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学古人智慧，明白自己的良知，千万不要叫人牵着鼻子走。

同学们读古书做学问，当作是趣味，要非常轻松，不要功利境界，好好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才能了悟真理，启发自己的智慧，使之有用。

文化的深层意涵和力量，很少人比毓老师的感受更深刻了。

毓老师认为清朝能打败明朝政权，得力于一个书院和一本书。

清太祖努尔哈赤自觉满人武力虽强盛，但大明也非弱者，要打垮大明王朝，需要了解汉人文化，于是聘请了浙江绍兴人龚正陆（ 陆为“六”之语音，即为“龚正六” ）及汉人教师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人，成立了“启运书院”，教导包括清太宗皇太极、摄政王多尔衮及清初的皇族子弟。由于满人对汉文化十分陌生，教学不易，不得已找了一本故事性极强的《三国演义》当教本，满译汉书，第一部即《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尽讲战术，有不少调兵遣将，以及用谋、用间的例子。这些满人子弟深思精读，师法三国人物的故实和谋略，竟然打败大明王朝，建立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

毓老师在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天德黉舍”讲经，即是师法太祖努尔哈赤的文化淑世救国；毓老师训勉弟子读书方法：“先精后博”、“先就一两本来读，通了再读他书”、“找一本经书或子书，终身思之，遇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懂得圣贤任何一句话，都可立身，毋自欺也”，等等。即是师法清朝以一本《三国演义》兴邦建国。

清朝统一中国后，深觉汉文化的力量，教导皇太子和皇族子弟的太傅、侍讲和侍读，都是治经的博学大儒。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例，首选入宫的天子教席三人是陈宝琛、陆润庠和伊克坦。陈宝琛和陆润庠是汉人，伊克坦是满汉双榜进士，负责教满文，以后再入宫的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等人皆是汉人，满文教学只是聊备一格。

清朝灭亡，毓老师认为清朝不仅亡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也亡于汉人文化。毓老师语重心长说：“文化太可怕了，金人（ 金人本为女真族，阿骨打称帝建国号为‘金’，后为蒙古所灭；皇太极天聪九年改女真为满洲。毓老师自称‘金人’或‘满人’ ）在武力上是成功了。但金人虽强，至今什么都没了，大本虽立得住，就是文化让它（ 汉人 ）胜过了。我是金人，却在教汉人文化。”

毓老师读书百年，相信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文化太丰富了，我们不是重传统，而是重其智慧，传统文化电很充足，就没插上插头，插上就光照世界。”

什么是“文化”呢？毓老师说：“什么叫文化？是要以文化天下。今天学生何以没力量？文学院分中文、史学、哲学系，‘系’真成‘细’了，粗不起来。中国文化是文、史、哲不分家。文化从自然来的，不可以造假，是慢慢变的，愈变愈加致密，是有步骤的。小孩子从小天天接受文化教育，刚开始什么也不懂，告诉他什么，给他什么他都接受，等大了，懂得挑剔了，就是文化。文化要‘以文化天下’、‘以文化世’，不是空言，必须行事。学文、史、哲，就有道统的责任。”

探索毓老师说文化要“以文化天下”、“以文化世”，是根据《易经》第二十二卦贲卦的《彖传》说法：“观天文，以察时变”（ 以，用。观测日月星辰等天文，用来察探天时的变化 ）、“观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察人文，用来化育成就天下万事万物 ）。

中国古书钩深致远，尤其《易传》，有无上甚深智慧，某些传文不只是理论且有史实根据。“观天文，以察时变”，可说是尧的功业。《尚书》记载尧派大臣分据四方山头，观察天文，历象日月星辰，创作了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的时历，敬授人民使用，使黎民知变与时相合。孔子因而称赞尧说：“唯天唯大，唯尧则之。”（ 《论语·泰伯篇》 ）此即尧能“观天文，以察时变”，后世故称尧为“文祖”。

《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古时包牺氏得以成为天下民归往的王者，是因为他仰首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等自然之象，双眼观察大地万物，又观察鸟兽羽毛的纹彩，以及山川水土的地利。万物皆是象，伏羲近的取象自己的人身，远的取象万物，于是创作了八卦，以融会贯通不可测度的生生奥妙之密，比类万物的各种情状 。）“王天下”即是通德类情，以人文化成天下；作《易传》的孔子故而以“观人文，以化成天下”，来称赞伏羲，后世遂以“人文之祖”或“人祖”尊称伏羲。

“文化”两字源自《易经·贲卦》的“观人文以化成天下”，明言“文化”非只以“文”化“国”，而是以“文”化“天下”，“天下”为公。毓老师所以说：“学中国文化，就是学公，学无私；大公无私，有容乃大，天下无界。”《礼记·孔子闲居》亦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尸子因而说“孔子贵公”（ 《尸子·广篇》 ）。

毓老师学宗孔子“贵公”思想。中国文化既是“贵公”，就非仅只为中国人所有，乃天下人共有，能用才拥有。日本人在武则天时代，学唐朝文化，日本人供奉的“天照大神”，实是“天朝大臣”的音转，即徐福。日本又学《孙子兵法》、王阳明学说而成大和文化，韩国人接受商朝箕子文化，衣服尚白，旗用八卦，而成朝鲜文化。毓老师是满人，满人也采行汉文化，毓老师不能忘祖，于1997年重修满人最早的皇陵永陵，又于1999年，在清朝皇寺地藏寺东南独资数千万，建立了满学研究院及满族博物馆，但他所讲之学、所谓文化，不是金人文化、金人之学，而是公天下的汉人之学、中国文化。

毓老师终年一袭长袍，头戴瓜帽，颏下一绺长髯，所学的又是帝王学，很容易遭人误为是旧时传统的老学究。其实毓老师也从新时代走过来。他小时候每当出门，阿玛（ 满人对父亲的尊称 ）就叮咛：“不准去‘胡闹’。”即不准他去听胡适演讲（ 胡适骂孔夫子最厉害，毓老师当时也如一般学子好奇，喜听胡适说新文化 ）。

毓老师早年就阅读西方思想。1887年，英、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出版机构“广学会”，前身是1884年成立的同文书会（ 一名“同文馆” ）。广学会（ 增广西方之学的学会，西方传教士成立 ）出刊的主要刊物有《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还出版了韦廉臣的《格物探原》《七国新学备要》。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览要》，叙述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东战纪本末》内容为甲午战争的资料、评论汇编，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产生深刻影响。毓老师年少时看过“广学会”的出版品，还加入国际组织“甘地学会”。甘地百岁诞辰（ 1969年 ），毓老师已被软禁至台湾，还收到甘地的陶泥像。

毓老师不仅未排斥西学，还往德国学军事，往日本学东瀛文化，他自喻自己回头讲中国文化有如兔子归老窝：“我不是说啊，我也是从时髦转回来了，‘兔子绕山跑，终究归老窝，不归老窝，没有不灭亡的’。”

毓老师亲自经历且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以下的深刻反省：

“五四”留下什么？就留下很多迷惑。

民国以来尽毁中国文化，台湾祭孔还是从韩国学回来的，朝鲜礼只是郡王之礼。

民初邪说横行，尔今安在哉，胡适先生对此时代，究竟留下什么？古来多此类人，只能成为时代点缀品。

自1920年以后，是在审判中国书，不是在谈中国书。近代大陆的中国思想至混乱，台湾的则是挂羊头卖狗肉。

毓老师检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带给中国新文化的契机，反而弱化伤害了中国文化。毓老师还认为“五四”之后，有些留洋学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欲引进西方思想哲学，结果也一事无成，毓老师痛心地说：

民国学术不是没落，而是新的一套没被接受。洋观念与我们老百姓的脉络接不上，任何事得有个脉络。我们没找到真正的穴道，找到的话一针见效，它那个药方是触类旁通的。

民国学术不能言衰，只是大师不能成终；心有余，智不足。没有摸着东西，只照葫芦画瓢。自己不努力，找不到自己的东西，当然就跟着别人的叫。

为主者，要为老百姓立新命，这用外国道道或小康世的改良不行，得要用大同世了，要把营养放到大米饭中，不能放到面包中，我们的老百姓才能接受（ 据了解，麦当劳为打开大陆市场，已在研发用米食取代面包 ）。

