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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冬天，随着学会发展日益兴盛，弗洛伊德觉得自己逐渐被大家疏远。这个时候的学会，除了原本以阿德勒为首的维也纳成员，还包括匈牙利的费伦奇、英国的琼斯、瑞士的荣格等人也都加入了，但阿德勒和这些人并不亲近。
一九一○年，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二次国际会议在德国的纽伦堡召开，并在当时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被选为会长的，是来自苏黎世的荣格。这对于学会元老的维也纳学派来说，并非是值得高兴的消息。他们对于这样的人事安排表达出强烈反对。
当初的提案本来是让荣格担任终身会长，但最后的妥协方案，变成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的任期为两年，并由阿德勒担任议长以及学会的期刊《精神分析中央杂志》的总编辑。
至于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性质，也从原本的共同研究转变为成员之间的激烈竞争。由于会员人数增加许多，原本的场地不敷使用，阿德勒提议把场地移到咖啡馆，但却被否决了。弗洛伊德不喜欢咖啡馆的氛围。就这样，学会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拘束了。
就在这个时间前后，阿德勒开始发展出和弗洛伊德相左的见解。前面提到的，阿德勒在一九○八年时提出攻击冲动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他后来（一九三一年）是这么说的：“我忽然想起，一九○八年的时候，我认为每个人都经常处于攻击状态中，并轻率地把这样的态度称作‘攻击冲动’。（Zwangsneurose）”
这句话已经表明，阿德勒认为问题不在于用语的指称范围，而是认为这样的用语根本不适当。阿德勒接着说：“但是我很快就醒悟过来，原来我处理的问题并不是人的欲望，而是人对于人生问题中的某一部分是有意识地觉察的，另一部分却不愿去理解。于是，我慢慢理解到，人格之中包含与人际关系相关的特征，而且它的程度会因为人对于事实以及人生面临的困难被赋予何种意义而决定。”
如同阿德勒在这里提到的，当他开始把关注的重点从“欲望”转移到“赋予意义”与“人际关系”上时，就注定了他的思想将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
除此之外，阿德勒在一九○七年发表的《器官缺陷的研究》中指出，只有拥有器官缺陷的人会努力把力气放在补偿作用以及过度补偿上，但他在一九一○年发表的《人生与精神官能症中的双性化心理现象》中，更进一步地提出新的论述：
“这些属于客观现象的器官缺陷，常常会引发人产生主观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会妨碍孩子自立，增加他希望获得支持的欲望等等，对他个人生涯的各个时期都会造成影响。这一切的源头就来自当孩子小时候与大人面对面，感受到自己的弱小时开始。他从这份感觉中产生希望被支持、被爱，无论是心理或生理都希望依赖大人，产生从属于大人的欲望。假使他从小就主观地感受到自己的器官缺陷的话，这样的倾向会变得更加强烈。小孩的依赖心膨胀之后，会觉得自己软弱无能，当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孩子的攻击性就会受到压抑，内心容易产生不安的感觉。”
孩子不仅把关注的重点从客观的缺陷转移到主观的自卑感，面对大人时还会觉得自己很弱小，阿德勒把这种感觉称作“男性倾慕”（Masculine Protest）。他认为这种感觉会过度助长男性倾向与女性倾向的发展。阿德勒在这时候的视野又变得更加开阔了。
阿德勒不再像弗洛伊德那么强调性冲动，而是强调自卑感，把它作为精神官能症的基础，而且提出可以取代性冲动的其他要素，这已经使弗洛伊德的内心无法再保持平静。不仅如此，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从过去与客观的事实中寻求内心痛苦的原因，但阿德勒的见解却完全相反。阿德勒后来提出的“目的论”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在他心中悄然萌芽，直到他完全明确地主张这个理论，此时对弗洛伊德来说，他俨然已经成为很大的威胁了。
弗洛伊德不允许阿德勒颠覆自己创立的体系，但是阿德勒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而且受到大部分会员的尊敬。弗洛伊德决定在阿德勒获得更多支持之前先下手为强。他安排大家在学会的聚会中，讨论阿德勒的理论究竟脱离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多远。虽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部分会员曾试着调和两者的学说，但弗洛伊德默许其他会员对阿德勒的“反性冲动倾向”发出猛烈的抨击，使得阿德勒失去选择的余地。他辞去学会主席一职，而弗洛伊德被选为新任主席。
这时阿德勒依然是《精神分析中央杂志》的总编辑。于是，弗洛伊德写信告诉该杂志的出版者，表示自己无法和阿德勒担任共同编辑，迫使出版者必须作出抉择，从他们两人之中选择一人。阿德勒收到出版者的最后通牒时，并没有因此感到苦恼。他辞去总编辑一职，和其他三位同伴一起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那一年是一九一一年。
弗洛伊德的目的是讨伐异端，而阿德勒就是异端。一场决定弗洛伊德派的概念是正确的，抑或阿德勒派的概念才是正确的投票展开了。总共有二十一名会员投票。这场投票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临时动议，“加入阿德勒新成立的团体，就不得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赞成的有十一人，反对有五人，五人弃权。投票结果一出来，阿德勒的支持者同时起身，向大家感谢这些年一起历经的患难岁月后，随即离开。他们的目的地是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阿德勒在那里，正等着他们一起来举行深夜的庆祝大会。
阿德勒与九位同伴（包括反对弗洛伊德的临时动议的五人，弃权之中的一人，以及一开始退出学会的三人）一起退出学会。接着，荣格也在一九一三年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这对弗洛伊德来说是相当沉重的打击。阿德勒曾悲伤地说：“我一直采取中庸的立场，不会强迫别人接受我的观点，也不会因为别人反对我而感到妒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