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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历史上，李后主、宋徽宗都是亡国之君，是受诟病与批判的，可是在文化上，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朝的词，没有宋徽宗就没有南宋和元以后绘画上这么高的成就。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是非常惊人的。
宋徽宗留下一个传统，作为一个执政者，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收藏，是不配作为执政者的。后来的人接受了这种理念，因为他代表了正统。正统并不是政治，不是政权，而是一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一批文物一直被保存下来，在任何战争当中，执政者最先要带走的就是这些文物。没有宋徽宗，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观念。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李后主和宋徽宗这样的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传统的美术史上，他们两人是被批判的，政治上的评判被带到了美术史的评价上。如果写政治史，宋徽宗被批判是正常的，可是写美术史批判宋徽宗如何立论？宋徽宗的个人创作丰富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收藏、他编纂的画谱的影响力都极大。这说明政治史一直都在干扰着文化史，我们还没有独立的文化观。我想这是我们在美术史、文化史上，将来一定要纠正过来的一个大问题。一篇文学作品被选入国文课本，常常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这种状况里，一代一代人会被牺牲掉，无法看到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我们可以知道文天祥的《正气歌》、方苞的《左忠毅公轶事》、林觉民的《与妻书》为什么被选进课本？不见得因为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会觉得当李后主写出“垂泪对宫娥”的时候，颠覆性有多么大，他等于是打了已经习惯于伪善的文学传统一个耳光。他就是不要挥泪对家国，而是挥泪对宫娥，这是他的私情。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令人羞怯和难以启齿的部分，只有天真烂漫的李后主，才如此坦然地写出来。我一直很感动于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的时候给予李后主新的定位，不然在整个文化传统中，我们甚至都会怀疑，到底应该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王国维说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词的成就。李后主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给予文学形式一种新的可能性。王国维最喜欢讲“境界说”，原来的低俗文学，被提高为有境界的文学。李后主亡国之后，被软禁在宫廷后院，唱着这些歌，忽然对生命有了不同理解。“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我们大概从中学时代对这些句子就非常熟悉，熟悉到已经觉得李后主不是在写自己，而是在写生命从繁华到幻灭的状态。
“朝来寒雨”、“晚来风”，华贵的生命面临着巨大的外在坎坷。在不断的打击下，自己的生命应该如何去坚持？“胭脂泪，留人醉”，他还是如此深情眷恋。“胭脂泪”当然是讲女子，胭脂是红色的，红与泪变成了一个意象。我之前提到李后主的词与李商隐的诗有文化血缘上的继承关系，在整个意象处理上，红色与泪变成他后来的重点。李商隐曾经用“醉”去形容流霞。“泪”、“醉”、“红”或者“胭脂”，都是他们喜欢用的字眼，基本上可以总结成从繁华转成幻灭的感觉。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定都于南京的朝代，对于长江东流去的感觉特别明显。在文学当中，李后主把这个意象用到最丰富的状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意象在他的诗中一直被重复，他晚年在北方做俘虏的时候，时常感叹时间的消逝。时间的消逝当中，有一个意象是“故国”。南京三面环江，等到他被抓到北方的汴京，地理上对长江的怀念，其实是他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