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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我开始了一种与独身时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我和丈夫感情甚笃，我们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几乎是形影不离。我手头只有他写给我的几封信，因为我们很少分开。我丈夫把教学之外的闲暇时间都用来在他教书的那所学校的实验室做研究，我也被准许和他一起在那里工作。
我们的寓所离学校很近，所以不必在路上浪费太多时间。因为收入微薄，我只能自己做大部分家务，其中做饭尤为费时费力。兼顾家务和科研工作并非易事，但我凭着坚强的意志做到了。我们的这个小家宁静温馨，不受外人打扰，这种生活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
在实验室工作的同时，我还必须学习一些课程，因为我决定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如能通过并拿到证书，就可在女校教书，还有资格获得教授职称。1896年8月，经过几个月的复习，我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实验室工作之余，我们的主要消遣是散步和骑自行车去乡间游玩。我丈夫非常喜欢户外活动，对山林草地中的动植物有浓厚兴趣，他的足迹踏遍巴黎周边地区。我也喜欢乡下，因此和他一样享受这种远游，它能让我们的头脑从紧张的科学工作中放松下来。我们经常采几束野花回家，有时玩得忘了时间，回家时已是深夜。我们还定期去探望皮埃尔的父母，他们为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房间。
到了假期，我们就骑自行车去更远的地方，用这种方式周游了奥弗涅和赛文山脉，还去了海边的几个地方。我们很喜欢用一整天时间长途远行，每天晚上在一个新地方落脚。如果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皮埃尔就开始想回实验室了。有一年假期，我们一起去喀尔巴阡山脉和我的娘家人团聚，我丈夫还为此学了一点波兰语。
但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还是科学工作。皮埃尔备课非常认真，我会给他帮忙，这对我的教学也大有裨益。不过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在实验室里做研究。
我丈夫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他可以在某种限度内使用学校的实验室做自己的研究，但他更喜欢在学校的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工作，觉得那样更自在。从皮埃尔身上我懂得了一件事：一个人在极简陋的条件下也能愉快地工作。当时他正在专心从事晶体研究，我则在研究钢铁的磁性。1897年，我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发表了成果。
就在这一年，我们的大女儿出生，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几个星期后，我的婆婆去世了，公公搬来与我们同住。我们在巴黎市边上找到了一栋小房子，皮埃尔去世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我要照顾好伊雷娜和我们的小家，还要兼顾科研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愿放弃研究，我丈夫也不能接受。他常说他有一个与自己天造地设，可以携手共进的妻子。我们不可能放弃如此珍爱的科学事业。
我们当然也请了佣人，但是照料女儿的琐事都要我亲自做。我去实验室的时候，就把女儿交给她的祖父照料。他很疼爱孙女，她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就这样，一家人齐心协力，帮我做到了各方兼顾。不过发生特殊情况时还是会很辛苦，比如女儿一生病，我们就要没日没夜地照顾她，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
不难想象，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世俗的往来。我们只和很少几个朋友见面，都是同行的科学工作者。聚会在家里或花园里进行，我一边参与谈话，一边给女儿做些针线活。我们和皮埃尔的哥哥一家来往密切。但是自从大姐和姐夫离开巴黎回波兰定居后，我便和所有娘家人分离了。
正是在这种称心的平静生活中，我们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于1897年底开始，一做就是很多年。
