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老爷一大早就阴沉着脸，挤不出一块光亮，压得孔子心中沉甸甸的，这种心头的不舒展，其实从母亲阖上疲惫的双眼后，就一直搁在孔子心中的暗角处，不时就会抽动孔子思慕娘亲的心弦。

吴国太宰问于孔子弟子子贡，圣人孔子何以多能？孔子回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篇》） “贱”虽是自谦之词，但本义即为卑下、卑微。母亲非明媒正娶，在孔家没有身份，在社会没有地位，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年幼无知，孔子看到别人小孩都有父亲，难免要问，母亲会告诉他有关父亲的形影、先祖的殷人、宋人身世，但当他懂得父亲不得一见的亡故事实，某年父亲忌日，他问父亲葬在何处？母亲竟是摇头无言，问急了，母亲泪水盈眸，顺承乖巧的孔子，往后就不再提问此事。

孔子后来游历列国，和楚国一个重臣叶公谈论一件事，差可说出他对亲情的认知。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亲自去告发。”孔子回说：“我们那儿的坦白直率和你们的有所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这就包括坦白直率的道理。” （出自《论语·子路篇》）

孔子认为父子的关系是亲情，亲情不能分是非，以对错论断；别人可以用各种角度批说自家的父母，自己绝不能。孔子这一“为亲者讳”的看法，有些人或许不一定接受，但这是他后来立说的要点之一：如果亲情可以批判，那何以“亲亲”？何能“入则孝”呢？

孔子一生倡孝道，认为人性中最真的就是慈孝，但他从不向弟子们说父母的往事故情。他不讳言自己“吾少也贱”，而是以正面对待少贱的事实，当吴国太宰嚭说他一定是圣人，才有那么多的才能，他却回说，他能够多能，是因为“吾少也贱”。

不过，出身虽然卑下、微贱，孔子却对父母生养之恩不敢或忘，他深深体会早丧的父亲对母亲的歉意无尽无涯，而和父亲只共度四五年时光的母亲，不仅对父亲一无怨尤，亦是至死思慕。

中国上古之人，亲死将遗体抛弃山野涧谷，任蝇蚋攒集吮吸，狐狸野狗吞食，后死儿孙爱亲念起，不忍油生，于是改用丧葬方式，尸体入棺，埋进土里，但丧葬之礼规范粗疏，没有筑土为垄、聚土为坟，也没有种树识别、丧期规则，后人就不知先人葬身何处。

孔母生前不言孔父葬于何处，可能依当时礼俗，她非正娶，不能送葬，她也没有私下打听，不晓埋骨何方。孝以顺为大，孔子感慨地说：“父母其顺矣乎！” （《中庸》） 孝的要义在顺父母心意。他在母亲生前，未曾提及，有意将父母合葬，以顺父母长相厮守的终生大愿。他认为父母生前相聚时日不多，死后不离依偎，是他为人子者的责任。

远古没有合葬习俗，夫妻各葬各的，大概从周公开始才有夫妻的合葬。《礼记·檀弓上》季武子说：“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又说：“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季武子曰：‘周公盖祔 （大概周公时开始有了合葬。不过，合葬方式仍有不同。卫国人的合葬，是分开两个墓坑并排安葬；鲁国人的合葬方式，是两个棺材同葬在一个墓坑里） 。’”孔父死后，身为孝子的孔子当然要将父母合葬，但自己父亲死后葬于何处，自己竟然不知晓，这要如何向人开口请问，难不成要坦白自己的非婚生身世。

于是，从小习礼、长大学礼、知礼，十七岁的孔子在母亲过世后，做了一个古人前所未有的丧葬方式，他选择了一个名叫“五父之衢”的地方，将母亲的灵柩殡葬在哪儿。

“衢”，四出交错的地方，“五父”的“五”当作多数，“五父”是许多老人家。有学人因而说，“五父之衢”是一个四出交错的歧路，葬了许多先人遗骨的墓葬区。这个说法大误。

《春秋左氏传》有四处文字记录了“五父之衢”。

一、《襄公十一年》：鲁国本有二军，由鲁君轮派三桓掌二军，季桓子却加中军成为三军，由三桓各征其军，公室自此失兵权。由于事关重大，三桓“诅诸五父之衢”，即在“五父之衢”向列祖列宗诅咒发誓，杀牲告白，如果做错请神惩罚。

