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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朋友们一直希望我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一开始我有些抵触，后来却被说服了。但是我无法把这篇传记写成纯粹个人感情的表达，也不愿不厌其烦地记述记忆所及的每件事情。随着岁月流逝，人们的很多情感会发生改变，渐渐淡化乃至完全陌生。往事失去了当时的况味，有时竟像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是人生中总有一些主导的思想和强烈的感受，它们使人生有了总的方向和延续的线索，借助它们，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看出他的性格特点。在这篇传记中，我将勾勒自己坎坷一生的大致过程和基本面貌，相信我的故事会使读者诸君更好地理解我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心境。
我祖籍波兰，本名玛丽·斯克洛多夫斯卡，双亲都出身于波兰的小地主家庭。在我的祖国有许多家庭属于这个阶层，他们拥有一块不大的田产，彼此之间常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至现在，波兰的知识分子还主要来自这个群体。
我祖父在务农的同时还管理着一所省里的中学。我父亲则一心向学，从彼得格勒大学毕业后来到华沙，进入一所中学担任物理和数学教师。他娶了一个与他志趣相投的女子——她很年轻，但已接受了当时看来非常良好的教育，在华沙最好的一所女子中学担任校长。
我父母对事业非常兢兢业业，他们的学生遍布波兰各地，而且都对他们长存感念之心。直到现在，我回到波兰时还是总会遇见他们过去的学生，听他们说起关于我父母的温馨往事。
我父母尽管在学校当老师，却一直和乡下大家庭的亲戚们保持着往来。我在假期总会去亲戚家小住，不仅过得逍遥自在，也见识了乡野生活并为之深深着迷。这种经历与普通的度假完全不一样，我对乡村和自然终生不渝的热爱大概正源自于此。
我于1867年11月7日生于华沙，是五个孩子里最小的。长姐在十四岁时不幸早夭，只剩下了我们姊妹三人和一个哥哥。母亲遭逢丧女之痛，又被恶疾折磨，身体渐渐衰弱，年仅四十二岁便撒手人寰，丢下悲痛欲绝的丈夫和几个孩子。我那时只有九岁，大哥也只有十三岁。
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巨大的变故和痛苦，我陷入了深深的消沉中。我母亲是一位品性不凡之人。她知书达理、胸怀宽广，很有责任感。尽管她性情非常宽容温厚，但在家中很有威信。她对宗教非常虔诚（我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却永远怀着包容之心，不会在意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对于那些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也总是和颜悦色。她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对她既有小女儿对母亲的天生爱恋，更有一种热烈的崇拜之情。
母亲的去世使父亲悲恸欲绝，从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对我们的教育中。父亲公务繁忙，很少有空闲时间。母亲去世后，全家在很多年里都感到这个家失去了灵魂人物。
我们几个孩子上学都很早。我六岁就上学了，在班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有人来校参观的时候，我总是被叫到教室前面背课文。这对性格羞怯的我真是一种巨大的折磨，我每次都想逃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作为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父亲关心我们的学业，也懂得如何指导我们，但是因为经济条件困难，一开始我们上的是私立学校，后来就转入公立学校了。
华沙当时处于俄国统治之下，俄国人统治最残酷的一面就是对学校和学生的压迫。波兰人办的私立学校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而且被要求用俄语教学，孩子们从很小就开始学习俄语，竟连自己的母语都不太会说了。幸而这些学校的教师基本是波兰人，他们会想尽办法减少这种民族压迫带来的危害。但是私立学校不被准许授予文凭，想要文凭，就只能上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基本都是俄国人控制的，他们对波兰人的民族精神施以直接镇压。所有教学都用俄语进行。教师都是俄国人，他们仇视波兰人，视学生为敌人。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教师不愿忍受这种排挤的态度，一般不会到这些学校教书，因此学生们是否学到了有价值的东西颇值得怀疑，而且这些学校的道德风气让人完全无法忍受。学生们一直处于怀疑和监视之下，都知道若用波兰语交谈一句，或不留神说了错话，就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伤害。一方面，生活在这种充满敌意的氛围中，他们失去了生活的全部乐趣，小小年纪就被不信任和愤怒压得喘不过气。然而另一方面，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也激发了波兰青年极大的爱国热情。
