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老爷一大早就阴沉着脸,挤不出一块光亮,压得孔子心中沉甸甸的,这种心头的不舒展,其实从母亲阖上疲惫的双眼后,就一直搁在孔子心中的暗角处,不时就会抽动孔子思慕娘亲的心弦。
吴国太宰问于孔子弟子子贡,圣人孔子何以多能?孔子回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篇》) “贱”虽是自谦之词,但本义即为卑下、卑微。母亲非明媒正娶,在孔家没有身份,在社会没有地位,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年幼无知,孔子看到别人小孩都有父亲,难免要问,母亲会告诉他有关父亲的形影、先祖的殷人、宋人身世,但当他懂得父亲不得一见的亡故事实,某年父亲忌日,他问父亲葬在何处?母亲竟是摇头无言,问急了,母亲泪水盈眸,顺承乖巧的孔子,往后就不再提问此事。
孔子后来游历列国,和楚国一个重臣叶公谈论一件事,差可说出他对亲情的认知。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亲自去告发。”孔子回说:“我们那儿的坦白直率和你们的有所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这就包括坦白直率的道理。” (出自《论语·子路篇》)
孔子认为父子的关系是亲情,亲情不能分是非,以对错论断;别人可以用各种角度批说自家的父母,自己绝不能。孔子这一“为亲者讳”的看法,有些人或许不一定接受,但这是他后来立说的要点之一:如果亲情可以批判,那何以“亲亲”?何能“入则孝”呢?
孔子一生倡孝道,认为人性中最真的就是慈孝,但他从不向弟子们说父母的往事故情。他不讳言自己“吾少也贱”,而是以正面对待少贱的事实,当吴国太宰嚭说他一定是圣人,才有那么多的才能,他却回说,他能够多能,是因为“吾少也贱”。
不过,出身虽然卑下、微贱,孔子却对父母生养之恩不敢或忘,他深深体会早丧的父亲对母亲的歉意无尽无涯,而和父亲只共度四五年时光的母亲,不仅对父亲一无怨尤,亦是至死思慕。
中国上古之人,亲死将遗体抛弃山野涧谷,任蝇蚋攒集吮吸,狐狸野狗吞食,后死儿孙爱亲念起,不忍油生,于是改用丧葬方式,尸体入棺,埋进土里,但丧葬之礼规范粗疏,没有筑土为垄、聚土为坟,也没有种树识别、丧期规则,后人就不知先人葬身何处。
孔母生前不言孔父葬于何处,可能依当时礼俗,她非正娶,不能送葬,她也没有私下打听,不晓埋骨何方。孝以顺为大,孔子感慨地说:“父母其顺矣乎!” (《中庸》) 孝的要义在顺父母心意。他在母亲生前,未曾提及,有意将父母合葬,以顺父母长相厮守的终生大愿。他认为父母生前相聚时日不多,死后不离依偎,是他为人子者的责任。
远古没有合葬习俗,夫妻各葬各的,大概从周公开始才有夫妻的合葬。《礼记·檀弓上》季武子说:“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又说:“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季武子曰:‘周公盖祔 (大概周公时开始有了合葬。不过,合葬方式仍有不同。卫国人的合葬,是分开两个墓坑并排安葬;鲁国人的合葬方式,是两个棺材同葬在一个墓坑里) 。’”孔父死后,身为孝子的孔子当然要将父母合葬,但自己父亲死后葬于何处,自己竟然不知晓,这要如何向人开口请问,难不成要坦白自己的非婚生身世。
于是,从小习礼、长大学礼、知礼,十七岁的孔子在母亲过世后,做了一个古人前所未有的丧葬方式,他选择了一个名叫“五父之衢”的地方,将母亲的灵柩殡葬在哪儿。
“衢”,四出交错的地方,“五父”的“五”当作多数,“五父”是许多老人家。有学人因而说,“五父之衢”是一个四出交错的歧路,葬了许多先人遗骨的墓葬区。这个说法大误。
《春秋左氏传》有四处文字记录了“五父之衢”。
一、《襄公十一年》:鲁国本有二军,由鲁君轮派三桓掌二军,季桓子却加中军成为三军,由三桓各征其军,公室自此失兵权。由于事关重大,三桓“诅诸五父之衢”,即在“五父之衢”向列祖列宗诅咒发誓,杀牲告白,如果做错请神惩罚。
二、《昭公五年》:毁中军为二,鲁国于是变成四军,季氏取二军,到僖公的庙门盟誓,又到“五父之衢”诅咒。
三、《定公六年》:阳货同鲁定公以及三桓在周社盟誓,又和贵族们在亳社盟誓,在“五父之衢”诅咒。
四、《定公八年》:阳货兵败,躲到“五父之衢”。
由《左传》四例可知,“五父之衢”不是一般墓葬区,而是鲁国王公贵人的墓葬区,鲁国祖先魂灵之所在,一有国家大事,需要盟誓祈福到庙或社;需要诅咒,则到“五父之衢”。孔子葬母亲在“五父之衢”,大概与其父叔梁纥曾任陬邑大夫有关。《礼记·杂记》说:“凡夫人,从其夫之爵位”,这句话的文义是,凡妇人之丧,为她举行丧礼的规格,依她丈夫的爵位而定。孔纥生前曾任大夫,孔母才能葬在鲁国官员诅咒的“五父之衢”。
“五父之衢”位于今山东曲阜西南五里处一带,离孔子住家不远,那邻近的乡亲都认得某一门墓是孔母之坟,这可明证“五父之衢”不是乱葬区。只是邻坊不知道孔母只暂殡放于该处,而非安葬。
“殡”是停棺、停柩,“殡殓”为入殓和停柩,“殡宫”是古时临时停柩之所。“葬”则掩埋尸体,不让人见到。孔子曾说“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论语·乡党篇》) 而非“于我葬”,只是暂时殡殓,等待朋友或宾客亲属来运回,所以不是埋葬。孔子将母亲遗体浅放而非深埋,故而是“殡” (类似今人的“浮厝”) ,而非“葬”,即因孔子在母亲丧亡时,自己心下即作决定,要将父母合葬,所以处理慎重,只是浅埋而已。
孔子为亲者讳,不好自己打探父亲的埋葬处,他必须请人帮忙。孔子收徒后,自有门徒听他使唤。
《史记·孔子世家》说:“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合葬于防焉。”这个记载很简略。“挽父” (《礼记·檀弓篇》作“邹曼父”) 是陬邑当地率引灵车的男子。挽父的母亲当然不会在孔母死后多年,特别前往曲阜告诉孔子,他的生父葬在防山以北的某处,应该是孔子派弟子去查问。这位弟子很可能是年纪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子路想请教挽父,挽父不在家或已不在人世,挽父的母亲对曾担任陬邑大夫的孔纥之葬记忆犹新,指出埋葬地点。
孔子于是和弟子前往防山查探,在松柏苍翠的林树间,孔纥埋葬在今曲阜城东十三里处的防山乡防后村。林地南接防山,北临泗水。
防山乡,春秋时鲁国防邑,叔梁纥曾在此打过仗。《左传·襄公十七年》记:公元前556年 (孔子出生前五年) ,高俭带领齐军围困防邑,当时困于防邑的有鲁大夫臧纥及其弟臧畴、臧贾和叔梁纥。鲁军前去救臧纥,从阳关进击,接引臧纥。鲁军因慑于齐军强大,到了防邑旅松这个地方,便停止不前了。叔梁纥带着臧畴、臧贾和带甲之士三百人,保卫主帅臧纥于夜间突围出去。将臧纥送到鲁军驻地后,又冲进防邑,然后固守。齐军屡攻不下,只好撤退,叔梁纥立了大功,因而死后葬于防邑境内。
孔子对父亲的印象若有若无,三岁丧父,诚属不幸,但世间犹有未见亲父一面的遗腹子。母子相守十七寒暑,孔子尚未成年,学未立,业未成,心中满满的反哺之情,却无法回报,慈母竟在四十岁不到时就撒手人寰。绵绵之思,苍天曷极!孔子在弟子相助下,于卯、辰之交,起出“五父之衢”的浅埋棺木,安置在雇工请来的祥车上。
前一天午后曾出现大雨,连下三个多小时,孔子有点担心天候不良,幸好辰时祥车开动,天虽阴得化不开,却未下雨,估计午后就可到达选定的防邑双亲合葬地。
无法对父母尽孝,是孔子的遗憾。“祥车旷左” (《礼记·曲礼上》) ,左边是尊位,丧葬用的魂车空着左边的尊贵位子。祥车在颠簸中前进,孔子一路反思父母在,人子应尽的孝道,以及父母亡故时,应如何慎终追远: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篇》)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论语·里仁篇》)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篇》)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论语·学而篇》)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篇》)
“父母,唯其疾之忧。” (《论语·为政篇》)
“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大学》)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论语·里仁篇》) 孔子想到这句话时,清泪泫然。他孔丘如今父母双双不在,而他心存道济天下,预知将来的日子恐将远走他乡、周游求仕,居无定所,东南西北漂泊,古人虽葬埋不封不树,他仍决定父母之墓必得标记,将来可以识别。
孔子合葬父母,将门弟子分成两组,防山乡防后村的合葬新墓地是孔子亲自选的,孔纥的原墓旧址在防山后阴,离新址约八公里。故而,孔父、孔母的原棺得从两地分别取出,再会合新址安葬。
合葬同穴时期,弟子们正要举高孔纥棺柩入穴。孔子阻止说:“先葬家慈,后葬家严!”
