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与技术

白馥兰（Francesca Bray，爱丁堡大学人类学系）

引言

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性别得以表达的一个根本途径是技术。技术技能与专业知识领域之间及其内部的性别划分，形塑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也许女性的标志性技巧是制作篮子，而男性应该擅长狩猎（Mackenzie 1991）；男孩在被正式教会用润滑剂之前，必须通过学会清理父亲的工具而对其有所了解（Mellstrom 2004）；贫困妇女通过养蚕、卖茧来养家，夫人组织仆人进行缫丝、纺丝、织造的任务（Bray 1997）；男孩坐在计算机屏幕前训练黑客技能，而女孩则使用表情符号创造了新的通信代码（Laegran 2003, Miller 2004）。在当今世界，或至少在西方国家，因为率先进行工业化，从而能够如此长时间地主宰全球物质、知识商品及其服务的生产，以及欲望的催生。技术始终是男性的代名词，男人被视为与技术有天然的亲和性，而女人们则害怕或不喜欢它。男性积极与机器打交道，制造、使用或维修机器，并喜爱它们。妇女则不得不在工作场所或家庭中使用机器，但她们既不热爱也不想了解它们：她们被认为是技术发明和创新思想的被动受益者。技术与男性气质之间的现代关联，逐渐转化为社会性别、历史叙事、就业实践、教育和新技术设计的日常经验，以及全球社会中的权力分配问题，在这些社会中，技术被视为进步的推动力。

“由于技术和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且是相互渗透的，我们不可能在不了解一方的基础上完全理解另一方”（Lohan & Faulkner 2004:319）。社会性别与技术研究领域（Gender and Technology Studies）或称FTS内的一场网络辩论，促使FTS关于社会性别与技术共同生产（coproduction of gender and technology）的理论得以不断推进。FTS对“建构性”紧张关系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出创新性的分析方法，去研究我们正在通过技术而不断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以及技术在地方和全球化的权力分配、身份形成、生活方式方面的形塑作用。虽然这场辩论运用了不同的术语表达，却仍然遮蔽了当下人类学对技术在家庭（oikos）（什么是人类社会的形式？）、人类（anthropos）（人是什么？）构型中的变革性角色，以及对技术不稳定性的关注（Collier & Ong 2005）。奇怪的是，这两个领域的辩论之间并没有展开对话，而是仍然保持着不接触的状态。

关于社会性别与技术这对范畴的理论争论，主要吸引了从事批判性技术研究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北欧社会人类学家和技术人类学领域的一两位英法派代表性学者，也参与了这一辩论。这些学者相互争论、合作并为同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做出了贡献。FTS学者借鉴女性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家哈丁（1986）、哈拉维（1991），以及社会性别理论家巴特勒（1993）等人的成果，这些成果同时也给予人类学家以理论启示。然而，FTS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失之交臂，还是十分令人震惊的。后者在FTS的研究论文（Lerman, et al 1997, Wajcman 1991, Lohan & Faulkner 2004）和FTS的重要选集（MacKenzie & Wajcman 1999, Lerman, et al 2003）中明显缺失。相反地，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抓住了当今世界的流动性和主体性问题，但即使他们把“技术”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却忽视了FTS学术，他们运用有着微妙差异的术语来定义、描述和阐释他们的关键问题和探究对象。

本文首先考察FTS的起源与目标、概念与方法，这些均被用以探索社会性别与技术的关联。然后再转向技术人类学，虽然它并不如FTS那样关注社会性别，但仍然为探索社会性别制度提供了有用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社会性别－技术的关系问题也在人类学的工作、实践和发展中有突出的体现，但遗憾的是篇幅有限，将不予过多的讨论（可参考Freeman 2001, Ortiz 2002, Mills 2003）。在此，我不会关注技术的社会文化分析与社会性别分析这两者间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冲突，而主要讨论关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文化人类学领域中两个重要理论分支对技术的研究情况：技科学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Technoscience）和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我通过提一个问题来给出结论：这两个领域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互动？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技术与性别的共同生产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在与技术史和技术社会学的对话中得以发展，它在这些学科领域反思宏大叙事的学术中处于核心位置，并且发展了新的分析模式（Lerman et al. 1997, Faulkner 2001, Wajcman 2004）。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一个包含了社会人类学家的挪威学者网络，在发展女性主义技术研究领域的过程中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