失去亲人又被异族压迫，我的童年过得郁郁寡欢、黯淡无光。不过也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在平静而忙碌的日子中，亲友不时欢聚一堂，使生活有了一抹亮色。父亲对文学很有兴趣，不仅熟读波兰和外国诗歌，有时还自己写诗，而且擅长把外国诗歌译成波兰语。他的那些关于家庭轶事的小诗总是让我们兴致盎然。星期六晚上，他会给我们朗读波兰的优秀散文和诗歌。这些夜晚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同时不断激发着我们的爱国热情。
我自幼喜爱诗歌，能够大段背诵波兰的许多杰出诗篇，最喜欢的诗人是密茨凯维奇、克拉辛斯基和斯沃瓦茨基。后来我接触到更多外国作品，对文学的兴趣更浓了。我从小学习法语、德语和俄语，很快熟读了这些语言写成的优秀作品。后来我又感到了学习英语的必要性，于是下了番功夫，掌握了这门语言并读了一些英语文学作品。
我非常缺乏音乐方面的学习。母亲雅擅乐器，嗓音优美，因此希望我们也接受一些音乐训练。自从她去世后，没有了来自她的鼓励，我很快放弃了音乐学习，日后每念及此，总不免感到后悔。
我对数学和物理领悟很快，学校里教的内容很快就学完了。在这方面，我可以很容易地从父亲那里得到帮助。父亲热爱科学，在学校也教这两门课。他很喜欢向我们解释大自然及其规律。遗憾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不能进行科学实验。
每逢假期，我们就逃离被警察严密监视的城市，躲到乡下亲戚的家里，在旧式家族领地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无论在树林里赛跑，还是在一望无际的平坦的麦田里愉快劳作，都让人感到格外惬意。有时我们会越过俄属波兰的边境向南进入加利西亚山区，那里虽处奥地利的政治控制之下，受压迫的程度却比我们轻得多，我们可以尽情用波兰语交谈，高唱爱国歌曲，而不必担心招致牢狱之灾。
因为一直在平原上长大，第一次见到大山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很享受我们在喀尔巴阡山脉村子里的生活。层峦叠嶂，风景秀丽，我们去山谷里远足，在高山上的湖边徜徉，这些湖泊的名字都很有诗意，比如“海之眼”。不过最让我眷恋的还是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和微微起伏的平原，我对这种舒缓的景色十分倾心。
后来我有机会随父亲去了更南边的波多利亚省度假，在敖德萨第一次见到了大海，后来又去了波罗的海。这次经历很令人激动，但是后来到了法国，我才真正领略了澎湃的海浪和瞬息万变的潮汐。我这一生中，每次看到大自然的新奇景色时，总会像个孩子似的雀跃不已。
学生生涯结束了。我们兄弟姐妹都很有天分，适合从事脑力劳动。我哥哥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华沙的一所大医院当医生，后来当上了主任医师。我和两个姐姐本打算继承父母的事业当教师，但长大后大姐改变了心意，决定学医。她进入巴黎大学学医，毕业后嫁给了一位波兰医生德鲁斯基，两人一起在奥属波兰喀尔巴阡山脉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开了一家疗养院。我二姐在华沙嫁给了绍洛伊先生，她在中学任教多年，对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波兰独立后，她被任命为一所中学的校长。
上中学时，我的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十五岁就高中毕业了。成长发育和勤学苦读都让人疲惫，我不得不在乡下休养了近一年时间。之后我返回华沙和父亲同住，本想在华沙人办的学校谋个教职，却因家境艰难改变了主意。父亲年事已高，不堪辛劳，需要休息，但他的积蓄实在微薄。于是我决定接受一份工作，到一户人家当几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就这样，年仅十七岁的我离家远行，开始独自生活。
这次离家是我的青年时代最鲜明的一段记忆，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登上火车时我的心情很沉重。我要坐好几个小时火车，远离心爱的家人，下了火车还要再坐五个小时马车。我坐在车厢里，眺望着开阔的平原，心中感到惴惴不安：等待着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我去教书的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是个农艺师。他的大女儿与我年龄相仿，我们的关系更像是朋友而不是师生。家里还有两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一男一女。我和学生们相处甚洽，每天上完课还会一起散步。因为热爱乡村生活，我并不觉得孤单，而且此处的风景虽不甚优美，春夏秋冬倒也各有韵致，令人赏心悦目。这家人的地种得很好，农艺在当地首屈一指。我渐渐了解到种植的具体知识和农作物的分布，密切关注各种植物的生长状况。在农场的马厩里，我也渐渐熟悉了马的脾性。
到了冬天，覆盖着白雪的广袤平原十分动人，我们会乘雪橇出远门。有时我们根本看不清路。“小心别掉进沟里！”我对驾雪橇的人大喊。“你正在朝它冲过去！”他回答道，“别怕！”然后雪橇就翻了！但是这些意外只会给我的旅行平添欢乐。
我记得有一年田野里的积雪很深，我们造了一座极好的雪屋，可以坐在里面眺望被阳光染成玫瑰色的皑皑雪原。我们还经常去结冰的河上滑冰，总是怀着不安的心情关注天气，担心天暖化冻，我们的这份乐趣就会被剥夺。
家庭教师的工作不会占去我的全部时间，于是我办了一个小班，教那些在俄国统治下无法上学的农村孩子读书。这户人家的大女儿也参与帮忙。孩子们自愿参加，我们教他们读写，还送给他们一些波兰语书籍，家长们也很喜欢这些书。但是俄国政府禁止一切此类活动，即使我们的行为别无居心，也可能会身陷险境，比如被捕入狱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晚上的时间，我一般用来学习。我听说在彼得格勒和外国有一些女子成功学完了一些课程，于是下决心自学一些预备知识，以便日后效仿她们。