国民革命成于留日的，因当时日本盛行阳明学，有相当的水准；失败于留美的，孔、宋家族对于近代中国要负莫大的责任。

中国东西得好好整理了，但得发大心，碰两下（ 不下真功夫 ）不行的。今后，摧毁中国文化的，就是碰两下，掺和西方东西的人。

我们是讲中国人的学问，不是反对西方思想，可绝不可以掺入康德、黑格尔西方思想。若要研究中国文化，不可以研究混血儿的中国文化。

毓老师年岁大，又学帝王学，但可不是保守传统的冬烘先生，他反而批评一些不能与时推移、不能日新的守旧者：

有些人年轻革命，年老守旧；因为不认识时代，没有时代思想，不能日日新。

有些人年轻时活泼，老成僵尸。

治国之道千百年大计，时代在变，没有今天，说什么往后五千年。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历史太重要。因为什么？读历史才知道那个时代何以演变至今日。

中国从“五四”起，可知新极不易，很多人自以为爱国爱民，实为进步障碍。

不要以为新即永远新，要与时推移才新……否则新人转眼间成旧人，昔日革新的革命志士反成守旧的革命对象。

活过百年的毓老师深深感受文化的力量，他直言“没有文化，就是丑”、“现代人何以不爱国？就因为没有真的文化”，他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尽毁中国文化，又担心留洋学人掺和外洋文化而伤害中国文化，故而慎思明辨后，开始讲授中华文化。

毓老师说：“科学的环境，我们差西方一大段，人学（ ‘人学’不仅仅是人文哲学，指人的学问，亦即文化 ）的环境，中国还是最高的，‘斯文固未丧矣’！”

文化经过时间的沉淀累积，有保留，也有损益，《论语·八佾篇》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夏代的礼，我能够说出来，可惜的是，它的后代杞国保存的史料不足以为证；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遗憾的是，它的后代宋国遗留下来的史料不足以为证。 ）《为政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殷朝因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都可以推知。以后继承周朝的礼仪制度，虽经过百代，也可以推知。 ）故而，为人子孙者要“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礼记·学记》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知晓先祖的志事，亦即知道先人文化。善述先人文化不只要知先民立命大本，也要承续出新，不可忘本。长袍为毓老师先人衣冠，毓老师终年不脱长袍，就是怕“杞不足征也”。

人文化成的文化看不见，不能具体呈现，毓老师认为文化可通过精神、礼文、德行等彰显表达。毓老师说：“讲书特重文化精神之所在，否则写任何东西，都是水皮打一棍子，无法深入。”

毓老师忧心读书人对中国文化缺信心，只能写些洋八股，故而说：“精神叫人俘虏了，那是中国最悲惨的。你们有几人能懂洋八股的？为什么不写自己的？”“今时风气，年轻辈说话做事没有诚心、爱心，主事者没有人文精神，个个现贪利本相，一过即雾消云散。”毓老师体悟文化精神的力量，一再训勉弟子“读书贵乎得精神”、“做学问必做活学问，必知那本书精神之所在”。

毓老师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就在礼上，以礼表现文化。”中国何以被称为“礼义之邦”？毓老师给了答案：“什么叫礼义之邦？礼者，理也；义者，宜也。做事能理于宜，邦民理事都合宜，就叫礼义之邦，不是光喊道德口号。”毓老师举人的小动作为例：“一个人按规矩行事，就会无形中得益，比如到别人家，进门之后把门带上，主人就有几分好感，感觉你有礼节。进门不关门，还得等主人关门，自己不会感觉不好意思吗？”“从对人的称呼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每一个称谓有不同的性质。两者性质不同，像现在大家都说‘表亲’，什么‘表亲’？‘姑表亲，代代亲’，因骨肉亲；‘姨表亲，一代亲’，死了姨娘断了亲。外国的称呼乱，因而都不亲。”

中国文化重德。毓老师谈德，最是简易平白：“德，就是行为的成就”，“历史是一面镜子，有多少人能留下来受称赞？没人赞美强梁，大家赞美德行”，“一个人事业失败，往往不在事业本身，而是德行有失”。

毓老师身为前清皇族，独尊康熙是千古一帝，但也不讳言说：“有遗德在民的都是一介平民，何也？盖有实之故，巧取豪夺都没有好结果。环境很复杂，保持清汤挂面就不容易。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毓老师廓然无私地说：“清朝十二个皇帝，有几个人说得清楚？因为他们对人民没有多大好处，记他做什么？所以要有遗德在民，人民才会感念记住，天下事都是有德者居之。”

中国学人常将文化和思想并称说“文化思想”。文化和思想虽有关联，但字义本来就有别。文化指的是人文化成，经过一个族群无数人的长久经验累积消化而成。天地万物皆有文，天有天文，地有地文，水有水文，连鸟兽山川皆有文，不过，这些文是自然之文。人为万物之灵，主要特质即能化成，且能把化成的经验成绩，通过文字记录传下来，此即文化。

文化源于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化。思想不限于人类，禽兽大多有较人低层次的思维，但脑子构造不如人的精密复杂，又不能使用文字记录。所以，文化主要说的是人文，也唯有“人”才能“化成”天下。“思想”两字，孔子十分重视，《论语·为政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庸》说“慎思之”，又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聪明睿智即是思想精妙入微。郑玄注解《尚书·帝典》尧之德“钦、明、文、思”的“思”字，作“虑深通敏”解，唯虑深通敏，方能聪明睿智。

毓老师以实用治学，虽在字义上诠释思想，更见底直言：“中国思想是靠行的，不是靠讲的。实学才有用，要把思想变成行为，才有作用。把书当思想读，不当文章读。”

文化起于思想，任何学问都是思想的产物，哲学当然不例外，西方哲学更是起源于思想的探索。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问及思想本身的哲人，真正的西方哲学因而由苏格拉底开始。

苏格拉底开始将思想本身作为思想的对象，把思想本身当作分析综合的客体。把思想主体当作客体，摆脱了自己主观束缚，走出自我圈子，在自己之外来看自己，也就是“认识自己”，亦即把思想当作思想的资料。唯其如此，才能找到客观的真理。

也就因为苏格拉底发现思想的抽象作用，“知识论”才正式成为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苏格拉底用思想的概念，来诠释外界的具体万物，即用概念来解释我们的认识作用：一张在我们身外的桌子怎么会变成一种影像，走进我们的思想中？我们的思想怎么对客体有所认知？苏格拉底继而从许多个别的、单独的、具体的事物，以它们的共同点，抽出“共相”来，而这“共相”就是“思想”与“存在”间的唯一媒介，因而思想是共相的、抽象的，存在则是个别的、单独的。思想与存在间没有等号，因为二者关系不明。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接着提出的“知识论”，继续探讨思想与存在间的关系问题、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知识论所考究的是“真理”，目的就是建立起这种关系。（ 参考邬昆如《西洋哲学史》 ）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也是影响后世最深的，是一种哲学方法，即分析人的思想，找到人类思想原来有一定法则可循，这就是“逻辑”。

西方近代哲学之父，又是理性主义始祖笛卡尔，他的知识论以理性为研究哲学的出发点，去找寻哲学认识作用以及发现认识对象，目的在找到绝无怀疑、绝对可靠的知识。笛卡尔《沉思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名言。笛卡尔说“我在（ 存 ）……我是思维者”，此即“意识我”。笛卡尔在思想中找到的意识的存在，而且是活动着的意识。

