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百姓的苦乐悲喜与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清平时代，人民安居乐业；政治腐败，苛征敛税，百姓辗转沟壑。曾经遭季氏拒绝进入吏门的孔子，深深体会吏门不能大开，贤能不能选取，国政缺乏知民间疾苦的士子参与，国运将衰败。孔子首开私人讲学，冀望为人师者，可以教育贤能之士，进入吏门，从根本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

政局因时势而变，孔子三十五岁时 （前517年） ，鲁国国政发生了大动乱。

西周平王迁都洛邑，天子失势，政治权力落在诸侯国君之手，开启了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主宰天下局面。春秋时代，有些诸侯国君或自己失德招致谋害，或权势遭大夫谋夺架空，像鲁国就落在鲁桓公的三位公子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的“三桓”之后的手上。三桓世袭了鲁国司徒、司马、司空的三卿位，执掌了国政。鲁襄公时，叔孙穆子掌权，分鲁国成三军：鲁国于春秋初年为二军编制，国君一军，三桓一军，由国君于平时征赋，于战时直接指挥；鲁军分成三军后，民与军队分属三桓了，国君只能从三家手中领取一些贡赋而已。

三桓从季文子死后，轮流执政，但叔孙穆子未死，就让权给咄咄逼人的季武子，又把三军改为二军，但这二军与先前的二军不同，季孙氏自分一军，而仲孙、叔孙二家共拥一军。季武子在鲁襄公逝世时，甚至弑杀了继位的太子野，另立昭公。

季武子于鲁昭公十一年 （前531年） 、孔子二十一岁时死亡，由季平子接任，《孔子世家》说“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所谓“代立”，即不再三家轮流执政，而是季平子代季武子执政。季平子执政，不仅视鲁昭公如无物，甚至自己取代鲁君行天子之礼，每逢鲁昭公正准备在鲁襄公祖庙里举行庙祭，当权的正卿季平子却在自己家庙“八佾舞于庭”。

周公因辅佐成王有功，成王于是命鲁国得郊祭文王，鲁国因而有天子礼乐，以褒扬周公之德。季平子只是大夫，僭窃国柄，竟然僭用周天子的礼乐八佾舞来进行家祭。八佾不是舞名，而是跳舞人数。八佾，以八人为一佾，天子用八佾舞六十四人，跳的舞叫“大夏舞”。诸侯用六佾舞三十六人，大夫四佾舞十六人，士二佾舞四人。孔子不客气批评季氏于大夫的庭院，跳六十四人大夏舞，是于家庙跳天子之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种事可以忍耐，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忍耐呢。）

不只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祭祀收俎，也仿照天子宗庙之祭，歌《诗经·周颂·雍》。孔子也批评说天子宗庙之祭，天子容貌庄严，诸侯都来助祭，三家祭祀，也用天子祭宗庙所歌的《雍》，有什么意思呢？

孔子三十岁之后，就思索立人之道。孔子认为人的伟大在于“人能弘道”，人可以用他的智能来阐扬天地生养万物之道，而所谓圣贤即是能博施济众者，孔子称赞尧舜仍以不能修己以安百姓为忧，而他之所以称赞管仲为仁人，即因管仲能以生民为念，不会小知小谅自经沟壑。而人道则以为政最重要，故而说“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

政事是众人之事，两个人以上就是为政。“家”即为政最小的单位，家 （非大夫之家，而是一般家庭） 也有政，兄友弟恭即“家政”。孔子曾引《书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论语·为政篇》）

孔子认为为政不难，“政”就是“正”，先正己再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那么，为政者如何正己呢？正己不是光说不练，而是要付诸行为，孔子以儒者的六德六行为本，直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拱） 之。” （《论语·为政篇》）

孔子进而从“人之生也直”，每个人都秉自然直生，主张“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故而为政要“道 （导） 之以德，齐之以礼”，人民就会“有耻且格”，不应“道 （导） 之以政，齐之以刑”，因为“民免而无耻。”

孔子对“为政”之方从“正”字下手，跟当时的政治不正有关，鲁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鲁国即因君臣不正，在孔子三十五岁 （前517年） 时，发生一件大事：鲁昭公失国，仓皇辞庙，逃往齐国。

季路年少喜欢带鸡羽毛编制的冠帽，显示时尚好斗鸡赌博，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鲁昭公失国，竟是一场斗鸡风波导致的结果。