由于坚持认为在现代社会，有效地参与技术对于女性主义实践而言至关重要，FTS始终致力于探索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以在同一层次上同时分析技术和社会性别（Lohan 2000, Faulkner 2001）。不同于其他女性主义对技术的研究，后者倾向于将技术人工物视为现成之物，FTS注重将技术的生产视为一种政治影响力。

“标准视野”（standard view）（Pfaffenberger 1992），作为当下仍然普遍流行的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现代性叙事，将科学视为最纯粹的、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形式，认为科学是现代性的驱动力，就解决实践问题而言，技术在本质上是科学的应用。早在很久之前，技术研究便排斥这一模式，它坚持技术本身必须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实践来研究。20世纪80年代，科学元勘也承认技术及其认识论在形塑科学知识生产中的关键性作用。尽管探讨了技术的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甚至是宇宙论层面，技术研究依然长期保持着性别盲视（即忽视技术的性别维度）。这些研究聚焦于现代工业技术和军用技术，结果表明工程世界和商业世界强调男性是机器制造者这一社会现实（Staudenmaier, 1985）。

20世纪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发起了一项针对技术的内在父权制本质以及更一般性的技科学的批判。这类研究呈现出某种本质主义危机：一些女性主义者批判所有的技术都内在性地压迫女性；其他的人则仍保有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即认为女性天生是养育性的角色。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通常努力在他们的工作中更多地考虑到具体与境，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学者超越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去追问现代西方技术是为何又如何成为男性主导的；去分析现代劳动分工和将女性局限于家庭空间的安排所产生的社会性别影响；去拓展重要技术的范围，既包括航天探测器、悬浮大桥，也包括电冰箱；去探索劳动组织或技术设计的生产影响，及其在再生产和伦理方面的影响。（Oakley 1974, Cockburn 1983, Corea et al. 1985, Kramarae et al. 1988, Wajcman 1991）。柯旺对于家用技术（1983）的标志性研究改变了人们通常的看法：即技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Stanley 1993），它展现了机械化是如何提高“清洁”的文化标准，而不是将女性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通过质问譬如技术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的概念，FTS扩大了技术研究的范围，将诸如乳罩、壁橱、白领阶层等事物囊括其中（McGaw 1996）。女性主义关于工程师职业的研究，揭示了女性遭遇的制度障碍、社会障碍和文化障碍（Arnold & Faulkner 1985, Cockburn 1985, Bucciarelli 1994）。FTS的议程既是知识性的又是政治性的：虽然它打破了性别的刻板印象和关于现代性的男权主义解释，但它的最终目标是将学术研究转变为女性主义实践（Faulkner 2001, Wajcman 2004）。FTS遵循将技术视为特殊领域加以研究的方法，但是像女性主义科学元勘一样，FTS仍会在各个层面质疑技术的性别化特征（Cockburn & Ormrod 1993）。

20世纪80年代末期，建构主义进路出现在技术研究领域，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关注点从工程师决策转移到复杂的社会协商，以及技术发明和人工制品的稳定化与重新设计过程中涉及的专业知识、利益群体、物质或制度网络的异质性问题上（Bijker et al.1987）。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概念体现了社会和技术是不可分割的原则，即“无缝之网”（seamless web）（Hughes 1986）。马克思主义学者揭露了政治在技术人工制品设计中的具体表达和编码（Winner 1986, Feenberg 1999）。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应该将人工制品视为行动者之一：这些非人行动者可能拒绝加入我们的技术项目，同时，我们可以赋予非人行动者以实践角色甚至是道德角色，将这些加入到它们的设计中（Akrich 1992, Latour 1992）。

