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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周礼》，大司徒的职责有：
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臝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周礼·地官司徒》）
“土会”，郑玄注认为是“以土计贡税之法”。为了国家税收，需要辨别各地的生物。物生，就是生物。这是明确把有生命的物给予了一个共同的名称。这有生命的物又分为两类：动物、植物。汉代儒者郑众对于植物的定义是：“植物，根生之属。”也就是说，有根的生物，称为“植物”。相对于植物，无根的生物，应该就是动物。这个定义虽然粗糙，但在当时，也是抓住了两大生物体系最主要的特征。
动物分毛、鳞、羽、介、臝五类。据郑玄注，毛物，“貂狐貒貉之属，缛毛者也”。缛，繁多。即毛特别繁多密厚的动物，称为毛物。鳞物，“鱼龙之属”，包括鱼类、蛇类，可能还有蜥类、鳄鱼之类等等。羽物，“翟雉之属”，也就是鸟类。介物，“龟鳖之属”。臝，就是裸。裸物，“虎豹貔之属，浅毛者”，也就是毛比较短的野兽。《尔雅》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类，当是分别对应介、鳞、羽、毛四类。至于臝类，后来则指称人类或者没有毛的昆虫的幼虫。
这些分类仅仅依据体表的特征，因而比较粗浅，但毕竟给了人们认识动物的一个当时可能达到的标志，是生物学发展中必经的一个环节。
在研究动物分类时，还对某些动物的特征做出了说明。比如介物，龟鳖之属，是“水居陆生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两栖动物。说它们是“陆生”，也当是比较认真细致的观察。
对于植物，《周礼》则分为早（皂）、膏、核、荚、丛五类。郑玄注，早，就是皂，“柞栗之属”，能够染色成黑的植物。柞树的果皮作为黑色染料，直到解放前后，还是某些农村染黑布的基本颜料。膏，西汉末年的郑众认为是“杨柳之属，理致且白如膏者”，即木质白色的杨柳之类。东汉末年的郑玄认为膏应为“櫜”，如莲花或鸡头米之类，其果实有外包装如櫜韬之类的。核，“李梅之属”，也包括枣杏等凡是果实有核的植物。荚，“荠荚王棘之属”，比如皂荚。之所以也包括棘类，是因为棘类的叶子和荚类相似。丛物，“萑苇之属”，即芦苇之类。
可以看出，植物的分类，几乎是一类一个标准。这样的分类是很初步的。
最普通的分类，则是将植物分为草木，动物分为鸟兽两类。《论语》中孔子要求学生们读《诗经》，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种不经意的说法，表明当时对于动植物这样的区分，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常识。比较起来，《周礼》把动物植物各分为五类，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也显示出更细化分类的努力。
认识野生动物，目的是利用它们。人类利用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把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和其他民族一样，这项事业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基本完成了。所谓马牛羊、鸡犬豕这六种动物，早就是中国古人的家畜。
到春秋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需要良好的马匹，对于马的认识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催生了相马术的发展。广泛流传的秦穆公的相马师伯乐的故事，九方堙（或九方皋）相马的故事，说明当时社会对于良马的迫切需求和对相马术的特别重视。
相马术的基础，是对马匹品质的认识，这种认识属于科学的范畴；在认识基础上对马匹的改造，则属于技术范畴。《庄子·马蹄篇》载：“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这是技术，它是在识别马匹品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里介绍的，仅仅是当时识别马匹的知识。
《诗经·鲁颂·駉》，载有十六种良马的名称：“有驈有皇，有骊有黄。”“有骓有駓，有骍有骐。”“有驒有骆，有骝有雒。”“有骃有騢，有驔有鱼。”据《毛诗传》，“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纯黑曰骊，黄骍曰黄。”“苍白杂毛曰骓，黄白杂毛曰駓。赤黄曰骍，苍祺曰骐。”以上驒、骆、骝、雒、骃、騢、驔、鱼，也都有相应的解释。这些解释说明，当时的相马术，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这是根据马的毛色对马的区分。
据《毛诗传》和其他文献，当时还根据马的用途和品质，把马分为闲马、良马、戎马和驽马、走马等。《老子》中“却走马以粪”，“戎马生于郊”。《荀子》中，“骐骥一跃”“驽马十驾”等，说明当时对于马的品质、用途和形体的区分，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知识。《庄子·徐无鬼篇》载：
