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十二郎文》：言有穷而情不可终

我们这一次选读的《祭十二郎文》，你可以感觉到作者几乎不做文辞上的修饰，只是把内容交代得清清楚楚，却那么实在、那么感人。“古文运动”在对抗着另外一个文学系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抗发生？这是我们今天仍然关心的问题。这涉及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即科举制的建立和完善。

“贵游文学”是从魏晋时代的王导、谢安两大家族传衍下来的。世家子弟的作品非常讲究文辞之美，讲究修饰，像《文心雕龙》或者钟嵘《诗品》里面谈到的那么高超。文学因此变成了一种专业活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垄断。当时的读书人很少，家世好的人可以不事生产，读书就变成这一群人的默契，其他人似乎难以进入这个系统，于是形成了“贵游文学”。而从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使贵族和农民之间的文人阶层得到壮大。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

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

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

在《祭十二郎文》中，韩愈自述幼年父母双亡，没过多久哥哥也去世了，从此与嫂嫂和侄子十二郎相依为命，家境十分贫寒。但他可以经由科举在政府里担任比较重要的官职，从一个比较低的社会阶层跃升到社会的高层。这一群人明白文学不应该只是被少部分人垄断的专业活动，在形式美之外还应该有其他任务；文学不应该只是文辞的修饰与堆砌，应该有它真正的务实的内容在里面。韩愈主张“文以载道”，也就是说文学要有思想，要有你所期待、你所信仰的理念（即“道”）在其中。直到今天，这个观点对我们的影响都很大，我们看一篇文章，非常在意它是不是具备某种理念或者思想主旨，比如《祭十二郎文》到底要传达什么，《送李愿归盘谷序》又在讲什么，这个部分变得重要了。“文以载道”作为“古文运动”的精神，有可能被误读，使得“道”变成“八股”，使我们的文学陷入另外一种困境。在很多场合，我会提出对“文以载道”的不同看法，因为觉得它后来把我们的文学绑得很死。但是，对于文学和艺术主张，应该放在其产生的时代里去考察。韩愈在唐代中期主张“文以载道”是对的，因为当时的文学呈现出形式超越内容的局面。

我将“古文运动”称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运动。知识分子不再扮演过去官僚体系中为帝王传达命令的人，或者为帝王附庸风雅而存在的人，而是自觉扮演了一个批判政治，甚至是点醒百姓所受到的伤害与压迫的控诉者的角色。我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韩愈、柳宗元等人不断地在政治里受害，被贬到地方，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放弃讲话，也让我们听到唐代文学的另外一种声音。李白和月亮喝酒，和影子喝酒，这是非常美的个人完成；但是你在李白的世界里看不见社会。不过，我们通过《祭十二郎文》，可以知道唐代一般的小市民在怎样活着。

在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主人公是国家规定的捕蛇户，每年要交一定数量的可以入药的毒蛇，以此免掉赋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因捕蛇而死，他自己做这个工作也已经十二年了。柳宗元同情他，要替他免掉捕蛇，结果那个人吓坏了，说千万不要这样，他宁可捕蛇，因为交纳赋税的话他就完全没活路了。他家的邻居苦于赋税，绝大多数要么全家死光，要么已经逃走了。

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不是在为上面的人讲话，而是在为底下的人发声，这是“古文运动”真正的本质。所以我不太赞成只在文学史上讨论“古文运动”，好像大家只是在斤斤计较写文章应该重形式还是重内容，这样其实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作家知不知道老百姓的痛苦在哪里。柳宗元等人深入民间之后，感到愧疚和不安，这种心理一直到苏东坡都有。

我觉得，“古文运动”的这种本质常常被忽略。“唐宋八大家”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八大家，更是知识分子自觉性上的八大家。在唐朝和宋朝，他们真正把知识分子的自觉放置到与宫廷和贵族（包括皇室权威）的对抗中去。“古文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学、中国知识分子此后的走向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在道德良心上忽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定位，对自己专心于文字的美感到不安。