此时我已经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一直很关注亨利·贝克勒尔做的关于稀有金属铀所含铀盐的有趣实验。贝克勒尔把铀盐放在用黑纸包着的照片底片上，结果底片像受到光照那样感光了。造成这种效果的是铀盐发出的一种特殊射线，它可以穿透黑纸，因此与普通射线不同。贝克勒尔还证明这种射线能使验电器放电。一开始他认为铀盐曾经曝露在光照下，所以才会产生铀射线，但是实验证明，在黑暗中存放了几个月的铀盐依然能发出这种特殊射线。
我和丈夫对这种新现象很感兴趣，决定对它做深入研究。在我看来，首先要做的是对它进行精确测定。我决定利用它使验电器放电的那种射线特性来实现测定。不过我用的不是普通的验电器，而是一种更完善的仪器。我做这些初步测定时用过的一台仪器模型，如今保存在费城医学院里。
不久我就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我的测定结果证明，发出射线是铀的一种原子特性，与铀盐的物理和化学状态无关。物质中含有的铀越多，发出的射线就越强。
接下来，我想找出是否有其他物质具有铀的这种惊人特性，很快我就发现含有钍的物质也能发出射线，而且它同样来自钍的原子特性。在我继续对铀射线和钍射线进行详细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新事实。
我找机会检查了一些矿物，其中几种显示出了放射性，它们都含有铀或钍。如果这些矿物的放射性与其所含有的铀或钍的质量成正比，那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但实验结果并非如此，有些矿物的放射性比铀矿强三四倍。我对这个惊人的事实进行了仔细求证，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我思考了这种现象的成因，似乎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矿物里一定含有某种活性极强的未知物质。我丈夫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我提议立刻开始寻找这种假设中的物质，当时我认为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很快得到结果。我们都没料到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意味着我们踏上了一条终生不渝的新的科学道路。
当然，即使在最开始，我也不认为这种新元素的含量会很高，因为我们已经对矿物进行了比较精准的测定。当时我认为新元素在矿物中的含量至少会有百分之一，但是随着研究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放射性物质的含量一定极少，也就是说其放射性一定极强。我们的研究条件十分艰苦，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种新元素在这些矿物中的含量如此之低，很难说我们是否还会坚持下来。如今回头看，只能说是研究中不断取得的进展，使我们能不顾艰苦的条件，满腔热情地投入研究。事实上，经过了好几年繁重的劳动，我们才最终完全分离出了这种新元素，也就是如今世人皆知的镭。现在我将寻找并发现它的过程大致记述如下：
一开始我们并不了解这种未知元素的化学性质，只知道它能发出射线，所以必须由此入手。我们从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矿场得到一批沥青铀矿，首先对它做了分析。除了使用常规的化学方法之外，我们还用一种精确的电学设备，检查矿物的各个部分是否有放射性。后来，在我们工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化学分析方法，科学家用它发现了很多种放射性元素。
只用了几个星期，我们就确信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放射性在有规律地加强。过了几个月，我们成功地从沥青铀矿中分离出一种与铋掺杂在一起的元素，其放射性比铀强很多，而且有明确的化学性质。1898年7月，我们宣布了这种新元素的存在，我将它命名为钋，以纪念我的祖国波兰。
在研究钋的同时，我们还发现在沥青铀矿分离出的钡里掺杂着另一种新元素。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分离出了这种新元素，日后它的重要性将远远大于钋。1898年12月，我们宣布发现了这种新元素并将它命名为镭，如今它已举世闻名。
然而，还有很多实际工作在等待我们完成，我们虽然发现了两种重要的新元素，但它们依然与铋和钡混合在一起，而且含量极微，我们主要是靠放射性才确认了它们的存在。现在必须把它们以纯元素的形式分离出来，我们立刻开始了这项工作。
我们需要对大量矿物进行精密的化学处理，然而条件很差，没有钱，没有合适的实验室，也没有助手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这是一个从无中创造出有的过程。我姐夫曾说我早年的学习生涯是我一生中的英雄岁月，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丈夫共同奋斗的这段日子才是我们共同生活中真正的英雄岁月。