斗鸡赌博，在春秋鲁国可说举国若狂。鲁国执政的正卿季平子和另一大夫郈氏在曲阜城内公然斗鸡对赌，各出奇招。季氏放出的公鸡，在鸡翅上偷偷撒上芥末粉，郈氏的公鸡无论多神勇，总因被芥末粉弄瞎眼睛，拜下阵来。郈氏后来发现季家斗鸡取胜秘密，也在鸡爪上装了锋利的小铜钩，于是季家的鸡因被抓瞎而告失败。两个大夫因斗鸡而动武。

季氏虽执掌鲁国政权，但鲁国除仲孙氏、叔孙氏三卿外，还有中下大夫。有些大夫虽非卿大夫，仍具实力，郈氏亦非弱者，不肯退让。季平子怒而入侵郈氏，一举占领郈昭伯封地。季平子因和另一大夫臧昭伯也有冲突，还将臧氏家臣囚禁起来。郈氏与臧氏本来势同水火，竟然一起向鲁昭公告状喊冤。

鲁昭公长久以来就不满在三桓专政下当傀儡，他接受郈氏、臧氏陈情，不是以公亲身份解决三氏的纷争，而是认为有机可乘，与儿子公为、公果、公贲，还联络郈氏、臧氏，发动对季氏的讨伐，冀图“强公室、削三桓”，出兵包围了季氏。

鲁昭公初出手，气势惊人，季平子眼看四周都是对方人马无法逃命，就逃上季武子所筑的高台请罪，表示愿意搬出曲阜，归还从郈氏抢来的封地，鲁昭公不允许。季平子又表示愿意赔偿财产，囚禁自己，以示自惩，鲁昭公仍不允许，因为郈氏和臧氏两家坚持一定要杀掉季平子。

季平子眼看兵临城下，穷途末路，局势却出现了逆转。仲孙氏和叔孙氏本来与鲁昭公同一阵线，反对季平子，但当季平子危殆时，仲孙氏和叔孙氏站在自己本位立场思索：季氏存在或消亡，何者有利他们两家？答案是季氏存在有利。他们以往虽不满季氏嚣张，但季氏一旦遭消灭，他们只能听命鲁昭公，政权还公室。轻重相权，二家于是联手援救季平子，并杀死鲁昭公派来游说二家的郈昭伯。鲁昭公打击三桓、强公室的意愿，短时间即告失败，鲁昭公逃亡到齐国的阳州。

鲁昭公强公室逐三桓不成，成败关键在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仲孙无忌。“仲孙”是姓，“无忌”是名。按照古人辈分排序先后是孟、仲、叔、季。为何只有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没有“孟孙氏”，这是因为鲁庄公有三个弟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鲁庄公的儿孙为后代的鲁君。鲁庄公居长，赐姓给三个弟弟，赐叔牙之子为叔孙氏，庆父后代为仲孙氏，季友之后为季孙氏。就辈分而言，孟氏为三桓之长，孟氏的姓为仲孙氏。“孟懿子”的“孟”就三桓辈分而言，是“孟”字辈，而非兄弟排序。“懿”是谥法，“子”是古人尊称。《论语》所称的“孟懿子”，为孔子早期的弟子，孔子称呼为“孟孙”，意即孟氏的子孙。

孟懿子的父亲孟釐子，在死前告诉孟懿子要和南宫敬叔跟知礼的孔子学礼。孟懿子顺从父亲教诲，确实遵照父亲遗言，向孔子问礼、问孝，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后来也曾向孔子问礼、问孝。但身为三桓世袭大夫的孟懿子和孔子之位不同，为政理念也有不同。孔子也不愿见鲁昭公逃往齐国的结局，他不免遗憾三家继续操纵鲁国。鲁国内乱后，孔子决定就在鲁昭公亡齐这年，前往齐国。

齐国是文、武王之师太公望吕尚所建国家，鲁国是辅相文、武王的武王弟周公旦所封国家。齐国面临渤海，是一个商业发达、较为开放的国家；鲁国是一个内陆国，以农业为主、比较保守的重礼国家。

宗周的文明，主要由齐、鲁两国的文明构成，但齐、鲁两国有显著的不同国情。《淮南子》记载了一个故事：太公望和周公旦受封相见，太公望问周公旦如何治鲁，周公回说“尊尊亲亲”，太公望听后说：“鲁国从此衰落。”周公旦问太公望如何治齐，太公望回说“举贤而上功”，周公听后说：“齐国后代一定有国君遭劫杀。”