西方哲学起源于思想的探索，将主体的思想本身作为客体的思考对象，企图找到客观的真理，西方文化也就建立在理性认识上。

西方哲学因探讨思想而发展了“知识论”，但“知识论”只是哲学的一大部门，哲学还有“形而上学”、“宇宙论”、“伦理学”、“价值哲学”等探讨课题，所以“知识论”不等同哲学。哲学指有系统、有组织，且能一贯立说之学，思想人人有，但不见得成学，思想故而也非哲学，但能成“学”的哲学家一定是思想家，而堪称“家”的思想家大抵当得哲学家。中国往圣先贤有思想，也有哲学。不过，有些学人习惯并称哲学思想，也有的把哲学家说成思想家，甚至也将文化和思想并言。

毓老师认为中国表现思想大能时，就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这些思想家也是哲学家，杨朱、墨翟的哲学就威胁到孔子，连孔子都快断根，孟子因而骂街，重批：“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干不过人，就骂人禽兽。

毓老师要弟子活用脑子，读春秋战国时代著作，就得深入，但不是学他们那个时代的言行，而是要研究那个时代环境，何以产生那么多思想家、哲学家？

毓老师讲实学，殷切期望弟子活用有成，多次讲始计用谋的《孙子兵法》，但感觉几十年来，弟子并未有大成就者，曾在课堂上发脾气：“我教了几十年兵书都是白搭了，产官学没有一个成材。书是死的，能用才活，同学能做出来的没有一个。我天天讲人话，竟教出一批浑蛋来！孔子是乐死的，我是气死的！”

西方重视知识的探索，有“知识即力量”之说，西方哲学发展了“知识论”，但中国哲学不驰骋知识的无涯天空，而是潜心于智慧的启发。

“智慧”两字出现在先秦诸子书中。《墨子·尚贤中》云：“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也。”《孟子·公孙丑篇》云：“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荀子·正论篇》称：“天子者……道德纯备，智慧甚明。”《尸子·治天下篇》称：“今人尽力以学，谋事则不借智，处行则不因贤，舍其学不用也，此其无慧也。”墨子、孟子、荀子、尸子的“智慧”之义是聪明、才智。佛教则引申智慧为破除迷惑、证实真理的识力。梵语“般若”的意译，有彻悟意。《大智度论》说：“般若者，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穷尽到边。”有些佛教则解读“般若”为“妙智慧”，《无量寿经下》云：“颂曰：‘如来智慧海，深广无崖底。’”

不过，先秦古书的“知”是古字，“智”是后来字，但后人抄书，常“知”、“智”不分，径改“知”字为“智”字。

中国字有本义，有引申义，“知识”、“智慧”二者，古人用字不同，而有层次差异，但有时也可以互通。

《论语》一书没有“智”字，“知”字有一一六次。第一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末章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始终章都有“知”字，这两“知”字都当动词用，是“知道”的意思；但《论语》中有二十五处的“知”同“智”，当“智慧”解，如“知者安仁”、“焉得知”等。《孟子》书的“知”字一一二次，其中一〇九次作“知道”解，三次同“智”，而本文有三十一次的“智”字，当智慧解。所以，孟子书有用“智”字的三个“知”字，可能是彼时“知”、“智”的古今字仍并用。知识有学知的意思，毓老师讲学，不只用“读书人”，也用“知识分子”勉励弟子学生：

知识分子因能明是非，知善恶，不助人为恶，才能做中流砥柱，成为社会安定力。

知识分子最重要是有良知。有了良知，胆小的不盲从，胆大的可做英雄。

“知理不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能用理吗？知道一点用不上，就成为挑剩的“剩人”。

知识分子是天地良心，要拨乱反正，不但管后果，连前因也要好好管。

知识分子绝不能自侮、自轻，净为人打小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己没有权利糟蹋，不能光宗耀祖，起码无忝所生。

天下何以不太平？因无是非黑白，知识分子不知去就，何况老百姓。所以，知识分子重要，绝不可以己之昏昏，觉天下之糟糟。

知识分子不能乡愿，要能明辨是非。

不要笑看人家一只眼、单条腿，天下间有多少有眼看不清、思想单条腿的知识分子。

不过，“读书人”或“知识分子”都是后来的称呼，古人称“士”、“士人”或“儒生”。

“士”，抱十合一（ 一曰“推十合一” ），本义是“事也”。“士”在周朝早期是官爵位。《孟子·万章篇》北宫锜问孟子：“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回答，在一国施行的爵位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毓老师故而说：“士是古代基层公务员。”孔子时代，读书人仍称“儒”（ 《礼记》有《儒行篇》 ），活跃于社会，没有爵位，后期的“士”遂成为开始做事的读书人。这些“士”富有道德感、责任心。《论语·泰伯篇》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成为一个修行者。古时的士人若以位而言，上头是大夫，合词“士大夫”；以德而言，士上一层次是君子，《春秋繁露·俞序》说：“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 毓老师常说“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同 。）

古代士人希望读书后从政，所以“士”、“人”合为“仕”，做官即“入朝出仕”。发明象棋的人若不是曾经做过官，就是欲以棋培养人，如“师”、“将”左右即是“仕”、“士”，而围棋则有“天元”。

那么，知识和智慧有何分别呢？

知识较偏向读书求知，毓老师说“知识是活的，是宇宙的生命力”，但智慧也是活的，智慧能把宇宙的生命力用到活的人生。辜鸿铭说：“明理不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知识求“明理”，智慧则要“知所以用理”。重实学的毓老师将智慧讲到实用的至极处：“一个人在没办法中有办法，才叫作智慧。”

谈“智慧”，还得先说孔子的看法。

孔子就人的智慧资质，分上智、中智与下智三层次。《论语·阳货篇》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雍也篇》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季氏篇》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三章合读，就可以知道孔子的智慧观。

孔子就其观察，每个人都得自然之性，也都有智慧，但智慧有上、中、下之别。孔子用字慎重，所谓“上知”即“上智”，“知”同“智”，世俗称“智慧”是正面的，故而称人智慧不足，不用“下智”，而用“下愚”。毓老师说：“上智之人不变，下愚之人不知变，中质之人则容易见异思迁，孔子才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一般人的智慧大多非“上智”与“下愚”，而是在上下之间，孔子也不直接说“中智”，而以“中人”来说明，一般中等以上资质的人，可以培养他的智慧，可以和他谈上等智慧的事，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跟他谈上等智慧，因为跟他谈，他也不懂。

中人以下虽不可以语上，可孔子有教无类，并不放弃中人以下的人。因而提出“学”的重要，由“学”来弥补天生资质的不足。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中人智慧次于上智者，只要力学就可以得到上智。至于下愚的困知者，先天智慧不及上智者及中人，若能勉强力学，也可冲决与生俱来的困知而得智。孔子最担心的是，自己先天智慧困而不知，后天又不好好学习，只好沦为“下民”了。

孔子最伟大的地方在不弃人，他出身微贱，也给困穷的后学无比的希望，只要依礼送个束脩，有心向学，就可入门成弟子。至于对下层百姓，孔子用了“下民”，但“下民”不是无钱财，而是困而不学。

孔子不仅不弃人，而且谦卑鼓励世人。《子罕篇》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这一章之意是，春秋时代害死伍子胥的吴国太宰伯嚭问孔子弟子子贡说：“孔子是个多能的圣人吧？”话中的意思是将孔子当成生而知之者的圣人，但《述而篇》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向弟子和时人谦虚表示，他绝非上智者，而是学而知之者。这就是说，为后人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自明自己的智慧是学来的，而且是向古圣先贤求智慧的。

孔子不只说自己之能非先知先觉者，而是学得的，并且说不要怕问学，《八佾篇》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有人就说；“哪个说鄹人叔梁纥的儿子孔丘知礼吗？他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 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 。）孔子勇于提问，《中庸》孔子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上等智的人，不待学习就知晓，次一等智的中人之士因学而智，第三等智的困学之士，困穷而通，努力学得智慧。三等人的资质各不同，得到的智慧还是一样的。《中庸》这一章，尤须注意的是三等智之后的“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论语·里仁篇》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而行之”即安仁者；“利而行之”，智者利仁，“利而行之”即智者；“勉强而行之”，勉行，知耻近乎勇，困知勉行才达到成功，此即勇者。

