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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辆一九三四年老福斯,我们都叫她老骨头,
车身早已不再鲜红,
不过她可是老当益壮。
——詹与狄恩(Jan and Dean)
我沿马丁街一直开到胡桃树街才右转,再下去就是洼地街,没过多久就追上了阿尼。他把车停在路边,后备厢盖开着,克里斯汀的屁股旁边靠着一个古老的千斤顶,那千斤顶老得我看搞不好连马车的轮子都换过。她的右后轮胎爆了。
我把车停在阿尼后面,还没打开车门,就看见有个妇人从她家里走出来。她门口的草坪是一片奇景,只不过全是塑胶制品(上面有两只火烈鸟,一只石头母鸭身后跟着一列四五只石头小鸭,旁边还有一口塑胶许愿井和塑胶水桶)。她的体形看起来急需减肥。
“你们不能把那堆垃圾丢在这里,”她嚼着满嘴的口香糖说,“你们不能把那种垃圾丢在我家门口。”
“太太,”阿尼说,“我的车胎爆了,如此而已。我换好轮胎马上——”
“你们不能把它丢在那里,”她有点神经质地不断重复,“我先生马上就回来。他不喜欢有辆烂车停在门口。”
“它不是垃圾!”阿尼说道,他语调中的某种东西逼得她退了一步。
“孩子,别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这位过重的妇人骄傲地说,“我先生脾气可不大好。”
“你听着——”阿尼语带威胁地说,昨天他和迈可与瑞吉娜吵架时就是这种语气。我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我们不能再惹麻烦了。
“对不起,这位太太,”我说,“我们马上就把它弄走——快得会让你以为只是幻觉。”
“这样最好,”她说着用拇指指向我的德斯特,“还有,你的车正好停在我的车道出入口。”
我把车向后倒了一段距离,她才摇晃着那圆桶状的身躯慢慢走回家。她要进门时,屋里又出来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浑圆得像小猪崽,两人手里都拿着营养丰富的奶油巧克力蛋糕。
“什么事,妈咪?”小男孩问,“那个人的车怎么了,妈咪?发生什么事了?”
“少啰唆!”“大猪后”一手抓着一个孩子往屋里拖。我最喜欢看到这种开明的父母了,那总会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走向阿尼。
“怎么?”我试着说出此时唯一想得到的俏皮话,“不过爆胎而已嘛,阿尼。”
他勉强笑笑说:“丹尼,我有点小麻烦。”
我知道他的麻烦是什么,他没备胎。
阿尼又掏出皮夹查看里面的存量,看着他这么做实在让我心疼。“我得买个新胎。”他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一个补过的——”
“我不买补过的胎。我不想这样开始。”
我没说什么,只回头瞥了我的德斯特一眼。我有两个轮胎也是补过的,我觉得它们用起来没什么不好。
“丹尼,你说一个全新的固特异或费利斯通轮胎要多少钱?”
我耸耸肩。脑袋里的汽车账目告诉我一个没边纹的新胎至少要三十五块。
他拿出两张二十元钞票给我:“如果超过这个价——加上税什么的——我会还你。”
我悲哀地看看他:“阿尼,你这周薪水还剩多少?”
他眯起眼睛把视线移开。“够用了。”他说。
我决定再试一次——别忘了我才十七岁,总以为别人会听从对自己有利的劝告。“你不能一毛都不留,”我说,“为了这辆车,你的皮夹已经空了,以后你会更习惯掏钱的动作。阿尼,拜托你仔细考虑一下。”
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冷峻起来,我从没在他的脸上看过那种表情。也许你认为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男孩,可是我也没在任何人脸上看过那种表情。我既惊讶又发慌——我突然发现我是在设法跟一个疯狂的人做理性交谈。他完全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想当你跟某个人说,他心爱的女孩背着他和别人胡来时,你也会见到同样的表情。
“别说这种话,丹尼!”他说。
我摊开双手:“好!好!”
“还有,如果你不想管轮胎这件事,你可以不必管。”那冷峻、固执、无情的表情仍冻结在他脸上,“我自己会解决。”
我想开口回他一句也许很冲的话,可是我碰巧往旁边瞥了一眼,看见那两个“小猪崽”在草坪边缘,两人分别骑在同款的小三轮车上。他们满手都是巧克力,四只眼睛很正经地盯着这里。
“别多说了,”我说,“我这就去弄轮胎来。”
“如果你真的愿意,”他说,“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
“也转凉了。”我说。
“先生?”小男孩舔着手上的巧克力说。
“怎样?”阿尼问。
“我妈咪说你的车是烂嘟嘟。”
“对,”小女孩口径一致地说,“烂嘟嘟的车车。”
“烂嘟嘟,”阿尼说,“形容得很好。你妈是做什么的?哲学家?”