《淮南子》的太公望和周公旦对话，不一定是史实，却说出齐、鲁二国的国情不同。“尊尊”是尊其所尊，即尊长，为悌道；“亲亲”是亲其所亲，为孝道。“尊尊亲亲”即以孝悌之礼治国，不尚武功，姜太公所以说“鲁从此弱矣”。“举贤而上功”较不重德，而是尚力争功，可能出现强臣劫杀弱君的不幸。

孔子以礼治国，重视文化，认为重人伦孝悌的鲁国文化高于重军功贤能的齐国，故而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篇》） 而孔子对齐国最钦敬的人物不是太公吕尚，而是九合诸侯、尊王攘夷的管仲。

孔子谈仁，勉弟子志仁、行仁，却不轻易以仁许人，即使他所钟爱的弟子颜渊，也只得“三月不违仁”的称赞。

孔子评论“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说：“殷有三仁焉。”孔子念念不忘自己是殷人，称赞微子、箕子、比干为“三仁焉”，是否因三人为孔子先祖的敬祖之意，且“三仁焉”亦有学人认为“三仁”实为“三人”，形容三个有仁德的人？

孔子却直称管仲为“仁人”。子路和子贡两个弟子不以为然，提出“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子路说） 、“管仲非仁者？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贡说） 。孔子不回避两个弟子的责难，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篇》）

孔子称许管仲为仁人，一是就文化观点，管仲“尊王攘夷”，保存了传统夏文化，不为夷狄所毁灭，此即孔子后来所著《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所本；二是管仲遗爱在民，“凡有遗爱在民者曰神”，孔子因管仲九合诸侯，存活人民无数，甚至可说是遗爱在民的“神”，何止是仁人呢！

管仲的立德立功，为当时齐国人民所肯定，孔子还引史实说他夺取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采地，使伯氏只能吃粗粮，可是伯氏至死没有批评管仲的怨言。孔子称赞管仲是“仁人”，不是一味偏袒，他直言管仲器小、不俭、不知礼，但这是个人私德私行有亏，无损其泽民的盛德大业，不过，管仲未能由霸而王，确是遗憾。

管仲生于何年？《史记·管晏列传》并未记载，《十二诸侯年表》明记晋文公重耳于公元前644年，闻管仲死，去翟之齐。所以，管仲应是死于公元前645年或前644年，也就是管仲死后九十多年，孔子才出生。孔子时代，活跃于齐国政坛的是比他大三十四岁的齐国宰相晏婴，晏婴著有《晏子春秋》。

晏婴为齐相，亲鲁，对鲁国心存善意。《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景公欲举兵伐鲁，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鲁好义而民戴之，好义者安，见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义者不祥，危安者必困。”《内篇杂上》说，景公伐鲁，俘获了东门无泽，景公问他鲁国粮食收成怎么样？东门无泽只回答八个字：“阴水厥，阳冰厚五寸。”晏婴一听，认识到鲁国能随寒暑季节变化规律进行农作，显示政治平稳，建议景公立即停止攻打鲁国，与鲁国交好。

孔子前往齐国，也可能是五年前的齐君景公和齐相晏婴来访曲阜，借问礼为名见鲁昭公，孔子因相礼而得见齐国君臣。因此，当鲁君正逃亡齐地，他心想何不前往齐国。孔子除了欲见齐君，寻求为政机会，也有文化目的。

孔子曾因弟子南宫敬叔帮忙，鲁君给了他一车二马一童子，前往周室洛邑问礼老彭，获益匪浅。喜好乐舞的孔子还听说齐国还保存了舜的《韶乐》。

《论语》书中有关孔子首次游齐。较重要记载有二：一、拜访齐太师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史记·孔子世家》则说，齐景公不能重用孔子，托词说：“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闲待之”、“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离开齐国，孟子说是“接淅而行” （“淅”，淘米；“接”，漉干） ，这句话是说把刚淘好的米捞出来，一路滴着水赶路，何以故？《史记》说：“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孔子知道有齐国大夫欲谋害孔子，孔子所以“接淅而行”。这说明孔子前往齐国次序，是先拜访齐太师闻《韶乐》，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地听了三个月的《韶乐》，感觉《韶乐》尽美又尽善，和《武乐》相较，《武乐》有杀伐声，乐音虽美却未尽善。《史记》说“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显示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消息，已经传了开来，许多齐国人听闻孔子到了齐国，而且称赞孔子知乐。