我还没有决定要走哪条路。我对文学、社会学和科学都很感兴趣，不过这几年里，一直在通过自学一点点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最终我转向了数学和物理学，一旦下定决心，就开始认真地为将来的学习做准备。我想去巴黎深造，所以希望能攒下点钱，供我在那边生活学习一段时间。
自学的过程困难重重。我在中学接受的科学教育很不完备，与法国中学的课程水平差距很大。我试着用随意选取的一些课本自学以弥补不足。这种方法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些成效。这段时间，我养成了独立工作的习惯，也学到了一些日后能够派上用场的知识。
后来，大姐决定去巴黎学医，于是我也改变了自己对未来的规划。我们约好互帮互助，但没有足够的钱一起离开，所以我继续做这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直到三年半后教完这几个学生才返回华沙，接着又在那里找了一份类似的工作。
新工作我只做了一年，就回到了父亲身边，他已经退休了一段时间，现在一个人生活。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年，他写了一些诗文，我靠做家教攒下了一些钱。与此同时，我还在继续努力自学。在俄国政府统治下的华沙自学并非易事，但比在乡下毕竟机会多一些。我生平第一次进入一间实验室做实验，感到莫大的满足。我的一个表哥是这间很小的市属物理实验室的主任。我只有晚上和周日才有时间过去，所以做实验的时候总是独自一人。我试着做了物理和化学课本上的各种实验，经常得到一些意想之外的结果。有时我会因为小小的成功而喜出望外、备受鼓舞，有时又因为缺乏经验导致事故和失败，深深陷入沮丧。这些最初的考验让我明白了前进的路上没有坦途和捷径，但也使我更加确信，自己向往的是在物理和化学领域从事实验研究。
后来我加入了华沙的一个进步青年组成的团体，在其中做一些教学工作。这个团体的成员都热爱学习，而且渴望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在华沙还有一些类似的青年团体，他们认为要想救国，就必须为提高国民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努力奋斗，波兰的希望正系于此。我们的最近目标是先自学，再把知识传授给工人和农民。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商定把上课时间定在晚上，每人教自己最擅长的课程。不必说，这是一个秘密团体，因此每件事都会遇到重重困难。团体里有一些极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我至今依然相信他们能做出一番真正有益的事业。
我还清楚记得那种志同道合的氛围，我们在搞运动和学知识的道路上携手共进，虽然行动手段不强，效果有限，但我一直坚信当时指引我们的思想，是通向真正社会进步的唯一道路。没有自我提升，谈何改造社会。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谋求自身的最大发展，同时承担起自己在人类共同生活中的责任——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那些我们最能帮到的人。
这个时期经历的种种事情，都使我更加渴望继续深造。父亲很疼爱我，尽管手头并不宽裕，却希望能帮我实现梦想。大姐不久前在巴黎结了婚，决定让我去和她住在一起。父亲和我都希望等我学成归国后，我们能再次一起生活，但是命运将做出不同的安排，我将在法国结婚并留在那里。父亲年轻时曾梦想从事科学工作，虽然不能一起生活，但我在工作中渐渐取得了一些成就，给他带去了些许安慰。父亲对我的无私爱护我永远铭记于心。后来他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充满慈爱地抚养几个孙辈。1902年，父亲刚过七十岁就离开了我们，使我们心中哀痛不已。
1891年11月，我二十四岁的时候，终于实现了几年来萦绕心头的梦想。
我到了巴黎，受到姐姐和姐夫的热情欢迎，但我只在他们的家里住了几个月。因为他们住在巴黎郊区，以方便姐夫行医，我却想住到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后来我像许多波兰留学生那样租了一间小屋，添置了几件家具，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学生生涯。
那几年的学习给我带来的益处是说不尽的。远离了外界的干扰，我全身心地沉浸在学习和进步带来的喜悦之中。不过因为我的积蓄很少，家里也没有多大能力资助我，日子一直过得很清苦。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认识的许多波兰学生都有类似的经历。我的房间在阁楼上，冬天冷极了，取暖设备只有一个不顶事的小炉子，还经常缺煤。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夜里脸盆的水经常会结冰。我只好把所有衣服都堆在被子上，才能勉强入睡。我在房间里做饭，只有一盏酒精灯和寥寥几件炊具，经常只吃一些面包、咖啡、鸡蛋或水果充饥。没人帮我做家务，取暖用的煤块，我也只能自己搬上六层楼。
在一些人看来，我的日子过得很苦，我却从中感受到了真正的魅力。这种生活给了我非常宝贵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我在巴黎这座大城市里默默无闻、独来独往，自己照料自己，但这种感觉一点也不难受。偶尔我也会觉得孤独，不过大部分时间都心境平和，还有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满足感。