“不是,”小男孩说,“她是摩羯座,我是天秤座,我妹妹是——”
“我尽快回来。”我有点尴尬地说。
“当然。”
“冷静点。”
“别担心,我不会揍任何人。”
我走向我的车。坐进车里时,我听到小女孩大声问阿尼:“先生,你的脸为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开了一英里半,驶入肯尼迪大道。我那从小在自由镇长大的母亲说,当年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时,这条街算是镇上的闹区。可是由于总统被刺而将街名改为燕子道大概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起,这里便渐渐衰退为镇上的郊区。现在沿街有家露天汽车电影院、一家麦当劳、一家汉堡王、一家阿比快餐店,而从肯尼迪大道到宾州高速公路这一路上有八到十家汽车服务站。
买阿尼的轮胎应该不是难事,但我去的头两家服务站都是自助式的,他们甚至连机油都不卖,那儿只有一台加油机和一个低能的服务小姐坐在防弹玻璃亭里,手里拿着《国家询问报》 ,嘴里嚼的口香糖大得可以噎死密苏里州的长耳鹿。
第三家是德士古石油(Texaco)连锁店,里面总算有轮胎。我只花了二十八块五加税就替阿尼的普里茅斯(我实在不愿叫她——它——克里斯汀,连想都不愿这么想)买到一个轮胎。可是这里只有一个员工,他必须把轮胎装在阿尼的钢圈上再把气灌满。他一共花了四十五分钟,我实在很想帮忙,但他说要是老板知道的话会宰了他。
我把充好气的轮胎放进后备厢,并给那家伙两块钱小费。天色暗了下来,日落余晖也变成了深紫色,树丛的影子又柔又长,我慢慢沿着原路驶回。夕阳最后一抹余晖几近水平地穿过阿比快餐店与保龄球馆之间堆置的杂物,此时这如洪水般流泻的金光,在我眼中竟美丽、奇异得有点吓人。
我很诧异喉咙里有种呛人的恐慌,像干火般慢慢往上爬。在那漫长而怪异的一年中,这是我头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有这种感觉。然而当时我很难明确地解释或界定这种感受,我只以为这是因为当时已是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升上高中最后一年。而这学期的开始也代表生命中这漫长安逸的片段即将结束,我马上就是个成年人了。就在这片从保龄球馆与小吃店之间的巷弄穿过的金光中,我第一次有了这种感觉。我想人们会害怕长大,那是因为你必须终止某个阶段的生命并展开另一段生命。换句话说,如果小孩要学的是如何认识生命,那大人要学的便是如何认识死亡。
这种奇怪的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它的余波仍让我震惊,让我悲怆。而这两种情绪对我来说都很不寻常。
回到洼地街时,我突然从阿尼的困扰中解脱出来,想到了自己的问题——想到长大成人,自然就会联想到某些很伟大(至少对我来说很伟大)却又不太愉快的想法。我想到念大学,搬出家里,和六十个人在全州足球代表队中竞争同一个位置,而不像现在这样只有十到十二个人和你竞争。也许你会说,丹尼,我有个大新闻要告诉你:中国的十几亿人民根本不在乎你能不能以大学新鲜人的身份跻身大学足球校队第一队。完全没错。但我只是认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而且令我害怕。人的心思常会带你来到一些不愿思考的事情上,而你对此全无抗拒能力。
那个“猪后”的火暴老公真的回来了,而且他和阿尼正鼻尖对着鼻尖,情况每一秒都有可能恶化,这幅画面当然更不能改善我的情绪。