“为什么?”子路不解问道。
孔子说:“合葬时,恩义较轻的先葬,恩义较重的后葬。祭奠时,恩义较重的先祭奠,恩义较轻的后祭奠。父母同葬,安葬先母后父,祭奠先父后母,这才合乎礼法。”
“如果下大雨,怎么办?可以停葬吗?”季路又问。
“雨不停葬!”
弟子们一听立即加紧动作,在墓坑上聚土拍实,高有四尺,很快完成合葬后,并开始祭奠。祭奠礼后,孔子右手掩着左拳,向站立一旁的弟子拱手,弟子们拱手时也都将右手放在外面。孔子见状说:“凡男人行拜,左手覆在右手之上,左属阳。你们太喜好学我了,我是因为给家姐服丧才这样的。”弟子们立时改了过来,再拱手时就把左手改放上面。
防山远眺如龙般蜿蜒,未时末,龙形隐身在黑墨墨的乌云后,孔纥和颜氏合葬的新墓旁,四周隆起四尺高的土石墙。弟子季路瞧着乌云逐渐飘聚过来,向夫子说:“这乌云黑厚,雨势可能不小,夫子先返回操持安魂祭事,我们再把土石墙整理厚实些,随后赶回!”
孔子瞧瞧隆起的新坟,父母已安息,合葬仪式也完成,于是在弟子催促下坐上马车。马行,还不时回望这片父母永远安息的山林。
孔子刚离开防山,雷声轰隆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曲阜雨势虽然比防山小,孔子仍湿了一身。回宅屋,孔子换穿干衣,一颗心揪着,安排安魂祭时,双眸不时向门外凝视,一时辰过去,帮忙的弟子还未回来。孔子坐不住,站起身来,脸色凝重,踱起方步。又一时辰过去了,孔宅掌灯后不久,弟子们才淋了一身湿,喘着大气入屋。孔子劈头就问:“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雨太大了,防地的坟头塌了!”
孔子没有立即回应,埋下头去,弟子们以为老师没听清楚,连说三次,孔子才涕泗纵横地说:“我听说,古时是不在墓坑上修坟头哩!”
“古不修墓”是古代的葬礼遗俗。孔子担心这些弟子虽然尽全力防止坟头崩塌,但雨势太大,坟头是不是能免于崩塌,还不得知。一旦坟头再崩塌,依礼又不能修墓,愧对父母,岂不遗憾!
孔子待心情平复后说:“所谓祭祀,就是用来追补生时的供养,继续生时的孝道。所谓孝,就是畜的意思,对父母的敬爱至情蓄积于心就是孝。顺从道义,不悖逆伦常,就叫作畜。因而,孝子事奉双亲有三个阶段性要求:父母在世时要供养,父母去世要服丧,服丧期毕要祭祀。供养时看他是否恭顺,报丧时看他是否悲哀,祭祀时看他是否诚敬与及时。能够尽心致力地做到这三项,才算是孝子的行为。” (《礼记·祭统》:“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孔子平时就对弟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时,心中悲苦怛恻,多说了一些。他的脑海涌现了一个强烈的意念:每一个孩子至少三年才能离开父母怀抱,父母死后应行三年之丧,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行无二。
青山有幸。埋葬孔子父母的防山墓地,后世称为“梁公林”,孔纥字叔梁,尊称梁公。孔子以合葬父母为念,可能在二十五岁以前完成父母合葬 (孔纥和颜氏纵有千万般想法,也不会想到,二人所祷的尼丘山,今日改名尼山,只因他们儿子名丘,这个山名就要避讳“丘”字,而孔纥字叔梁,后世尊他为梁公,宋真宗于1008年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墓碑因而有“圣考齐国公墓”六字,孔子父母的墓地叫梁公林。至于孔纥所生的长子、跛脚的孟皮,被尊为圣兄,他的坟墓紧挨在父母墓旁,还有墓碑,用篆书写的“圣兄伯尼墓”。孟皮也有字,孔子字“仲尼”,孟尼字“伯尼”) 。
孔子从十五岁后,所学就有了志向,问礼老彭后,得到“夏学” (中国之学) 是“仁学”的启发,而“仁”的造字从“二”、从“人”,两个人最重要的关系是“爱人”,爱人得有先后,先亲亲,然后仁民,再推衍至爱物。也就是“行仁由己”,从自身开始行仁,自身不能行仁就如同祭拜别人的祖先,而不祭拜自己的祖先一样,是谄谀的行为 (《论语·为政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
孔子深悟行的重要,知而不行如同不知,孔子一而再向弟子说行的重要,能知后还要能行,才算真知。他警告弟子说:“一个君子人光会说,不会做,这是很羞耻的事。” (《论语·宪问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他还说:“一个大言不惭的人,若要他真真实实做起事体来,一定做不到。” (《论语·宪问篇》:“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孔子非常肯定弟子季路勤于任事,勇于行,他观察季路知道一件事,还没做完,唯恐再听到一件要做的事 (《论语·公冶长篇》:“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孔子在母亲亡故后,回到出生地陬邑,问候自己同父异母的家人,大哥孟皮有了女儿,他也去看同父异母的姐姐们,知道一个姐姐丧亡不久,立即为她服孝。孔子不只深悟亲亲、仁民、爱物的等差之爱、伦常之爱,也有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治世雏型。
合葬父母后,孔子觉得彼时的丧礼,尤其士人丧礼仍有不足,他有心比较三代之礼的异同,孔子不仅从古书中求夏、殷古礼,还亲自到杞国和宋国去考察。
古代改朝换代的帝王都有“继绝世,举废国”的传统观念,灭了一个国家、断绝这个国家的世袭,但还要保存一些该朝或该国的礼俗文化,可以作为今朝后人的参考,此即所谓的“存三世”;周武王为天子后,封夏朝的后代为杞国之君,封殷朝的后代为宋国之君 (孔子的先祖之国) ,孔子因而到两国去征文考献。可惜的是,孔子虽能说出夏、殷之礼,但夏、殷二代的典册亡失殆尽,又无秉礼的遗贤,不足以证明他所知道的是否正确。
孔子认为每一个朝代之礼都有所因,都有损益,都因前朝之礼而损益以时。像殷朝之礼因于夏朝之礼,所损所益可以参校知道;周朝之礼因于殷礼,所损、所益也可以参校知道。将来继周朝而兴的,对于周礼,也必定有所因袭损益,不难推知,即使百代以后,也可测知,何况十世呢? (《论语·子张》:“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在《礼记·表记》提出了虞、夏、殷、周四代的损益观点,他认为有虞氏、夏后氏的治国之道,民怨尚少。殷代、周代的治国之道,有着不能克服的流弊;有虞氏、夏后氏的质朴,殷代、周代的文采,达到极致。有虞氏、夏后氏的文采胜不过他们的质朴,而殷代、周代的质朴又胜不过他们的文采。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孔子不久前专程西去洛邑,向周室守藏史老彭问礼,而有知礼的贤者到鲁国来,他自然也不会放过请益机会。
鲁昭公十七年 (前525年) ,孔子二十七岁,秋天,鲁国东南方一个小国郯国的国君来朝见鲁昭公,鲁昭公设宴,三桓中的叔孙昭子 (叔孙婼) 参加宴席。郯国自称先祖是少皞氏,少皞氏为古帝王挚,以鸟名做官名,叔孙昭子大概只是兴趣一问,不意这个郯国国君郯子,却说出一篇有关古代官名的缘由:“少皞氏是我的祖先,所以我知道。从前黄帝是用云来纪官,所以他的官名全用云。炎帝用火来纪官,他的官名全用火。共工氏用水来纪官,他的官名全用水。太皞用龙来纪官,他的官名全用龙。我的高祖少皞即位时,凤鸟恰好来了,所以官名全用鸟。凤鸟氏是历正,玄鸟氏管春分、秋分,伯赵氏管夏至、冬至,青鸟氏管立春到立夏,丹鸟氏管立秋到立冬,祝鸟氏是司徒,瞗鸠氏是司马,鸤鸠氏是司空,爽鸠氏是司寇,鹘鸠氏是司事,五鸠是治理人民的。五种雉鸟等于五个工正,利于器用,正度量尺寸,使百姓均平。九扈做九农正,安置人民,无使人民生淫乱。自从颛顼以后,不能像先前诸帝般纪远,就只能就近事为纪,官民全以民事纪官,不像往昔以云、火、水、龙、鸟般言之有故、以故纪官名。”
少皞氏所说的古代以鸟名为官制历史,鲁国贵族已无人知道,郯子这个有典有故的说法,传到孔子耳中,孔子便请人帮忙介绍郯子请益。郯子虽是小国之君,普通人还不容易见到。可知孔子在鲁国知诗达礼,并拥有一些门人弟子,已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老师,郯子才愿意见他。
郯子说殷商文化的神话传说与东海岸的鸟有密切关系,身为殷人后代的孔子,当然乐于听到先祖的文化传承,他从请教郯子,悟出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的道理。做官的世袭贵族子弟因生下来就世袭而有位,学习礼乐大多是后来的,那些无位在野的老百姓,学而优则仕,反得以较先学礼乐。