二、《昭公五年》：毁中军为二，鲁国于是变成四军，季氏取二军，到僖公的庙门盟誓，又到“五父之衢”诅咒。

三、《定公六年》：阳货同鲁定公以及三桓在周社盟誓，又和贵族们在亳社盟誓，在“五父之衢”诅咒。

四、《定公八年》：阳货兵败，躲到“五父之衢”。

由《左传》四例可知，“五父之衢”不是一般墓葬区，而是鲁国王公贵人的墓葬区，鲁国祖先魂灵之所在，一有国家大事，需要盟誓祈福到庙或社；需要诅咒，则到“五父之衢”。孔子葬母亲在“五父之衢”，大概与其父叔梁纥曾任陬邑大夫有关。《礼记·杂记》说：“凡夫人，从其夫之爵位”，这句话的文义是，凡妇人之丧，为她举行丧礼的规格，依她丈夫的爵位而定。孔纥生前曾任大夫，孔母才能葬在鲁国官员诅咒的“五父之衢”。

“五父之衢”位于今山东曲阜西南五里处一带，离孔子住家不远，那邻近的乡亲都认得某一门墓是孔母之坟，这可明证“五父之衢”不是乱葬区。只是邻坊不知道孔母只暂殡放于该处，而非安葬。

“殡”是停棺、停柩，“殡殓”为入殓和停柩，“殡宫”是古时临时停柩之所。“葬”则掩埋尸体，不让人见到。孔子曾说“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论语·乡党篇》） 而非“于我葬”，只是暂时殡殓，等待朋友或宾客亲属来运回，所以不是埋葬。孔子将母亲遗体浅放而非深埋，故而是“殡” （类似今人的“浮厝”） ，而非“葬”，即因孔子在母亲丧亡时，自己心下即作决定，要将父母合葬，所以处理慎重，只是浅埋而已。

孔子为亲者讳，不好自己打探父亲的埋葬处，他必须请人帮忙。孔子收徒后，自有门徒听他使唤。

《史记·孔子世家》说：“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合葬于防焉。”这个记载很简略。“挽父” （《礼记·檀弓篇》作“邹曼父”） 是陬邑当地率引灵车的男子。挽父的母亲当然不会在孔母死后多年，特别前往曲阜告诉孔子，他的生父葬在防山以北的某处，应该是孔子派弟子去查问。这位弟子很可能是年纪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子路想请教挽父，挽父不在家或已不在人世，挽父的母亲对曾担任陬邑大夫的孔纥之葬记忆犹新，指出埋葬地点。

孔子于是和弟子前往防山查探，在松柏苍翠的林树间，孔纥埋葬在今曲阜城东十三里处的防山乡防后村。林地南接防山，北临泗水。

防山乡，春秋时鲁国防邑，叔梁纥曾在此打过仗。《左传·襄公十七年》记：公元前556年 （孔子出生前五年） ，高俭带领齐军围困防邑，当时困于防邑的有鲁大夫臧纥及其弟臧畴、臧贾和叔梁纥。鲁军前去救臧纥，从阳关进击，接引臧纥。鲁军因慑于齐军强大，到了防邑旅松这个地方，便停止不前了。叔梁纥带着臧畴、臧贾和带甲之士三百人，保卫主帅臧纥于夜间突围出去。将臧纥送到鲁军驻地后，又冲进防邑，然后固守。齐军屡攻不下，只好撤退，叔梁纥立了大功，因而死后葬于防邑境内。

孔子对父亲的印象若有若无，三岁丧父，诚属不幸，但世间犹有未见亲父一面的遗腹子。母子相守十七寒暑，孔子尚未成年，学未立，业未成，心中满满的反哺之情，却无法回报，慈母竟在四十岁不到时就撒手人寰。绵绵之思，苍天曷极！孔子在弟子相助下，于卯、辰之交，起出“五父之衢”的浅埋棺木，安置在雇工请来的祥车上。

