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小正》中,记载了不少物种变化的事例。其中有:
一月:“鹰则为鸠”;
三月:“田鼠化为鴽”;
五月:“鸠为鹰”;
八月:“鴽为鼠”;
九月:“雀入于海为蛤”;
十月:“玄雉入于淮为蜃”。
鸠,斑鸠;鴽,鹌鹑;蛤,蛤蜊,蚌类;蜃,也是蚌类。有人认为小者为蛤,大者为蜃。蜃也有人认为是“蒲卢”,也有人认为是细腰的土蜂。现在看来,这些知识全是错的,原因可能是错误的观察,再加上不合理的推测。这由上古流传下来的错误,在商周时代,未能得到纠正,反而广泛流传。
《夏小正》中的生物知识,由《吕氏春秋》写入“十二月纪”,后来又有儒者写入《礼记·月令》。《礼记》在汉代是礼经的辅助教材,唐代正式成为五经之一,这些知识也就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流传。
这些知识在先秦时代,共同造成和巩固了“物种可变”的观念。欧洲由于基督教的统治,“物种不变”的观念统治了上千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则从远古时代开始,物种可变观念就广泛流传,并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先秦思想家对于物种的起源和演变进行了艰苦的探讨。
周代,人们又增加了更多的物种可变的知识。
《诗经·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意思是说,细腰土蜂抱走了螟蛉小青虫的儿子,将要把它教养成自己的儿子。这个知识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广泛承认,《庄子·天运篇》讲的“细腰者化”,就是这个意思。《墨子·经说》中“若蛙为鹑”,也是类似的知识。
《庄子·至乐篇》增加了一系列物种演变的知识:
种有几,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酰。颐辂生乎食酰,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周易·系辞上》)就是说,几,是微小的变动。这微小的变动,是变化的开始,也是新事物出现的苗头。种有几,可以理解为生物的种类是从微小的状态开始的。
,司马彪本作“继”。依郭象注,是“相继而生”的意思。就是说,那物种微小的开始,有了水,就会继续演变化生下去。蛙蠙之衣,郭象注说是“如张绵在水中”,当是藻类植物。陵舄、乌足,都是草名。蛴螬、蝴蝶,是昆虫。干余骨,鸟名。又经过一系列变化。青宁,郭象说是“虫名”。程,沈括等认为是虎豹。马,有人认为是马齿苋,未免牵强,不如直接解释为马。否则,马齿苋是草,如何生人?《庄子》书中列举的这些变化虽然荒唐,似乎还不会荒唐到马齿苋生人的程度。
这些变化几乎历来都被认为是荒唐的说法。然而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生物发展从微小的种子开始,由水中藻类到陆地草类,从草类到昆虫,从昆虫到鸟类,从鸟类到哺乳动物,最后到人的变化序列。这个序列,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才的推测。
后来出现的《列子》一书,在“种有几”之后又加上了《墨子》的“蛙为鹑”。中间则加上了一系列汉代又出现的物种变化的材料:
羊肝化为地皋,马血之为转磷也,人血之为野火也,鹞之为鹯,鹯之为布谷,布谷久复为鹞也。燕之为蛤也,田鼠之为鹑也,朽瓜之为鱼也,老韭之为苋也,老羭之为猿也,鱼卵之为虫,亶爰之兽自孕而生曰类,河泽之鸟视而生曰鶂。纯雌其名大腰,纯雄其名稚蜂。思士不妻而惑,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湿酰,鸡生乎酒。(《列子·天瑞》)
图2.10 庄子像(王圻《三才图会》,万
其内容比《庄子》多了不少,但基本思想,没有变化。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人根深蒂固的物种互变思想,还看到了对生物来自非生物的猜测。而这些思想材料,也可以作为《列子》一书晚出,至少是该书《天瑞篇》晚出的证据。
