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人与天地参

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时常讨论的话题。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念中，人对于自然界，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尚书·皋陶谟》中，皋陶告诫大禹，提出了“天工人代”的思想：

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署名孔安国的《尚书传》解释道，这是“言人代天理官”。孔颖达《正义》：“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苏轼《书传》：“天有是事，则人有此官。官非其人，与无官同，是废天事也。而可乎？”蔡沈《书经集传》：“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无非天事。苟一职之或旷，则天工废矣。可不深戒哉！”也就是说，治国的各种事务，是天的工作，由人来加以完成。

显然，天工人代，是一个在政治问题上的宗教观念。那么，在生产领域又如何呢？

《墨子·非命》下篇指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强必治，不强必乱”。卿大夫做官，“强必贵，不强必贱”。农夫种田，“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妇女纺织，“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墨子不否认上天意志的存在，但认为人自身的努力，对于自己的命运，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上天喜欢的，就是这种努力奋斗的人。而且无论是治国还是生产，都是一个道理。墨子的言论表明，人们正是从国家的兴亡中，从生产的效果中看到，人的努力和上天的意志，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对人在世界上地位的认识，在战国时代被概括为“人与天地参”的命题。被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的《中庸》指出：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所谓“尽其性”，就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并且充分发挥出来。“尽人之性”，就是清楚地认识别人的本性，并且使之充分发挥出来。“尽物之性”，就不仅是人，而且是所有物的本性。物，和人相对，主要指自然物。也就是说，从自身开始，弄清人和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工作。朱熹注：“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也就是说，在化育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这个工作中，人，和天，和地，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因而并立为三。所以天、地、人，在中国古代，被称为“三才”。

在中国古人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人，他们的产生、长成、发展变化，都是由天或天地造成的。天地的这种功能，称为“化育”。“造化”概念，指的就是这种功能。但是天地的这种功能，又是自然进行的，不是如基督教说的上帝创世。这样，天地的化育，在这里具有双重的意义。这个天地，从其自然属性来说，它的化育是一种纯粹自然的过程；从它被尊为最高神来说，天地的化育又具有宗教的意义。所以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参，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也就既具有自然科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宗教的意义。

从宗教的意义上说，天地是神祇。但人并不是只能听从神祇的意志，而是和天地神祇一道，担负着创造人类幸福的工作：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乾·文言》）

在荀子看来，天地也是大神：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荀子·王制》）

唐代杨倞注：“能变通裁制万物，故曰大神也。”

但人可以和天地相参：

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

不仅是君子，一般人，只要师法圣人或君子，就也能和天地神明相参：

并一而不贰，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荀子·儒效》）

至此为止，《易传》《中庸》和《荀子》所说的与天地参，可以赞天地化育的，还只是圣人或大人、君子或儒者。

以上所论，多是在政治和道德领域。在生产领域，与天地参的，就不仅是圣人和君子们的事业。《荀子·富国篇》道：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蔬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切而专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荀子·富国》）

这样的事，是农夫的事，也是关系国家贫富的大事：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民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熟，是天下之事也。（《荀子·富国》）

圣君贤相们，如果能领导好这些事情，即便有水旱灾害，百姓们也不会有饥寒之苦。无饥寒之苦，国家统治就稳定，政权就巩固。在这里，农夫的工作，和将帅、君相的工作，同等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希望上天降给自己幸福，不如自己动手，创造自己的幸福：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

荀子是个儒者。和所有儒者一样，认为天是大神、最高神，天命也是存在的，但问题是如何对待天命。在荀子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制”。制，杨倞注：“颂者，美盛德也。从天而美其盛德，岂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谓若曲者为轮，直者为桷，任材而用也。”也就是说，“制天命”的意思，就是根据天所能给予的，加以合理利用。这就是赞天地化育，与天地相参。因为天是公正的，天、地和人，各有自己的职责：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渴，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

天的职责，是人不能干预，也不该妄想去干预的。人的职责，则是必须尽力去做的。人而不尽人的职责，就一定会贫病凶险。尽到了人的职责，就一定会富有和健康。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是中国古人对人在天地之神面前的作用的基本看法，也是对人在自然界位置的基本认识。

在基督教世界，Deus或God具有绝对的权威，全知全能。Deus或God创造世界，支配世界的一切。人，绝对没有参与其间的可能。当近代欧洲剔除物质世界中God的因素之后，物质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也就成为独立于人之外的纯粹的客体。人，如同过去只能遵照God的意志一样，现在也只能遵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然而在中国古人看来，人是可以参与上帝的事业的。在社会问题上，上帝主宰世界，任命天子，但并不直接治理国家。天子，也就是君主，和他的臣子们，代替上帝治理全体民众；各级官员则代替皇帝，治理一方民众。对于自然界，上帝降生万物，给予阳光和雨水，但人通过自己的活动，特别是农业，去治理和变化万物。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农业，矿山里的石头也不会变成金属工具。这些都是人代天工的事业。当我们剔除天工中上帝或上天的意志以后，人代天工的事业就成为人可以参与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事业。

时至今日，人类参与自然界发展变化的工作，已经强大到可怕的程度，以至不得不自定规则，控制自己的活动。而中国古代“人与天地参”的认识，可说是正确认识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正确认识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hi+NV48VPX2XuxjbI1+1FjR+ebR54Z/UM/a7Ers2l/Of71OyRascMZgiTCm2mt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