郯子是小国之君,却比其他大国之君更知礼乐。孔子这感慨一如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何以比他人知礼乐,正因为他是先进礼乐的野人,所以他后来向弟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论语·先进篇》)
孔子是第一个向平民弟子进行《诗》《书》《礼》《乐》之教的老师。其中《书》即《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政书,记录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许多篇是周公作的,用字较典雅深奥,一般人较不易阅读。孔子言人生涵养灵性之道,归本此四学。
孔子生了长子孔鲤后,又生了一个女儿。
古时教子有个说法:“父子不责善,责善则离。”意思是说,父亲和儿子不宜互相要求对方如何做好行善,一要求就失了感情。为了免于父子“责善则离”,就易子而教,父亲不教自己儿子。
孔子弟子陈亢曾经问伯鱼:“你父亲对你的教诲,和我们这些弟子有什么不同?”伯鱼回说:“没什么不同!家父曾经一个人独自站立庭中,我快步经过。家父叫住我问:‘学过《诗》吗?’我回说:‘还没有。’家父说:‘不学《诗》,无以言!’我退离后开始学诗。又过了些时日,家父一个人又独立庭中,我又快步经过,家父又问我说:‘学《礼》了吗?’我回说:‘还没有。’家父说:‘不学《礼》,无以立!’我退离后开始学礼。我只知道家父告诉我要学《诗》、学《礼》。”陈亢离开伯鱼后,高兴说:“我问一件事,却得到三个答案。我只问伯鱼从他父亲那儿学了些什么?知道学《诗》、学《礼》外,又知道君子人不溺爱且疏远儿子。”
伯鱼还未学《诗》、《礼》,年纪应该不会太大,可能五六岁左右。学《诗》、学《礼》是伯鱼的“过庭录”,伯鱼亲闻父亲的教诲要学《诗》、学《礼》。陈亢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即表示孔子在伯鱼幼时,已开始了《诗》、《礼》教学。
“学《诗》乎”、“学《礼》乎”,孔子跟儿子耳提面命学《诗》、学《礼》,一般学人容易认为只是孔子关心儿子要读这两部书。其实这是孔子悬起了日月明灯,照亮了中国智慧天空。古时学乐重化性而诗言志,诗可以兴、观、群、怨,读诗可以知道人性、老百姓心声,可以启发性智,中国人的先民智能因之大开,孔子的弟子子夏和子贡都精于诗;礼则是告诉人如何立于天地间,做好天地事,成为天地人。
孔子问儿子“学《诗》乎”、“学《礼》乎”,似乎可以推测,彼时诗、礼学之教仍未成主流,而孔子在三十岁以前,对乐的造诣已达致极高境界。
孔子学乐甚早,最得意的成就也在乐。鲁昭公十九年 (前523年) ,孔子二十九岁,向大师襄学鼓琴。“大师”是古代的乐官之长,列国都有大师,鲁国的大师叫“挚” (《论语·微子篇》说“大师挚适齐”、“击磬襄入于海”,击罊襄不知是不是和孔子学鼓琴的师襄同一人。《泰伯篇》有“师挚之始”章,师挚可确定是大师,师襄应是乐师而已) ,可说是鲁国最杰出的乐师,他的鼓琴技艺之高,当时无出其右者。
孔子拜师襄子为学习鼓琴,一曲学了些时日还不更易,师襄子对孔子说:“你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不,我只是会鼓弹曲子,可技巧、节拍还无法完全掌握。”又过了些时日,师襄子又说:“技巧已掌握不错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仍说:“不行,我还没有领会曲子的意趣神韵哩。”几天又过,师襄子说:“你已领会意趣神韵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回说:“我还不知道此曲的作者及其为人的风采哩。”再过了些时日,孔子神色肃穆,陷入沉思,而后抬头望远,表情怡然欣悦,雄志昂扬说:“我孔丘悟得这个人了,他是一个黑皮肤、长个儿,眼睛明亮望远,看似威凌四方的王者,若非周文王,还有谁能作这样的歌曲呢?”师襄子大为折服,离席而拜说:“我的老师正说这乐章是《文王操》呢!”
孔子学乐由知曲、合拍而逆志、知人,想象作曲者的容颜,这种学乐的专注和造境,连一国的乐师之长都要避席再拜。
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三十岁前,收了一些门弟子,即以《诗》《礼》《乐》讲学教人。鲁国文物荟萃,有“礼义之邦”的美称。孔子在三十岁之前,即已成为鲁国中,知诗、书、礼、乐的贤者达人。
孔子在三十岁这年,也就是鲁昭公二十年 (前522年) ,齐景公和晏婴在齐、鲁国境狩猎。齐景公时,有晏婴辅政,国势很强,《史记》说“齐景公二十六年,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历史上很少国君因狩猎而进入他国国境,而且为了问礼。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说齐景公初政,不珍惜旧人,晏子向景公辞官。景公放手治国,结果自己的声望被高强和鲍国两个大夫所超越,老百姓大乱。景公深感恐惧,召回晏子,诸侯又开始敬畏景公,大夫也服从景公,百姓努力开垦耕作。蚕桑和豢养放牧的地方不够了,于是“丝蚕于燕,牧马于鲁”,有可能齐人强横入侵,在鲁国牧马,齐景公因而和宰相晏婴,假借“入鲁问礼”的理由,顺道进入鲁国。
齐国从齐桓公后,就是春秋时代的大国,晏婴是齐国三朝元老重臣,晏婴年岁比孔子大三十四岁,本身又博学,怎么可能入鲁问礼呢?这让人想起鲁昭公七年 (前536年) ,楚灵王为庆祝章华之台落成,邀请各国诸侯参加。鲁昭公也接到邀请,由孟釐子陪同“相礼”至楚国,孟釐子回鲁后十分懊恼自己失职,没有能力“相礼”,所以求鲁国会相礼的人,结果听到孔子是个知礼的达者,告诉他的大夫说,他死后,要儿子孟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
中国字常一字多义,“相”这个字有观察、占视、交互、形貌之义,也有辅助、扶助之义,古代官名即有相,后代也称百官之长为“宰相”。
武丁 (商朝第三十二任君主,前1250年-前1192年在位) 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冢宰即宰相。
周天子失位后,诸侯各国国君也都有相,但这个相大多由卿大夫的正卿担任。汉刘邦打下天下为汉天子,萧何为“汉相国”,而曹参为“齐相国”,曹参何以叫“齐相国”?因为刘邦以长子刘肥为齐王,曹参辅助刘肥,所以为齐相国。等到萧何死,曹参才接任为“汉相国”。
但是,在孔子时代,“相”只是个知诗达礼的外交赞礼人才。《周礼·秋官·司仪》说:“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注:“出接宾曰摈,入赞礼曰相。”
孔子弟子中,公西华的专才就是为“相”,他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论语·先进篇》) 国家在宗庙里祭祀和诸侯相会见,都需要有相辅助国君。
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篇》) 就是孔子说出当“相”的必备条件。
齐景公带来的相,就是齐国重臣宰相晏婴 (晏婴并非正卿,而是次卿。据说,国氏是姜太公之后,高氏是文公之后。齐桓公得立,便是因为国、高二氏做内应。齐桓公以管仲为相,管仲奉命“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不敢接受说:“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连管仲都非正卿) ,齐景公和晏婴到鲁国却说是要请教鲁国之礼,这对鲁昭公来说,是何等严苛的挑战考验,鲁国若无知礼者帮忙鲁昭公相礼,必然成为笑柄。幸好,鲁国有了孔子。
齐景公、晏婴虽然不是真为问礼而来鲁国,齐景公甚而有扬威之意,但表面上还是问了一些鲁礼。齐景公、晏婴对孔子的答问,一定心中暗暗称许,齐景公不免露出欣赏的神情,有意探探孔子是否有为政之才,就问孔子,秦穆公何以能称霸:“从前秦穆公国家很小,地方又偏僻,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呢?”
