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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出身官宦世家，通过科举入仕。对于神秘主义，他感到不应该只用儒家的想法去探究，曾以《天对》去回应一千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天问》中问到了人间天上一百多个神秘问题，之后一直没有人回答，直到柳宗元写了《天对》。柳宗元对天文、宇宙论很有兴趣，但在儒家系统里这些属于玄学，韩愈就不太谈论天、道、死等问题，两人在这些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
文人之间的理念之争与官场上的集团之争是非常不同的。但有的时候，知识分子争着争着，就把朋友变成了敌人，这大概也是他们很容易被那些集团收拾的原因。可是韩愈和柳宗元不是这样。柳宗元过世的时候，韩愈为他写了非常感人的墓志铭。在韩愈的立场上，柳宗元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值得歌颂的：他在政治上的有所不为，以及他对政治的意见和看法，使得他被贬到荒远的广西；他身上有可贵的人情厚道。这些都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讲得非常好。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文章开头说：“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世家的影响。柳宗元是经由科举入仕的，但人们还是会提及他的七世祖柳庆担任过北魏（拓跋氏）的侍中、封济阴公，这是唐朝人写墓志铭的习惯。
我过去读唐代的墓志铭，读了好长一篇，还没有出现逝者的身份，前面都在讲他的先人怎样怎样，做过什么大官，这些就是在讲世家，讲人的出身。柳宗元出身于世家，但世家子弟当中也有非常开明的，比如柳宗元。所以，韩愈虽然提到了柳宗元的出身，但他实际上看重的是这个知识分子自己的生命行为。
“曾伯祖奭，为唐宰相……”到柳宗元的曾祖父这一代，家族里还有人出任宰相，但后来被武则天处死。武则天是一个改革者，她发展了科举制，但在打击世家大族时，又有残酷的一面。“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柳宗元的父亲名柳镇，因为要奉养母亲而辞官不做，要到江南去当县官。这个家族虽然是世家，却不只是重视权力，而是有自己的信念和道德。“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柳镇后来迁任御史，因为不愿意谄媚权贵而被去职。权贵往往也是出身世家的，跟在皇帝身边，你得罪了他，可能就没有官做了。韩愈在这里透露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比如柳镇要到“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刚直”是知识分子身上很重要的东西：你不为权贵的压力所屈服，才叫作“刚”；你还敢真正讲话，才叫作“直”。这里特别赞扬了柳宗元的父亲，也带出柳宗元被柳镇影响的部分。“所与游皆当世名人”，这句话也很重要。清者清流，浊者浊流，什么样的人身旁通常是什么样的人，而柳镇交往的大概就是在韩愈眼中称得起“刚直”二字的一群知识分子。
接着才开始介绍柳宗元：“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这里透露了柳宗元并没有依靠家世出来做官，而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自己，并考取了进士——这点对韩愈来说太重要了。唐朝有官位世袭制度，使得进士出身变成一个很大的自负——我是读书出来的，我是经过考试的，与那些世袭的世家子弟不同。
韩愈在这里点出了很关键的东西：他轻视所谓世族集团里靠祖父、父亲获得某种身份，不必努力，也不必特别竞争的人，对这样的情形有很严厉的批判，所以他赞美柳宗元这样“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的人。“众谓柳氏有子矣”，很多人都说柳家有很好的后代——韩愈前面赞美了柳宗元的七世祖，又赞美了宰相，又赞美了他的父亲，好像在赞美家世，好像是一种非常形式化的写法，但在这里笔锋一转：如果你是靠祖父、父亲做官，那就不值得一提了；可是你是自己考试出来的，自立自强，不靠家庭的荫封，是世家子弟中的人才。
“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韩愈用非常精简的文字来描述柳宗元的廉洁、聪慧、博学，以及他敢于直言的个性。柳宗元因为这些个人特质而名声大振，当时的人都很愿意和他做朋友，而“诸公要人”则很希望他能做自己的门生，纷纷称赞他。
下面继续介绍柳宗元的生平：“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注意这里转了。柳宗元的仕途一直还算顺利，可是一经碰到集团之间的问题，就得罪了人，发生了利益冲突，并因此被贬官，外放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刺史还未到任，又被贬到更远的地方做更小的官。“居闲，益自刻苦”，作为一个世家子弟，柳宗元虽然落难，但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志节，这里很隐讳地表明知识分子能够这样是非常不容易的。“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知识分子在不可为的时候，用心读书，继续做学问，往来于山水间，因此柳宗元写出了非常清灵的关于柳州的小品，以及反映当地民生的作品。
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不喜欢韩愈，但喜欢柳宗元，因为前者总要“文以载道”，给人很大的社会使命感的压力，而后者则非常空灵。柳宗元写自己沿着河流一路走，然后爬到小山上，看到树，又看到河流的流踪，不讲其他的。那时我自己有一种标榜，觉得知识分子就应该去追求这种空灵、宁静的世界，却不知道柳宗元正处在被外放的悲剧当中。他在独善其身的处境里去完成自己，心里其实非常压抑，这种压抑甚至可能不下于韩愈。他写这样空灵的山水，以及倾向于佛教，都是为了平衡自己巨大的悲愤。在我个人看来，韩愈很像鲁迅，就是说鲁迅其实继承了韩愈的精神；而沈从文很像柳宗元，他的作品非常空灵。你常常觉得沈从文笔下的人走在山水当中，好像无所事事，可是继续读下去，就会看到他用最清淡的笔法写出了清末民初那一段时间最败坏的政治，写出了一个时代里最荒谬、最痛苦的东西。柳宗元和沈从文都把个人的悲愤化在了山水当中，不易察觉；但我们在读《柳子厚墓志铭》的时候，就能看到柳宗元的作品和他政治上的遭遇有直接关系。