通过此前的实验，我们知道在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的铀矿场处理的沥青铀矿残渣里一定含有镭。我们取得了矿场的所有者——奥地利政府——的准许，顺利得到了一些当时被认为毫无价值的残渣。一天，有人送来了许多麻袋，装满混着松针的褐色尘状物质，我们发现它们的放射性比未经炼制的矿石还要强，那一刻真是欣喜万分！真是太幸运了，这些残渣没有被运到远处丢掉或以某种方式处理掉，而是就堆在矿场附近的松树林里。后来奥地利政府在维也纳科学院的请求下，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我们好几吨残渣。很长时间里，我的实验室的镭都是从这些原材料中提炼出来的，直到后来美国妇女送给了我一件珍贵的礼物，那是后话。
物理学校无法给我们合适的实验室，但校长允许我们使用学校里一间废弃的棚屋。这个地方以前曾被医学院作为解剖室，玻璃屋顶会漏雨，夏天闷热得让人窒息，冬天寒冷刺骨，只有待在紧挨着炉子的地方才稍微暖和一点。我们得不到其他化学家都在使用的合适设备，只有几张旧松木桌子、几个炉子和煤气燃烧器。在做一些产生刺激性气体的化学操作时，我们不得不去旁边的院子，但是毒气还是会灌进棚屋。我们就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进行这项艰苦的工作。
然而正是在这个破旧的棚屋中，我们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美好的时光。为了不中断某个特别重要的实验，我经常在棚屋里准备午饭。有时候我要花一整天用一根几乎和我一样高的沉重的大铁棒搅拌沸腾物质，累得筋疲力尽。另一些日子里，我要进行浓缩镭所需的分步结晶工作，这是一种非常精密细致的操作，飘浮在空中的铁屑和煤灰有时会落进我分离出的宝贵物质里，真让我沮丧极了。然而我们也有一些难以言喻的快乐：不受打扰的宁静的研究氛围让我们欣喜，取得实质性进展和越来越准确的结果让我们激动。费尽力气却没能成功时，我们也会沮丧，但不久这种感觉就会被新的工作冲淡。我们还一边在棚屋里踱步，一边轻声讨论手头的工作，这种时刻也很幸福。
我们的一大快乐就是在晚上走进棚屋，看到装提炼物的瓶子或其他容器发着微光，映在每一面墙上，那幅景象真是动人，我们每次看到都像第一次那样激动。那些发光的试管仿佛是童话里微微闪烁的小灯。
几个月过去了，除了偶尔休个短假，我们一直在努力工作。我们的假设得到了越来越完善的证明，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强，成果也渐为世人所知。我们想办法弄到了一些新的原材料，最初的工序也交给一家工厂去做，这使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做精细处理。
在这个阶段，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镭元素的提纯工作里，皮埃尔则专心研究这种新元素发出的射线的物理性质。我处理了一吨沥青铀矿残渣才逐渐得到一些明确的结果。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即使最好的矿石每吨也只含有几分克镭。
最后，这些分离出的物质终于表现出一种纯化学物质应有的全部特性。这种物质（也就是镭）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光谱，我测定出它的原子量比钡高得多。这个结果是在1902年得到的，当时我有一分克极纯的氯化镭。我花了近四年时间，才获得了证明镭是一种新元素的化学证据。如果有适当的工作条件，大概只需一年。我们努力取得的这些成果为放射学这门新学科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制备出了几分克纯镭盐，更精准地测定了镭的原子量，甚至分离出了纯镭金属。不过镭的存在和特性都是在1902年得到确认的。
那些年，我们一心扑在科研工作上，但生活境遇也渐渐有了改善。1900年，日内瓦大学邀请皮埃尔到该校担任教授，但就在这个时候，索邦大学提出聘他为副教授，我也被塞夫勒的一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聘为教师。于是我们决定留在巴黎。
我对师范学校的工作越来越有兴趣，努力让学生们能在实验室做更多实际操作。学生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孩，她们通过了严格的考试才被学校录取，必须非常用功才能达到标准，取得担任中学教师的资格。这些女孩都很勤奋好学，我也很乐意指导她们学习物理。
但是自从我们的发现公布后，名声大噪，实验室的平静工作受到打扰，日子变得难过起来。1903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取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年的年底，贝克勒尔、皮埃尔和我因为对放射性现象和新的放射性元素的发现，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