秦国偏于西陲,原本是小国,突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这个原因,齐景公、晏婴不可能没有看法,只是想听听孔子的知见,孔子回道:“秦国虽小,但志气可大;虽然处于偏僻之地,但行为端正。秦穆公又会用人,亲自举拔任用五张黑羊皮赎来的贤士百里奚,封他大夫的官爵,把他从奴隶的拘禁中救出来,和他一连晤谈三天,随后把国政大权交给他。从这一事实看来,秦穆公就是统治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他称霸诸侯还算成就小呢!”
齐景公听了孔子的话十分高兴,晏婴也显现了欣赏的神色,有意和孔子结交。孔子后来就称赞晏婴说:“晏平仲 (晏婴的字) 这个人善于和别人交朋友,他和人交友,时间虽长久,仍旧能恭敬而不失礼。” (《论语·公冶长篇》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记载晏子后来又出使鲁国,鲁昭公请问如何“安国众民”,晏子回说:“我听说傲视大国、轻视小国,国家就会面临危险;不愿听取人民的心声,只会加重赋税,人民就离散。善处大国,帮助小国,即是安定国家的法宝;谨慎听取人民的意见,节约省用,此即增多人民的方法。”
《内篇杂上》记载,晏子出使鲁国,拜见鲁国君主,孔子命门弟子前往观礼。门弟子引礼书上说:“‘上台阶不能越级,殿堂上见君子时不能快步行走,授给君王玉器时不能下跪。’现在晏子见鲁君时,全都违反了这些规矩,谁说晏子娴熟礼呢?”晏子拜见鲁君后,退下殿堂去会见孔子,孔子将弟子疑问提出,晏子一一解释,孔子以宾客之礼送行,对门下弟子说:“没有明文写上去的礼仪,只有晏子能够实行。”
孔子生在鲁国,三十年来在鲁国学礼、读书、结婚、生子、讲学。孔子见了齐景公、齐相晏婴后,他的脑海中闪现未来可以展现抱负的国家,除了母国鲁国中,又多了一个接邻鲁国北境的齐国。齐国有位知礼的长者晏子。《晏子春秋》的作者,十分重视孔子在鲁国说晏婴的话,作了晏子和孔子惺惺相惜的记录:
《内篇谏上》:雨雪三天,天不开晴,穿披狐白皮衣的景公说:“奇怪啊!雨雪三天,天却不冷。”晏婴答说:“我晏婴听说,古代的贤君,自己吃饱了,还会想到有些人民在挨饿;自己穿暖了,还会体会百姓在受冻;自己安逸舒服了,就会想到百姓的劳苦。如今你却不知道啊!”景公一听,立即下令赈灾。
仲尼闻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善于表达自己想做的事,景公善于做他喜欢做的好事。)
《内篇谏下》:景公喜欢建大台,强征民力,天寒地冻也不停止。景公请晏子饮酒作乐,晏子趁着喝酒唱歌说:“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 (老百姓说:‘冷冻冰水洗我,怎么办?天老爷毁我不成人形,怎么办?’) ”歌唱后,大声叹息,泪流不已,齐景公当下表示停建大台。晏子怕国人归功于自己,拿树皮当鞭子,鞭打懒散的人说:“我们一般小人物,都有房屋躲避湿热,君上只为建一个台子,你们却怠惰拖延,为什么?”国人因而说:“晏子助天为虐。”
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古代善于做人臣的,好名声归君上,祸难留自己承担;入朝与国君检讨君上不足之处,出朝就高度赞誉君上的德义。所以,虽然事奉懒惰的君上,也能使君上无为而治,使各国诸侯前来朝拜,自己不敢骄夸功能。能当如此称道的,就是晏子这个人了。)
《内篇谏下》:景公宠妾死了,他竟然守尸三天不食,寸步不离,不听劝告。晏子进宫,假说请来有法术的人,可以治活死人。景公大喜,晏子以避鬼神为名,要他暂时离开。景公一走,晏子立即将尸体入棺,然后报告景公,死人医治不好,已经收殓了。景公很不高兴,说他做国君是做假的。晏子说了一番话,引古圣王人死时是“畜私不伤行,敛死不失爱,送死不失哀”,而你景公却是“朽尸以留生,广爱以伤行,修哀以伤性”。
仲尼闻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废;君子之非,贤于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谓欤!” (星星明亮时,还不如月色昏暗时的光亮;从小处看成功的事,不如从大处看失败之处的事;贤人君子有过时,胜过小人做对时。这大概说的是晏子吧。)
《内篇杂上》:晋国有意进攻齐国,先派范昭到齐国打探虚实,看齐国政局是否稳定,故意做出一些违礼的动作,晏子一下看出范昭的居心诡计,告诉景公说:“范昭的为人,并非浅陋不知礼节,他只是想借非礼行为来试探我们君臣,因而我们要拒绝他的无理要求。”范昭回晋,禀陈晋平公,晏子识破了他的心计,齐国不可以攻打。
仲尼闻之曰:“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 (不离开酒宴杯酌之间,而能挫败千里之人的敌人,说的就是晏子啊!)