前一天午后曾出现大雨，连下三个多小时，孔子有点担心天候不良，幸好辰时祥车开动，天虽阴得化不开，却未下雨，估计午后就可到达选定的防邑双亲合葬地。

无法对父母尽孝，是孔子的遗憾。“祥车旷左” （《礼记·曲礼上》） ，左边是尊位，丧葬用的魂车空着左边的尊贵位子。祥车在颠簸中前进，孔子一路反思父母在，人子应尽的孝道，以及父母亡故时，应如何慎终追远：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篇》）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论语·里仁篇》）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篇》）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论语·学而篇》）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篇》）

“父母，唯其疾之忧。” （《论语·为政篇》）

“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大学》）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论语·里仁篇》） 孔子想到这句话时，清泪泫然。他孔丘如今父母双双不在，而他心存道济天下，预知将来的日子恐将远走他乡、周游求仕，居无定所，东南西北漂泊，古人虽葬埋不封不树，他仍决定父母之墓必得标记，将来可以识别。

孔子合葬父母，将门弟子分成两组，防山乡防后村的合葬新墓地是孔子亲自选的，孔纥的原墓旧址在防山后阴，离新址约八公里。故而，孔父、孔母的原棺得从两地分别取出，再会合新址安葬。

合葬同穴时期，弟子们正要举高孔纥棺柩入穴。孔子阻止说：“先葬家慈，后葬家严！”

“为什么？”子路不解问道。

孔子说：“合葬时，恩义较轻的先葬，恩义较重的后葬。祭奠时，恩义较重的先祭奠，恩义较轻的后祭奠。父母同葬，安葬先母后父，祭奠先父后母，这才合乎礼法。”

“如果下大雨，怎么办？可以停葬吗？”季路又问。

“雨不停葬！”

弟子们一听立即加紧动作，在墓坑上聚土拍实，高有四尺，很快完成合葬后，并开始祭奠。祭奠礼后，孔子右手掩着左拳，向站立一旁的弟子拱手，弟子们拱手时也都将右手放在外面。孔子见状说：“凡男人行拜，左手覆在右手之上，左属阳。你们太喜好学我了，我是因为给家姐服丧才这样的。”弟子们立时改了过来，再拱手时就把左手改放上面。

防山远眺如龙般蜿蜒，未时末，龙形隐身在黑墨墨的乌云后，孔纥和颜氏合葬的新墓旁，四周隆起四尺高的土石墙。弟子季路瞧着乌云逐渐飘聚过来，向夫子说：“这乌云黑厚，雨势可能不小，夫子先返回操持安魂祭事，我们再把土石墙整理厚实些，随后赶回！”

孔子瞧瞧隆起的新坟，父母已安息，合葬仪式也完成，于是在弟子催促下坐上马车。马行，还不时回望这片父母永远安息的山林。

孔子刚离开防山，雷声轰隆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曲阜雨势虽然比防山小，孔子仍湿了一身。回宅屋，孔子换穿干衣，一颗心揪着，安排安魂祭时，双眸不时向门外凝视，一时辰过去，帮忙的弟子还未回来。孔子坐不住，站起身来，脸色凝重，踱起方步。又一时辰过去了，孔宅掌灯后不久，弟子们才淋了一身湿，喘着大气入屋。孔子劈头就问：“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雨太大了，防地的坟头塌了！”

孔子没有立即回应，埋下头去，弟子们以为老师没听清楚，连说三次，孔子才涕泗纵横地说：“我听说，古时是不在墓坑上修坟头哩！”

“古不修墓”是古代的葬礼遗俗。孔子担心这些弟子虽然尽全力防止坟头崩塌，但雨势太大，坟头是不是能免于崩塌，还不得知。一旦坟头再崩塌，依礼又不能修墓，愧对父母，岂不遗憾！

