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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做“潘潘”，男人做黑市搬运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二战后的日本现状。谁曾想，日本的地下经济就此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
日本的地下经济，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还是要从二战结束后开始说起。
二战日本战败后，日本原本还保有的大约70%的帝国陆海军库存物资很快被抢劫一空。剩下的部分，在交由十大财阀托管的过程中也莫名消失。这十大财阀为传统意义上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以及日后新兴而起的鲇川、浅野、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六家新财阀。十大财阀最终形成了三菱、住友、三井、富士、三和、第一劝业等六大金融资本集团，这是后话。总之，战后的日本，大约有2640亿的庞大战略物资流入了黑市。
日本官方控制的物价，美军进入第一年上涨了539%，第二年上涨了336%，第三年上涨了256%，第四年上涨了127%。1946年6月，日本一升米的法定价格为2.7日元，而1950年上涨到了62.3日元。当时，日本人戏称：火车行驶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有个真实的故事是：某人在起点站上火车，不舍得买橘子吃，后来每过一站，就会发现比上一站贵一点，结果，这哥们最终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一个橘子都没买成，后悔不已。
当时，日本人称黑市为“自由市场”，1945年末，所谓五大主食的米、大麦、小麦粉、番薯和芋头等50种基本消费品，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为法定价格的34倍；1946年尾达到14倍，1947年尾达到9倍，1948年下降到不足 5倍。政府的调控显示出一点效果，但那些盗用军需物资、囤积物资倒买倒卖的军阀、财阀、实业家、官僚政客，却是实实在在地利用战争后的混乱，为自己日后的腾飞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原始积累。日本地下经济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当今把控着日本经济命脉25%以上，在铁矿石和稀土资源问题上与中国斤斤计较、暗自较劲的几大财阀的老祖宗们。1947年，曾有专家粗略估计被隐匿囤积的战备物资价值3000亿日元，而当年政府的经常支出总额仅仅205亿日元，这205亿日元，还要安顿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和归国军人。地下经济盛行的年代，真正靠黑市赚大钱的，绝对不是那些活跃在自由市场的地痞流氓。
中国很多观众对日本电影《人证》及其委婉悠扬的主题歌《草帽》记忆犹新。《人证》反映的是日本战败后，大量美军涌入日本后的一个社会现象。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美军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向日本派出军队，正式进驻，宣布对日本的占领。在刚刚进驻期间，美军在日本横冲直撞，不时地发生美国士兵强奸日本妇女的事件。当时，整个日本社会忧心忡忡，经过调查发现，日本对美军的占领，最担心的便是妇女惨遭凌辱。当时在日本民族的观念里，身高马大的美国兵（人）们，因为其涉入营养和人种的原因，其性欲的旺盛是无法想象的厉害。面对社会的恐慌情绪和日益增多的强暴事件，日本内阁召开会议，紧急讨论应对的办法，经过讨论，决定建立慰安机构，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要建造所需要的慰安设施，计划预算要五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刚刚战败，经济全面崩溃，拿出这么一笔巨款实在等同登月计划。然而，当时的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很爽快地批准了这笔预算，他的看法是“用如此少的一笔钱，可以换取大和民族血统的纯洁和延续，这笔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我们一点也不吃亏。”
“做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事务员，包吃包住包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1945年9月20日，这则广告在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等各大报刊登出，乍一看这则广告，就像普通的招工告示一样，在正常不过，但是发放这则广告的，却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RAA协会。