当然,慧眼识英雄,孔子称赞先进长辈晏子,晏子对孔子这个后辈也给予注意。《内篇问上》景公问晏子曰:“吾欲善治齐国之政,以干霸王之诸侯。”晏子作色对曰:“官未具也。臣数以闻,而君不肯听也。故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今君之朝臣万人,兵车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坠下民者众矣 (‘霣’即陨,从高处下落,意指不善之政加于下民众多) 未有能士敢以闻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官未具”,官员未具备充足,晏子对于景公夸言要在诸侯中称霸,不表示认同,认为贤能官员还不够,并且指出孔子身边有许多才德兼具弟子,足以为他贡献所长。
孔子心仪晏子,心海微澜:总还会再见晏子吧!而晏子以友辅仁:后学孔子可畏,焉知其不如今也。
人民百姓的苦乐悲喜与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清平时代,人民安居乐业;政治腐败,苛征敛税,百姓辗转沟壑。曾经遭季氏拒绝进入吏门的孔子,深深体会吏门不能大开,贤能不能选取,国政缺乏知民间疾苦的士子参与,国运将衰败。孔子首开私人讲学,冀望为人师者,可以教育贤能之士,进入吏门,从根本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
政局因时势而变,孔子三十五岁时 (前517年) ,鲁国国政发生了大动乱。
西周平王迁都洛邑,天子失势,政治权力落在诸侯国君之手,开启了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主宰天下局面。春秋时代,有些诸侯国君或自己失德招致谋害,或权势遭大夫谋夺架空,像鲁国就落在鲁桓公的三位公子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的“三桓”之后的手上。三桓世袭了鲁国司徒、司马、司空的三卿位,执掌了国政。鲁襄公时,叔孙穆子掌权,分鲁国成三军:鲁国于春秋初年为二军编制,国君一军,三桓一军,由国君于平时征赋,于战时直接指挥;鲁军分成三军后,民与军队分属三桓了,国君只能从三家手中领取一些贡赋而已。
三桓从季文子死后,轮流执政,但叔孙穆子未死,就让权给咄咄逼人的季武子,又把三军改为二军,但这二军与先前的二军不同,季孙氏自分一军,而仲孙、叔孙二家共拥一军。季武子在鲁襄公逝世时,甚至弑杀了继位的太子野,另立昭公。
季武子于鲁昭公十一年 (前531年) 、孔子二十一岁时死亡,由季平子接任,《孔子世家》说“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所谓“代立”,即不再三家轮流执政,而是季平子代季武子执政。季平子执政,不仅视鲁昭公如无物,甚至自己取代鲁君行天子之礼,每逢鲁昭公正准备在鲁襄公祖庙里举行庙祭,当权的正卿季平子却在自己家庙“八佾舞于庭”。
周公因辅佐成王有功,成王于是命鲁国得郊祭文王,鲁国因而有天子礼乐,以褒扬周公之德。季平子只是大夫,僭窃国柄,竟然僭用周天子的礼乐八佾舞来进行家祭。八佾不是舞名,而是跳舞人数。八佾,以八人为一佾,天子用八佾舞六十四人,跳的舞叫“大夏舞”。诸侯用六佾舞三十六人,大夫四佾舞十六人,士二佾舞四人。孔子不客气批评季氏于大夫的庭院,跳六十四人大夏舞,是于家庙跳天子之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种事可以忍耐,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忍耐呢。)
不只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祭祀收俎,也仿照天子宗庙之祭,歌《诗经·周颂·雍》。孔子也批评说天子宗庙之祭,天子容貌庄严,诸侯都来助祭,三家祭祀,也用天子祭宗庙所歌的《雍》,有什么意思呢?
孔子三十岁之后,就思索立人之道。孔子认为人的伟大在于“人能弘道”,人可以用他的智能来阐扬天地生养万物之道,而所谓圣贤即是能博施济众者,孔子称赞尧舜仍以不能修己以安百姓为忧,而他之所以称赞管仲为仁人,即因管仲能以生民为念,不会小知小谅自经沟壑。而人道则以为政最重要,故而说“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
政事是众人之事,两个人以上就是为政。“家”即为政最小的单位,家 (非大夫之家,而是一般家庭) 也有政,兄友弟恭即“家政”。孔子曾引《书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论语·为政篇》)
孔子认为为政不难,“政”就是“正”,先正己再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那么,为政者如何正己呢?正己不是光说不练,而是要付诸行为,孔子以儒者的六德六行为本,直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拱) 之。” (《论语·为政篇》)
孔子进而从“人之生也直”,每个人都秉自然直生,主张“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故而为政要“道 (导) 之以德,齐之以礼”,人民就会“有耻且格”,不应“道 (导) 之以政,齐之以刑”,因为“民免而无耻。”
孔子对“为政”之方从“正”字下手,跟当时的政治不正有关,鲁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鲁国即因君臣不正,在孔子三十五岁 (前517年) 时,发生一件大事:鲁昭公失国,仓皇辞庙,逃往齐国。
季路年少喜欢带鸡羽毛编制的冠帽,显示时尚好斗鸡赌博,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鲁昭公失国,竟是一场斗鸡风波导致的结果。
斗鸡赌博,在春秋鲁国可说举国若狂。鲁国执政的正卿季平子和另一大夫郈氏在曲阜城内公然斗鸡对赌,各出奇招。季氏放出的公鸡,在鸡翅上偷偷撒上芥末粉,郈氏的公鸡无论多神勇,总因被芥末粉弄瞎眼睛,拜下阵来。郈氏后来发现季家斗鸡取胜秘密,也在鸡爪上装了锋利的小铜钩,于是季家的鸡因被抓瞎而告失败。两个大夫因斗鸡而动武。
季氏虽执掌鲁国政权,但鲁国除仲孙氏、叔孙氏三卿外,还有中下大夫。有些大夫虽非卿大夫,仍具实力,郈氏亦非弱者,不肯退让。季平子怒而入侵郈氏,一举占领郈昭伯封地。季平子因和另一大夫臧昭伯也有冲突,还将臧氏家臣囚禁起来。郈氏与臧氏本来势同水火,竟然一起向鲁昭公告状喊冤。
鲁昭公长久以来就不满在三桓专政下当傀儡,他接受郈氏、臧氏陈情,不是以公亲身份解决三氏的纷争,而是认为有机可乘,与儿子公为、公果、公贲,还联络郈氏、臧氏,发动对季氏的讨伐,冀图“强公室、削三桓”,出兵包围了季氏。
鲁昭公初出手,气势惊人,季平子眼看四周都是对方人马无法逃命,就逃上季武子所筑的高台请罪,表示愿意搬出曲阜,归还从郈氏抢来的封地,鲁昭公不允许。季平子又表示愿意赔偿财产,囚禁自己,以示自惩,鲁昭公仍不允许,因为郈氏和臧氏两家坚持一定要杀掉季平子。
季平子眼看兵临城下,穷途末路,局势却出现了逆转。仲孙氏和叔孙氏本来与鲁昭公同一阵线,反对季平子,但当季平子危殆时,仲孙氏和叔孙氏站在自己本位立场思索:季氏存在或消亡,何者有利他们两家?答案是季氏存在有利。他们以往虽不满季氏嚣张,但季氏一旦遭消灭,他们只能听命鲁昭公,政权还公室。轻重相权,二家于是联手援救季平子,并杀死鲁昭公派来游说二家的郈昭伯。鲁昭公打击三桓、强公室的意愿,短时间即告失败,鲁昭公逃亡到齐国的阳州。
鲁昭公强公室逐三桓不成,成败关键在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仲孙无忌。“仲孙”是姓,“无忌”是名。按照古人辈分排序先后是孟、仲、叔、季。为何只有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没有“孟孙氏”,这是因为鲁庄公有三个弟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鲁庄公的儿孙为后代的鲁君。鲁庄公居长,赐姓给三个弟弟,赐叔牙之子为叔孙氏,庆父后代为仲孙氏,季友之后为季孙氏。就辈分而言,孟氏为三桓之长,孟氏的姓为仲孙氏。“孟懿子”的“孟”就三桓辈分而言,是“孟”字辈,而非兄弟排序。“懿”是谥法,“子”是古人尊称。《论语》所称的“孟懿子”,为孔子早期的弟子,孔子称呼为“孟孙”,意即孟氏的子孙。
孟懿子的父亲孟釐子,在死前告诉孟懿子要和南宫敬叔跟知礼的孔子学礼。孟懿子顺从父亲教诲,确实遵照父亲遗言,向孔子问礼、问孝,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后来也曾向孔子问礼、问孝。但身为三桓世袭大夫的孟懿子和孔子之位不同,为政理念也有不同。孔子也不愿见鲁昭公逃往齐国的结局,他不免遗憾三家继续操纵鲁国。鲁国内乱后,孔子决定就在鲁昭公亡齐这年,前往齐国。
齐国是文、武王之师太公望吕尚所建国家,鲁国是辅相文、武王的武王弟周公旦所封国家。齐国面临渤海,是一个商业发达、较为开放的国家;鲁国是一个内陆国,以农业为主、比较保守的重礼国家。
宗周的文明,主要由齐、鲁两国的文明构成,但齐、鲁两国有显著的不同国情。《淮南子》记载了一个故事:太公望和周公旦受封相见,太公望问周公旦如何治鲁,周公回说“尊尊亲亲”,太公望听后说:“鲁国从此衰落。”周公旦问太公望如何治齐,太公望回说“举贤而上功”,周公听后说:“齐国后代一定有国君遭劫杀。”
《淮南子》的太公望和周公旦对话,不一定是史实,却说出齐、鲁二国的国情不同。“尊尊”是尊其所尊,即尊长,为悌道;“亲亲”是亲其所亲,为孝道。“尊尊亲亲”即以孝悌之礼治国,不尚武功,姜太公所以说“鲁从此弱矣”。“举贤而上功”较不重德,而是尚力争功,可能出现强臣劫杀弱君的不幸。
孔子以礼治国,重视文化,认为重人伦孝悌的鲁国文化高于重军功贤能的齐国,故而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篇》) 而孔子对齐国最钦敬的人物不是太公吕尚,而是九合诸侯、尊王攘夷的管仲。
孔子谈仁,勉弟子志仁、行仁,却不轻易以仁许人,即使他所钟爱的弟子颜渊,也只得“三月不违仁”的称赞。
孔子评论“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说:“殷有三仁焉。”孔子念念不忘自己是殷人,称赞微子、箕子、比干为“三仁焉”,是否因三人为孔子先祖的敬祖之意,且“三仁焉”亦有学人认为“三仁”实为“三人”,形容三个有仁德的人?
