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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宋太宗大军南下的时候，李后主吓了一跳：“怎么打仗了？”他曾在诗里写过“几曾识干戈”，什么时候想到要打仗？从来没有想到要打仗。从皇帝忽然变成俘虏，巨大的命运转折，使他在文学史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王国维说李后主的第二个角色，是他后期的诗担负了基督、释迦牟尼的原罪感。他是一个亡国之君，觉得所有的罪都由他来承担吧，不要让百姓受苦，所以他后期的文学忽然跳到很高的境界。王国维对他有两个评价：一是说他是词的改变者，把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的革命者；二是他后期亡国之后，担负了人世间最大的苦难，所以认为他同基督、释迦牟尼一样，有巨大的赎罪感。这样一个角色，也许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理解的。
作为一个帝王，李煜身份很特殊。我们很难要求他前半生会有不同凡响的文学表现。因为他的生活，在某一个部分，可以说已经被注定了。祖父是皇帝，父亲是皇帝，他顺理成章要做皇帝，又有这么富有的国库，你真的不知道他能做什么。在《玉楼春》里面，我们看到他对于整个生命的态度，跟后来亡国以后的感觉非常不一样。《玉楼春》还不能代表他早期最典型的淫乐风格，如果读他的“手提金缕鞋”，真是觉得这个皇帝玩得有点太过头了。
王国维在评论他的时候，有一种很特殊的悲悯。王国维说李煜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从小在一堆女人当中长大，没有办法要求他不写这样的诗。他根本没有机会出宫，没有机会到宫廷外面去看人生百态。他生命另外的一个开始，就是亡国。他前半生面对自己追求感官上的愉悦，是诚实的，后半生亡国以后他的哀伤也是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