我们不要忽略，他们当时是在用很微弱的个人力量对抗巨大的朝廷权威。通过科举入仕的人多多少少沾带着来自较低层民众的意见和看法，表达出对社会改革的愿望。我们感觉到宋代整个贵族阶层的权威性没有唐代那么强，社会的阶级没有那么对立，是文人在中间做了很好的调整，让宋代的帝王保有比较朴素的平民个性。

从整个大的文化史来看，我们今天可能要重新去感受韩愈和柳宗元这些定位的重要性。“古文运动”影响的不只是散文，它最重要的影响其实是在于思想性的自觉与批判。这种情绪也存在于白居易身上。他的“新乐府”诗作，比如《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都直接将社会事件作为题材，因为他觉得作为一名官员，应该更直接地让皇帝知道老百姓在过什么样的日子。这种不安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列夫·托尔斯泰非常像。当时，托尔斯泰觉得俄国的农民根本没有机会读书，应该写他们可以看的、文字简单、有故事性的东西，后来也真的在做这件事。文学界的朋友批评他，说这个人疯掉了。可这其实是一种情怀，也就是把对文学和艺术的定位恢复到对生命本身的关心与尊重上面去，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对于“古文运动”真正应该了解的。

讲到“古文运动”，提到“文以载道”，不少人会觉得反感，可是当你把这些放回那个时代，或许会了解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里想要发生的作用。韩愈身边有一群人，他们集合成了一股力量，共同推展知识分子自觉的良心；与民间亲近，去对抗当时越来越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些知识分子来自于民间，用一种非常单纯的方法，试图把个人在当时的体制中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辛酸透露出来。《祭十二郎文》是叔叔写给侄子的祭文，可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人是如何活下来的，非常辛苦。这篇文章带我们进入一个小市民家庭清寒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它真正的重点反而不在“祭十二郎”，而是借由十二郎的死，把他们的成长、生活用文字宣告出来。我想，在“贵游文学”的传统里，大概真的不知道原来社会里大部分老百姓是用这样的方式活着；在读到这篇文章以前，我们自己或许也不知道。这样的文章并不难懂，没有艰深的文字，也没有生僻的典故；读的时候，有一点儿像在读朱自清的《背影》，通过简单的事实带给人感动，并令人体认到他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与尊严。

“年、月、日”，某年某月某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韩愈听闻十二郎死讯之后的第七天，才能够怀着悲哀的心情与祭奠的诚意，叫建中准备一些应时的佳肴，以祭奠十二郎之灵。“季父”就是小叔父，韩愈比十二郎要长一辈，可是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大，两人是一起长大的。

中国的祭文已经变成了固定的、虚伪的形式，而如果“我”不知道十二郎去世的具体年、月、日，那就不要写——本文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古文运动”的精神。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些世家的丧礼，还是会听到一篇完全不知所云的祭文，可是非常慎重。这其实就是祭文的传统，一定要歌功颂德，有固定的成语、套语，一定要讲这个人临死的时候家人如何孝顺、都在身边。可是韩愈从开头就打破了祭文的规则，非常朴质。面对死亡这么沉重的事情，为什么还要作假？我们今天的祭文都应该大改革，全部是在套用固定的形式，关于死者到底做过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悼念他，或者他这一生有没有应该反省的地方，我们都很难知道，而西方至少会有一位牧师或者神父来讲讲死者的生平。所以我说《祭十二郎文》是一次革命，韩愈试图在面对死亡的时刻，对生命有所反省和检讨。祭文绝对是一个社会里重要的东西，因为人如果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不诚恳，其他时候就不必提了。死亡是一个大事件，面对死亡时对自己的端正和对死者的敬意，都应该从诚恳开始。