获奖使我们的研究变得举世皆知。人们登门拜访，邀请我们讲课写文章，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被打乱，简直片刻不得安宁。
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殊荣，而且该奖项的奖金比其他科学奖高得多，对我们接下来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帮助。不幸的是，我们两个人都过度疲劳，总有一人在生病，直到1905年才前往斯德哥尔摩，皮埃尔在那里做了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说，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欢迎。
不尽如人意的工作条件让我们体力透支、疲惫不堪，公众对我们私生活的打扰更是雪上加霜。我们甘愿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现在真是不胜其烦、如临大敌。我之前说过，不受外界干扰的状态对我们的家庭生活和科学工作多么重要，现在那种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了。当然，人们并无恶意，只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会让我们如此烦恼。
1904年，我们的二女儿艾芙·丹尼丝出生，我不得不再次暂时中断实验室的工作。就在这一年，因为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在公众之中有了认知度，索邦大学就为皮埃尔设立了一个新的物理学教授席位，还要为他建一间实验室，任命我为实验室主任。但是当时实验室还没建成，我们只能暂时使用原本用于其他用途的几间屋子。
我们在那间棚屋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1906年，就在我们将彻底告别它时，一场可怕的事故把皮埃尔从我身边夺走了，留下我独自一人抚养我们的孩子，继续我们未竟的科学研究。
皮埃尔是我最亲密的伴侣和最好的朋友，他的离去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之大，无法用语言形容。这场打击使我濒临崩溃，觉得已经无法面对未来。但是我没有忘记皮埃尔过去常说的一句话，他说即使他不在了，我也必须继续研究工作。
皮埃尔去世之前，他的科学发现正为公众所知，本人也有了一定知名度，因此整个社会特别是科学界，无不认为这场灾难是国家的损失。巴黎科学院决定让我接任皮埃尔在索邦大学做了一年半的教授一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种社会情绪的影响。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决定，此前这个职位从未让女性担任过。索邦大学的这个决定是对我的一种极大的肯定，它让我有机会继续追求科学事业，否则我大概只能放弃了。我从未奢求这种待遇，只想自由地从事科学研究，如今在家庭遭遇不幸的情况下获此殊荣，不禁悲从中来。我不知自己能否履行好这份重任，犹豫再三后决定至少要试一下，于是我从1906年开始在索邦大学教课，最开始任副教授，两年后被聘为名誉教授。
丈夫去世后，生活变得更艰难了，现在我要独自肩负起过去两人一起分担的责任。照顾小孩要占用大量精力，我公公留下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主动帮我分担了这个重任。他很乐意花时间照料孙女，丧子之后，她们的陪伴是他最大的慰藉。我们两个人共同努力，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尽管内心苦楚，我尽量不在女儿们面前流露，不想让她们太早知道人生的悲苦。我公公很想搬到乡下，于是我们在巴黎郊区的索镇找了一栋房子，离市区大约半小时路程。
乡村生活的益处很多，我公公很享受新的生活环境，尤其喜欢房子带的花园，我的女儿们也可以在开阔的田野间漫步，这对她们很有好处。但是我陪伴她们的时间变少了，所以给她们请了家庭教师。一开始请的是我的一位表亲，后来又请了另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女子，我姐姐的一个女儿就是她带大的。两个家庭教师都是波兰人，因此女儿们学会了我的母语。在我伤心欲绝的日子里，波兰的娘家人会时不时来看望我，我们还会在假期安排见面，一般是在法国的海滨，还有一次是在波兰的山区。
1910年，我公公久病后不幸离世，使我伤心悲痛了很长时间。在他卧病时，我总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在病榻边，听他讲述往事。我的大女儿那年十二岁，已经懂得了和祖父共度的时光是多么珍贵，他的去世让她伤心极了。
两个女儿在索镇无法得到很好的教育。二女儿年纪还小，需要过健康的生活，多做户外活动，接受启蒙教育。她已经显露出聪颖的天资和对音乐的兴趣。大女儿的头脑更像她的父亲，并不机敏，但看得出很有逻辑推理能力，而且热爱科学研究。她在巴黎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了一段时间，但我不想让她一直上中学，因为我觉得上课时间太长不利于她们健康成长。