这等于说：日本政府出面，把地下经济合法化了。
就这样，日本国内范围的的慰安所很快建立起来，在慰安所从事“慰安”的女性，最多时达到了6万人。这些女性甚至有一个歧视性的名字——“特别挺身队员”。在慰安所服务的女性，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当时的日本男人都找不到工作，更何况是女人呢？一看见有招工的广告，便立刻一拥而上，告示一经发布当天就有几千人来报名。她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面对多么悲惨的命运。
在日本著名的港口城市横滨，一家慰安所开业的前一天晚上，闯进来一百多个的美国黑人士兵，手持卡宾枪，将14名慰安女赶到一个大房间里，逼她们脱光衣物，美国士兵竟然排队一个一个地轮奸，慰安女的惨叫声响到半夜，直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发出一点声音。日本警察遇到都装作没事人一样绕道而过，问都不敢问一声。美国兵一直磨蹭到天亮才归队，慰安所里的慰安女们带着满身的创伤，躺在地上连呜咽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她们身体上受到的伤害，远远不及心灵上所承受的痛苦和屈辱。
“正规”营业的慰安所，慰安女的状况也是惨不忍睹。一名做过慰安女的化名“玛丽”的姑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整天整夜地，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候，女人们在屋子里就像被囚禁的犯人，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力。”“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3个月，之后补充来了100名新招的慰安女，牺牲者（献身且染上疾患甚至死亡的）不断地出现。”
那么，当时日本权贵和政治精英们是怎么应付这一个混乱场面的呢？日本王室和国会、议会的上层官员发出密令：严格控制皇族、华族、公族、财阀等家庭的女子外出，采用一切保护手段来保护她们的贞操，以避免这些家族的女性受到侮辱，保持纯洁。在他们看来，下层女性的贞操不是贞操，就算是也是用来牺牲的。
同时，在二战中发动战争、狂妄叫嚣的日本右翼人士，摇身一变，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积极投入到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赚取慰安女的皮肉钱。
慰安女制度在1946年被禁止。这一被日本当权者从地下转为地上，后来又不得不再次转为地下的产业，到底为什么这么折腾呢？
第一就是美国士兵在寻欢作乐时，不喜欢带避孕套，慰安女又无法抗拒占领军的淫威，结果，不论是慰安女还是美国士兵，得性病的比例都超过了90%。
第二个因素就是，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联合抗议，惊动了当时正在从事人权活动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她极为愤怒，严厉地质问当时日本的美国“太上皇”麦克阿瑟将军：“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吗？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吗？”
1946年，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总共55000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这些慰安女中，很多后来继续从事色情行业，被美军称作“潘潘”；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
“潘潘”的称呼有很多解释，都很有意思。一种说法是：战时的日本，女性缺乏营养，加上主要吃素，所以胸部都很扁平，于是平底锅（PAN，发音“潘”）成了比较形象的统称。还有一种说法：日语中面包是个外来词，来自葡萄牙语的PAN（音“潘”或“帮”），当时的日本，人人吃不饱肚子，女性向美军出卖肉体，就是为了换取果腹的面包。
在“安丽”和“潘潘”中，“潘潘”的命运更加地凄惨。她们站在美军经过的街道两边，嘴上抹着廉价、浓重的口红，穿着暴露的裙子，摆出各种妖娆的表情来招揽顾客，为了一点微薄的报酬，竭尽全力满足美军的各种要求，过着非人的生活。
“安丽”的名称来源于英文字母“only”，虽然看起来命运比较好，但是当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就无情地抛弃她们，甚至连他们的孩子都不管。电影《人证》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当时的“安丽”。现在日本人中，有很多明显具有西方气质和容貌的中年人，提到他们的父母，往往都含糊其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安丽或者潘潘的后代，电影《人证》中主题歌的主唱，也属于这一类人。