接下来是由这个死亡事件引发的带有很多感慨的回忆。“呜呼！吾少孤”，韩愈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变成了孤儿。“及长，不省所怙”，长大后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什么样子。“惟兄嫂是依”，韩愈跟着哥哥、嫂嫂长大，而十二郎就是哥哥、嫂嫂的儿子，这里也点出了韩愈和十二郎之间亲近的关系。“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哥哥正当中年时，在南方身故，当时韩愈和十二郎年纪还小，跟着嫂嫂将哥哥的灵柩归葬故乡河阳。才几句话，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清寒的家世与生存的坎坷却立刻呈现出来，这样的画面非常动人。这是“古文运动”了不起的部分，用如此精简、朴素的文字，几乎没有任何情绪，就将事情完整地交代出来。这是一种力量，韩愈“古文”真正的本质在这里，“文以载道”的精神也应该如此。现在我们读到《祭十二郎文》的这几句，很容易被感动，因为它是一个可能会发生在很多百姓身上的事实，很多家族或许有着相似的历史。

“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两个人在孤苦伶仃之中建立了亲近、关爱的情感，在贫寒的家境当中彼此依靠。而今，十二郎已经去世，韩愈重新回想起这段生活，对自己所来自的民间进行了再思考。

前面我讲到为什么会有“古文运动”，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勇敢诚实地站在百姓一边去对抗当时的权贵阶级，就是因为他们来自于民间。“惟歌生民病”的人，自己就出身于“生民病”之中，在经历科举之后依然保有着民间的朴素个性，保有着应该将这个信息传达给权贵的自觉的责任感。韩愈写《祭十二郎文》，不仅是在祭悼十二郎，也是在祭悼许多这样辛酸生存的贫寒的家族。他们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底端，但在过去的文学中，他们的状况却没有被传达出来。汉代的统治者曾有意到民间采集民歌，称为“乐府”，从中可以了解民间的辛苦。可是到了三国魏晋，以及后面的宋、齐、梁、陈，文字都变成了美的装饰，而忽略了反映社会的功能。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我们看到的都是事实陈述，韩愈的三个哥哥都早早过世了。“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在古代讲究家族繁盛的时候，这是很令人心痛、非常凄凉的事情：两代人，在儿子这一辈只剩了韩愈，孙子这一辈当时只有十二郎。“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他和十二郎的感情不仅是由十二郎的死亡引发的，还在于他们都有传承家族香火的重大使命。最好的文字，就是这样精简地描述事实，把所有装饰性的东西都拿掉，但感人的力量绝对要比堆砌辞藻来得大。

接下来这个画面的凄凉是经由对嫂嫂言行的回忆呈现出来的。“嫂尝抚汝指吾”，嫂嫂曾经抚摸着十二郎，指着韩愈说：“韩氏两世，惟此而已！”韩家两代，只有你们两个人。韩愈用一个形象生动的画面，点出了可能是这篇文章里最令他感动，或者说感谢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嫂嫂。在整个家族没落之后，一个女性靠着什么方法支撑家庭，他没有讲细节，但是你可以看到嫂嫂的承担，以及嫂嫂讲的这句话在两个人身上形成的压力。韩愈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提到，自己后来的奋发上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嫂嫂给他的影响。家族正在败落，能不能复兴也就看韩愈和十二郎了，要好好读书，去参加科举。韩愈后来的自负，以及在很多事情上的固执，其实是嫂嫂的精神在他身上发生了延续。他没有正面描写这样一个非常艰辛的女性形象，只用一句话就写出了嫂嫂持家的不易。她应该是能干的、聪明的，同时也是务实的。嫂嫂的形象就这样树立起来了。