孔子待心情平复后说：“所谓祭祀，就是用来追补生时的供养，继续生时的孝道。所谓孝，就是畜的意思，对父母的敬爱至情蓄积于心就是孝。顺从道义，不悖逆伦常，就叫作畜。因而，孝子事奉双亲有三个阶段性要求：父母在世时要供养，父母去世要服丧，服丧期毕要祭祀。供养时看他是否恭顺，报丧时看他是否悲哀，祭祀时看他是否诚敬与及时。能够尽心致力地做到这三项，才算是孝子的行为。” （《礼记·祭统》：“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孔子平时就对弟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时，心中悲苦怛恻，多说了一些。他的脑海涌现了一个强烈的意念：每一个孩子至少三年才能离开父母怀抱，父母死后应行三年之丧，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行无二。

青山有幸。埋葬孔子父母的防山墓地，后世称为“梁公林”，孔纥字叔梁，尊称梁公。孔子以合葬父母为念，可能在二十五岁以前完成父母合葬 （孔纥和颜氏纵有千万般想法，也不会想到，二人所祷的尼丘山，今日改名尼山，只因他们儿子名丘，这个山名就要避讳“丘”字，而孔纥字叔梁，后世尊他为梁公，宋真宗于1008年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墓碑因而有“圣考齐国公墓”六字，孔子父母的墓地叫梁公林。至于孔纥所生的长子、跛脚的孟皮，被尊为圣兄，他的坟墓紧挨在父母墓旁，还有墓碑，用篆书写的“圣兄伯尼墓”。孟皮也有字，孔子字“仲尼”，孟尼字“伯尼”） 。

孔子从十五岁后，所学就有了志向，问礼老彭后，得到“夏学” （中国之学） 是“仁学”的启发，而“仁”的造字从“二”、从“人”，两个人最重要的关系是“爱人”，爱人得有先后，先亲亲，然后仁民，再推衍至爱物。也就是“行仁由己”，从自身开始行仁，自身不能行仁就如同祭拜别人的祖先，而不祭拜自己的祖先一样，是谄谀的行为 （《论语·为政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

孔子深悟行的重要，知而不行如同不知，孔子一而再向弟子说行的重要，能知后还要能行，才算真知。他警告弟子说：“一个君子人光会说，不会做，这是很羞耻的事。” （《论语·宪问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他还说：“一个大言不惭的人，若要他真真实实做起事体来，一定做不到。” （《论语·宪问篇》：“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孔子非常肯定弟子季路勤于任事，勇于行，他观察季路知道一件事，还没做完，唯恐再听到一件要做的事 （《论语·公冶长篇》：“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孔子在母亲亡故后，回到出生地陬邑，问候自己同父异母的家人，大哥孟皮有了女儿，他也去看同父异母的姐姐们，知道一个姐姐丧亡不久，立即为她服孝。孔子不只深悟亲亲、仁民、爱物的等差之爱、伦常之爱，也有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治世雏型。

合葬父母后，孔子觉得彼时的丧礼，尤其士人丧礼仍有不足，他有心比较三代之礼的异同，孔子不仅从古书中求夏、殷古礼，还亲自到杞国和宋国去考察。

古代改朝换代的帝王都有“继绝世，举废国”的传统观念，灭了一个国家、断绝这个国家的世袭，但还要保存一些该朝或该国的礼俗文化，可以作为今朝后人的参考，此即所谓的“存三世”；周武王为天子后，封夏朝的后代为杞国之君，封殷朝的后代为宋国之君 （孔子的先祖之国） ，孔子因而到两国去征文考献。可惜的是，孔子虽能说出夏、殷之礼，但夏、殷二代的典册亡失殆尽，又无秉礼的遗贤，不足以证明他所知道的是否正确。

孔子认为每一个朝代之礼都有所因，都有损益，都因前朝之礼而损益以时。像殷朝之礼因于夏朝之礼，所损所益可以参校知道；周朝之礼因于殷礼，所损、所益也可以参校知道。将来继周朝而兴的，对于周礼，也必定有所因袭损益，不难推知，即使百代以后，也可测知，何况十世呢？ （《论语·子张》：“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在《礼记·表记》提出了虞、夏、殷、周四代的损益观点，他认为有虞氏、夏后氏的治国之道，民怨尚少。殷代、周代的治国之道，有着不能克服的流弊；有虞氏、夏后氏的质朴，殷代、周代的文采，达到极致。有虞氏、夏后氏的文采胜不过他们的质朴，而殷代、周代的质朴又胜不过他们的文采。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孔子不久前专程西去洛邑，向周室守藏史老彭问礼，而有知礼的贤者到鲁国来，他自然也不会放过请益机会。

