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祭十二郎文》中，韩愈稍微离开了他作为自觉的、有批判的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在接下来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和《送孟东野序》中，你会看到韩愈恢复了“文以载道”的学者定位。韩愈当时是一群自觉的知识分子的领袖，所以他必须在日常行为上有所检点，这个状态其实很复杂。《送李愿归盘谷序》里透露出知识分子对自己在社会中定位的看法。李愿为什么要归盘谷？很明显，如果他相信自己在这个社会中能有所作为，相信自己可以介入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就不会有归隐的问题。
唐宋时期，“归隐”行为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主流，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在朝的。比如苏东坡，我们觉得他总是在游山玩水，可他还是在做官，还是“公务员”，黄州团练副使之类的。这和元朝的隐士是不一样的。黄公望人称“大痴先生”，称“先生”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官位了，可是在唐宋时几乎没有这种现象。韩愈被贬到潮州，也是潮州刺史，是当地的地方官，还是在政治上可以有所作为的人。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你会看到韩愈很尊重当时社会里游离于朝堂之外的知识分子。唐代世族门阀的力量仍然很大，世家子弟很容易进入政治系统为官，他有这个渊源。而像韩愈这样的出身，一个寡嫂养大的孩子，通过科举踏上仕途，在面对那么大的政治派系的时候，不仅是言论对不对的问题，更是言论背后有没有支持者的问题。争论到最后，已经不是个人和理论的问题，而是成为派系之争。唐代有名的牛李党争（两派为首的分别是牛僧孺和李德裕），其实是科举派和世族之间的斗争。
韩愈等人站在科举出身的读书人的立场，在面对贵族权威的时候，想要努力争取一点儿民间的发言权，这是特别可贵的。到了宋朝，政治形态比较缓和，知识分子虽然也受到打击，但是大多是理念的不同，而不是权贵和平民的斗争。在唐代的政治斗争中，韩愈等人是失败者，会有刹那之间的怀疑和沮丧，觉得不如回家置一点儿地，养大儿女算了。李愿明显代表了疏远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但韩愈一直觉得儒家就是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固执，这才是一个儒者的气度。所以即便被贬到了潮州，心情沮丧得不得了，他还是没过多久就开始办学校，又写《祭鳄鱼文》，是一个热情的、积极的、入世的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韩愈将对知识分子的见解经由李愿的话阐述了出来。韩愈很有意思，写了一篇送李愿的序，可是里面三分之二都是李愿讲的话。李愿分析了三种知识分子的活法，但他显然没有选择第一种和第三种，而是选择了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完成自我。从儒家的系统来讲，“独善其身”是一个理想，和“兼济天下”的理想并不冲突，当“兼济天下”的理想不能完成的时候，退下来“独善其身”，也是很可贵的。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一开始，韩愈介绍了一下盘谷这个地方：“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这个知识分子退隐的空间，泉水非常好，土地很肥沃，可以自己耕读传家了；植被茂盛，人口不多，有些像山水画中描绘的环境。唐代隐者的典范王维就是彻底离开了政治社会，来到辋川，去经营他的辋川别墅。韩愈借着送李愿的机会，讲到知识分子在现实里受伤最严重的时候，也可以到这样的地方去。他提供了一个画面，简单介绍了“盘谷”，接下来就换李愿来讲述一个知识分子回归山林时的心境。
人们一般所讲的知识分子，所谓的“大丈夫”，大概就是“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的那类人，这其实是儒家认为一个人活在世间的生命价值，即必须对别人有所影响，德泽可以普及到民间。这样的人通常是“坐于庙朝”的人，相信经由政治可以改革社会，“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能够帮助天子施行政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这里讲的是一个做官的人出行时的盛况：竖起旌旗，弓箭就位，护卫队前呼后拥，路上堵得水泄不通，负责供给的用人们手持物品在道旁飞奔，赏赐、刑罚全凭自己喜怒。李愿并没有反对做官，可是他谈到了两个问题，即做官的原始动机和实际表现。做官本来是要“利泽施于人”，但是最后可能做不到，只是讲这一套排场。他对于这样所谓的“知识分子”走向官场产生了怀疑。
这一整段都在描述唐代一些官吏的情况。“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很重要的一点，李愿说自己并不是因为不喜欢这些才要归隐到盘谷去。他并没有反对在朝为官，也没有反对积极入世，只是说自己大概没有这个命。他有自己的背景，而唐代的世家集团是非常强大的。几个大家族（如裴氏、独孤氏、尉迟氏等）在北周的时候就是做大官的，世家的力量已经发展了好几世，他们对整个政治的操控难以动摇，通过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吏其实不太能够制衡当时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修《氏族志》，最开始列在第一的并不是李家，而是崔氏，可见当时世家之显赫。