看到他“自肆于山水间”，你几乎会以为他变成了一个隐士，可是“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柳宗元在政治斗争里起起落落，后来又被贬到柳州，他其实是对政治斗争体悟很深的人。“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在这句话之后发生了非常动人的转折，柳宗元接下来做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政治。我们常常以为政治是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可是柳宗元在柳州“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都是正面的作为。之前的柳州是什么样呢？“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当地人借钱的时候，习惯以子女作为抵押，到期无法还钱，等到利息和本钱相等的时候，孩子就被债主收为奴婢。这其实相当于卖身的契约。看到这种情况，柳宗元就开始替这些人想办法。
你会觉得这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央做事？柳宗元到了柳州以后，为当地人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们看到，“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柳宗元用各种方法，帮助欠债者可以为子女赎身；有些穷得不得了，实在没有赎回能力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作为佣工相应的报酬，待报酬与欠债两相抵消时，就将子女归还其家。“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观察使在其他州也推行了这个办法，一年之后，得以赎身回家的大概有一千人。韩愈在柳宗元的墓志铭里为他记录了这件伟大的事情，展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在下放之时对社会最基础的影响。相比自己在政治上受到的诬陷，柳宗元看到了社会中还有更悲哀、更不幸的一群人。
柳宗元后来在柳州刺史任上去世，所以后人也称他为“柳柳州”。柳州刺史不是他做过最大的官，却是他官场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在这里，他重订谕令，合法合理地帮助那些因无钱还账而沦为奴婢的人摆脱了奴婢身份，成为自由人。这个部分韩愈讲得非常精彩，真正肯定了柳宗元在对政治极度失望之后，在被下放的沮丧当中所做的实事。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在相似的心境之下，在偏远的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力量，把自己的理想真正实践出来。
接下来这段非常感人。柳宗元被召回京师，复被贬往柳州之时，好友刘禹锡同时被贬往比柳州更偏远、更蛮荒的播州。这时，柳宗元是怎么做的呢？“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柳宗元向皇帝哭诉，刘禹锡高堂尚在，没有理由让他的母亲跟着他一起被下放，因此请求用自己要去的柳州和刘禹锡的播州调换，即便因此获罪也死而无憾。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是有情义和担当的。后来有人把刘禹锡的事告诉了皇帝，使他得以“改刺连州”，免除了和母亲一起被下放播州的命运。
唐代政治集团的斗争牵涉众多，非常残酷，我们通过《柳子厚墓志铭》所了解到的不过是其中一二而已，当然这个时候也考验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柳宗元的处境里，能不能那么勇敢——“讲话少讲一点儿吧，走路走得后面一点儿，也许就能避过灾祸了”，不少人往往会这么想。如果人变得越来越容易妥协、越来越懦弱、越来越没有主张，那大概是整个文化的巨大悲剧。我在阅读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时，这种感慨特别深。他们并不对文学进行很多形式上的美化，而是会直接透露出文化上真正严重的问题。
韩愈感慨道：“呜呼！士穷乃见节义。”要在这种最艰困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的节操和道义；平常只拿来写文章是没有用的，真正有事件发生时才能知道一个人的人性、品德。“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没事发生的时候，大家一起喝酒游戏，彼此讲讲笑话，握着手说我支持你、你支持我，说永远不相背弃，就像真的一样——你会发现，这种好文章永远是“现代文”。“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但真有事情发生呢？因为一点儿利益，彼此就会反目成仇，甚至陷害对方，自己还颇以为得计。这样的人如果知道柳宗元做过的事，大概会有一点儿惭愧吧。我想这是很重的话，也说明当时有些知识分子的人品已经败坏到一定程度。韩愈所关心的事情，从权力结构逐渐转到了气节、节义，转到了自己所相信的“原道”。有人认为他很多时候是在谈论政治，可是我们也可以说他关心的是人在政治里不受伤害的道德本性；如果道德本性都被伤害了，任何政治都救不回来。你会发现这样一篇一千多年前的文章，用在任何时代都那么切题，当然也说明一些最肮脏的东西并没有得到改善，人在道德性上的坚持很容易动摇。这也让一个时代的人民无所适从，因为他不知道要相信谁，也不知道谁是可以讲出真话的。我们可以体会到韩愈在为柳宗元写墓志铭时的感慨之深：难得还有一个柳宗元这样的人，可以顾忌到别人家有老母，做出有节义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