我认为，在教育孩子时应重视她们的身体发育和体格锻炼，还不应忘记提高她们的艺术修养。现如今，大部分学校让孩子们用太多时间做读写练习，家庭作业也太繁重。我还发现这些学校缺少与科学课程相配套的实践环节。
我和大学里的几个朋友在这些问题上看法相近，于是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合作教育子女，每人负责教一门课程。我们的工作都很忙，孩子们的年龄也有大有小，不过我们的尝试也因此变得非常有趣。我们按照设想把理科和文科的知识有机结合在一起，课时不多，收效却很好。科学课程配合实践环节，激发起孩子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这种做法持续了两年，事实证明，大部分孩子都能从中受益，特别是我的大女儿。经过这段学习，她已经能进入巴黎一所中学的高年级学习，而且相比同龄人更早地通过了业士考试，进入索邦大学继续深造。我的二女儿的早期教育没能按这种方法进行，她进入了一所中学，一开始修部分课程，后来修全部课程。她是个好学生，各方面的成绩都令人满意。
我很希望女儿们能接受合理的体育教育。除了户外散步，我还注意让她们多做体操和其他运动。法国还不太重视女孩在这方面的教育。我要求她们定时做体操，假期带她们去山里或海边。她们都很擅长划船和游泳，远足和骑自行车也不在话下。
当然，教育孩子只是我的职责之一，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从事科学工作。总有一些女性问我该如何兼顾家庭和科学事业，我只能说很不容易，需要很大的决断力和自我牺牲精神。不过，女儿们长大后一直和我亲密无间，一家人彼此爱护理解，其乐融融。我们之间从未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做过一件自私的事。
1906年，我接下丈夫在索邦大学的教职时，只有一个空间狭窄、设备有限的临时实验室。皮埃尔在世时，有几位科学家获准在这间实验室和我们一起工作。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继续此前的研究并取得了满意的成果。
1907年，我从安德鲁·卡耐基先生那里得到了宝贵的帮助，他每年向我的实验室捐助一笔研究经费，这使许多高级研究人员和学生能够将全部时间投入科研工作。基金会极大地鼓励了那些有志向和能力从事研究的人，确保他们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设立更多这样的基金会一定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至于我自己，我又要花大量时间制备出几分克非常纯净的氯化镭。1907年，我重新测定了镭的原子量，1910年，我成功地分离出了纯净的镭金属。这项非常细致的工作是在实验室的一位化学家的协助下完成的。后来我们再未重复过这项操作，因为在分离过程中会有损失镭的危险，必须极为小心才能避免。就这样，我终于见到了这种神秘的白色金属，但我无法让它保持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要用它做进一步的实验。
至于钋，它在矿物中的含量比镭还要少，因此我一直没能把它分离出来。不过我的实验室已经制备出了纯度非常高的钋，还用它做了一些实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钋射线产生氦气的实验。
我特别注意改进实验室里的各种测量方法。我已经解释过精准测量在镭的发现中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我希望更有效的定量测定方法能帮我们做出新的发现。
我设计了一种方法，通过镭发出的一种名为“射气”的放射性气体来测定镭的质量，效果令人十分满意。我的实验室里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对极微量的镭（不到千分之一毫克）进行相当精确的测量。对于更大量的镭，我们则通过它发出的一种被称为伽马射线的穿透性射线进行测量，我的实验室里有一台适合做这种测量的设备。利用射线测定镭的质量比用天平更简单，结果也更准确。然而这种测定需要先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因此我开始认真考虑制定镭的标准的问题。
镭的测量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在实验室和科学研究中加以使用，这是要制定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镭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医疗之中，因此有必要确保商业生产的镭的相对纯度。