被孔子形容“尽美矣，又尽善也”的《韶乐》，究竟有何美善？它的流传如何？周成王赐予天子之礼的礼乐之邦鲁国，又何以不存《韶乐》，孔子到齐国才得闻呢？

顾颉刚的《史林杂识》说：“《韶》既说为舜乐，斯不容不载于《虞书》。故皋陶谟云：‘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闲，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韶》为舜乐，舞者执箫，故曰《箫韶》。其乐九终，遍数甚多，故曰《九成》，犹唐、宋之《大曲》矣。如此文所说，‘鸣球、琴、瑟’，堂上之乐；‘咏’，其歌声。斯既是以格祖考而感群后矣。而堂下之乐又有‘管、鼗、鼓、柷、敔，笙、镛’之属，其声谐合，使鸟兽闻之亦跄跄然随而翔舞。至于《箫韶》奏至九终，则神禽凤皇且来仪矣。凡幽如鬼神，明如宾后，异类如鸟兽，莫不陶醉于舜廷和气之中，其愉快为何如也！此真足以描绘《论语》‘尽美尽善’之意境者。”

《韶乐》如果确为舜之乐，舜距孔子之世差不多两千年。音乐随时代以进化，一般人所求之乐是悦耳而非存古。《韶乐》流传两千年，尚能感动周末一世之人，感动孔子，使之三月不知肉味，这应该与个人音乐造诣有关。孔子是鲁人，鲁有天子之礼乐，当孔子八岁，季札聘鲁已得观《箫韶》之乐，孔子何以适齐方得闻《韶乐》，这应该是鲁国执政者不重视古乐的缘故。《论语·微子篇》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这记载不是鲁国乐师同时离鲁，而是鲁国不重视音乐，乐师为了生计，先后去国求生。乐师有缺，像《韶乐》要有许多乐师，缺一不可，鲁国因而无《韶乐》，孔子也不得闻。

孔子曾在曲阜回答前来鲁国见鲁君的齐景公、晏婴，孔子称赞晏婴，孔子与晏婴交往并非太难。《史记》却说：“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这是错误的记载。孔子如果欲通过高昭子见景公，委身高昭子的家臣，就不可能见到齐大师闻《韶乐》。

齐景公一见孔子，就请教如何治理齐国。孔子见鲁国之乱起于三桓窃占国柄，朝政听于大夫之手，以致君臣皆失其位，君不君、臣不臣，尤其彼时国君立子不正、父不父、子不子。他前往齐国之前，已慎思为政之道在一个“正”字：“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以，为政得从正位、正名着手，“君君、臣臣”即君能得其名，位其位，奉守君道勿失，臣亦然。但彼时齐国君臣关系和鲁国相差不大。鲁国有三桓主政，不久前鲁昭公被迫逃亡齐国；齐国也有陈氏 （田氏） 、高氏、鲍氏、国氏、栾氏的大夫之乱，其中陈氏最具野心、最得民心。孔子因而回答“君君、臣臣”，切中齐景公面临的困境，给齐景公带来希望。

齐景公非良善国君，晏婴曾直谏齐景公说：“你疏远贤德的人，而任用阿谀奉承的人，使唤人民没完没了，搜刮赋税永不满足；多取于民，少施于民；向诸侯要求多，且轻慢礼节；府库收藏多得腐烂生虫，而对诸侯违背礼法；豆粟粮食深藏仓廪，怨恨淤积百姓心中，政令刑罚却无定规。”

齐景公厚敛，搜刮民财，赋役很重，三分之二归他所有，刑重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动辄砍脚杀人；相反，齐国大夫陈氏却行惠小民、笼络人心。齐国公家有四种量器，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陈氏的四种量器，都比公家的大，他用自家的大量器五升借出，用公家的小量器四升收回，形同拿出粮食周济百姓，恩泽那些奄奄待毙的人。齐景公曾在修筑装饰得十分华丽的路寝台，感叹将来不知谁将拥有，侍立的晏子就直接说：“这无疑是陈氏吧！陈无宇为老百姓兴利消灾。”晏婴这一看法在公元前539年四十六岁时出使晋国，晋臣叔向问齐国现况如何，晏婴即说出类似的话：“齐政卒归陈氏。陈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 （晋国情势与齐、鲁相同，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后三分其地）