非生物变为生物的事例,有《吕氏春秋·六月纪》的“腐草化为萤”。萤,萤火虫。也就是说,萤火虫是从腐草中化生的。《列子》中的“朽瓜为鱼”,也是非生物变为生物的论断。推论到“种有几”的种之前,是什么产生了生物最初的种,合理的推论和答案,只能够是由非生物产生。《庄子·知北游篇》道: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把一切物,至少是生物,都归结为气的聚散。即作为物质的气,聚合在一起就是有形之物,包括生物,当然也包括人;气消散,物就不存在,生命也就死亡。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普天之下的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它们都是气的凝聚,而它们也都可能再消散为气,因而它们可以互相转化。臭腐的可以转化为神奇,神奇的也可以转化为臭腐。那么,像鹰化为鸠,蛙化为鹑的事,也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庄子·大宗师篇》,还把天地之间比作一个大熔炉,主管这个熔炉的“造化者”,或简称“造化”,熔铸出了各种各样的物事。那么,《夏小正》和《庄子·至乐篇》所提到那些变化过程,不过就是造化的熔炼过程;那些物,不过是熔炼的产物。
造化者,也称造物主,或者简称造化,应当就是如《旧约·创世记》中的Deus(拉丁文)或称God(英文)。但中国古人有自己的最高神或至上神,称天或者上帝。但是,天或上帝并不像God那样,去创造万物。中国古代语汇中的“天生万物”或者“天地生物”,具体说来也都是一个自然或者自发的过程。造化或造物主这样的名称,在具体使用中,往往是指物的产生过程(造化),或者虚拟的说法。居统治地位的儒教的神谱系统中,没有造化或造物主这样一尊神。因此,从非生物演变为生物,在中国古人看来,原则上是一个自然化生的过程。就像腐烂的杂草会变成萤火虫一样,各种生物的种,都是从无生命的情况下由物质的气自然演变而生的。而有生命的物,归根到底,也都要重新化为无生命物。这就是所谓“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而“种有几”,其更正确的理解则应该是:生物的种,或者生命的迹象,是从无生命物的微小萌芽开始的。
这是先秦时期奠定的物种起源说。汉代以后,这样的说法又进一步发展,后人不断补充着新的材料。不过这又是以后要讲的问题了。
在有了生命以后,由于有了种类,其后代的产生,就是雌雄交配。但交配的方式,则有所不同:
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庄子·天运》)
这里的“风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空气(风)完成受精过程并且繁育后代的现象。而《左传·僖公四年》“风,马牛不相及”,准确的理解应该是马和牛是不能通过风完成生育过程的;也有人把风理解为动物的“调情”,然而这种调情也是通过气味(风)完成的。
而在那些不是通过风完成生育过程的动物中间,包括人,则有无性生殖的现象,即没有通常的性行为也能生育子女的现象。《庄子·天运篇》载:
鸟鹊孺,鱼传沫。细腰者化。
孺,亦作乳。郭象注:“孚乳而生”,即通过孵卵而生。“鱼传沫”,亦作“鱼傅沫”。郭象注认为是“传口中沫相与而生”,大约是对鱼体外受精过程的不准确描述。“细腰”,土蜂。化,就是土蜂把小青虫变为自己的孩子。在庄子看来,这都是特殊的生育方式。
人,也有无性生殖的。《山海经·大荒东经》:
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郭璞注:“言其人直思感而气通,无配合而生子。此庄生所谓白鹄相视,眸子不运而感,风化之类也。”郭璞的注,应该说大体上是符合原意的。
《诗经·生民篇》载: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这个故事被司马迁采入《史记》,说是周人的老祖母姜嫄,踩到了“帝”的脚印,因而怀孕,生下了周人事业的开创者后稷。这个故事类似《新约》中玛利亚生耶稣。这说明直到公元前后,不少民族还都相信人是可以无性生殖的。
《吕氏春秋·本味篇》说,商汤的助手伊尹,是在桑树树洞里被捡到的孩子,因为他的母亲怀孕以后变成了一棵桑树。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生育方式。
这些说法,有些后来成了宗教信仰的素材。但从生物学的历史看问题,则应该是人类对于生育问题最初的探索。探索中的错误,后来成了宗教的教条。
战国末年,思想家们对于生命的大类,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概念。《荀子·王制篇》载: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个从非生物到生物,在生物中,又是从草木(植物)到禽兽(动物)到人的依次提高的序列。这个序列是很粗糙的,但它明确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如同认识其他生物的形态、习性一样,是自然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我们在讨论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作用之前,应该首先谈谈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