孔子却直称管仲为“仁人”。子路和子贡两个弟子不以为然,提出“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子路说) 、“管仲非仁者?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贡说) 。孔子不回避两个弟子的责难,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篇》)
孔子称许管仲为仁人,一是就文化观点,管仲“尊王攘夷”,保存了传统夏文化,不为夷狄所毁灭,此即孔子后来所著《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所本;二是管仲遗爱在民,“凡有遗爱在民者曰神”,孔子因管仲九合诸侯,存活人民无数,甚至可说是遗爱在民的“神”,何止是仁人呢!
管仲的立德立功,为当时齐国人民所肯定,孔子还引史实说他夺取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采地,使伯氏只能吃粗粮,可是伯氏至死没有批评管仲的怨言。孔子称赞管仲是“仁人”,不是一味偏袒,他直言管仲器小、不俭、不知礼,但这是个人私德私行有亏,无损其泽民的盛德大业,不过,管仲未能由霸而王,确是遗憾。
管仲生于何年?《史记·管晏列传》并未记载,《十二诸侯年表》明记晋文公重耳于公元前644年,闻管仲死,去翟之齐。所以,管仲应是死于公元前645年或前644年,也就是管仲死后九十多年,孔子才出生。孔子时代,活跃于齐国政坛的是比他大三十四岁的齐国宰相晏婴,晏婴著有《晏子春秋》。
晏婴为齐相,亲鲁,对鲁国心存善意。《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景公欲举兵伐鲁,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鲁好义而民戴之,好义者安,见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义者不祥,危安者必困。”《内篇杂上》说,景公伐鲁,俘获了东门无泽,景公问他鲁国粮食收成怎么样?东门无泽只回答八个字:“阴水厥,阳冰厚五寸。”晏婴一听,认识到鲁国能随寒暑季节变化规律进行农作,显示政治平稳,建议景公立即停止攻打鲁国,与鲁国交好。
孔子前往齐国,也可能是五年前的齐君景公和齐相晏婴来访曲阜,借问礼为名见鲁昭公,孔子因相礼而得见齐国君臣。因此,当鲁君正逃亡齐地,他心想何不前往齐国。孔子除了欲见齐君,寻求为政机会,也有文化目的。
孔子曾因弟子南宫敬叔帮忙,鲁君给了他一车二马一童子,前往周室洛邑问礼老彭,获益匪浅。喜好乐舞的孔子还听说齐国还保存了舜的《韶乐》。
《论语》书中有关孔子首次游齐。较重要记载有二:一、拜访齐太师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史记·孔子世家》则说,齐景公不能重用孔子,托词说:“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闲待之”、“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离开齐国,孟子说是“接淅而行” (“淅”,淘米;“接”,漉干) ,这句话是说把刚淘好的米捞出来,一路滴着水赶路,何以故?《史记》说:“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孔子知道有齐国大夫欲谋害孔子,孔子所以“接淅而行”。这说明孔子前往齐国次序,是先拜访齐太师闻《韶乐》,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地听了三个月的《韶乐》,感觉《韶乐》尽美又尽善,和《武乐》相较,《武乐》有杀伐声,乐音虽美却未尽善。《史记》说“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显示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消息,已经传了开来,许多齐国人听闻孔子到了齐国,而且称赞孔子知乐。
被孔子形容“尽美矣,又尽善也”的《韶乐》,究竟有何美善?它的流传如何?周成王赐予天子之礼的礼乐之邦鲁国,又何以不存《韶乐》,孔子到齐国才得闻呢?
顾颉刚的《史林杂识》说:“《韶》既说为舜乐,斯不容不载于《虞书》。故皋陶谟云:‘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闲,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韶》为舜乐,舞者执箫,故曰《箫韶》。其乐九终,遍数甚多,故曰《九成》,犹唐、宋之《大曲》矣。如此文所说,‘鸣球、琴、瑟’,堂上之乐;‘咏’,其歌声。斯既是以格祖考而感群后矣。而堂下之乐又有‘管、鼗、鼓、柷、敔,笙、镛’之属,其声谐合,使鸟兽闻之亦跄跄然随而翔舞。至于《箫韶》奏至九终,则神禽凤皇且来仪矣。凡幽如鬼神,明如宾后,异类如鸟兽,莫不陶醉于舜廷和气之中,其愉快为何如也!此真足以描绘《论语》‘尽美尽善’之意境者。”
《韶乐》如果确为舜之乐,舜距孔子之世差不多两千年。音乐随时代以进化,一般人所求之乐是悦耳而非存古。《韶乐》流传两千年,尚能感动周末一世之人,感动孔子,使之三月不知肉味,这应该与个人音乐造诣有关。孔子是鲁人,鲁有天子之礼乐,当孔子八岁,季札聘鲁已得观《箫韶》之乐,孔子何以适齐方得闻《韶乐》,这应该是鲁国执政者不重视古乐的缘故。《论语·微子篇》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这记载不是鲁国乐师同时离鲁,而是鲁国不重视音乐,乐师为了生计,先后去国求生。乐师有缺,像《韶乐》要有许多乐师,缺一不可,鲁国因而无《韶乐》,孔子也不得闻。
孔子曾在曲阜回答前来鲁国见鲁君的齐景公、晏婴,孔子称赞晏婴,孔子与晏婴交往并非太难。《史记》却说:“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这是错误的记载。孔子如果欲通过高昭子见景公,委身高昭子的家臣,就不可能见到齐大师闻《韶乐》。
齐景公一见孔子,就请教如何治理齐国。孔子见鲁国之乱起于三桓窃占国柄,朝政听于大夫之手,以致君臣皆失其位,君不君、臣不臣,尤其彼时国君立子不正、父不父、子不子。他前往齐国之前,已慎思为政之道在一个“正”字:“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以,为政得从正位、正名着手,“君君、臣臣”即君能得其名,位其位,奉守君道勿失,臣亦然。但彼时齐国君臣关系和鲁国相差不大。鲁国有三桓主政,不久前鲁昭公被迫逃亡齐国;齐国也有陈氏 (田氏) 、高氏、鲍氏、国氏、栾氏的大夫之乱,其中陈氏最具野心、最得民心。孔子因而回答“君君、臣臣”,切中齐景公面临的困境,给齐景公带来希望。
齐景公非良善国君,晏婴曾直谏齐景公说:“你疏远贤德的人,而任用阿谀奉承的人,使唤人民没完没了,搜刮赋税永不满足;多取于民,少施于民;向诸侯要求多,且轻慢礼节;府库收藏多得腐烂生虫,而对诸侯违背礼法;豆粟粮食深藏仓廪,怨恨淤积百姓心中,政令刑罚却无定规。”
齐景公厚敛,搜刮民财,赋役很重,三分之二归他所有,刑重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动辄砍脚杀人;相反,齐国大夫陈氏却行惠小民、笼络人心。齐国公家有四种量器,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陈氏的四种量器,都比公家的大,他用自家的大量器五升借出,用公家的小量器四升收回,形同拿出粮食周济百姓,恩泽那些奄奄待毙的人。齐景公曾在修筑装饰得十分华丽的路寝台,感叹将来不知谁将拥有,侍立的晏子就直接说:“这无疑是陈氏吧!陈无宇为老百姓兴利消灾。”晏婴这一看法在公元前539年四十六岁时出使晋国,晋臣叔向问齐国现况如何,晏婴即说出类似的话:“齐政卒归陈氏。陈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 (晋国情势与齐、鲁相同,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后三分其地)
齐景公知道晏婴说了实话,但他无心反省改正自己的无良恶行,他也看出大夫陈氏所造成的威胁。孔子说“君君、臣臣”,他知道孔子一语道出他治国的缺失,回答孔子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即今人所说的寝食难安。