建构主义技术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人工制品（大量生产的自行车、电力供应系统）如何成为它们今天的样子（Hughes 1983, Pinch & Bijker 1987）。这种研究进路最初倾向于对技术活动的上游过程进行分析，关注产品概念化的过程及其设计、生产、销售中的资源分布问题。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对于技术上游过程的关注可能会忽略女性。然而，人工制品本身，或是它通过说明书、广告、市场或媒体的表达，常常是将包含了“性别脚本”（gender stripts）的“使用者构型”（configurations of the user）融入其中的。例如，剃刀的模型体现了男性对修理的渴望，而女性则是偏爱简洁的。又例如，汽车消费对于男性是力量的象征，对于女性则是可靠的象征（Hubak 1996）。

FTS学者柯旺（R. S. Cowan）最先关注到消费者在决定技术成败中的重要性。她将“消费连接”（consumption junction）定义为“消费者在相互竞争的技术中做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1987, p. 263）。一旦技术的消费者（或者更可以说是使用者）像生产者一样，在复杂的社会技术和文化系统中被认为是理性行动者，那么解释他们接受或拒绝一项技术的决定将会变得容易，解释他们遵从某项技术的“解释弹性”程度也会变得容易（Parr 1999, Laegran 2003a）。

这种关注点向技术下游（消费者）的转变，反映了将社会和文化分析应用于消费研究的一种更广泛的趋势。在这些研究看来，消费是现代社会中意义生产和权力关系再生产的主要场域。但是，在技术研究领域，消费者的角色相比文化研究中的情形更为复杂、有趣和有力。在技术研究中，消费者作为使用者（或是拒绝者），是与人工制品的物质意义或象征意义紧密互动的，这种互动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消极的（Oudshoorn & Pinch 2003）。

新的技术通常是陌生而具有威胁性的，为了融入我们的生活，它们必须被成功地“驯化”（Sorensen & Berg 1991, Silverstone & Hirsch 1992, Lie & Sorensen 1996）。一方面，我们要学会适应技术，在“实践群体”中习得和交流技术技能，甚至发展其功用和意义，包括性别化的主观性（Wenger 1998, Mellström 2004, Paechter 2006）。同样重要的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应用反馈会传递到技术的上游。所谓的“使用者中心设计”是现在许多工业的日常工作（Oudshoorn et al.2004），对于工业来说，非使用者的选择和主观性与使用者的同样重要。

麦肯齐（M. Mackenzie）和瓦克曼（J. Wajcman）在论文集《技术的社会形塑》第二版的导论中，要求研究者继续检验“这种形塑发生的具体方式……（因为）如果技术的社会形塑的观点有知识上或是政治上的价值的话，那它一定体现在细节方面”（1999, p. xvi）。但是案例研究如何更好地说明广泛的政治结构呢？FTS不像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类学家那样痴迷于理论全球化问题，而是强调整合的概念，并以此作为探讨社群、国家、地区或全球网络中同质性／异质性因素的相互渗透及其模式的一种进路。一方面，技术整合（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取决于技术硬件与专业知识的有效连接；另一方面，技术整合又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Arnold 2005, Misa & Schot 2005）。虽然“使用者”仍然是FTS的一个核心关注点，但是FTS的一个最新的综合性进路是调停联合（mediation junction）（Oldenziel et al.2005），它以规则或者政策、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为首要背景，定位于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联合和争论（Oudshoorn & Pinch 2003, pp. 101-190）。欧登泽尔（Oldenziel）等强调战后消费者组织将美式厨房融入欧洲家庭及其消费模式和社会价值观——也融入社会安全规则、能源供应系统、商标排名的重要性。其他研究对比了美国和英国病人针对癌症检测的运动（Parthasarathy 2003），分析其对全球联合支持或质疑转基因作物的调控政策的影响（Bray 2003）。