这句话如果由韩愈来讲，感人的力量不会这么强，但是由一位女性来讲，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是不能继承香火的，就使得韩愈和十二郎成为被突显的角色，而后面支撑的力量却是这位女性。韩愈接下来的叙述延续了嫂嫂话中的悲哀：“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十二郎当时年纪还很小，应该不记得这件事了，韩愈虽然已经有记忆了，其实也不能体味嫂嫂讲这句话的悲哀。这里的力量很深沉，可是里面完全没有情绪，这是散文的高手，将要表达的内容完全一清如水地写出来。我在自己的散文集《萍水相逢》的序中提到，我一直觉得后来继承韩愈重要精神的是鲁迅和他的散文。很多朋友可能会不赞成，因为觉得鲁迅的文字很犀利，批判性很强。但我可以举两点来说明。一是鲁迅本身与文学及社会的关系，和韩愈是一样的。虽然表面看起来，你会觉得鲁迅反对“文以载道”，但那是因为“道”已经被利用、被扭曲了，而他要恢复的正是韩愈所倡导的“古文”的本质精神。鲁迅的杂文直接切入社会弊病，学生运动的时候，劳工被剥削的时候，他的文章立刻就出来，很明显继承了韩愈的精神。二是鲁迅使用的文字往往非常朴素，只是将事实铺叙开来，进行冷静而理性的推论，因为没有比事实更感人的东西。我常常说这一类文字很像纪录片，而最好的纪录片是不应该有作者出来讲话的。

上面这一段，一方面交代了韩愈和十二郎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交代了两人成长中的辛酸。这样相依相靠着长大，很亲密，应该一直在一起，不要分离，可是后面却一直在离开。韩愈在做官，这阻碍了他和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继续在一起。后面那一段似乎有些琐碎，你为什么不来，我为什么不去，讲了半天，却让我想到了鲁迅的散文《父亲的病》。鲁迅的家族当时已经败落，他的父亲生了重病，那种江湖术士一样的中医跟他讲一定要找到一对原配的蟋蟀做药引，他的父亲才会康复。这件事后来导致了鲁迅对中医的痛恨。父亲去世后，他非常痛苦，就离开家乡去日本学医，甚至不愿意回绍兴，因为他觉得家乡对他来讲就意味着愚昧、迷信、堕落与颓废，意味着整个中国的文化已经无可救药了。他东渡日本去学西医，就是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后来进而想要救治人的精神。鲁迅的小说《故乡》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的。主人公回乡去处理不多的家产，所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分一杯羹，他觉得自己又掉进了中国的“酱缸文化”里，面对的还是那个自私贪婪的家族。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儿时的玩伴闰土。闰土是他家佃农的孩子，和他是不同阶级的，可是闰土是他小时候的英雄，常常拿着自己做的叉带他去刺小兽。当他要永远离开故乡的时候，闰土来了。他没有想到闰土显得那么苍老、那么卑微、那么拘谨，本是要好的玩伴，此时已被阶级隔开。他对故乡唯一的希望就在闰土身上，可是闰土也“不见”了，然后他就告别了家乡。我们看到鲁迅在描述一个社会的政治或者说某一种阶级意识，连原来最单纯的少年的美好都会被消解。韩愈的“来不来”“去不去”其实也是在讲他纠缠于政治当中，辅佐这个，辅佐那个，而无法与十二郎相见。

“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两个人当时都年纪很轻，觉得暂时分别了，最后还是能够长时间在一起，毕竟感情是这么好。于是韩愈就为了那一点点公家的薪水，与十二郎别离，上京为官。“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这里有深深的后悔。韩愈去做官，觉得自己好像肩负着很大的使命，可以改革一个社会，可是也有沮丧在其中：可以改革又怎样？是不是真的可以改革？韩愈是非常相信知识分子可以改革社会的，但这里却透露出了对自己的怀疑。