我一心扑在学习上，一开始我觉得课业有些困难。事实上，尽管我在波兰付出了许多努力，基础却远不如法国同学那样扎实，进入索邦大学后在自然科学课程方面难免吃力。我必须努力弥补差距，特别是数学。我把时间分成几段，用来上课、做实验和在图书馆自习。晚上我就在小屋里学习，有时学到深夜。我所见所学的一切新知识都让我欣喜不已，仿佛一个新世界——科学的世界——在我面前打开了大门，而我终于能尽情地一窥堂奥了。
关于我和同学的关系也有一些愉快的回忆。一开始我很腼腆，后来我发现大部分同学都很用功而且友善。我们一起探讨学到的知识，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的兴趣。
我在波兰同学中虽然没有学习伙伴，却和他们的一个小团体来往密切。我们时不时聚在某个人简陋的小屋里，讨论祖国的种种问题，我感到不再那么孤单。我们还一起散步，因为都对政治有兴趣，有时还一起参加公众集会。不过巴黎生涯的第一年将要结束时，我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圈子，因为我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争取早日完成学业，我甚至在假期里都在复习数学。
我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弥补了自己基础训练的不足，和其他同学一起通过了考试。1893年，我以第一等成绩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年以第二等成绩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对这个结果我感到非常满意。
日后，当我姐夫回忆起我的这段艰苦奋斗的日子时，曾戏称它为“我妻妹人生中的英雄岁月”。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等待，我终于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当然会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对我来说，这段孤独岁月将永远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1894年，我与皮埃尔·居里第一次见面。一位在弗里堡大学担任教授的波兰同胞来看望我，又邀请我去他家拜访，他还邀请了一位他很欣赏的年轻巴黎物理学家。一走进他家，我就看到通往阳台的落地窗前站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他有一头褐色的头发和清澈的大眼睛。我注意到他的神情严肃又温柔，举止洒脱，看上去是一个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爱做梦的人。他对我的态度单纯热情，让我心中顿生好感。第一次见面后，他提出想再见面，继续那晚关于科学和社会问题的讨论，我们对这些都很感兴趣，看法也很相近。
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到我的住处拜访，我们成了好友。他给我讲他的日常工作情况，还说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完全献身科学的生活。不久，他提出想和我携手共同追求那种生活。但我无法立刻决定，因为答应他就意味着抛弃我的祖国，远离我的家人。
假期我回了波兰，当时尚不知自己能否返回巴黎。不过后来情况有了转机，我得以在那年秋天回到巴黎，继续我的研究。我进入了索邦大学的一间物理实验室，开始实验研究，为我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我和皮埃尔·居里又见面了。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们越走越近，最后我们都深信自己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人生伴侣，就订了婚，在1895年7月举行了婚礼。
皮埃尔·居里当时刚获得博士学位，在巴黎市立物理和化学学校教书。他年仅三十六岁，却已经是一位在国内外都很有声望的学者。他一心扑在科研工作上，从来不曾为自己谋求前程，收入十分微薄。婚前，他一直和年迈的双亲住在巴黎郊区的索镇。皮埃尔深爱自己的父母，第一次向我提起他们时用了“高贵”这个形容词。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的父亲是一位老物理学家，学识渊博，性格刚强；他的母亲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为丈夫和儿子奉献了一生。皮埃尔的哥哥是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兄弟二人感情甚笃。我有幸加入这个可爱可敬的家庭，受到了他们非常热情的欢迎。
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结婚当天，我没有穿特别的礼服，邀请的也只有几位亲朋好友。让我特别高兴的是，父亲和二姐从波兰赶来参加了我的婚礼。
我和皮埃尔别无奢望，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工作生活。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套有三个房间的小公寓，窗外能看到一个美丽的小花园。皮埃尔的父母给了我们几件家具。我们还用一个亲戚给的礼金买了两辆自行车，经常骑上车去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