鲁昭公十七年 （前525年） ，孔子二十七岁，秋天，鲁国东南方一个小国郯国的国君来朝见鲁昭公，鲁昭公设宴，三桓中的叔孙昭子 （叔孙婼） 参加宴席。郯国自称先祖是少皞氏，少皞氏为古帝王挚，以鸟名做官名，叔孙昭子大概只是兴趣一问，不意这个郯国国君郯子，却说出一篇有关古代官名的缘由：“少皞氏是我的祖先，所以我知道。从前黄帝是用云来纪官，所以他的官名全用云。炎帝用火来纪官，他的官名全用火。共工氏用水来纪官，他的官名全用水。太皞用龙来纪官，他的官名全用龙。我的高祖少皞即位时，凤鸟恰好来了，所以官名全用鸟。凤鸟氏是历正，玄鸟氏管春分、秋分，伯赵氏管夏至、冬至，青鸟氏管立春到立夏，丹鸟氏管立秋到立冬，祝鸟氏是司徒，瞗鸠氏是司马，鸤鸠氏是司空，爽鸠氏是司寇，鹘鸠氏是司事，五鸠是治理人民的。五种雉鸟等于五个工正，利于器用，正度量尺寸，使百姓均平。九扈做九农正，安置人民，无使人民生淫乱。自从颛顼以后，不能像先前诸帝般纪远，就只能就近事为纪，官民全以民事纪官，不像往昔以云、火、水、龙、鸟般言之有故、以故纪官名。”

少皞氏所说的古代以鸟名为官制历史，鲁国贵族已无人知道，郯子这个有典有故的说法，传到孔子耳中，孔子便请人帮忙介绍郯子请益。郯子虽是小国之君，普通人还不容易见到。可知孔子在鲁国知诗达礼，并拥有一些门人弟子，已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老师，郯子才愿意见他。

郯子说殷商文化的神话传说与东海岸的鸟有密切关系，身为殷人后代的孔子，当然乐于听到先祖的文化传承，他从请教郯子，悟出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的道理。做官的世袭贵族子弟因生下来就世袭而有位，学习礼乐大多是后来的，那些无位在野的老百姓，学而优则仕，反得以较先学礼乐。

郯子是小国之君，却比其他大国之君更知礼乐。孔子这感慨一如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何以比他人知礼乐，正因为他是先进礼乐的野人，所以他后来向弟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论语·先进篇》）

孔子是第一个向平民弟子进行《诗》《书》《礼》《乐》之教的老师。其中《书》即《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政书，记录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许多篇是周公作的，用字较典雅深奥，一般人较不易阅读。孔子言人生涵养灵性之道，归本此四学。

孔子生了长子孔鲤后，又生了一个女儿。

古时教子有个说法：“父子不责善，责善则离。”意思是说，父亲和儿子不宜互相要求对方如何做好行善，一要求就失了感情。为了免于父子“责善则离”，就易子而教，父亲不教自己儿子。

孔子弟子陈亢曾经问伯鱼：“你父亲对你的教诲，和我们这些弟子有什么不同？”伯鱼回说：“没什么不同！家父曾经一个人独自站立庭中，我快步经过。家父叫住我问：‘学过《诗》吗？’我回说：‘还没有。’家父说：‘不学《诗》，无以言！’我退离后开始学诗。又过了些时日，家父一个人又独立庭中，我又快步经过，家父又问我说：‘学《礼》了吗？’我回说：‘还没有。’家父说：‘不学《礼》，无以立！’我退离后开始学礼。我只知道家父告诉我要学《诗》、学《礼》。”陈亢离开伯鱼后，高兴说：“我问一件事，却得到三个答案。我只问伯鱼从他父亲那儿学了些什么？知道学《诗》、学《礼》外，又知道君子人不溺爱且疏远儿子。”