他连皇帝要迎佛骨入宫都可以进行一通洋洋洒洒的辩论，因为他觉得皇帝代表了社会中的理性力量，而将从印度来的佛骨迎到宫殿里面去拜，是和理性信仰相悖的，也违反了儒家的道统。这件事对韩愈的影响是最大的，他之前也由于为老百姓讲话、发表切中时弊的言论而遭到贬官，但都没有这次厉害。他被贬到潮州，路上差点儿死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抗的其实不仅是政治，而且是整个社会里面巨大的不可破解的力量，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非常诚实也非常勇敢地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可是在这一段的叙述中，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韩愈的沮丧：“万乘之公相”又有什么大不了，自己为什么不去和十二郎好好地过小市民的简单生活呢？我认为这一段的重要性在于它和韩愈内心对政治是否可以改革的怀疑发生了关联。

韩愈和柳宗元的身上后来都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韩愈到了潮州，在那里办学，整个广东文风的兴盛，大概就是从韩文公开始的，他对整个岭南地区影响很大。柳宗元到了柳州，也改变了当地落后的文化局面。这是文化史上另外的一个部分，这些人虽然被贬官了，却为边陲地区的文化带来了发展，使老百姓得到比较公平的对待，促进了理性思考。他们也为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进退之间的风范：在朝堂上的时候要敢于讲话，被外放的时候也要尽力做事。读到这里，其实有一点点哀伤，韩愈和十二郎的情谊，是他私人感情上非常重要的部分，却因为他一直抱持的改革社会的使命感而被耽误了。这一长段其实都是遗憾。

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韩愈说：“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韩愈十九岁来到京城，四年后和十二郎见过面；又过了四年，他去为父母扫墓，当时嫂嫂也已经去世，由十二郎归葬家乡。还是表面上不动情绪的事实交代，前面那个一边抚摸十二郎，一边指着他讲话的嫂嫂已经不在，这么长的岁月只有几句话，可是那种淡淡的哀伤一直融在里面。一个人在激动的时候很难写出这样的句子，必须是在非常平静的状况下，将情绪完全收敛了，才能有这样的文字。朱自清的《背影》也是这样，底下有汹涌澎湃的情感，可是表面上十分平静。“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隔了两年，又见了一次面。这一长段都在讲能不能见面，可是因为政治上的牵绊，见面变得越来越难。“图久远者，莫如西归”，这样才能够真正在一起，可是“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这里面有人对生命的感伤和虚无感，没有想到生命如此短暂。

死亡好像与我们无关，但我们也不知道它何时来临，所以韩愈才会有一点儿反省地说“吾与汝俱少年”。韩愈很真实地将自己的情感传达出来，早知永别来得如此之快，“万乘之公相”大概也可以不做了，就好好地两个人一起过日子。

就在前一年，孟郊到十二郎那里去，韩愈请他捎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还不到四十岁，已经视物不清、白发苍苍、牙齿松动。想起父亲、兄长身体本来也非常好，可是都很早就去世了；我身体这么不好，恐怕比他们还要早逝。但我不能擅离职守，你又不肯来，大概我死了以后，你会悲伤不已的。”信里有一点儿“威胁”十二郎的意思，可是现在想到那封信，韩愈心里更哀伤了。写信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死亡事件的逼近，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是发生在比他年轻，而且比他身体好的十二郎身上。“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在韩愈看来这是不合理的，他通过对事件的“怀疑”，流露出自己对死者最深的真情。