齐景公过几天又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回说:“政在节财。”“政在节财”应该是孔子针对齐景公耗财无度而说的。齐景公大概长久以来遭晏婴讽谏自己奢侈浪费成性,对孔子这一为政之道,似乎听而不闻。但齐景公并非愚笨,他知道自己的缺失,也有容人批评之量,他所在意的是,陈氏大得民心,鲁君昭公已遭大夫围攻失政,逃到齐国来,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他知道齐国陈姓大夫有能力取他而代之,他之得以苟延残喘,相国晏婴佐国是一大原因。
晏婴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节俭力行,食不重肉,危言危行,国有道顺命,国无道衡命,最让后人尊崇的是,齐庄公私通大夫崔杼的妻子,被杀于崔杼家,晏婴知道这事,站在崔杼门外说:“国君若为社稷国家而死,臣子们就跟着他死;若为社稷国家而亡,臣子们就随着他亡;若为自己的私欲而送命,除了他宠幸的近臣外,有谁会为他效死呢?”崔杼因而命家丁开门,晏婴入内伏在庄公尸身上痛哭,然后起来依礼节九跳 (三踊) 表示哀吊,才出来。崔杼身边的人劝崔杼一定要把晏婴杀掉,崔杼说:“晏婴受到人民的仰望爱戴,放了他可以得到民心的。”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晏婴为齐国人民所尊崇,杀晏婴违抗民意。晏婴事奉齐景公,不时讽谏齐景公,事君尽了力。齐国大夫有实力取代齐景公,但有晏婴在君侧,不敢贸然举动。可惜的是,晏婴虽有名望,对势力已成的大夫,没有解决的行动力,孔子的到来,齐景公应该充满希望。君子成人之美,高龄近七十的晏婴,对孔子这后生晚辈,当也乐见其成吧。
晏婴大约生于周简王元年、齐顷公十四年、公元前585年,殁于周敬王二十年、齐景公四十六年、公元前500年,比孔子大了三十四岁,当孔子到齐国,晏婴已六十九岁了。晏婴历仕三君,对齐国前景看得十分清楚,当他晏婴不在人世,齐国很可能发生篡权情事,正应了周公批评齐太公“举贤而上功”,将来必有国君遭杀劫的不幸预言,他应当为齐国举贤才。
晏婴在五年前见过孔子这个年方三十岁的年轻人,听到这年轻人的立论和自己差不多,孔子重礼,“君君、臣臣”即是君臣各遵其礼,各守其位。而孔子所言“政在节财”,亦是他不时讽谏齐景公的治国要义。
《晏子春秋》谈到以礼治国,厚德善政之处有二十八章之多,他总结尧、舜、禹、汤、文王之所以立国治民,即因实行礼治,他说:“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臣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弑其长,然而不敢者,惟礼之谓也。”晏婴以礼治国理念和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说一致,而礼主敬、礼之用主序,晏婴所谓“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等“礼之大经”,即是孔子为仁之本的孝悌之道。
大抵说来,为政之道即君臣之道,凡为政者皆重礼,倡孝悌。孔子和晏婴相见自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齐景公和孔子对谈后,心中大喜,宣称欲以尼溪田封孔子。古时大夫有封田,齐景公欲以田封孔子,即封孔子为齐大夫。眼看孔子可以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已在眼前,但这事终未成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晏婴出面反对景公重用孔子,晏婴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 (儒者这种人,能言善辩,不可作为效法典范;态度高慢自以为是,君上不能够驾御;重视丧葬之礼,长期悲痛,为了显示尊崇丧礼,可以倾家荡产,这种礼俗不足以为法;这些儒者只靠一张嘴巴乞食游说,这种人不可以治国。自从一些大贤先后过去,周朝公室衰败,礼乐沦丧也有些时候。现在孔子却对仪容服饰刻意讲究,详定各种应对进退上下快慢的礼节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连续几代也学不完,一辈子也弄不清楚。)
孔子批评管仲不知俭,也回答齐景公问政说“政在节财”,并且向弟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论语·述而篇》)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论语·八佾篇》) 。颜渊死,弟子欲厚葬,孔子坚持反对。晏婴以礼治国,以孝悌之道待人接物,和孔子志同道同,孔子可与晏婴相与为谋。已近七十岁的晏婴,应该乐见小老弟孔子帮助齐景公一臂之力,怎会批评孔子是“滑稽而不可以轨法;倨傲自顺,而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的儒者呢?
孔子在三十五岁时只教了一些学生过生活,可说是名不见经传的布衣士人,他的知识、智慧、才能,以及对礼的认知,只有弟子和接触过的鲁国人才略知,孔子对礼的开创性立说还未成型,他到齐国拜谒齐景公、晏婴之前,在鲁国没有做过像样的官。孔子问礼老彭,个性温、良、恭、俭、让,“倨傲自顺”、“崇丧遂哀”、“游说乞贷”这种强横批评,怎么可能出自一个经过政治大风大浪、让齐国大夫不敢造次、让齐国人民拥戴的三朝相国晏婴之口呢?
但后人几乎不怀疑晏婴阻拦孔子入朝为政的谬误说法,因为后代学人相信《史记》的司马迁说法。司马迁如此说辞,当然不是杜撰,这段文字引自《晏子春秋·外篇下第八》,该文谬误处处。
中国圣哲人物,除了传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贯相承外,应该特别重视春秋时代的齐国两个相国管仲和晏婴。二人德业和功业皆可观,更难得的是皆有传世之作:《管子》和《晏子春秋》。
《论语》包括孔门三代,今日《论语》的成书已在曾子门徒时,故有曾子死前诫门人的记载。《论语》笔录孔子语录,门徒弟子所言,只是接续孔子之说,没有可异之言。管仲和晏婴二人长期为相,在使用竹简编策的时代,没有弟子门徒相助,立说成篇得赖大量人力物力,这是私学不易成篇流通的主要原因。管子和晏婴置身官场都数十年,所见既广,所思也深,加以二人智慧圆通,文思敏捷,遂有立言、立说之志,二人虽没有讲学收徒,但必有一些文采之士或家臣帮忙记录,付梓流传同好,《晏子春秋·外篇下》的成篇确定在《论语》之后。
孟子时代,孔学已经是显学,诸子百家成书付梓,总希望风行流通,附益或批判孔子不失可行方法。孔子曾前往齐国见过晏婴,《晏子春秋》成书者自然不会放弃这段可为晏婴增色添香的故事。《外篇下》几篇有关孔子和晏婴词锋相对的文章,就有此一居心。
《外篇下第八》的“仲尼见景公曰先生奚不见寡人宰乎”、“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致问”两章,文义类同,说是孔子到齐国,只愿意见齐景公,却不愿见宰相晏婴,前者是齐景公问孔子为何不见宰相晏婴,孔子回说:“我听说晏子侍奉三位君王而且都很顺利,可见他事君有三心,非一心一意,所以不见。”齐景公转告晏婴,晏婴不以为然地反驳说:“不是这样,我事奉三位君王,对三个君王都是一心一意,因为三君都想让齐国安定,所以我晏婴得以顺利辅佐。”晏婴因而批评孔子:“事情对却说成错的,错的说成对的,孔子不是‘是而非之’,就是‘非而是之’。”后者是子贡问孔子到齐国,谒见国君,不拜见相国,这是合礼吗?孔子同样以晏子事三君而顺,怀疑晏婴为人。晏婴除了像前文解释,并且反质疑孔子说:“君子独自站立,不愧于自己的影子,独自睡眠不愧自己灵魂。孔子在宋国大树下习礼,被人拔掉大树,扫掉足迹,自己并不以为受辱,在陈、蔡之间断粮受困,不自以为困窘。指责别人却说有正当理由,这情形犹如住在水泽边的人,认为斧头没有用,住在山上的人认为渔网没有用。这些话出自孔子之口,却不知自限。先前我望见儒者而敬重,现在我见儒者而起疑。”孔子听说,自责说:“君子人如果才学超过对方就当他是朋友,不及人家就尊对方为师,现在我对晏婴夫子失言,晏子批评我,他就是我的老师啊!”孔子于是通过会说话的宰我,向晏婴谢罪,仲尼因而会见晏婴。这章隐含一个居心,借着孔子自我检讨对晏子失言,应该以晏子为师。
《晏子春秋》篇篇皆是文学佳作,有些文章可说是脍炙人口的极短篇小说。文学是创作之物,常不合事实,像孔子前往齐国,能见驰名当时的三朝宰相晏婴,这是何等光荣,怎么可能看不起晏婴,批评晏婴侍奉三朝君主呢?以“三心”批评晏婴有违常理。而且这说法抄袭自他章,别人说的。