“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这是三等智，就知而言；“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就行而言。也就是说，谈智慧不是光口头讲，而是要行，将智慧用出来。不过，用智慧可不能恃才傲物，自以为高人一等，毓老师说：“人都有智慧，有的外露，有的不外露。不要自作聪明，太聪明易出轨。你不觉得比别人聪明，就多份警惕心，较有成功的机会。”

《中庸》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 中途而废 ）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 自明 ），虽柔必强（ 自强 ）。”这一章可以说是“天德黉舍”的舍义，毓老师辞世发靷，众弟子肃立，由师兄孙铁刚引领恭读此章致祭。

此章由“博学之”至“笃行之”，学然后必行。学由学知开始，经过审问、慎思、明辨后，知识已成智慧。我们由是体悟，孔子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不只是修学之方，也可说是求智慧的次序：为学从博学开始，经过审问、慎思、明辨这三层次，即已得智慧。“笃行之”显现孔子之学是知行合一的，此即《易经·系辞上传》第五章的“知（ 智 ）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智周万物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道济天下则是“笃行”。

孔子的智周、道济，毓老师说得通俗：“我们是读书人，读书人贡献给国家的，就是用智慧。学术界要做苍生的头脑，读书人的智慧，就是苍生的生命。”

毓老师讲智慧深入浅出，他说：“我们要学古人智慧，明白自己的良知，千万不要叫人牵着鼻子走。”人人听得懂，似乎不深奥，不是惊人之语，却说智慧到造极处。

孔子自己说他不是生下来就是有智慧的智者，是经过求学而得，他又说出培智的方式是“好古”。毓老师说“学古人智慧”，亦即孔子的“好古敏以求之”。

《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不是尽用一己的经验、智慧来应天下事，他还接着尧、舜、文、武等前贤往圣先学而集大成的。

孔子不仅自言“好古”，还有“敏求”，“敏”要虑深才能通敏；“求”，《里仁篇》孔子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求为可知”要求可致用之学、从古人智慧中求穷变通久之道，此即好古、学古，还要敏求用古。

何以孔子、毓老师求智要好古、学古人呢？古今异时异势，时势不同，学古好不好？古今哲人常见争议。商鞅就认为普通人“安于旧的习俗，学究们拘于自己的见闻”（ 《商君书·更法篇》“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 ），但是，三代以不同礼制成就王业，五霸用不同法制建立了霸业，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商鞅因而反对返古、学古。孔子也说过，生在现今时代，偏要返古、复古，这种人必定要遭受灾祸的（ 《中庸》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 ）。毓老师看过三遍《四库全书》，他发觉不要看钦定的、正义（ 古人注经常用“正义”两字，如《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等 ）之类的官书，这些书没有智慧，是垃圾，所以要“学校（ jiào ）钦定之枉，道正率性之元”（ 毓老师另说“诊钦定，另辟天地” ），这个说法似乎与孔子自言好古、学古相背，为什么？

古人的某些观念、做法有其时代性、限制性，时代不同，就应该与时改变，才能时乘来统御天下事（ 《易经·乾卦·彖传》“时乘六龙以御天” ），其中礼节因时变易特别显著，各时代有各时代的礼，《礼记·礼器篇》因而说：“礼，时为大。”

《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这章文义是，上古时代，人们冬天藏身洞穴，夏天居住野外，后世圣人为了防止洪水猛兽侵袭，指导人民建筑宫室，上有栋梁，下有檐宇，以防御风雨；上古的丧葬用木材厚推在尸体上面，埋在荒野中，不设立坟墓，也不植树，居丧也没有一定期限，后世圣人制定丧礼，换用棺椁来殡葬。这是说，时一变，人的想法就要变，像今天已坐汽车、火车、飞机，若还坚持骑牛坐马，那就违时，必招致灾害。故而，古学与今学的区别要分清楚，能用上即是今学，我们学古即因古能今用。

遗憾的是，有些古书原创性极强，思想、文章都能跨越时空，是有生命的古书，也可以说是虽古犹新，但某些注疏家将它变成封建教条的工具，像《诗经·国风》开始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一首男女真情真爱的人性无邪之诗，文学价值极高，孔子故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但宋朝的朱熹注解说“窈窕淑女”是指文王的妃子大姒，在处子时。“君子好逑”的君子指文王，文王有圣德，又得到圣女姒氏作为配偶，宫中之人见二人开始恋爱，有幽娴贞静之德，故而作此诗。朱熹生在帝王时代，注经有其背景，但民主政治的今天，某些老师讲授这章诗，开口朱注，闭口朱注，完全不知今世是何世，甚至曲解了《诗经》本义。

后学曾批孔教是杀人的礼教，究其实，所批的非孔子，而是朱熹。我们且举一例。打官司，无分贵贱、尊卑、上下，一律平等，“包青天”包拯为后世尊崇，即因他明镜高悬，敢铡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为弱者百姓申冤，但朱熹主张打官司要分阶级，不准以卑凌尊，以下犯上，他曾上奏说：“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对于朱熹这种讼案先作尊卑上下身份，不以是非曲直为考量，卑贱者即使理直也不保护，清代学者戴震就批评是“以理杀人”。

宋朝文化之盛，民生富有，不可轻忽。朱熹将《论》《孟》《学》《庸》合为《四书》，确有卓见，但朱子学是南宋产物，《四书集注》因非救命东西，南宋并未因此而兴起，元朝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序；明太祖洪武二年科举，又诏定以朱熹的传注为宗；清康熙五十一年以“朱熹升配大成殿东序为十一哲”，以兹表彰。朱熹之学在明、清两代被列为儒学正宗。在中国儒学史上，朱熹理学的作用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

毓老师比较朱熹和王夫之，说：“船山受的苦，政治经验，在社会上的奋斗，都比朱子高得多。船山先生革命为国，最后隐居注书，看他注遍群经，然后心有余力为先皇写个传，自己还有个集子，其精力之强，立论之高，绝非普通人所能比。朱子就注了一部书（ 《四书集注》 ），以外都是弟子帮忙做的，《书经》像没注一样，还好他没都注，如果都注了，中国还两千年不能翻身。船山的东西不大好读，他并没达到最高境界，因为他总是生存在专制时代的人物，但是除了观念上还有一些旧观念之外，其他的思想可以说特别有主见。哲学必得有主见，那不然怎么讲。”

毓老师批阅《四库全书》，发觉钦定的注解存有不少封建奴化思想，把原本活生生的学问思想，僵化成奴役人民的教条，毓老师故而直率说：“讲古书不能光看注。完全相信注是奴，全信程注是程奴，全信朱注是朱奴。读古书，不可以迷信注，以之当筌。读书必要有‘得鱼忘筌’的功夫，要直接翫味本文，整个翫味，在乎自己的体得。今天讲思想，都还在讲考据、训诂，讲这些有什么用？”毓老师甚至说重话：“读中国书在吸收智慧的产物，非读文字。考据、训诂，杀人至重，真是愚民之最！”（ 毓老师此说，必定得罪不少学院教书先生。 ）

毓老师说，语言在表达思想，时代演变，有些字不易懂，汉代儒者作了一番训诂考据，古代难字已可读，故接着就要研究思想，吸收古人智慧，但有许多学人仍耽于训诂考据，把古文当作研究对象，成为无用之学。

毓老师以思想角度批评遍注群经的汉代经学大师郑康成说：“郑康成毁今古文，自己立说，但仍近古文，以后为帝王利用，不用其他注，郑玄是学术思想的第一个罪人。”

唐代孔颖达受唐太宗之诏撰定的《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以疏解经”的著作。但在被定为官方统一教材后，变成“经院式教条”，很快失去其价值和生命力。毓老师说：“孔子以后，孔家又出了几个学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毁了孔学。”