伯鱼还未学《诗》、《礼》，年纪应该不会太大，可能五六岁左右。学《诗》、学《礼》是伯鱼的“过庭录”，伯鱼亲闻父亲的教诲要学《诗》、学《礼》。陈亢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即表示孔子在伯鱼幼时，已开始了《诗》、《礼》教学。

“学《诗》乎”、“学《礼》乎”，孔子跟儿子耳提面命学《诗》、学《礼》，一般学人容易认为只是孔子关心儿子要读这两部书。其实这是孔子悬起了日月明灯，照亮了中国智慧天空。古时学乐重化性而诗言志，诗可以兴、观、群、怨，读诗可以知道人性、老百姓心声，可以启发性智，中国人的先民智能因之大开，孔子的弟子子夏和子贡都精于诗；礼则是告诉人如何立于天地间，做好天地事，成为天地人。

孔子问儿子“学《诗》乎”、“学《礼》乎”，似乎可以推测，彼时诗、礼学之教仍未成主流，而孔子在三十岁以前，对乐的造诣已达致极高境界。

孔子学乐甚早，最得意的成就也在乐。鲁昭公十九年 （前523年） ，孔子二十九岁，向大师襄学鼓琴。“大师”是古代的乐官之长，列国都有大师，鲁国的大师叫“挚” （《论语·微子篇》说“大师挚适齐”、“击磬襄入于海”，击罊襄不知是不是和孔子学鼓琴的师襄同一人。《泰伯篇》有“师挚之始”章，师挚可确定是大师，师襄应是乐师而已） ，可说是鲁国最杰出的乐师，他的鼓琴技艺之高，当时无出其右者。

孔子拜师襄子为学习鼓琴，一曲学了些时日还不更易，师襄子对孔子说：“你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不，我只是会鼓弹曲子，可技巧、节拍还无法完全掌握。”又过了些时日，师襄子又说：“技巧已掌握不错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仍说：“不行，我还没有领会曲子的意趣神韵哩。”几天又过，师襄子说：“你已领会意趣神韵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回说：“我还不知道此曲的作者及其为人的风采哩。”再过了些时日，孔子神色肃穆，陷入沉思，而后抬头望远，表情怡然欣悦，雄志昂扬说：“我孔丘悟得这个人了，他是一个黑皮肤、长个儿，眼睛明亮望远，看似威凌四方的王者，若非周文王，还有谁能作这样的歌曲呢？”师襄子大为折服，离席而拜说：“我的老师正说这乐章是《文王操》呢！”

孔子学乐由知曲、合拍而逆志、知人，想象作曲者的容颜，这种学乐的专注和造境，连一国的乐师之长都要避席再拜。

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三十岁前，收了一些门弟子，即以《诗》《礼》《乐》讲学教人。鲁国文物荟萃，有“礼义之邦”的美称。孔子在三十岁之前，即已成为鲁国中，知诗、书、礼、乐的贤者达人。

孔子在三十岁这年，也就是鲁昭公二十年 （前522年） ，齐景公和晏婴在齐、鲁国境狩猎。齐景公时，有晏婴辅政，国势很强，《史记》说“齐景公二十六年，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历史上很少国君因狩猎而进入他国国境，而且为了问礼。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说齐景公初政，不珍惜旧人，晏子向景公辞官。景公放手治国，结果自己的声望被高强和鲍国两个大夫所超越，老百姓大乱。景公深感恐惧，召回晏子，诸侯又开始敬畏景公，大夫也服从景公，百姓努力开垦耕作。蚕桑和豢养放牧的地方不够了，于是“丝蚕于燕，牧马于鲁”，有可能齐人强横入侵，在鲁国牧马，齐景公因而和宰相晏婴，假借“入鲁问礼”的理由，顺道进入鲁国。

齐国从齐桓公后，就是春秋时代的大国，晏婴是齐国三朝元老重臣，晏婴年岁比孔子大三十四岁，本身又博学，怎么可能入鲁问礼呢？这让人想起鲁昭公七年 （前536年） ，楚灵王为庆祝章华之台落成，邀请各国诸侯参加。鲁昭公也接到邀请，由孟釐子陪同“相礼”至楚国，孟釐子回鲁后十分懊恼自己失职，没有能力“相礼”，所以求鲁国会相礼的人，结果听到孔子是个知礼的达者，告诉他的大夫说，他死后，要儿子孟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