齐景公知道晏婴说了实话，但他无心反省改正自己的无良恶行，他也看出大夫陈氏所造成的威胁。孔子说“君君、臣臣”，他知道孔子一语道出他治国的缺失，回答孔子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即今人所说的寝食难安。

齐景公过几天又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回说：“政在节财。”“政在节财”应该是孔子针对齐景公耗财无度而说的。齐景公大概长久以来遭晏婴讽谏自己奢侈浪费成性，对孔子这一为政之道，似乎听而不闻。但齐景公并非愚笨，他知道自己的缺失，也有容人批评之量，他所在意的是，陈氏大得民心，鲁君昭公已遭大夫围攻失政，逃到齐国来，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他知道齐国陈姓大夫有能力取他而代之，他之得以苟延残喘，相国晏婴佐国是一大原因。

晏婴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节俭力行，食不重肉，危言危行，国有道顺命，国无道衡命，最让后人尊崇的是，齐庄公私通大夫崔杼的妻子，被杀于崔杼家，晏婴知道这事，站在崔杼门外说：“国君若为社稷国家而死，臣子们就跟着他死；若为社稷国家而亡，臣子们就随着他亡；若为自己的私欲而送命，除了他宠幸的近臣外，有谁会为他效死呢？”崔杼因而命家丁开门，晏婴入内伏在庄公尸身上痛哭，然后起来依礼节九跳 （三踊） 表示哀吊，才出来。崔杼身边的人劝崔杼一定要把晏婴杀掉，崔杼说：“晏婴受到人民的仰望爱戴，放了他可以得到民心的。”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晏婴为齐国人民所尊崇，杀晏婴违抗民意。晏婴事奉齐景公，不时讽谏齐景公，事君尽了力。齐国大夫有实力取代齐景公，但有晏婴在君侧，不敢贸然举动。可惜的是，晏婴虽有名望，对势力已成的大夫，没有解决的行动力，孔子的到来，齐景公应该充满希望。君子成人之美，高龄近七十的晏婴，对孔子这后生晚辈，当也乐见其成吧。

晏婴大约生于周简王元年、齐顷公十四年、公元前585年，殁于周敬王二十年、齐景公四十六年、公元前500年，比孔子大了三十四岁，当孔子到齐国，晏婴已六十九岁了。晏婴历仕三君，对齐国前景看得十分清楚，当他晏婴不在人世，齐国很可能发生篡权情事，正应了周公批评齐太公“举贤而上功”，将来必有国君遭杀劫的不幸预言，他应当为齐国举贤才。

晏婴在五年前见过孔子这个年方三十岁的年轻人，听到这年轻人的立论和自己差不多，孔子重礼，“君君、臣臣”即是君臣各遵其礼，各守其位。而孔子所言“政在节财”，亦是他不时讽谏齐景公的治国要义。

《晏子春秋》谈到以礼治国，厚德善政之处有二十八章之多，他总结尧、舜、禹、汤、文王之所以立国治民，即因实行礼治，他说：“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臣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弑其长，然而不敢者，惟礼之谓也。”晏婴以礼治国理念和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说一致，而礼主敬、礼之用主序，晏婴所谓“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等“礼之大经”，即是孔子为仁之本的孝悌之道。

大抵说来，为政之道即君臣之道，凡为政者皆重礼，倡孝悌。孔子和晏婴相见自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齐景公和孔子对谈后，心中大喜，宣称欲以尼溪田封孔子。古时大夫有封田，齐景公欲以田封孔子，即封孔子为齐大夫。眼看孔子可以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已在眼前，但这事终未成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晏婴出面反对景公重用孔子，晏婴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 （儒者这种人，能言善辩，不可作为效法典范；态度高慢自以为是，君上不能够驾御；重视丧葬之礼，长期悲痛，为了显示尊崇丧礼，可以倾家荡产，这种礼俗不足以为法；这些儒者只靠一张嘴巴乞食游说，这种人不可以治国。自从一些大贤先后过去，周朝公室衰败，礼乐沦丧也有些时候。现在孔子却对仪容服饰刻意讲究，详定各种应对进退上下快慢的礼节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连续几代也学不完，一辈子也弄不清楚。）