两个“小猪崽”坐在他们的小三轮车上,视线左右轮番游移,一会儿看着阿尼,一会儿看着他们的爹地,就像一场一面倒的网球赛中的观众。他们似乎在期待爆炸性的一刻快点来临,这样他们就能分享爹地摆平瘦阿尼的快感。
我把车停好,飞快冲出来跑到他们面前。
“我在跟你讲话!”爹地吼道,“我要你马上把它弄走!”他有个筋脉毕露的蒜头鼻,两颊红得像刚洗过的砖,而那件灰色工作服的领口以上全是一条条青翠的血管。
“我不能没有轮胎就把它开走,”阿尼说,“我跟你说过。如果这是你的车,你也不会这么做。”
“你当然可以没轮胎就把它开走,比萨脸,”爹地说,他显然在表现给小孩看,真实世界里大人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你不能把那堆垃圾摆在我的门口,你要把我惹毛了,臭小子,你就等着挂彩吧。”
“这里没人会挂彩,”我说,“先生,别发火,给我们几分钟就好。”
阿尼感激地望了我一眼,我看得出刚才他有多害怕,而现在也一样。永远是个输家的他,知道自己有种让人想欺负的特质。而且天知道这世上就是有某些人总想生生地砸出他的屎来。他也一定知道,这种事又要发生了——只是这一次,他不会再退却。
那人转向我。“又来一个,”他说,那口气好像很奇怪这世上哪儿来这么多浑蛋,“你们要我一次修理两个?相信我,我办得到。”
我知道这种人。如果再年轻十岁,他就是那种在学校以欺负阿尼为乐的人。他会一把打掉他手上的书,或者上完体育课时把他推到水龙头下淋个湿透。这些人永远不变。他们只会越来越老,然后在五十三岁左右因为抽了太多Lucky Strike而得肺癌或因中风死去。
“我们不想惹麻烦,”我说,“他的车爆胎了。难道你的车没爆过胎吗?”
“我要他们马上滚开!”那个“猪后”站在走廊上大叫,她的声音又尖又兴奋。这么一叫引得不少邻居出来看热闹,显然这比费尔·唐纳修的谈话节目有看头多了。我越来越担心了,就算刚才没人报警,我看现在也会有了。
“我从来不会因为爆胎,而把一堆烂铁搁在别人门口三小时那么久。”雷夫大吼。我看见他的嘴巴大开,齿缝间的唾液在夕阳下闪闪发亮。
“只不过停了一小时左右,”我说,“别那么夸张好不好?”
“少跟我耍小聪明,小鬼,”雷夫说,“我不喜欢来这套。我也不喜欢你们这些毛孩子。我出去做工养家,下了班只想好好休息,没心思跟你斗嘴。我要你们把它弄走,就是现在!”
“我已经带了个备胎来,”我说,“把它装上去只要——”
“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不讲理——”阿尼气愤地说。
这就够了,如果这位雷夫老兄有什么最不能忍受的事,那就是在他孩子面前骂他不讲理。他向阿尼挥拳。而我真不晓得这事将如何收场——阿尼也许会入狱,他宝贵的车也许会被扣押——我本能地伸手抓住雷夫的手腕,夕阳下发出响亮的啪的一声。
两个“小猪崽”哭了。
那骑在三轮车上的男孩垂下头,下颌顶着胸口。
平常在学校,阿尼经过吸烟区时总是像只被追猎的动物飞快跑过。但这次他竟毫不畏缩,甚至期待好好干上一架。
雷夫转向我,愤怒的双眼鼓得都快掉出来了。
“很好,小王八蛋,”他说,“你先动手的。”
我用力抓着他的手。“大哥,”我压低声音说,“备胎在我后备厢里。给我们五分钟,弄好了立刻离开你的视线。拜托。”
我的指关节渐渐施压,他回头瞥了孩子一眼。小女孩在抽泣,小男孩吓得睁大眼睛。这一幕似乎使他做出让步的决定。
“五分钟,”他说完看看阿尼,“我没叫警察算你们他妈走运。这辆车逾期未检——牌照上连标签都没有——”
我以为阿尼会回句很冲的话,让我们再来场延长赛。但毕竟他还是个谨慎的人。
“谢谢你,”他说,“我为刚才的冲动抱歉。”
雷夫咕哝一声,把他的衬衫下摆粗鲁地塞回裤子里。他回头看看他的孩子。“进屋去!”他吼道,“在外面干什么?是不是要我揍得你们乒乓叫?”