毓老师论朱子学何以能传七百年，因为对统治者有用，毓老师说：“一个学说，可以使一个民族活，也可以使一个民族死。朱子学今天失势了，因为朱熹的东西不纯；孔子又红了，真金不怕火炼。”

毓老师因而说：“讲文字，不是生命。讲书要讲中国人的思想。当你融会贯通所有经后，会发现就注未通经，我专讲注解不明白的地方。”

毓老师又说：“人有古人、今人，礼有古礼、今礼，学问有死学问、活学问，思想有旧思想、新思想，但智慧没有古今新旧，今日能用的都是新的，都是古人的智慧。我们称这些能用的古书是圣贤书，圣贤即是有智慧的死人。所以，我们走进图书馆看古书，不是走进殡仪馆为死人化妆，而是要吸收古代圣贤的智慧，来启发自己的智慧。”毓老师又说：“每一个时代都会成为过去，时代过去即过去，切不可空用情、空留情，要用智慧做主人，支撑此乾坤。希望同学们读古书做学问，当作是趣味，要非常轻松，不要功利境界，好好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才能了悟真理，启发自己的智慧，使之有用。”

那么，智慧何以没有新旧？因为古为今用，能用的古人智慧可以突破时间的限制，传世的圣贤智慧能与时俱进。古人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大学》 ），这些智慧是新智慧。换现代人说法，这些古代圣哲是时代的先锋，不会为时代所淘汰。毓老师故而说：“古今异宜，日新其道；活智慧，用到活的人生中。”

四时运行变化，寒暑往来更替，人生宇宙天地间，智慧与年龄俱进，孔子的《论语》首篇开宗明义说“学而时习之”。人无论求学、讲学都要以“习”亲自检验生命。为学做事时习之，才能合乎时，通过实际印证，将前后连贯，看清来龙去脉，因时治时。像尧观察日月星辰变化，制作了夏历，揭开天时二十四节气奥妙，老百姓因而可以与时偕行，春耕秋收。尧的智慧无分古今。伏羲以刚柔二画象阴阳，始作八卦。八卦的阴阳理论和孔子的《易传》不只成为中国文化最璀璨的智慧，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的不少外国哲学家，都表示其成就受《易经》影响。《易经》言“穷变通久”之道，汉人称“变经”，又因变通以时，故而又称“时经”。毓老师故而说：“古若是违时，不能今用，古就是垃圾了，又何必从古？”但他又说：“有智慧不在年高，智慧与时俱进。”从古要能因时而习之，食古而化古，去古之渣滓，留下智慧精华。毓老师警告说：“不要以为新即永远新，要与时推移才新。‘孔子，圣之时者也’，即圣之新者也，要日日新才算新。否则新人转眼间成旧人，昔日革新的革命者，今时反成守旧的被革命者。”

至于古人的思想、学问是不是有智慧，可以用经验印证，视其是否能实用，或者以今人的智慧来和古人作一比较。

现在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古人的书画、器物、丝织品、漆器、青铜器等古物，这些所谓的国宝、文化遗产公开展览时，其工艺之美，引起许多专家的赞叹。秦俑出土，鬼斧神工之能，现代技艺无法超越，不解几千年前的古人怎么有那么高的智慧。

诺贝尔物理组得奖人杨振宁于2015年3月在台湾大学演讲《物理之美》说：“直到二十一世纪今天，没有一个物理学家比上个世纪的爱因斯坦、费米、狄拉克的研究成果更让人震撼的。”西方雕塑、绘画、音乐，甚至哲学、科学，西方人亦有无法超越的感叹。

今不如古的赞叹，提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答案：“智慧无古今中外。”有些古代哲学家的智慧与时推移，时至今日，仍能为社会风气所接受。中国古代哲学家不只孔子，管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孙子、韩非子等人，无论思想、哲理、文章，都比今人高，今人虽生在两千多年后，时代进步了，某些思想哲理仍今不如古。毓老师说：“慎思重要，古圣先贤的智慧能传千百年，必有传的价值，那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结晶。”

毓老师也举甘地的智慧为例说：“中国历代都有杀人魔王，但能成就的很少。就近代史而言，没打过仗也没杀过一个人的，就是甘地。甘地有智慧，他在英国统治下能耍流氓，你要我坐牢我就坐牢，你说八点半报到，我八点到，你要放我走，小包一拿说：‘再见，下次再来！’就跟你这么黏着、缠着，因为印度人不能作战，他就用这种方式。当然，这也要看环境，像在日本，再多甘地，也杀光了。”

毓老师还说：“一个孙中山，将中国史改写了。中国智慧无尽藏，就看你能吸收多少。脑子如何判断事？”

毓老师讲学以经书为主，一定有人质疑，今人读来不易的古书可以在今日成为活用的实学吗？毓老师说：“经以立本，权以尽变；古人教诲，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经书是生活的方程式，《论语》每章每句都在行。经书不谈虚说玄，完全是解决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就是要解决天下事。”“不谈虚说玄”即谈实学。解决天下事必要以其经验，提出能够解决天下事的有用智慧。毓老师又说：“一个人的学术与其经验有莫大关系，古今大儒（ 经书作者 ）久经世患而立说，注书者与写经者中间不知差了几千里。”故而训勉弟子直接读经文：“书读百遍自通，不要迷失在未有世患经验的注释中。下功夫重要，没有千锤百炼的功夫，怎能把经书、子书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古人智慧不必我们当保镖，但你离开古人智慧，就不能吹牛——他啊，面对真理而已。”

毓老师又何以讲先秦诸子之学呢？毓老师说：“诸子皆有治国护民之志，开门见山至为明显。一时代背景，始出哪种人，诸子为救时弊。先秦诸子书的思想境界，后人不能及。先秦以后，扬雄拟圣，董仲舒自以为在诸子之上，然此二人何能及先秦诸子，董子文不及韩非。为什么中国诸子学以后的读书人，不容易站住脚？因为他们都超不过前人（ 先秦诸子 ）。”

经书和先秦诸子，不只应世智慧和文采，领先后代，解决问题的智慧修为也高过今人。人文哲学，可说今不如古，毓老师感慨地说：“古人的智慧周正。中国古圣先贤留下的智慧很多，因为代出能人高手。孤陋寡闻只有自误，不能误。古人何以有那么高的智慧？今人一代比一代浑！”

毓老师评论古圣今贤高下，以智慧为依据。毓老师说：“有志是不够的，还有要智慧。中国的学问，要当智慧的东西来读，要用心‘听’出前贤高明之处，善用智慧，真正了解到底是什么。中国人的智慧高到极点，先民何以有那么沉静的智慧？而今人净以俗知俗见应世。”

毓老师称赞孔子“天生圣哲”，今人一定会诧异：时代在变，不只环境改变，事和势也都随之改变，孔子的思想何以能通过时间考验，不为时代所淘汰呢？

毓老师提出两个说法：一、孔子不被时代淘汰。什么都会过去，不会被时代淘汰的是合时的东西，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对“时”体验最深，在《易传》中阐述时义、时之义、时之用，也在《论语》首篇第一章说“学而时习之”，学习和讲学不能守旧僵化，要能够以时检验，孔子更在《易经·乾卦·彖传》说“时乘六龙以御天”，在六龙所代表的天、地、人三才六位中，要随时、顺时、乘势，来统御天下事。毓老师说：“时势造英雄，可以旋乾转坤；英雄造时势，可以拨乱反正。孔子作《易传》的智慧可以旋乾转坤，作《春秋》的智慧可以拨乱反正。”

孔子之学不落空，如何“时乘六龙以御天”呢？毓老师说：“孔子集大成。孔子以高明智慧，集六经大成。中国古代学术经他整理，造成只手遮天、唯我独尊的结果。二十一世纪，孔子学院到处成立，现在人都在读孔子整理后的经书，这不是孔子阴魂不散，纠缠我们，而是孔学确是可以活用的实学，可以古为今用。”