徐无鬼曰：“尝语君吾相狗也。下之质，执饱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质，若视日。上之质，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马也。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而未若天下马也。天下马有成材，若恤若失，若丧其一。若是者，超轶绝尘，不如其所。”武侯大说而笑。
这个故事和九方皋相马的故事，说明当时的相马知识已经不仅注意外形，而且已进一步注意到马的内在品质。
相马术在当时，和空气动力学等学科在今天，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都关系战争中最重要的装备的质量问题。但究竟什么样的马才是好马，当时并没有文献记载。后世流传的《相马经》可能仅仅是托名伯乐，但说明这类型知识可能有所流传，至少也后继有人。北宋陆佃《埤雅》载：
旧说相马，肝欲得小，耳小则肝小。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脾欲得小，肷小则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则心大。又曰眼欲得有紫艳，口欲得有红光……（卷一二《马》）
《相马经》曰：“头欲少肉，如剥兔首。”（卷一六《瓠》）
“耳小则肝小”之类的知识，出于《齐民要术》。这些知识，一定有更早期的认识因素在内。现在，由于社会情况的改变，马匹不再是战争的重要装备和重要的交通工具，也不再是生产的重要动力。赛马又是另一种要求，因而古代的相马知识现在大多已经没有用了。然而它是科学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重要成果，是人类认识世界道路上的重要阶段，所以也在此介绍。
据《庄子·徐无鬼篇》，则当时不仅有相马术，还有相狗术，一定还有相鸡、相牛等技术。后世流传的《相牛经》《相鹤经》等等，可说是相马术的发展。《四库总目提要》在论述农业知识的发展时说：
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因耕而及《相牛经》，因《相牛经》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至于《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谷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支谱》、《橘谱》，至于《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于《疏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触类蔓延。
知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人们或弃或取，但作为一方面的知识，在科学的历史上，则都应有自己的地位。
这些相书或谱类书籍，对于自己面临的对象，其认识一般还仅仅限于外部形态。对外部形态的认识，虽然也是认识对象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要获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还需要深入到该对象的内部，去获取它们的本质和与其他事物的内在关系。即便当时也企图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比如九方皋相马，也是通过外部形态的推测。然而在近代以前，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认识就是终极的认识，从而把获得的成果和使用的方法，由正确推向荒谬。这样的事例，就是由相马、相狗发展出的相人术。
人也是可相的。人的外部形态，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此人的某些内在品质。但如果认为其外部形态能够反映此人的全部本质，甚至能够推测出此人一生的命运，就像推测马牛狗可能担当的工作一样，就从一个还不甚荒谬的前提导致完全荒谬的后果。
相人的事，大约很早就出现了。《史记》载，有个叫姑（或“孤”）布子卿的，相赵简子的几个儿子，认为妾生的毋恤最贤能，赵简子借此改立毋恤为太子，即后来的赵襄子。但是荀子不信此事，也不信相术。荀子认为，人的外形和心思并不一致，而人的成功与失败，也不决定于心思，还要看他行事的原则和方法。荀子举出一系列外形和心思，特别是和成功与否并不一致的事例，反驳相术。
然而相术的发展，并不因荀子的反驳而中断。汉代，王充《论衡》专有《骨相》一篇，认为从外形看人的命运，就像看斗斛就知道它们的容积一样。而那些相得不准的，并不是相术不正确，而是相者法术浅薄、道行不深的缘故。
中国古代的各种相术，以相面最为普遍。发展到今天，甚至人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是相的对象。一些高学历、高智商的人也乐此而不疲，实在是人类认识的悲哀。其错误的本质就在于，相牛相马，目的仅是推测其体力。牛马的作用和命运，也仅仅决定于体力。如果人仅仅从事体力活动，通过外部形态相，尚且不一定完全准确。现在挑选运动员，要相。过去美国人买卖奴隶，也要相。还有某些对形体有特殊要求的工作，比如从事文艺或礼仪，某些方面也需要相。但如果从事政治、经济、学术等主要依靠智力的工作，就不是外部形态可以决定得了的。至于人的命运，决定因素除了个人的内在品质，包括道德情操等，还取决于社会的种种条件，这些都是相术所无法知道的。所以，把相牛相马的原则推广到人的命运，是认识的重大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