老天,这家人可真会用拟声词!我想道,这位老爹,你可别真揍得他们乒乓叫,不然他们可就要拉得一裤子烂嘟嘟了。
两个小孩立刻逃向母亲,把小三轮车留在草坪上。
“五分钟。”他又说了一遍,并恶狠狠地盯着我们。今晚他跟孩子说故事的时候也许会跟他们说,自己是怎么修理两个嗑药又滥交的小混混的。可不是吗?孩子,我叫那两个小子在我揍得他们乒乓叫前,赶快把那垃圾从我们家门口弄走,结果他们像屁股着火一样逃了。然后,他会得意地点上一根Lucky Strike,或是骆驼牌香烟。
我们把阿尼的千斤顶撑在保险杠下方。结果阿尼在杠杆上才踩了三脚,千斤顶的柱子就裂成两半,发出一记巨大声响,并激起一阵灰尘。阿尼看看我,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没关系,”我说,“用我的。”
夕阳已几乎完全隐没,天色也开始转暗,我的心还在扑腾跳个不停,喉咙则因和洼地街一一九号的恶霸屋主争吵而干疼。
“实在很对不起,丹尼,”他低声说,“我不会再把你扯进这麻烦里了。”
“别说了,快换轮胎吧。”
我们用我的千斤顶把这辆普里茅斯的屁股顶起来(好几次我都害怕那根锈蚀的后保险杠就要脱离车体,因为我们每顶上一英寸,它都会发出一声尖叫),取下那个瘪胎。我们把新胎装上,拧紧螺丝,再把车子放下来。看着这辆大车重新落在地上,心里总算松了口气。刚刚千斤顶断裂和保险杠尖叫时真把我吓坏了。
“好了。”阿尼把那块上古时代的轮胎盖敲进去。
我站在那儿看着这辆普里茅斯,早先在李勃车库里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它仿佛在看着自己右后轮新换上的费利斯通轮胎——上面还贴着标签和厂商用黄色粉笔写上的库存编号。
我不禁打了个哆嗦——我实在无法说明那种感觉的恐怖程度。就好像你亲眼看见一条蛇从它快要蜕掉的老皮里爬出来,身上还闪着湿湿滑滑的新皮一样。
雷夫在他的门廊前监视我们,一手拿着个巨无霸汉堡,另一手拿着罐啤酒。
“看他帅气的。”我把阿尼破裂的千斤顶扔进他的后备厢时低声说道。
“好个老伯·累福 。”阿尼也低声回我。我们俩都笑了——当一个漫长的紧张情势结束时,听到什么都会令你忍不住莞尔。
阿尼把废车胎放在千斤顶上时还在捂着嘴笑,那样子就像个偷吃果酱却被逮个正着的小孩。一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放声笑了出来。
“你们两个杂碎笑什么?”雷夫吼着从门廊走出来,“嗯?你们笑我是不是?再笑嘛,没关系,马上我就要你们哭!”
“快走吧。”我对阿尼说,并赶紧溜回我的德斯特里。现在我们已经笑得不可收,好像笑神经已完全失去控制。我发动引擎时连眼泪都笑出来了。我前面的普里茅斯夹着怒吼,放了一连串黑屁后也跟着发动了。在引擎咆哮声中,我仍能听到阿尼那无法自抑、近乎歇斯底里的狂笑。
雷夫已经冲过草坪,手上还抓着他的啤酒罐跟汉堡。
“你们这两个杂碎,笑什么?嗯?”