那么，智慧因何而生，由何而来？毓老师说：“智慧没有固定，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即因智慧能通变，与时俱进，也就因为智慧没有固定，我们因而要“时习之”，每天要用时事印证智慧。

毓老师续说：“智慧在每一个人的性中，人一生下来，本来就有良知。智慧是自己本有的，但要培养，人一己十，人十己百，得想，得做。但更重要的是求智慧，要以古人的智慧来启发自己的智慧。”毓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后觉者，就是‘学而知之者’，就得用先觉者、生而知之者的智慧启发我们，所以说‘用古人的智慧，来启发我们的智慧’。”

一般说法，中国五千年，一治一乱，从未亡国。英国有兴衰，谈不上治乱。中国因而有所谓的道统、学统、政统传承。文化是人文化成的人类资产，每个人年寿只有百岁，穷其一生，经验有限，故而若能接下数千年遗产的棒子，就像跑接力，可以比一个人独跑快多了。《孟子·离娄篇》第一章说：“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毓老师正告弟子说：“你们为什么不借圣贤的智慧来为高为下呢？做学问，就要跑接力，为什么一定要自己跑。终日所思，不如须臾所学。学问是做人治世的经验，是活的，不比考古训诂等知识，那不必拜师，可以自己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就是‘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啊！”毓老师又说：“不能只以自己的经验应世，要用先人的智慧应世。只以经验应世，犹如跛子和瘫子赛跑”，“才能再高，都要借梯子往上爬”。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 智 ）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 周遭 ）言（ 言论 ）。”毓老师说：“人之所以能成其智，即在于多接受别人，要用古人的智慧启发自己的智慧，舜是大智者，却无一不取于人，集众人之智以为己智。中国古圣先贤留下的智慧很多，因为代出能人高手……善为政者如大舜，以古圣先贤的智慧来应天下事，好问、问古、问今。今之当政者，则以一己之经验来应天下事。殆哉！”“中国学问并不是没有用，没有用怎能传千古，就因为碰到无用之人，才成为无用之学。书有古今，智慧无古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毓老师论历史人物智慧，先秦诸子不能说没有智慧，但智不危身，先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能自救焉能救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商君、吴起、韩非都杀身，能说是智者吗？当“元老”比当“烈士”者有智慧。张良知什么是进退存亡之道，有躲灾的智慧，韩信“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易经·乾卦·文言》 ），结果被杀没命，韩信嗜欲深天机浅，智慧不及张良。

一般人的智慧都差不多，智慧低没关系，可以慢慢培养，靠的是功夫。培智，绝非一世之功。毓老师举诸葛亮为例。诸葛亮的智慧在识时，一步步试探得来。诸葛亮本为山东人，先移居到河南，再搬到湖北隆中，三迁始遇时。毓老师认为诸葛亮以隐为进，尤胜于以退为进、以进为进。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识当时所当务之急事。

毓老师常引《庄子·大宗师》“其耆（ 嗜 ）欲深者，其天机浅”。“天机”出于自然，智慧可后天培智，“天机”不等同“智慧”，“天机”是“智慧之母”。毓老师说：“要识时、乘时，不可失机、丢时，必知机。动得恰到好处即机，机关、机轴，关键之所在。《庄子·至乐篇》说：‘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毓老师警示说，嗜欲深必然影响天机和智慧。毓老师故言：“智慧是自己培养的，堷智必经由好学，养心莫善于寡欲。”

传统谈“欲”是跟着“情”来讲，《礼记·礼运篇》说“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七种，欲为七情之一；佛教有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等“六欲”的说法。佛教认为情欲深广如海，使人沉溺，故而倡无欲、绝欲。

《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乐记》把欲和性合言，欲是性感于物而动者，所以欲与性俱起，性乃本有，何能灭绝无欲呢？（ 见熊十力《读经示要》，毓老师以之为本 ）

董仲舒说“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 《汉书·董仲舒传》 ），即言以礼节欲。

《论语·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即克私欲。但孔子讲“克己”，不讲“克欲”，《为政篇》孔子自述自己的学程、进程，说“四十而不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不惑”即不迷惑于欲，孔子四十岁就能达到不迷惑于欲的境界，七十岁还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即欲即性境界。孔子是站在肯定欲的正面角度，但我们可以反面思考，人与欲斗争太难了，孔子四十而不惑，与欲斗争了四十年才成功，我们一般人得花更长的时间、更大的心力对付欲，佛家就向欲投降，要绝欲。毓老师学宗孔子，说：“儒家有智慧不绝欲，因为有欲才有生人之气，想做英雄成事功。”

《易经》第五卦需卦即言“欲”。不只有形的财，无形的名都是欲，都是需。需卦《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欲为人之所需，但有沉溺之险，必得有刚健之行，才能不陷于险，不困于欲，儒家的“无欲”方式，是“约我以礼”。

表面上，毓老师对欲的看法，和一般传统所见有别，其实是一致的。毓老师曾说：“内心不可有贼，欲为贼之王”，“人之苦莫大于求不得之苦，是欲壑难填之苦”，“人有刚之力量，必有刚之德，无欲乃刚”。但这个欲非本性之欲，而是杂染、沉溺之欲，是顺躯壳起念的私欲。毓老师先立标杆，请出尧、舜，说：“尧、舜把欲降到零度以下，尧、舜把天下看得那么轻，能够禅让，那还有什么欲呢？”毓老师还以遭纣王剖心的比干教诲弟子：“在《封神榜》中，比干心被挖掉了，被封为财神爷，这有深意，只有没心的人才能做真财神，有心的人能把钱给别人吗？”毓老师还说：“张良椎不如苏武节；张良之椎有私欲，苏武之节代表一时代、一朝廷。”“中山先生不搞禹、汤思想，而是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

毓老师正面鼓励弟子说：“儒家讲‘宇宙为一大天地，人为一小天地’，人要与天地为一体，就不能有私爱于其间，任何一点私，连人和人都不能一体，怎么跟天地合为一体呢？知识分子有私欲，常把文化弄偏了。不要盲目崇拜，读历史要分清楚。司马光不是坏人，只是不识时。欲源于外诱之私，儒家的无欲是约我以礼，不像佛家的绝欲。学中国文化就是学公，学无私；大公无私，有容乃大，天下无界。

毓老师认为升平时代，人的思想离不开欲，有为无为，就是私与公之别，毓老师说：“人要有所成就，必得无私。唯有德者不垮，必要少私。因何人有私？由于眼光太短，以目前所得为快。等你没有的时候，成就不得了。想、讲没有用，要去做，天何言哉？”

毓老师还反面训诲，私欲的可怕：

一个“私”字害尽天下苍生，谁都懂得不能有私，但碰到了私，就迈不开步了，把什么东西都说是我的；古今一样，一个“私”字甚至可以断了自己的种。

要过情欲的人生，苦恼就太多了。

何以人生那么痛苦，因为迷于欲，便失去了尊严。

天天在俗与欲中打转，那就没法治了。

人的欲极为可怕，欲多了往往会使人下贱，成为欲的俘虏。要断己之欲并不易，最好不要学自己本来没有的毛病，宁可多存些钱，少存点嗜好。

人常受困于欲，如好烟，无烟即困。整天念兹在兹，自己不能征服自己。和尚亦有困，有和尚困于争庙产，有和尚困于吃不到好豆腐。

台湾弄到今天，最大的失败，就是教育失败，大家都只会想到“我”，不知有别人。

看人家比你好，心里有没有不舒服？有，就下贱，永远交不到比你好的朋友，所以中国人骂“小气鬼”。

凡嗜欲深者，成就必低；人能公正无私，本着理做事，很容易成事。

有私欲之动必失败，一块骨头，狗见到都抢食。

做官不能太自私，山崖后面，乌云遮不住日头，一会就过去了。

任何时代失败即一私字，太阳底下永远是光明的，想成就一分事业，必得去一分私欲，假公济私而成功者少。

有欲无所有，无私大不易。

人必去其私，才不为物累，才能为所当为，救国救民，此其时也。

去私太难，私源于外诱。不过，一个人受外诱就作恶，这个性也太脆弱了。

今天不论唱什么名堂，都是惑于欲。

情欲重者，必多疑；欲太重，绝不能成事。

什么是“静”？心无外诱之私。

沉溺于物，就是沉溺于欲。

人何以越来越坏，即因有染，受外诱之私，越染越坏。

今之政客都是“导私”，导民以私。

古人的书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不叫人“私其财”。

今之政客没有人文精神，个个现贪利本相，一过即雾消云散。

智慧要善用，空有智慧，不能识时机，纯熟运用，就如同没智慧，足以亡身，把命都搭了。毓老师说：“良机稍纵即逝，时过境迁，机不再至。智者必先知机识时，时而动，顺时而为，只有愚昧者才会悖时而行。”