孔子批评管仲不知俭，也回答齐景公问政说“政在节财”，并且向弟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论语·述而篇》）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论语·八佾篇》） 。颜渊死，弟子欲厚葬，孔子坚持反对。晏婴以礼治国，以孝悌之道待人接物，和孔子志同道同，孔子可与晏婴相与为谋。已近七十岁的晏婴，应该乐见小老弟孔子帮助齐景公一臂之力，怎会批评孔子是“滑稽而不可以轨法；倨傲自顺，而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的儒者呢？

孔子在三十五岁时只教了一些学生过生活，可说是名不见经传的布衣士人，他的知识、智慧、才能，以及对礼的认知，只有弟子和接触过的鲁国人才略知，孔子对礼的开创性立说还未成型，他到齐国拜谒齐景公、晏婴之前，在鲁国没有做过像样的官。孔子问礼老彭，个性温、良、恭、俭、让，“倨傲自顺”、“崇丧遂哀”、“游说乞贷”这种强横批评，怎么可能出自一个经过政治大风大浪、让齐国大夫不敢造次、让齐国人民拥戴的三朝相国晏婴之口呢？

但后人几乎不怀疑晏婴阻拦孔子入朝为政的谬误说法，因为后代学人相信《史记》的司马迁说法。司马迁如此说辞，当然不是杜撰，这段文字引自《晏子春秋·外篇下第八》，该文谬误处处。

中国圣哲人物，除了传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贯相承外，应该特别重视春秋时代的齐国两个相国管仲和晏婴。二人德业和功业皆可观，更难得的是皆有传世之作：《管子》和《晏子春秋》。

《论语》包括孔门三代，今日《论语》的成书已在曾子门徒时，故有曾子死前诫门人的记载。《论语》笔录孔子语录，门徒弟子所言，只是接续孔子之说，没有可异之言。管仲和晏婴二人长期为相，在使用竹简编策的时代，没有弟子门徒相助，立说成篇得赖大量人力物力，这是私学不易成篇流通的主要原因。管子和晏婴置身官场都数十年，所见既广，所思也深，加以二人智慧圆通，文思敏捷，遂有立言、立说之志，二人虽没有讲学收徒，但必有一些文采之士或家臣帮忙记录，付梓流传同好，《晏子春秋·外篇下》的成篇确定在《论语》之后。

孟子时代，孔学已经是显学，诸子百家成书付梓，总希望风行流通，附益或批判孔子不失可行方法。孔子曾前往齐国见过晏婴，《晏子春秋》成书者自然不会放弃这段可为晏婴增色添香的故事。《外篇下》几篇有关孔子和晏婴词锋相对的文章，就有此一居心。

《外篇下第八》的“仲尼见景公曰先生奚不见寡人宰乎”、“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致问”两章，文义类同，说是孔子到齐国，只愿意见齐景公，却不愿见宰相晏婴，前者是齐景公问孔子为何不见宰相晏婴，孔子回说：“我听说晏子侍奉三位君王而且都很顺利，可见他事君有三心，非一心一意，所以不见。”齐景公转告晏婴，晏婴不以为然地反驳说：“不是这样，我事奉三位君王，对三个君王都是一心一意，因为三君都想让齐国安定，所以我晏婴得以顺利辅佐。”晏婴因而批评孔子：“事情对却说成错的，错的说成对的，孔子不是‘是而非之’，就是‘非而是之’。”后者是子贡问孔子到齐国，谒见国君，不拜见相国，这是合礼吗？孔子同样以晏子事三君而顺，怀疑晏婴为人。晏婴除了像前文解释，并且反质疑孔子说：“君子独自站立，不愧于自己的影子，独自睡眠不愧自己灵魂。孔子在宋国大树下习礼，被人拔掉大树，扫掉足迹，自己并不以为受辱，在陈、蔡之间断粮受困，不自以为困窘。指责别人却说有正当理由，这情形犹如住在水泽边的人，认为斧头没有用，住在山上的人认为渔网没有用。这些话出自孔子之口，却不知自限。先前我望见儒者而敬重，现在我见儒者而起疑。”孔子听说，自责说：“君子人如果才学超过对方就当他是朋友，不及人家就尊对方为师，现在我对晏婴夫子失言，晏子批评我，他就是我的老师啊！”孔子于是通过会说话的宰我，向晏婴谢罪，仲尼因而会见晏婴。这章隐含一个居心，借着孔子自我检讨对晏子失言，应该以晏子为师。