当时的风凉话说：女人做“潘潘”，男人做黑市搬运工。当时的日本男人，一般很难出入美军和潘潘们勾肩搭背进进出出的酒吧等声色场所，要活命，要活得更好，黑市是一个上佳的选择。
在东京新宿，原来靠转包军工订单谋生的尾津组的老板，鼓励制造商把军刀改成餐刀，钢盔改成水壶和煎锅，并策划出庞大的新宿黑市（自由市场）。这个露天的杂乱的自由市场，有个可爱的名字：“新宿之光”。1945年9月初开始，日本各大城市都出现了“青空市场”，名字很好听，富有诗意，其实就是说穷得连遮雨遮阳的顶棚和帐篷都没有，头顶蓝天做买卖的意思。
在这些市场很多交易是自发形成的。来自乡下的退役军人拿来一包田鸡叫卖，换回的不是现金，而是最抢手的马铃薯粉、饭团和面包。一名遣返士兵实在没什么好卖的，就把自己簇新的军裤脱下来卖了换饭团，随即，他灵机一动，专门做起收购军裤卖钱的买卖。日本著名的“窝囊废第四师团”的大阪兵们，打仗的时候无精打采，等师团投降后被遣返到日本港口，第二天就神采奕奕地把在占领区搜刮来的杂货物品，连同自己用子弹壳做的纪念品，统统摆在美军驻地门口换起了牛肉罐头……
1945年10月，日本国内至少有17000个露天市场，仅仅东京一地，就有76000个露天摊位，平均每个摊位日均接待顾客40多名。
有黑市，就有黑社会。日本战败伊始，最牛的是“第三国人”，二战时期作为被殖民者被征召入伍或者作为劳工被送到朝鲜、中国台湾两地的人员，形成了朝鲜帮和台湾帮等黑势力。他们的身份特殊，日本宣布投降后，这部分人马上脱下军服，变身成为战胜国一方的代表。那些形成帮派的黑势力成员，甚至可以随意进入普通日本家庭打劫财务、霸占女性，他们与日本当地的各股黑势力同台竞争，渐渐地，大规模的火并事件层出不穷。1946年6月，数百名台湾商贩和上千名松田组的暴徒发生群殴，随后演变为在涩谷警察署附近的枪战，最终导致7名台湾人死亡，34人重伤；警察一人身亡，一人重伤。
1946年夏天，大阪市政府官员估计：大约有10万人以黑市买卖为生，其中80%是复员军人和失业工人；黑市经营者中，60%是男性，30%是女性，剩下10%是儿童。当时的日本政府管理效率很低，对黑市等地下经济，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功夫都不能保证。在东京新桥市场，当地黑帮松田组趁虚而入，凭借东京都政府和警察作后盾，开始收取保护费，俨然成为摊贩在市场里准营与否的“工商管理”代理人。当然，收费之余，诸如照明、卫生设施和垃圾收集等，都由松田组包办了。松田组老大拥有150名左右的手下，在警察管不到或者根本不想管的区域和角落，他们充当着维持秩序的管理员角色。
大城市的黑市交易中，来自美国占领军私下交易的美国货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上野的黑市上有一条“美国横町”，专门买卖原汁原味的美国食品、服装、化妆品、起居杂货甚至军用物资。至今，有机会到上野的集市，都能看到一些据说已经传承50年以上的专门销售美国空军皮夹克的店铺。由于美军的势力也对地下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当时的日本警察对黑市的管理的确非常头疼，表现出极度的无奈和无能。大阪市政厅的办公室里，一位官员的大衣被偷，官员发现后不是去找警察，而是凭直觉直奔当地黑市。果不其然，在黑市里周旋2小时候后，他发现了自己的大衣，被标价3500日元在摊位上叫卖。于是官员找来两位警察，准备教训一下那个摊贩，顺带收回自己的大衣。没想到，警察竟然建议他自己跟摊位老板讨价还价。于是，这位官员只好硬着头皮向摊贩说明情况，希望拿回自己的大衣。摊贩神定气闲地以“非常照顾”的500日元把两小时前失窃的大衣卖给了原来的主人，而当时，这位市政厅官员的工资是每月700日元。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亚洲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创伤，帝国主义战争同样也给日本国家和民族酿成深重的灾难。二战使日本战前积累的财富丧失殆尽，战后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国家财产的损失情况，“据战后复兴院调查，因空袭而遭到破坏的城市有119座，烧毁房屋240万户，受灾人数为88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达643.9亿日元”。日本战后的工业产量仅为战前1937年的20%，通货膨胀严重，粮食奇缺，生产几乎陷入停顿，战败的阴影笼罩在大多数国民心中。
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日本经济几乎完全依附于美国，自身造血能力极差，民不聊生。当时的国民想要吃饱饭，不到黑市交换点什么、干点坏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黄粱梦。曾经有一位堪称个人品格和操守典范的法官，因为不屑让家庭成员到黑市上交换物品，终日靠喝水度日，终于活活饿死。可以说，1945年一直到20世纪朝鲜战争爆发后的50年代，日本的经济是靠地下经济苦苦支撑所谓“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