求智慧除了从读书为学开始外，还要少私欲、有术。毓老师特别强调，危灾常发生于不可预测的瞬间，除了要有智慧应付外，还要“有术”。

毓老师说：“中国的学问是实用之学，皆实学也。实学则有术。不学无术，学则有术，学不好亦无术，术不好害人。不学无术，不学，术如何来？人只有自欺，绝欺不了人。有权还得有术，术所以应变。”

毓老师还说：“有些人有才无术，做完事挨批，受累不讨好。儒者，柔也，术士之称。”儒家本就重术。

毓老师对周初开国二王周文王、周武王有不同的看法。毓老师说周武王是“大盗盗国之首”、“小老虎，革命成功”，有胆有识，也有术。毓老师还讲《论语·泰伯篇》：“〔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并未称赞周文王之德，而是就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说：“周文王术高。”周文王是纣王的臣子，为西方诸侯之霸，称“西伯”，一个臣子拥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但后学不探讨周文王的强臣欺主，孟子还称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孟子·梁惠王篇》） ，这是“术高”。

“成王败寇”是政治的残酷铁例，历史都是赢家写的。开国之君都被说成德高望重，连出生都有神迹；亡国之君则被形容暴虐荒淫。《论语·子张篇》子贡就为纣王打抱不平，说：“纣之不善，不如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是个有智慧的孔门弟子，他生在周朝，儒家本来就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思维，对于周朝开国君王持尊敬态度，所以子贡应该看到一些相关纣王的记载，对史家重批败寇的纣王，以“纣”这个“恶谥”盖棺材论定，觉得有些落井下石，他不好明说，只能举水往下流淌的实例，说明天下人评断恶人恶事，就像水往下流淌，所有恶行恶状的挞伐指摘全归咎在他身上。

故而，我们应该好好了解“术高”的周文王。

《史记·殷本纪》说：“纣囚西伯（ 后世尊称‘文王’ ）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归，乃阴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 《论语·微子篇》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孔子称赞微子、箕子、比干为“三仁焉”。三人忧心殷朝为文王灭亡，或去国或被监囚为奴或进谏而死，并非有德于民。毓老师故而引《中庸》“仁者，人也”解读，不说“三仁”是“三个仁人”，而是说“这三人还像个人”。 ）“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这一段文章记载殷亡周兴的关键处。文王何以被囚羑里，原因明确，不是君要关臣，臣不敢不乖乖进入监牢被关，而是纣王实力仍高于文王，文王不得不忍辱当囚徒。文王回周地，纳贤修德，接受一些反叛纣王的势力，司马迁记载“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即纣的实力开始消减，文王势力开始转强，王子比干和贤臣商容都忧心商朝恐有灭亡危急，进谏纣王，但纣王不听，等到文王灭饥国，居心明显，大臣祖伊奔告纣王，纣王回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史记·周本纪》 ）纣王不愿接受臣子劝谏，仍自信满满，认为天命仍在他身上，也可能无能为力，而文王就在他拥有三分之二土地时去世。

武王即位后，载木主伐殷，《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是说武王伐纣是文王遗命。文王一回周地，就确定伐纣目标，但文王并未付诸行动，孔子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以往注释都说孔子认为文王有三分之二的天下土地，仍归服纣王，这是难得的事，孔子故而称文王“至德”，但我们看武王在文王死后，即载木主东伐，《史记·周本纪》说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但武王在众诸侯皆表示“纣可伐矣”，毅然独排众议，还师而回。

《大学》引《诗经·大雅·文王》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殷，峻命不易。”《诗经》是周朝官方采自民间之诗，《大雅·文王》这章称赞“殷代帝王未丧失民心，能够配上帝而为天下之主。”这首诗客观忠实地记下殷德，绝不是像孟子所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孟子弟子公孙丑对老师孟子称赞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心生疑问，就问孟子说：“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孟子对公孙丑之问，回答说：“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 《孟子·公孙丑篇》 ）孟子辩说纣王有那么久，因为重用了七个贤人辅相。我们难免怀疑纣王何以一下子成暴君，杀戮贤臣。《论语》只出现“纣”这个字一次，不是批评纣失德，而是子贡为纣说公道话。

其实，我们看武王打败纣王的牧野之战，纣王发兵七十万人抗拒武王，军力比武王强盛，但因纣师阵前倒戈叛变，才使战情逆转，纣王败走自杀。

孔子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我们似乎可以从相反角度探索，重尧、舜禅让之德的孔子，说禹、汤、文、武、周公、平王是小康世的“六君子”（ 《礼记·礼运篇》 ），岂会看不出文王之志？有三分之二土地仍未伐纣，表面上是遵守君臣之礼，有至高之德，其实是自己实力仍有不足、时机未到，毓老师故称文王“术高”。再者，若说文王服事殷是“至德”，那么，“伐殷”的武王不就“无德”吗？

孔子生在周朝，为尊者讳，语多宽容，但我们仍可寻其言外之意，像《论语·八佾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言《武乐》未尽善，毓老师说：“尽美，指乐音；尽善，指乐德。尧、舜以揖让得天下，故《韶乐》尽美也尽善。《武乐》，有杀伐之音，因以武力得天下，缺德。”

毓老师直言武王是“大盗盗国之首”。《尚书·武成》说牧野之战“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武王灭殷，杀人太多，以致流血成河，可以漂起木杵。孟子为武王讲话，说：“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尽心篇》 ）

《武乐》，传统认知，是周武王之乐，但《春秋繁露·楚庄王》说：“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頀》而文王作《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考》也说：“文王受命而王……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武王受命，作《象乐》，继文以奉元。”依照董仲舒的说法，孔子说未尽善的《武乐》是文王之乐，武王之乐是《象乐》，间接批评文王杀伐得天下。

毓老师不反对用术，甚至说“学”就要有术，大家不都叫“学术”吗（ 《庄子·天下篇》称哲学为“道术” ）？毓老师甚至说：“中国的东西是术。要活用，得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学问，否则术如何用出去”、“我骂人总是绕弯有术，不以骗人为乐”。

毓老师重“术”，人能有术、用术，才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当儒家最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主见，当个明白人，不要像牛般，被人家在鼻子上穿了一条绳子，叫你向东不敢往西走。

除术之外，毓老师说：“要把经书、子书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得有千锤百炼的功夫，但要成就大事业，还得有容有量。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每人都有小毛病，不要以圣人要求人，必得有容人之量，若思独占，不能成事。读书在改变器质，扩大器识、器量，培养‘君子不器’，器有定量，不器才能与天地合其德。”“容人则不孤，不能容人则孤陋寡闻。有多大的气度，成就多大的事业。雄才大略的人，必有容人之量，能容纳别人的意见，才是大器，否则只是小家碧玉。”“能懂群力，就不错了；懂得容，才能创业。‘容人之量’，有容才有量，要容有用之人；以人治人改而止，即有容有量。有容与乡愿不同。量很重要，光有位而无德无量，则什么事都做不好。”