“笑你,笑你个蠢蛋!”阿尼胜利地叫道。接着他的车放出一阵遮天蔽日的油烟。我用力踩下油门,并猛打方向盘免得撞上雷夫,他现在已经气得要杀人了。我还在笑,一开始也许是真的很乐,但我现在其实已经完全不是在笑了。我发现自己的笑声尖得可怕,简直像在尖叫。
“老子宰了你们这些杂碎!”雷夫在后面大吼。
我又用力踩下油门,这回险些撞上阿尼的车屁股。
“干!”我回头对雷夫比出中指并大叫。
他想追我们,而且真的沿着人行道追了一段距离。但几秒钟后,他终于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真疯的一天,”我大声说,几乎被自己破裂尖噪的声音吓着,“真他妈疯狂的一天。”我觉得喉咙酸痛。
位于汉普顿街的唐诺旧车厂是栋锈铁皮搭的屋子。厂房外面有块油腻的木牌,上面写的是:你出本事,我出工具,让你省更多。下面有块小牌子,写着:车位出租,周、月、年均可。
废车堆置场就在唐诺车厂的后面,所占的空间足足有一个街区大小,四周用五英尺高的铁皮墙围起来。唐诺认识自由镇上每个有头有脸的人,镇公所里三分之二的官员都跟他有交情,每个大城市或小镇都有唐诺这种人,我想这也是他获准在这里设厂的缘故。
我听说他私下卖毒品给自由高中和达比中学的少年,也听说他跟匹兹堡以及费城的黑道角头都有点交情。这些我都不信。不过我确知如果你想在七月四日国庆那天买点鞭炮、冲天炮或土制炸弹的话,唐诺那儿是买得到的。另外还听我爸说过唐诺曾经差点被判十二年徒刑。在我五岁那年,他涉入一桩庞大的连锁窃车案。那个窃车集团的势力东起纽约,北至缅因州班克城。当然,有关他的控诉后来因为罪证不足撤销了。我爸还说,凡是不法之事——从抢劫货车到仿制古董——唐诺样样干过。
“丹尼,没事最好离他远点。”一年前我爸曾这么对我说过。那时我刚拿到我的第一辆烂车,投资了二十块钱在唐诺那儿租了个自助车位,试验自行换装化油器,结果以失败告终。
没事最好离他远点——而现在我却跟在阿尼车后头驶入他的大门。西边的最后一点点光线已全部消失,我的车头灯照着堆积如山的汽车旧零件和烂躯壳。这幅景象只让我更沮丧、更疲惫。我知道我还没打电话回家,爸妈一定已经急得半死。
阿尼把车驶到一个巨大的车库门口。旁边有块牌子写着:入内请先鸣喇叭。门边有扇沾满油污的窗子,里面透出微弱的灯光——屋里有人——我怀着一股冲动,真想下车告诉阿尼,今晚干脆把车停在我家算了。我有种预感,如果我们现在闯进去,一定会发现唐诺跟他那伙人正在清点抢劫货车得来的彩色电视,或是替偷来的凯迪拉克重新喷漆。
但阿尼只是坐在那儿,不按喇叭,也不做任何打算。我正想下车问他要怎样时,他倒先下车向我走来。虽然大地已是一片昏暗,但我还是看得出他一脸尴尬。
“丹尼,你帮我按喇叭好吗?”他卑微地说,“克里斯汀的喇叭不会响。”
“当然。”
“谢谢。”
我连按两声。过了一会儿,那扇巨大的车库门慢慢打开。唐诺出现在门口,他挺着摇摇欲坠的大肚皮不耐烦地向阿尼挥手要他把车开进去。
我把我的车掉个头朝外停好,也跟着走进车库。
墓穴般的车库又大又静,里面划了六十来个车位,每个车位前都摆了个固定住的工具箱给那些自己动手修车的人用。屋顶很高,上面全是赤裸裸的横梁。
这里面到处都是告示牌:离去前先清点工具;租升降机请先洽知;本厂提供技术服务;本人难以容忍脏话与咒骂。另外还有其他几十种告示,反正无论你转往哪个方向都看得到。唐诺真是个怪人。
“停二十号!二十号!”唐诺对阿尼大声说,“快停好了熄火,你想把我们都呛死不成?”
“我们”似乎是指角落牌桌上的那伙人。桌上散着扑克牌、筹码和啤酒罐。他们都以厌恶中带着好奇的表情看着阿尼那辆怪车。
阿尼驶入二十号车位,把引擎熄掉。可是青蓝色的废气已经弥漫整个车库。
唐诺转向我。他穿了一件帆布料白衬衫和一条褐色卡其裤。脖子上堆着一环环肥肉。
“小鬼,”他喘着气说,“如果那堆屎是你卖给他的,那你真该觉得羞耻。”
“我可没卖给他,”出于某种荒谬的原因,我觉得自己得向这头肥猪解释清楚我的立场——而通常即使面对我爸我都不会这么做,“我还劝他别买呢。”
“那你应该更努力劝他。”他走向阿尼停车的地方。阿尼用力关上车门,红色的锈铁片像雪花般落下。
不管唐诺有没有气喘,现在长年肥胖且与高脂食物为伍的他,却以优雅得近乎猫科动物般的姿态走向阿尼,并在阿尼还来不及转身前便对着他大吼起来。所以我想,你可以说他是个不轻易被自己的缺陷打倒的人。
跟学校那些抽烟的孩子一样,跟洼地街的雷夫一样,也跟赖普顿一样(我们接下来很快就会提到他),唐诺本能地打第一眼起就不喜欢阿尼。
“小子,在你把它的排气管装上屁眼之前,我不准你再发动它!”唐诺喘着气吼道,“要被我逮着了,你就永远不准再进来!知道了吗?”