韩愈有一个自己的理性世界，认为一切东西都应该“合理”；同时他也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有些科学家的精神。可是这个时候，他的信念好像忽然有一点儿动摇：不是身体好的人应该活着吗？不是年少的人应该活着吗？为什么是长者、衰者活着，强者、少者反而死掉了？我认为《祭十二郎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展现了韩愈的多面性。韩愈给我们的印象通常是有一点儿僵硬的，是坚持理性信仰的，是重视道统的，是主张“文以载道”的；可是在面对十二郎的死亡时，因为动了真情，他刹那之间产生了一种反常的态度——他宁可在这个时候放弃自己的理性，相信十二郎的死是一个梦，或者传来的消息不确。这个地方非常感人——韩愈这样的理性的信仰者，此时却希望自己的理性可以崩溃。他继续讲自己的哥哥是多么好的人，而十二郎心地单纯善良，本来应该继承家业的，却没有得到护佑，“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他是非常相信一切都可以在道理当中建立规则的人，可是这几句话充满了感伤。面对十二郎的死亡，他突然感受到了生命中不可知的部分。当年颜渊去世的时候，孔子也难过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表达的同样是理性信仰者的感伤。这些人不愿随便动情，总是谈规矩的东西，但这种理性信仰者流露的真情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接下来，作者回到对自身的描写：从今年以来，本来灰白的头发要全白了，已经松动的牙齿大概会脱落了；肉体会越来越衰败，而更严重的可能是平时的那种盛气也在衰微。韩愈通过十二郎的死亡感受到自身的悲哀：身体不够牢固了，意志也不够坚定了。这里不仅在写他的心情，也透露出他在社会改革上、在政治上遇到了挫折，比死亡更大的悲哀是自己的心力交瘁。韩愈随即提到了一些对死亡比较抽象的意见：“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作为一个理性信仰者，他还是很希望能通过死亡事件去谈谈死亡到底是什么，死亡以后到底有没有知觉。如果死亡以后有知觉，那以后还会在一起，只是形式的转换；如果死亡以后没有知觉，那悲哀就不会太久（因为悲哀是一种知觉），而死后不悲哀的时间却没有尽头。

他其实还是在用理性思想推论死亡，对不可知的东西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而不愿意随便相信死亡是什么。他对死亡只有推测，没有结论，这是绝对理性的。我们常常会不小心透露自己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但韩愈没有。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古文运动”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理性，而在韩愈本人，无论是在人世间厘清是非、寻找正义，还是探讨生命的死亡现象，或者面对权贵阶层和百姓的对立时，他都是这个态度，即必须合理，不合理他就不能接受。

死亡是一个不容易用合理与否来讨论的问题。达·芬奇是最早发现右心室的人，也是最早发现动脉和静脉循环不同的人，这些都建立在解剖的基础之上，是科学的、可以证明的。可是他在解剖完之后忽然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找不到灵魂。”我在整理他的作品时，觉得这句话非常动人。那个时代宗教的影响很大，但达·芬奇表达了自己的怀疑：奇怪，我为什么找不到灵魂？他并没有说灵魂存在或不存在，只是存疑，存疑的精神其实是理性信仰者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上面那几句话，我觉得是韩愈理性精神很明显的展现。后来的胡适之也主张怀疑是理性的基础，不要轻信。

十二郎的儿子刚刚十岁，韩愈的儿子也只有五岁，现在身体强壮的十二郎已经去世了，韩愈不禁担忧这两个年幼的孩子能否长大成人，感到十分悲痛。他去年收到十二郎的来信，十二郎说自己得了软脚病，经常痛得厉害。他安慰对方说这是江南地区的常见病，并不认为值得担忧。现在，他想：十二郎难道是因为这个病死掉的吗？还是因为别的病死掉？所有不了解的事情他都要存疑，理性主义的精神一直贯穿在这篇文章中。

十二郎给韩愈的信是六月十七日写的，但孟郊说他是六月二日死的，耿兰报丧的时候则没有讲明具体时间——这里面显然存在矛盾，如果六月二日就死了，不可能六月十七日还在写信，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韩愈的理性精神，他对这种细节非常注意，这篇文章在大事、小事上的理性推测都非常完整。是孟郊的使者没有向十二郎的家人问明他的去世日期，还是耿兰报丧的时候居然不晓得该说明日期呢？又或者是孟郊写信的时候去询问使者，使者随便应付了一个，可是没想到韩愈又收到了一封写于六月十七日的信？追踪这件小事，只是为印证信首年、月、日不明的问题。悼祭一个人，连他死在哪一天都不知道，其中当然有一种心情上的悲哀，同时也体现了一种严格追踪的态度。