《外篇下》孔子不见晏子,因为晏子事三君有三心,是齐国世臣高子和景公近臣梁丘据说的。《外篇上》高子问晏子曰:“子事灵公、庄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事君,婴闻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婴之心非三心也。”《内篇问下》梁丘据问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对曰:“晏闻之,顺爱不懈,可以使百姓;强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这章还有“仲尼闻之曰”:“小子识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外篇下》提到子贡问孔子、孔子派宰我谢罪,更是严重的错误。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孔子到齐国,子贡才四岁,《史记》未载宰我生时,大概与子贡差不多,子贡和宰我都不可能随孔子到齐国。
再者,孔子拔树削迹,在鲁哀公三年 (前492年) ,孔子年六十岁,绝粮于陈、蔡之间,孔子年六十三岁,晏婴早已亡故,当然也无法以此事消遣孔子。
于此可知,《晏子春秋·外篇下第八》出自《晏子春秋》续编者的杜撰,而晏婴批评孔子,是《外篇下》的续编者蓄意贬黜孔子,提升晏子地位,欲以晏子为孔子师的伪说:“今孔子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仲尼乃行。
遗憾的是,史家司马迁为说明孔子不为齐景公所用的原因,《孔子世家》所载,参考抄录了《晏子春秋·外篇下第八》的文字。后世学人治孔子去齐这段历史,依据《孔子世家》的说法,认定孔子不能在齐行道济民,受阻于晏婴,把晏婴当作无法容纳孔子在齐国为政的小心眼政客,湮没了事实真相。
幸好,《孔子世家》叙述这段经过,后文有一段被学人忽略的文字:“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返乎鲁。”
“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一般学人解释齐景公无法给孔子如鲁国季氏的位子,只能给孔子在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孔子因为得不到齐景公全心支持,所以决定回鲁。
鲁国三卿,上卿司徒例由季氏担任,中卿司空由孟氏 (仲孙氏) 担任,下卿司马由叔孙氏担任。齐国有陈氏、高氏、国氏等卿大夫,其中以陈氏最具实权,鲁国的季氏如同陈氏,也就是说,齐景公原有意大刀阔斧,让孔子当执政上卿,可能经过一番内部斗争,他斗不赢陈氏、高氏、国氏等大夫,退而求其次,有意安排孔子的大夫职位在正卿之后,其他大夫之前,也就是“以季孟之间待之”。《晏子春秋·外篇下》说:“陈无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对以去老谓之乱。”又说晏子“位为中卿,田七十万”,齐景公所谓的“季孟之间”,职位即晏婴的中卿之位。齐景公器重孔子如此,晏婴也愿意成全取用孔子,但齐国原本的贵族大夫绝不容许齐景公让孔子排序在正卿之后,所以齐国大夫暗地联手,欲加害孔子。
对孔子未能顺利进入齐国朝廷问政,齐景公显然颇为无奈,他发觉自己已无操控卿大夫的君权实力,不好向孔子明说事实,只能托词言老:“吾老矣,弗能用也。”人老无力行事,就该交棒,让能者接棒,他选中了孔子,但无法摆平他的卿大夫,那些卿大夫还扬言要杀孔子,他似乎暗示孔子有杀身之祸 (也可能是晏婴私下告知孔子) ,孔子才“接淅而行”。
孔子不能为齐国人民尽一份心力,不能与齐国三朝相国晏婴共事,是他人生颠沛造次日子的真正开始。但他这次齐国行,并非全然无益。晏子大他三十四岁,当他父亲绰绰有余,他在齐国的两年中,晏子待他如友,互切互磋,剖心相交。晏子依礼以道辅佐齐景公,自信且信人,而且以信交友,他向后辈的孔子说他交友的往事,孔子钦佩晏婴的“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即言晏婴能交友,而交友以信,晏子得以辅相三君亦因他能立信、日久自然敬重他。
孔子深深体会晏子为政之道以信,民无信不立。齐国人民因晏子有信,人民都信他,如齐庄公说“夫行不可不务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为也,所以见于前信于后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万民之心”,奢华的齐景公因而得以在晏子有生之年安然度过,但设若晏子老去辞世呢?齐景公虽非明君,但对孔子却有知人之明,用人之识。他有心重用孔子,却无力防止齐国大夫欲害孔子,只能怆然让孔子回鲁。
孔子在齐国两年,他不时想起逃奔齐国的母国君王鲁昭公。古代失去国土而寄住他国的诸侯叫“寄公”。鲁昭公在公元前517年7月3日聚兵欲驱逐季氏,事未成,9月12日逃到齐国,住在杨州 (齐邑,齐鲁边境,今山东东平北) ,后来又迁移到野井 (今山东齐河县东南,黄河东岸) 。
鲁昭公逃奔齐国成了“寄公”是大事。齐景公领了大夫国子、高子前去慰问遭遇失国之痛的鲁昭公,送了食物、器皿、衣物,鲁昭公只收下食物,其他器皿、衣物一概拒收。齐景公后来也到野井慰问鲁昭公说:“君侯离开鲁国的社稷,怎么办啊?”鲁昭公回道:“流亡人无才,未能守住鲁国的社稷,使鲁国的执事官吏蒙羞,岂敢承受大礼呢?敢请辞谢!” (《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传》曰:“丧人不佞,失守鲁国之社稷,执事以羞,敢辱大礼?敢辞。”)
可鲁昭公流亡到齐国,鲁国人民并未怪罪季氏,仍旧拥戴季氏。这要回溯到鲁庄公死后的君位争夺,季氏的先祖季友,稳定了鲁国乱局。季友为鲁釐公、鲁文公、鲁宣公三朝相国。季友卒,《史记》说:季友“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季友卒,谥号是“文”,后人叫“季文子”。季文子功在鲁国,由于历任鲁君无德,季氏世代勤政,鲁国百姓早就忘了鲁君,并不怜悯鲁昭公。
诸侯中,齐、卫两国较同情鲁昭公,至于晋国赵简子,所处地位和季氏相同,就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之姓,于今为庶”。韩、赵、魏后来三家分晋,赵简子似乎透露自己有欲篡晋的企图:政权不是固定谁家的,君臣的位置也可互相转移的,此事自古而然,夏、商、周三代君主的后裔,如今不是都成庶民了吗?
孔子对赵简子的说法,应该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没有死君的愚忠观念,君臣是互相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孔子言下之意,君若不使臣以礼,臣就不必事君以忠。
对于鲁昭公失政亡齐,孔子没有是非评论,而是称赞鲁昭公的“礼”:“鲁昭公辞谢之礼和用词,大有可观。” (《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曰:“其礼与其辞足观矣。”)
为君者讳,为亲者讳。《礼记·曲礼下》说:“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宗庙国君要逃难,离开他的国家,应该劝告制止说:“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国土呢?”此即“国君死社稷”,国君应该为保卫国家而死,不能逃离自己的社稷国家。
隔年,齐国向鲁国用兵,攻取鲁国郓城,齐景公便安排鲁昭公住在郓城。公元前516年,孔子回鲁时,鲁昭公住到晋国的乾侯,后来又搬回郓城。十多年前,南宫敬叔请鲁昭公助他完成前往周室洛邑问礼的愿望,鲁昭公给了他一辆车、两匹马、一童子。此恩此情,不时徘徊脑际。他到齐国为客,若贸然请求面谒鲁昭公,于礼不合,甚至将鲁国内争延伸至齐国,不见得有利鲁昭公。
齐国大夫有篡谋取代齐君之心,齐景公有意封孔子为尼溪大夫,但齐国大夫有恶心,欲加害他。君子不立岩墙之下,他不得不命随行弟子快马离去。孔子可能无法再见鲁昭公一面,甚至连齐景公、晏子都无缘再相见。仓促离齐,孔子心头不免泛起微微的苦涩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