接着，李愿讲出了自己的理想：“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这些事我们大概也做得到，比如去柴山走一走，或者看一看西子湾的海之类。李愿回到山林当中，觉得自己可以拥有另外一片净土，其中有另外一种生命追求。这里显然将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了在朝、在野两种生命形态，也是在展示李愿的个性。他把生活过得非常简单，在山里面采一点儿野菜、野菇，就可以拿来吃素了；在水边垂钓，也可以吃到很鲜美的鱼；早上高兴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因为不必朝九晚五。可是下面讲的和前面有些不一样，看到前面你会觉得这隐约是一个潇洒的文人，走在山林当中不受拘束，可是读了后面你会发现，李愿认为重要的不是个人的退隐，而是怎样自主定位自己的忧乐。他继续说道：“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李愿逃离了官场中的派系斗争，他觉得那些事情是无所谓的，而他的隐居也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批判。
前面讲的那些被前呼后拥的人，看起来光鲜亮丽，可是他背后其实有一个大的集团，这个集团一旦在斗争中失败，当事人就可能“刀锯加身”，或者被别人操控，你所拥有的财富、官位，以及会不会受到刑罚，其实都看你和派系的关系。李愿在政治里获得了负面的领悟，觉得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隐居山林。这是有别于在朝为官的另一种生命形态。
韩愈借李愿之言讲完在朝者和在野者的区别还不够，继续讲了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应该归在第一种当中，因为他们是趋附第一种人的那类。他们不是高层，可是又能够整人，韩愈他们大概深受其害。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即感到不公平的时候就要叫出来。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里累积的怨气，在这里爆发了。他们在政治上是非常明显的受伤者。
我们在任何时代都会看到这“第三种人”，即“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读到这里，你大概可以想象出那个人脚要往前，可是又不敢往前的样子，因为官长走在他前面。韩愈这类知识分子最痛恨的大概就是这种趋附集团、派系的人，觉得他们一点儿“格”都没有了。第一种人至少还在庙堂之上，有一种堂堂的气度，而“第三种人”永远不清不楚，既没有立场，也没有理念，可是又表现得貌似谦卑，进也不敢进，退又不敢退，要讲话却只是动动嘴唇不出声，怕一讲错就不得了。这几句将官场中可怜又可鄙的一类人写得实在太鲜活了。韩愈觉得知识分子要有担当，如果整个社会都变得脚要往前走却不敢走，嘴巴要讲话又收回去，看别人怎么走、怎么讲的时候，那么知识分子就已经失去了自觉，失去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已经没有“格”了。
这一段大概也是李愿这一批知识分子最心痛的部分——文化沦落到这种程度，无论一个人是出身于世家，还是出身于科举，都可能成为“第三种人”。即使他在考试时写的东西非常有主张，可是他真正做官的时候就没有主张了，这真是非常大的嘲讽。“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这种人其实最难定位，他没有做大坏事，也没有做大好事，就在夹缝里面活着。你永远不知道他赞成什么，或者不赞成什么，在知识分子中这个队伍似乎真的在壮大。
“第三种人”会产生，部分原因在于社会没有给予知识分子一个合理的位置，政治上存在着不合理或者说是非混淆的现象。为什么要走路那么小心，讲话那么小心？因为一不小心你就完了。李愿所讲的“第三种人”游移于科举出身、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和世家出身、追求权力的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社会上最大的问题。李愿不可能是第一种人，他也很明显不要做第三种人，所以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做第二种人，选择退隐。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韩愈听了李愿的话，觉得很过瘾，就唱了一首歌。当一个人隐居到山林里面之后，可以发现更大的生命空间，胜于将自己局促在政治的肮脏当中永远脱不了身。这篇文章树立了一个中国传统社会中远离朝堂、走向山林的知识分子典型。
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精英分子不断走向政治；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则总是向往着山林，并不时付诸行动。政治被才能一般的人所操控，进而变质，我想这是非常值得反省和深思的。我们在阅读《送李愿归盘谷序》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感伤：一千年前李愿的出走，变成了此后历史上一群知识精英的出走，到现在恐怕都不容易回来。所谓的“清流”为保持个人绝对的品性，和实际的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越拖越远。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人就此失去了影响力，他们开书院、讲学、教育百姓，在民间发挥了良性作用。
可是，问题是这些人没有办法在权力结构中真正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权力结构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最大的，这些人退隐了，除非某一天有个英明之主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做一些改革，可这是消极的行为。李愿既有道德使命感，又有才能，但最后竟然要退居盘谷。元代以后，政治上的污秽越来越严重，知识精英大量离开朝堂，不少有名的画家、作家都是在野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