目前，FTS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是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探索，以及它们透过技术的操演（performance），以及情绪、娱乐、性欲和色情的实践、技巧和象征问题（Law 1998, Law & Singleton 2000）。巴特勒（J. Butler）的性别操演理论和康奈尔的（R. W. Connell）（1995）“霸权的男性气质”概念及其“体现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对于父权制合法性问题的回答——性别实践结构”的分析（p. 77），被FTS学者视为分析工具，运用它们来探究特殊性别身份是如何被归属、实现、操演及其在广泛范围内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瓦克曼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男性气质的表现和构成形式，这两种形式都与对技术的掌握相联系。一个是基于牢固的、实践性的技巧（例如，机械化的），另一个则基于知识的敏锐性（例如，软件设计者）（Wajcman 1991）。霍洛维茨（R. Horowitz）的论文集《男孩和他们的玩具》（2001）考察了“工作场所的男性气质”“学习成为男人”和“游戏中的男性气质”问题。福克纳（W. Faulkner）和她的同事探究了男性和女性在讨论其技术能力时的不同方式，这些自我表述与实际的实践相反（Faulkner 2000, Kleif & Faulkner 2003）。梅尔斯特姆（Mellström）（2003）研究了马来西亚社会中技术构造的男性气质与现代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机器的“学习倾向”在父子之间传承和转化的方式（2002），分析了在瑞典和马来西亚，休闲制品（例如摩托车的使用）与男性气质相结合的过程（2004）。虽然在西方社会，男性气质与技术之间的等式是经得起推敲的，但是想象与实践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协调，这造成了碎片化甚至相互冲突的男性气质的并存（Faulkner 2000）。同时，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也对技术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关联提出了挑战。例如，拉格森（Lagesen）在马来西亚的研究显示，年轻的女性进入软件工程专业的数量与男性的大致持平，而且她们解决问题的另类实践显示了她们的优秀（Lagesen 2005）。

FTS学者利用术语“共同生产”指代社会性别和技术之间相互的辩证形塑关系。这个概念意在强调社会性别和技术两者的生成性、过程性特征，以避免陷入本质主义的研究陷阱和政治窠臼（Grint & Gill 1995, Berg 1997, Faulkner 2001）。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性别被认为是技术的构成部分，决定了某类技能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Bowker & Star 1999）。一个电熨斗，当女性用它熨衣服时它就不是技术，但当她的丈夫修理它时，它又成了技术。一位检测微波炉的女性工程师的工作在她的男同事眼中就只是烹饪而已（Cockburn & Ormrod 1993）。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被认为是“信息技术”，属于男性；人们普遍假定女性与这一技术无法相容。到了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也变成了“交流技术”；现在人们假定女性同样可以灵活地运用它。“新的技术使工作的边界变得模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亦需要重新界定”（Lie 2003a: 21, Lohan 2001）。

在实践的方面，FTS的首要目标是分析技术在努力走向民主化的形式时，是如何体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一些FTS学者注意到消费者在推进技术民主化的过程中介入的潜力相对有限，他们建议，FTS的研究重点不应再局限于关注技术消费、身份和表征问题，而应该回归产品和工作，或是设计过程中的性别因素，以及设计者的性别主观性（Oudshoorn et al.2004, Wajcman 2004）。萨奇曼（L. A. Suchman）（1999）的一篇重要文章，基于一个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关于技术设计的人类学调查，利用哈拉维（D. Haraway）的理论观点和劳动理论，提出一种女性主义客观性的新模式，该模式根植于密集型、结构化、动态的劳动关系形式中，这一劳动关系形式动摇了生产者和使用者的边界。文章表明，工程世界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揭示了流行的关于女性和技术的刻板印象，这为技术民主化做出了贡献。最终，他们可能改变普遍流行的关于技术的意识形态。更恰当地说，假设社会性别系统比物质技术更难改变，他们建议鼓励更多的女性成为工程师，或是重塑国家或企业在职工培训和雇佣方面的政策（Kvande 1999, Gansmo 2003）。

技术人类学和技巧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 Anthropology of Techniques）