《晏子春秋》篇篇皆是文学佳作，有些文章可说是脍炙人口的极短篇小说。文学是创作之物，常不合事实，像孔子前往齐国，能见驰名当时的三朝宰相晏婴，这是何等光荣，怎么可能看不起晏婴，批评晏婴侍奉三朝君主呢？以“三心”批评晏婴有违常理。而且这说法抄袭自他章，别人说的。

《外篇下》孔子不见晏子，因为晏子事三君有三心，是齐国世臣高子和景公近臣梁丘据说的。《外篇上》高子问晏子曰：“子事灵公、庄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事君，婴闻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婴之心非三心也。”《内篇问下》梁丘据问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对曰：“晏闻之，顺爱不懈，可以使百姓；强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这章还有“仲尼闻之曰”：“小子识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外篇下》提到子贡问孔子、孔子派宰我谢罪，更是严重的错误。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孔子到齐国，子贡才四岁，《史记》未载宰我生时，大概与子贡差不多，子贡和宰我都不可能随孔子到齐国。

再者，孔子拔树削迹，在鲁哀公三年 （前492年） ，孔子年六十岁，绝粮于陈、蔡之间，孔子年六十三岁，晏婴早已亡故，当然也无法以此事消遣孔子。

于此可知，《晏子春秋·外篇下第八》出自《晏子春秋》续编者的杜撰，而晏婴批评孔子，是《外篇下》的续编者蓄意贬黜孔子，提升晏子地位，欲以晏子为孔子师的伪说：“今孔子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仲尼乃行。

遗憾的是，史家司马迁为说明孔子不为齐景公所用的原因，《孔子世家》所载，参考抄录了《晏子春秋·外篇下第八》的文字。后世学人治孔子去齐这段历史，依据《孔子世家》的说法，认定孔子不能在齐行道济民，受阻于晏婴，把晏婴当作无法容纳孔子在齐国为政的小心眼政客，湮没了事实真相。

幸好，《孔子世家》叙述这段经过，后文有一段被学人忽略的文字：“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返乎鲁。”

“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一般学人解释齐景公无法给孔子如鲁国季氏的位子，只能给孔子在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孔子因为得不到齐景公全心支持，所以决定回鲁。

鲁国三卿，上卿司徒例由季氏担任，中卿司空由孟氏 （仲孙氏） 担任，下卿司马由叔孙氏担任。齐国有陈氏、高氏、国氏等卿大夫，其中以陈氏最具实权，鲁国的季氏如同陈氏，也就是说，齐景公原有意大刀阔斧，让孔子当执政上卿，可能经过一番内部斗争，他斗不赢陈氏、高氏、国氏等大夫，退而求其次，有意安排孔子的大夫职位在正卿之后，其他大夫之前，也就是“以季孟之间待之”。《晏子春秋·外篇下》说：“陈无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对以去老谓之乱。”又说晏子“位为中卿，田七十万”，齐景公所谓的“季孟之间”，职位即晏婴的中卿之位。齐景公器重孔子如此，晏婴也愿意成全取用孔子，但齐国原本的贵族大夫绝不容许齐景公让孔子排序在正卿之后，所以齐国大夫暗地联手，欲加害孔子。

对孔子未能顺利进入齐国朝廷问政，齐景公显然颇为无奈，他发觉自己已无操控卿大夫的君权实力，不好向孔子明说事实，只能托词言老：“吾老矣，弗能用也。”人老无力行事，就该交棒，让能者接棒，他选中了孔子，但无法摆平他的卿大夫，那些卿大夫还扬言要杀孔子，他似乎暗示孔子有杀身之祸 （也可能是晏婴私下告知孔子） ，孔子才“接淅而行”。

孔子不能为齐国人民尽一份心力，不能与齐国三朝相国晏婴共事，是他人生颠沛造次日子的真正开始。但他这次齐国行，并非全然无益。晏子大他三十四岁，当他父亲绰绰有余，他在齐国的两年中，晏子待他如友，互切互磋，剖心相交。晏子依礼以道辅佐齐景公，自信且信人，而且以信交友，他向后辈的孔子说他交友的往事，孔子钦佩晏婴的“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即言晏婴能交友，而交友以信，晏子得以辅相三君亦因他能立信、日久自然敬重他。