中国字常一字多义，“相”这个字有观察、占视、交互、形貌之义，也有辅助、扶助之义，古代官名即有相，后代也称百官之长为“宰相”。

武丁 （商朝第三十二任君主，前1250年-前1192年在位） 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冢宰即宰相。

周天子失位后，诸侯各国国君也都有相，但这个相大多由卿大夫的正卿担任。汉刘邦打下天下为汉天子，萧何为“汉相国”，而曹参为“齐相国”，曹参何以叫“齐相国”？因为刘邦以长子刘肥为齐王，曹参辅助刘肥，所以为齐相国。等到萧何死，曹参才接任为“汉相国”。

但是，在孔子时代，“相”只是个知诗达礼的外交赞礼人才。《周礼·秋官·司仪》说：“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注：“出接宾曰摈，入赞礼曰相。”

孔子弟子中，公西华的专才就是为“相”，他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论语·先进篇》） 国家在宗庙里祭祀和诸侯相会见，都需要有相辅助国君。

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篇》） 就是孔子说出当“相”的必备条件。

齐景公带来的相，就是齐国重臣宰相晏婴 （晏婴并非正卿，而是次卿。据说，国氏是姜太公之后，高氏是文公之后。齐桓公得立，便是因为国、高二氏做内应。齐桓公以管仲为相，管仲奉命“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不敢接受说：“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连管仲都非正卿） ，齐景公和晏婴到鲁国却说是要请教鲁国之礼，这对鲁昭公来说，是何等严苛的挑战考验，鲁国若无知礼者帮忙鲁昭公相礼，必然成为笑柄。幸好，鲁国有了孔子。

齐景公、晏婴虽然不是真为问礼而来鲁国，齐景公甚而有扬威之意，但表面上还是问了一些鲁礼。齐景公、晏婴对孔子的答问，一定心中暗暗称许，齐景公不免露出欣赏的神情，有意探探孔子是否有为政之才，就问孔子，秦穆公何以能称霸：“从前秦穆公国家很小，地方又偏僻，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呢？”

秦国偏于西陲，原本是小国，突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这个原因，齐景公、晏婴不可能没有看法，只是想听听孔子的知见，孔子回道：“秦国虽小，但志气可大；虽然处于偏僻之地，但行为端正。秦穆公又会用人，亲自举拔任用五张黑羊皮赎来的贤士百里奚，封他大夫的官爵，把他从奴隶的拘禁中救出来，和他一连晤谈三天，随后把国政大权交给他。从这一事实看来，秦穆公就是统治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他称霸诸侯还算成就小呢！”

齐景公听了孔子的话十分高兴，晏婴也显现了欣赏的神色，有意和孔子结交。孔子后来就称赞晏婴说：“晏平仲 （晏婴的字） 这个人善于和别人交朋友，他和人交友，时间虽长久，仍旧能恭敬而不失礼。” （《论语·公冶长篇》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记载晏子后来又出使鲁国，鲁昭公请问如何“安国众民”，晏子回说：“我听说傲视大国、轻视小国，国家就会面临危险；不愿听取人民的心声，只会加重赋税，人民就离散。善处大国，帮助小国，即是安定国家的法宝；谨慎听取人民的意见，节约省用，此即增多人民的方法。”

《内篇杂上》记载，晏子出使鲁国，拜见鲁国君主，孔子命门弟子前往观礼。门弟子引礼书上说：“‘上台阶不能越级，殿堂上见君子时不能快步行走，授给君王玉器时不能下跪。’现在晏子见鲁君时，全都违反了这些规矩，谁说晏子娴熟礼呢？”晏子拜见鲁君后，退下殿堂去会见孔子，孔子将弟子疑问提出，晏子一一解释，孔子以宾客之礼送行，对门下弟子说：“没有明文写上去的礼仪，只有晏子能够实行。”