下面一段是给十二郎的交代：“我让建中去祭悼你，安慰你的孤儿和你的奶妈。他们如果日子还过得下去，可以等到三年之丧结束，那么到时候我就会把他们接过来；如果日子很难过下去，不能守满丧期，那么我就立刻把他们接来，叫家里其余的用人一起守丧。如果我的能力允许，最后一定把你归葬祖坟，才能了却我的心愿。”在古代，归葬于祖先的坟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路途遥远，要搬运整个棺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韩愈希望能够将十二郎归葬，里面有伦理上的考虑；后面的“惟其所愿”，则有自我检讨的意思——你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死的日子我也不知道，活着的时候没能住在一起彼此照顾，死的时候也没能在你身边为你痛哭，入殓、下葬的时候我都不在现场。这些让韩愈非常自责：“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其他祭文里很少有这么大的自责，韩愈认为自己“不孝不慈”，认为自己违反了人的常道：对于一个从小一起长大、这么亲近的人，没有办法和他相处在一起。“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十二郎活着的时候，两人不能形影不离；十二郎死了以后，韩愈大概也有一阵子没有梦到他了。这样的句子中还能看到骈体文的美，具有音韵上的节奏感。韩愈反对堆砌，但并没有说自己反对骈体文，他只是不要先有形式再有内容，而是应该在有了内容之后、情绪来了之后，让“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这样的句子自然出现。

“吾实为之，其又何尤！”这一切其实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也不应该有什么抱怨。“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直接把《诗经》的句子用出来了：“天啊！我的悲伤真是无限无极！”“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这是韩愈最后的交代，也说明他对于改革社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想法大概是越来越没有心思了。“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他打算在家乡河阳置一点儿田产，度过余生。把十二郎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教养长大，希望他们能够成才；把十二郎的女儿和自己的女儿抚养长大，送她们出嫁——韩愈好像回到了小市民最基本的愿望，觉得人应该这样去完成生命里最本质、很朴素的心愿。十二郎一生好像没有什么大志，可是他能够给母亲（韩愈的嫂嫂）送终，韩愈则会觉得有所亏欠，会觉得政治或者社会的改革会不会变成一种空谈，反而没有办法真正照顾身边最具体的人。这里其实有一种反省，是经由科举出来的知识分子心中对“生民病”的牵挂，有了这样的牵挂以后，他的为官理想，他要进行的政治改革，才不会变得空洞。科举制度和“古文运动”要结合在一起考量。

在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当中，像《祭十二郎文》这样动人的文章其实不会有很多。就像画家会因为被生命里很重大的事件感动而去画一幅画，但这种画不会是常有的，文学也是一样。我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没有写关于他的文章，我知道那篇文章大概会是我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篇，会讨论很多细节。但是不到心情非常平静的时候，我不会去触碰它；只有在很沉静的状况下，我才会对一生中和我发生最深切关系的生命去做反省和检讨，在行文的过程中会非常谨慎——“谨慎”的意思是你不敢把这样的东西仅仅当成文章来写，它是一个很慎重的生命的仪式。《祭十二郎文》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

十二郎背后隐约存在着一个更大的生命力量，即韩愈的嫂嫂。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韩愈对嫂嫂的敬重，感受到这位寡嫂把他养大的辛苦与严厉，这些也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直接影响了他的个性。宋代的欧阳修、苏东坡，甚至是王安石，都有一种潇洒；可是韩愈身上没有，他一点儿都不允许自己放松，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也很严格。我们在大学办读书会的时候，大家都不喜欢韩愈，因为那个年龄想去追求某一种浪漫，可是韩愈身上是不太容易看到浪漫的——不一定没有，而是成长环境造就了他极大的谨慎和刻苦，让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 H9MIpi0Jez7BoymM/iRedDRhRjZeAJDEvb2ybqdQnZkcumL5GH9obTBBYoSZKR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