也是所谓医源于巫的现实根据。其实就在这样的时代，巫者医病也不是全用巫术，这和后来巫、医有了比较明确分工的情况并不相同。《山海经》在介绍“十巫从此升降”的“灵山”的时候，同时指出了“百药爰在”。这样的介绍说明巫是与药有联系的，而且是用药的人。而医术和巫术虽然同在一人之身，却应该是并行而不悖的两套技术。

在《周礼》中，医和巫就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巫一般不再兼任医的工作。而据《左传》等文献记载，鬼神致病说在许多情况下遭到了否定。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否认晋平公的病是山川之神所致，孔子赞扬楚昭王不用巫术祛病，都是医学排斥巫术的著名例子。据《史记·扁鹊列传》，扁鹊明确地把信巫不信医作为疾病致死的原因之一：

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虽然终其古代，巫术治病都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至今也未能绝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广泛流行。但医生对于巫术的排斥态度，则是科学进步的重大标志，并且在较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 BuJxxTKY7AB/9o080unVMR+8ZdKWgbqgwkAxcJmvcn570NHtmlhGaQLMguwWG9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