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传统中，技术通常被认为“是文化的与境，而不是其核心部分”（Wilson & Peterson 2002, p. 450）。普法芬伯格（B. Pfaffenberger）（1992）展示了技术被忽视的令人悲伤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的表达，即单纯的技术研究是一种合乎科学的令人乏味的研究。克鲁伯（A. Kroeber）和克拉克洪（C. Kluckhorn）认为文化是人工制品背后的观念，从而排斥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这一术语。考古学家、文化生态学家［包括格尔茨（C. Geertz）的早期职业生涯（1963）］和发展人类学家都对技术有着持续的研究；女性主义考古学家在反思技术—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方面尤其多产（Gero & Conkey 1991, Wright 1996）。但是，对美国的主流文化人类学来说，技术本身并非其研究对象，也没有公认的技术人类学领域的出现（Pfaffenberger 1992, Suchman 2001）。尽管一些著名的研究和原创性的理论宣称，这一反唯物主义者的厌恶在英国社会人类学领域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英国人类学对技术的兴趣也仍然没有成为一个理论化的范畴。

1992年，普法芬伯格对人类学家发出了充满激情的号召——重视技术。他认为，人类学有特殊的资格来回答作为人类普遍活动的技术的重要问题。他提议，人类学应借用技术研究领域中的“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ical systems）这一概念，并以此为模板去比较分析技术在不同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意义方面的作用。2001年，普法芬伯格再次哀叹“英裔美国人类学家忽视技术活动并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p. 84）。他的文章发表在一部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关于技术研究的文集中，这部文集收录了很多富有洞察力和创新性的文章，影响很广泛。然而，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展现的成果——编者尝试将技术的人类学研究提取到一起——读起来更像是一份清单，而不像是完整的研究计划，社会性别也没有被提及（Schiffer 2001b）。

萨奇曼和唐尼（GL. Downey）是少数将技术视为技术的美国人类学家。他们与工程师一起工作，关注技术的设计和生产、技术发展的商业背景，以及诸如大桥或是CAD/CAM技术这类人工制品中所体现和物化的价值观与世界观（Downey 1992, 1998；Suchman 2001）。唐尼和其他人（1995）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赛博格人类学”，主张人类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技术的表征和消费，也在于生产技术的技术共同体的文化，以及技术对于认知、交流和身份的特殊物质影响。文章将赛博格人类学视为一种行动导向的研究计划，这与FTS是相吻合的，这种研究吸引了普通公众，并且揭示了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等范畴的物质维度和文化维度。

萨奇曼从她的角度来研究工业，这一角度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并不典型，她区分了当代技术研究的三个方面：①技术生产场域的民族志研究；②技术使用的研究；③基于设计介入的民族志研究。虽然③作为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目标，是深深根植于①和②的，但技术的人类学研究通常限制在②方面。将技术视为一种独特的物质活动，而不是隐喻的来源，大多数人类学家关注更为显著的文化产品并不足为奇。阿克塞尔（B. K. Axel）（2006）注意到，人类学家热衷于关注新兴的技术，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Hakken 1993, Escobar 1994, Wilson & Peterson 2002）。他们的文章总是宣称，人类学是一门更适合解释技术突现的学科。但是，这些解释并不是针对技术本身，而是关注一些特殊的技术，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提供与文化研究的其他分支不同的分析。

通过在《技术与文化》以及其他法国杂志上数十年的激烈争论，法国技术人类学者，也包括考古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发展出关于技术比较研究的独特理论和方法论。关于技术的定义，在习惯上既包括工具的使用，也包括身体的实践（身体技术，techniques du corps）。这可以追溯到莫斯（M. Mauss）和勒儒瓦—高汉（A. Leroi-Gourhan）。莫斯将身体技术视为独特的文化实践。勒儒瓦—高汉在分析技术行动的逻辑时，强调工具和身体骨骼是不可分离的。法国学者的研究进路开始于关注“操作链”（operational sequences）的细节，“操作链包含于人类任何的物质（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转化中”（Lemonnier 1992, p. 25）。通过对于生产和使用的操作链的系统观察，分析从勒莫尼耶（P. Lemonnier）所说的“技术的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technologies）开始：技术的社会表征不仅指示了文化人类学家普遍关注的意义的种类，而且囊括了支配着工具和人工制品的建构与使用的那些观念，即关于物质自然与行动的民族志科学。