毓老师认为宋朝灭亡，司马光要负莫大责任，而王安石无容人之量，也毁掉了变法大业。毓老师说：“王安石能温故而知新，智慧很高，因能知时，知道现在需要变法，就因修养不够，不能容人，骂人是旧的、坏的。变法是大事，是至道之事，他若有至德不批评人家，就会得道多助，不会招致老的群起而攻之。司马光姜是老的辣，就是有学有术，乘机把中国最有希望的时代毁掉了，他等着你王安石闹，然后一枪一个把你打住了。宋朝之灭亡，司马光要负莫大责任。《资治通鉴》印出来时，都已南宋了，不但不‘资治’，还‘资亡’。司马光是旧党，反对所有新的。若不是他，王安石不就可以救那个时？”

毓老师对清末戊戌变法失败，也直言主持者“过刚锐进”，毓老师说：“过刚锐进绝非好事，过刚刺激对手。戊戌变法，诏书一日数下，老者自危，欲速不达且招祸，唯有守住坚贞，从从容容以待时。”

毓老师感叹说：“光会读书著书没有用，《中庸》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光会注解《中庸》，做大事却无容，不只伤害自己，还伤害国家发展。看老祖宗的智慧，留待后人实行，不是要后人作注，而是实行的方略、大纲。”

有容有量之外，还得有胆有识：不影响情绪，必须有胆；清除一切障碍，破除一切险阻，若有胆识，何事不亨？

毓老师指示，真有智慧的人要炼胆，走棋必走险棋；无胆不能成事，不能料事如神。毓老师说：“胆要先认识明白，才能壮起来；胆不能盲目，更不能盲从。人要练胆，走棋必走险棋；无胆不能成事，不能料事如神。非胆大不足以任天下事，非心细不足以处天下事。胆大必心细，成事之基。夜里怕鬼，黑天不敢走路，能任天下事？胆不大就不要去任天下事，胆小不得将军坐。心细的人不会出纰漏。心不细，绝不能处理天下事。天下事最难处理的是微小的事。有人看热闹，把孩子都弄丢了。”

毓老师直言道：“甘地奋斗一辈子，今天印度有其德风？释迦有成功？必如孔子，一有权即诛少正卯，此除障也。必懂得政治之要道。我常问‘有无杀人之胆量’在此。有志、有抱负，首要即扫落叶，要除障碍。”

有毅力有恒心也是成事要件。毓老师说：“懂得智慧，实行才有力量，读书是培养智慧，增加毅力，因为要做大事业。有智慧还得有毅力，才能有所成。有胆有识，有容有量，还要有恒；虎头蛇尾，一事无成。做事在一恒字，不在一快字。”

毓老师教学六十多年，讲授经、子书，即在督励弟子从古书中汲取古人实用智慧，冀望弟子在无尽智海中取得左右逢源的智慧，至少不要叫人牵着鼻子走——但人生在世，几人能够不被穿鼻子，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出一条路来？

毓老师学宗孔子，最重智慧，说了许多极具智慧之言，每一则都发人深省，学子必须慢慢地体悟，悟通以后，用之行事，得益无穷。

人不能随风跑，没有超人智慧的人，就是随风，随俗。随着《四书集注》跑的人，就是“蛀书”，那是普通人，成不了大事。一个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酝酿自如，绝对要有超人的智慧，才能改变一个时代，创造一个时代。

读书、著作与行事，合则智，分则愚。讲道容易，行道难。

人有志，还有要智慧。没有智慧，可能把命都搭了。

人智慧相近，只能自欺，何能欺人？只是别人懒得说破罢了。

活智慧，必要用到活人的人生中。

智慧是无穷的富贵。

人生最重要的是要过智慧生活，即“安于仁”，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不论在流离失所之际，或是在生活困顿之时，都必须过智慧的生活。

佛家言“妙智慧”，就是儒家的“精义入神”；佛家能言智，但不懂致用之学。

不自用，不自专，不能今行古之违时之道，要善用智慧，不能自封。

文明不是没有标准的，到哪个地方就有哪个地方的标准，所以智慧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要能应世才称智慧，才能“素夷狄，行乎夷狄”。

一个识微、用小的民族，绝对是智慧高的民族。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在于懂得识微，能够用小。

书有古今，智慧无古今，有用与否在于“时”，以时习之，不断演习。

有智慧还得有毅力，才能有所成。

有智慧也要有修为。

中国有适合“时”的智慧，能应事之变才是智慧，智慧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聪明不是智慧。

人越无阳刚之气，越有狐疑心；所以然，因智慧低。

如何善用智慧？你对现实体悟越深，智慧越高。

应世要有智慧，不能太鲁莽，不致密。

智慧，就看你运用纯不纯熟。一个人知道的少，就容易发生错误。人越用脑子，越聪明。

智分常智和急智，应世有急智的人胜算多，现在的人连常识都没有。

天下没有废物，我们认为有废物，就是智慧没有达到，物不能尽其用。

知险而止的智慧，高于通行无阻；明险而止之亨，才能成就一切。

人生就是战场，应用什么智慧取胜？不可以人云亦云，遇事必须要客观，要比别人先了解。反复想，找答案。

人应凭智慧成就事业，不可靠撞大运成就事业。

一切问题必用人的智慧去解决，不可得病乱投医。

人可以不怕死，但必善用智慧，做事要成功，不必耍狠，有时躲避冲击绕个弯，反而容易成功。

人能支配生活，是最有智慧的人；无精一功夫，不能培养智慧。

修炼确知时代所必需的智慧，养成引导群生走上正轨的胆识。

人何以苦恼？因为看法和一般人一样，不能脱俗，老在俗和欲中打转。人真有智慧，就不苦恼。

古人有智慧仍一败涂地，即因无德，不能以德养智，自以为己智高人一筹。玩天下于指掌之中者，最后玩火，玩掉自己。

任何事都得用脑子，有了想法，即有智慧。用智慧中间得经过多少步骤才能完成，否则即是妄想。

世事多从忙中错，智慧半由历练来。

读书是在用智慧，要自根上了解，如内里添把火，就有力量。

不必找算命，人生即不如意，想通即智。

有智慧的人因不失其新，一般人只能因袭。

毓老师认为，古人的智慧，记载在古书中，学古文要学“经天纬地”之文。学文若学不到一个境界，连猪都不如，猪还可以给人吃，学文若不努力，只是要饭的。学文得有大志、大智慧，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毓老师讲学，恳切殷殷，说：“今天教学的，要教为学的、修学的、进学的学生开智慧之源，使他们成为思想家、发明家、科学家、哲学家，他们都得接受前人智慧的启发，所以我们说要由古人的智慧来启发我们的智慧。”

但是，一如孔子不轻易以仁许人，毓老师也不轻易点名某古代人物是智慧人物。较意外的是，他说汉代以“萧规曹随”名世的曹参“有智慧”。

刘邦杀项羽平定天下，论功行赏，刘邦以“功人功狗”定“功人”的萧何功第一，而攻城略地、身被七十创的曹参以军功最多，排名第二，萧何于是成为开国丞相。萧何临死前，推荐曹参接相位。曹参当上丞相，整日饮酒吃肉，几乎不做事。小皇帝惠帝不解，命曹窋劝谏，曹参竟然鞭笞曹窋，并将他赶出门外。惠帝受不了，亲自责问。曹参说：“陛下与先帝相比，谁较为英明？”答：“我怎敢与先帝比？”又问：“我跟萧何比，谁较贤能？”答：“好像不太比得上。”曹参说：“那就对了！高祖跟萧何平定天下，法令都健全完备了。那我们坚守岗位、遵守法令而不犯过失不就是了吗？”

毓老师称许曹参，不是认为他整日饮酒食肉，不管理政事是对的，而是说：“‘萧规曹随’有智慧，自己不成材，又何必乱搞？”也就是说，曹参有自知之明，智慧比不上萧何，不胡搞。历史上那些国政败坏的，就因为主政者无知、没智慧，却以为万事通，无所不能，伤害国家而不自知。 b3L6k37qWdwDPyLXEjH+ps+HRecMa5AFNJAGUmL5xUHc+vvOsmuXNXseLb4Bmp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