“知道,”阿尼看起来是那么孱弱又憔悴,即使是今天这一路下来支撑着他的疯狂能量,现在也都消耗光了,那模样真叫我从心底为他难过,“我——”
唐诺不给他再开口的机会:“租升降机要先预约,每小时两块五。我跟你说话,你最好乖乖听清楚。我不吃你们小鬼那套。这儿是给上班的人停车用的,那些人开车忙碌是为了养家糊口。我不喜欢为了兜风买车的有钱大学生来这里占车位。还有,车库里不准抽烟,想嚼烟屁股,最好到外面的废车场。”
“我不抽——”
“别打断我,孩子,也别想跟我耍嘴皮。”唐诺说。现在他逼近阿尼。他的身影完全遮住了我的朋友。
我又开始愤怒了。今天下午稍早刚到李勃家,发现车子不见时的那种怒气又回到我身上。
小孩是种弱势族群,在经过多年训练后,每个小孩都能学会如何和唐诺这种讨厌小孩的人进行应对:是,先生;不,先生;是的;没问题。不过,唐诺实在玩得太过火了。
我突然抓住唐诺的手臂:“先生?”
他转身看着我。我发现,碰到我越不喜欢的成年人,我就越喜欢叫他们先生。
“干吗?”
“牌桌上那些人也在抽烟,你最好叫他们把烟熄掉。”我指指牌桌。那儿正青烟缭绕。
唐诺瞥了他们一眼,又转回来看我。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很凝重:“小鬼,你是不是想帮你朋友被撵出去?”
“不是,”我说,“先生。”
“那就闭上你的鸟嘴!”
他转向阿尼,把他那肥厚的双手插在屁股的口袋里。
“我知道什么样的人算是废物,”他说,“我想现在我面前就有这么一个。小子,你被判缓刑了——如果你敢给我乱来,不管付多少钱,我都要让你飞出车库,屁股着地。”
我的怒气从胃里直冲上头。我在内心祈求阿尼跟那老肥猪说少来这套,然后甩他两巴掌,再狠狠踹他几脚,越快越用力越好。当然唐诺那桌牌友一定会冲上来修理我们。也许当这诡异的一天结束时,我们会躺在自由社区医院的急诊室里等着医生缝头皮……不过就算这样也值得了。
阿尼,我在心里默想,告诉他别来这套,然后我们离开这里,挺胸站在他面前,别被他吓住,别再当输家——如果你可以挺胸站在你妈面前,你就可以站在那肥猪面前。阿尼,就这一次,别当输家。
阿尼一直没吭声。最后他低头说:“遵命!”他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好像被呛住了。
“你说什么?”
阿尼抬起头。他的脸色惨白,眼中闪着泪光。我不敢看他,这会让我心酸。我转身看着别处。桌上的牌局停了下来,所有人都看向二十号车位。
“我说‘遵命’。”阿尼的声音在颤抖,好像他刚在一份可怕的自白书上签了字。我又看了那辆一九五八年的普里茅斯一眼。它不该在这座车库里,它应该在后面的废车场跟那些废铁摆在一起。我不由得又从内心开始痛恨这辆车和它带来的麻烦。
“好了,出去吧,”唐诺说,“我们打烊了。”
阿尼像瞎了一样,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如果不是我一把抓住他,他早就撞上一堆磨秃的旧胎。唐诺又绕回牌桌。他回到座位向同桌牌友说了些什么,然后全桌人同时爆笑出声。
“我没事,丹尼。”阿尼说道,好像我刚问了他什么。他咬紧牙关,胸口快速一张一收,鼻孔呼呼冲出热气,“放开我吧,我没事,我真的没事。”
我放开手。走到车库门口时,唐诺又对我们吼道:“别把你们那些流氓朋友带来这里,否则你们就永远别进我的车库!”
他们中间有个人还加上一句:“来的时候把大麻留在家里!”
阿尼在发抖。他是我朋友,可是我实在不喜欢看他抖成这样。
我们逃入清凉的黑夜中,车库大门在我们身后砰然关上,这就是我们把克里斯汀弄到唐诺修车厂的经过,可真大费周章,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