皮埃尔在世的时候，法国科学家曾用我们实验室的镭的样品做过一些关于镭的生物学性能的实验。实验结果非常让人振奋，一个崭新的医学分支“镭疗法”（在法国被称为“居里疗法”）先是在法国，继而在其他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为了提供医疗用镭，制镭工业诞生了。第一家工厂在法国建成，发展得非常成功，后来其他国家也建成了一些工厂，其中最大的一家在美国，因为美国蕴藏着大量含镭的钒钾铀矿。镭疗法和制镭工业共同发展，在治疗几种疾病特别是癌症上效果显著。在此背景下，一些大城市成立了应用这种新疗法的机构，其中有几家拥有几克镭。因为铀矿中镭的含量极少，生产成本很高，所以现在一克镭的价格高达七万美元。
我们的发现能够造福人类，不仅因为它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而且因为它能治疗让人类痛苦的恶疾，我想读者一定能够理解我因此感到光荣的心情。对于我们多年的艰苦工作来说，这真是一种最好的回报。
当然，只有准确地掌握镭的使用量，镭疗法才能成功，因此镭的测量不仅对理化研究有重要意义，在工业生产和医疗上也至关重要。
考虑到这些需要，各国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一致决定将仔细称量的一定量的纯镭盐作为国际标准。接下来还要为每个国家制备次级标准，并把其放射性与基本标准加以比较。我受命于委员会，负责制备这个基本标准。
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因为标准样品的重量很轻（21毫克氯化镭），我必须非常精确地称量出这个重量。我在1911年制备成功，一个几厘米长的细玻璃试管里装着曾用来测定镭的原子量的纯镭盐，这就是基本标准。委员会接受了它，把它保存在位于巴黎附近塞夫勒的国际度量衡局里。几个与基本标准比较过的次级标准经委员会批准后投入使用。在法国，通过测量装有镭的试管的放射性来对这些镭进行管理的工作是在我的实验室进行的，任何人都可以拿着镭来检测，在美国这项工作是由国家标准局负责的。
1910年底，政府要颁发给我荣誉军团勋章。以前也曾经要颁发给皮埃尔，但他一向反对接受任何荣誉，所以没有接受提名。我和丈夫在所有事情上都共同进退，在这件事上也不可能违背他的意愿。因此尽管政府一再坚持，我却坚辞不受。这一时期还有几位大学同事劝我参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皮埃尔去世前几个月也进入了科学院。我非常犹豫，因为按照惯例，候选人需要亲自拜访所有院士。但后来我考虑到如果当选，我的实验室将会获得很多资金，就同意了。我的参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女性能否进入科学院。很多院士坚决反对，最后选举的时候，我以几票之差落选。我非常讨厌那种游说拉票的做法，再也不想参选。我认为所有选举都应该是投票人自己的选择，根本不该受到私下活动的影响。现在有一些学院和协会正是这么做的，我没有提出任何申请，就让我成为了会员。
各种需要操心的事情加在一起，使我在1911年底生了一场大病，这一年，我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这次是授予我一个人。这实在是一项非常难得的殊荣，是对我发现两种新元素并制备出纯镭的高度认可。尽管身体不适，我还是决定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这次旅程对体弱的我是一种折磨，我的大姐和女儿伊雷娜陪我前往。诺贝尔奖隆重的颁奖仪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受到了瑞典人民特别是妇女界人士的热情欢迎，感到非常欣慰，但此行劳累太甚，我回家后卧床了好几个月。生了这场重病，再加上考虑到女儿们的教育问题，我们就从索镇搬回了巴黎居住。
1912年，华沙科学学会在华沙建成了一座镭学实验室，我也有机会在其中起了些作用。学会请我担任实验室主任，我当时无法离开法国回波兰，但我很乐意尽一份责任，对实验室的科研工作做出安排。1913年，我的身体情况好转，赴华沙参加了实验室的落成典礼。祖国人民的热情让我感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表现出的爱国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波兰人民在极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做了许多有用的工作。
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又开始为在巴黎建一座合适的实验室而奔走了。我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实验室于1912年破土动工。巴斯德研究所想和我们的实验室合作，经与索邦大学协商，双方决定共建镭学研究所，其中设立一个物理学实验室和一个生物学实验室，前者致力于研究放射性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后者研究其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应用。但是因为资金不足，工程进展缓慢，直到1914年战争开始时还没有完全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