孔子生在鲁国，三十年来在鲁国学礼、读书、结婚、生子、讲学。孔子见了齐景公、齐相晏婴后，他的脑海中闪现未来可以展现抱负的国家，除了母国鲁国中，又多了一个接邻鲁国北境的齐国。齐国有位知礼的长者晏子。《晏子春秋》的作者，十分重视孔子在鲁国说晏婴的话，作了晏子和孔子惺惺相惜的记录：

《内篇谏上》：雨雪三天，天不开晴，穿披狐白皮衣的景公说：“奇怪啊！雨雪三天，天却不冷。”晏婴答说：“我晏婴听说，古代的贤君，自己吃饱了，还会想到有些人民在挨饿；自己穿暖了，还会体会百姓在受冻；自己安逸舒服了，就会想到百姓的劳苦。如今你却不知道啊！”景公一听，立即下令赈灾。

仲尼闻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善于表达自己想做的事，景公善于做他喜欢做的好事。）

《内篇谏下》：景公喜欢建大台，强征民力，天寒地冻也不停止。景公请晏子饮酒作乐，晏子趁着喝酒唱歌说：“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 （老百姓说：‘冷冻冰水洗我，怎么办？天老爷毁我不成人形，怎么办？’） ”歌唱后，大声叹息，泪流不已，齐景公当下表示停建大台。晏子怕国人归功于自己，拿树皮当鞭子，鞭打懒散的人说：“我们一般小人物，都有房屋躲避湿热，君上只为建一个台子，你们却怠惰拖延，为什么？”国人因而说：“晏子助天为虐。”

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古代善于做人臣的，好名声归君上，祸难留自己承担；入朝与国君检讨君上不足之处，出朝就高度赞誉君上的德义。所以，虽然事奉懒惰的君上，也能使君上无为而治，使各国诸侯前来朝拜，自己不敢骄夸功能。能当如此称道的，就是晏子这个人了。）

《内篇谏下》：景公宠妾死了，他竟然守尸三天不食，寸步不离，不听劝告。晏子进宫，假说请来有法术的人，可以治活死人。景公大喜，晏子以避鬼神为名，要他暂时离开。景公一走，晏子立即将尸体入棺，然后报告景公，死人医治不好，已经收殓了。景公很不高兴，说他做国君是做假的。晏子说了一番话，引古圣王人死时是“畜私不伤行，敛死不失爱，送死不失哀”，而你景公却是“朽尸以留生，广爱以伤行，修哀以伤性”。

仲尼闻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废；君子之非，贤于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谓欤！” （星星明亮时，还不如月色昏暗时的光亮；从小处看成功的事，不如从大处看失败之处的事；贤人君子有过时，胜过小人做对时。这大概说的是晏子吧。）

《内篇杂上》：晋国有意进攻齐国，先派范昭到齐国打探虚实，看齐国政局是否稳定，故意做出一些违礼的动作，晏子一下看出范昭的居心诡计，告诉景公说：“范昭的为人，并非浅陋不知礼节，他只是想借非礼行为来试探我们君臣，因而我们要拒绝他的无理要求。”范昭回晋，禀陈晋平公，晏子识破了他的心计，齐国不可以攻打。

仲尼闻之曰：“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 （不离开酒宴杯酌之间，而能挫败千里之人的敌人，说的就是晏子啊！）

当然，慧眼识英雄，孔子称赞先进长辈晏子，晏子对孔子这个后辈也给予注意。《内篇问上》景公问晏子曰：“吾欲善治齐国之政，以干霸王之诸侯。”晏子作色对曰：“官未具也。臣数以闻，而君不肯听也。故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今君之朝臣万人，兵车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坠下民者众矣 （‘霣’即陨，从高处下落，意指不善之政加于下民众多） 未有能士敢以闻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官未具”，官员未具备充足，晏子对于景公夸言要在诸侯中称霸，不表示认同，认为贤能官员还不够，并且指出孔子身边有许多才德兼具弟子，足以为他贡献所长。

孔子心仪晏子，心海微澜：总还会再见晏子吧！而晏子以友辅仁：后学孔子可畏，焉知其不如今也。 PMQI0DUrf1PFxun1Lw9evTsCFHs5hJswEI9rCkRqxMuqMdWVWVedX6J/4geybz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