孔子深深体会晏子为政之道以信，民无信不立。齐国人民因晏子有信，人民都信他，如齐庄公说“夫行不可不务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为也，所以见于前信于后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万民之心”，奢华的齐景公因而得以在晏子有生之年安然度过，但设若晏子老去辞世呢？齐景公虽非明君，但对孔子却有知人之明，用人之识。他有心重用孔子，却无力防止齐国大夫欲害孔子，只能怆然让孔子回鲁。

孔子在齐国两年，他不时想起逃奔齐国的母国君王鲁昭公。古代失去国土而寄住他国的诸侯叫“寄公”。鲁昭公在公元前517年7月3日聚兵欲驱逐季氏，事未成，9月12日逃到齐国，住在杨州 （齐邑，齐鲁边境，今山东东平北） ，后来又迁移到野井 （今山东齐河县东南，黄河东岸） 。

鲁昭公逃奔齐国成了“寄公”是大事。齐景公领了大夫国子、高子前去慰问遭遇失国之痛的鲁昭公，送了食物、器皿、衣物，鲁昭公只收下食物，其他器皿、衣物一概拒收。齐景公后来也到野井慰问鲁昭公说：“君侯离开鲁国的社稷，怎么办啊？”鲁昭公回道：“流亡人无才，未能守住鲁国的社稷，使鲁国的执事官吏蒙羞，岂敢承受大礼呢？敢请辞谢！” （《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传》曰：“丧人不佞，失守鲁国之社稷，执事以羞，敢辱大礼？敢辞。”）

可鲁昭公流亡到齐国，鲁国人民并未怪罪季氏，仍旧拥戴季氏。这要回溯到鲁庄公死后的君位争夺，季氏的先祖季友，稳定了鲁国乱局。季友为鲁釐公、鲁文公、鲁宣公三朝相国。季友卒，《史记》说：季友“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季友卒，谥号是“文”，后人叫“季文子”。季文子功在鲁国，由于历任鲁君无德，季氏世代勤政，鲁国百姓早就忘了鲁君，并不怜悯鲁昭公。

诸侯中，齐、卫两国较同情鲁昭公，至于晋国赵简子，所处地位和季氏相同，就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之姓，于今为庶”。韩、赵、魏后来三家分晋，赵简子似乎透露自己有欲篡晋的企图：政权不是固定谁家的，君臣的位置也可互相转移的，此事自古而然，夏、商、周三代君主的后裔，如今不是都成庶民了吗？

孔子对赵简子的说法，应该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没有死君的愚忠观念，君臣是互相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孔子言下之意，君若不使臣以礼，臣就不必事君以忠。

对于鲁昭公失政亡齐，孔子没有是非评论，而是称赞鲁昭公的“礼”：“鲁昭公辞谢之礼和用词，大有可观。” （《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曰：“其礼与其辞足观矣。”）

为君者讳，为亲者讳。《礼记·曲礼下》说：“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宗庙国君要逃难，离开他的国家，应该劝告制止说：“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国土呢？”此即“国君死社稷”，国君应该为保卫国家而死，不能逃离自己的社稷国家。

隔年，齐国向鲁国用兵，攻取鲁国郓城，齐景公便安排鲁昭公住在郓城。公元前516年，孔子回鲁时，鲁昭公住到晋国的乾侯，后来又搬回郓城。十多年前，南宫敬叔请鲁昭公助他完成前往周室洛邑问礼的愿望，鲁昭公给了他一辆车、两匹马、一童子。此恩此情，不时徘徊脑际。他到齐国为客，若贸然请求面谒鲁昭公，于礼不合，甚至将鲁国内争延伸至齐国，不见得有利鲁昭公。

齐国大夫有篡谋取代齐君之心，齐景公有意封孔子为尼溪大夫，但齐国大夫有恶心，欲加害他。君子不立岩墙之下，他不得不命随行弟子快马离去。孔子可能无法再见鲁昭公一面，甚至连齐景公、晏子都无缘再相见。仓促离齐，孔子心头不免泛起微微的苦涩感伤。 c+q3f9xot9XBJ818ak4AYKm9HBQUOklelYyAE8KBJ4+gpWD6ejekCX4ZQxQvnA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