技能（机智）通过操作链得到确证，它在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资源集合里，是一个核心焦点（d'Onofrio & Joulian 2006）。技术选择或技术风格的分析必须超越但也必须能解释相关的物质支持、物质束缚和技术技能（Lemonnier 1993）。核心的观察和分析方法可在包罗万象的框架内展开，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Latour 1993）、生产模型理论（Guille Escuret 2003）或仪式人类学（Lemonnier 2004）。这个研究进路的考察范围十分广泛，包括高技术（high tech）、低技术（low tech）和非技术（non tech），从城市高速运输系统的设计（Latour 1996）到技术转移的复杂谈判（Akrich 1993），再到印度陶器市场的性别差异（Mahias 1993）或是中国的女性气质（Flitsch 2004）。

与美国技术人类学类似，法国学者将技术视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并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分析的、经验主义的桥梁来沟通上游和下游、人工制品的生产和使用。它的概念框架和方法可以平等地应用于旧的或新的技术。像马提亚斯（M. C. Mahias）（2002）这类学者，充分运用了这一概念框架来阐明“传统的”与工业的、当地的与“全球的”技术和技术文化的相互渗透。虽然并不像FTS那样将社会性别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作为显著或持久的主题，但是这些方法仍然帮助他们进行了关于性别身份的细致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关注个人技术或身体实践（Desrosiers 1997, Darbon et al. 2002, Pardo 2004），另一些学者关注富有技巧性的技能的性别储备（Mahias 2002）。虽然拉图尔（B. Latour）关于阿拉米斯（Aramis）的研究（1996）被批评为性别盲视（Wajcman 2004），但是他的工作仍为男性气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白馥兰（F. Bray）关于帝制中国的研究（1997），描述了“妇术”的动态历史，以及住宅技术、生产技术和生育技术的相互形塑，这些技术在霸权的和实际的社会性别身份构建中十分关键。英格尔德（T. Ingold）精炼了身体技术的概念，建议将工艺技能和艺术技能放在同一主题下考察，强调它们的个体发生性质。技能并非事后被添加到一个已成型的身体里的，而是和身体一起生长出来的：“它们是人类器官，包括神经系统、肌肉、甚至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是生物性的也是文化性的”（p. 360）。受巴特勒（Butler）启发，这一研究进路为近来的FTS学者提供了支持（Lie 2003a）。

人类学与技术

包括马林诺斯基在内的经典人类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技术活动及其意义方面的材料（Malinowski 1935, Pfaffenberger 2001）。通过考察工作、生产和技能与交易、仪式、亲属关系以及社会分化之间的联系，经典人类学著作尽管不如FTS那样直接鲜明，但却也隐含了有关社会技术系统问题的讨论，表明它是物质、社会、象征性实践和关系的“无缝之网”。尽管所运用的术语不同，经典人类学仍然贡献了一些很好的关于技术与社会性别的先驱性研究，例如关于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研究（Richards 1939, Hugh-jones 1979）。

一旦社会性别概念成为一个特别的分析焦点，研究新旧技术实践的女性主义学者将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包括亲属关系（Strathern 1992）、交换（Weiner 1992）或空间（Moore 1986）。随着性别人类学、现代性人类学和全球化人类学的融合，女性主义学者的注意力转向了技科学（technoscience）在重塑性别制度上的作用。并且，随着广泛的文化转向，即强调消费作为主体和权力的基本场域的重要性，物质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发展出一种新的、激进的反本质主义视角，并以此视角来考察技术。

技科学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echnoscience）

技术及其派生概念如“技术景观”（technoscape）和“技术－自然”（techno-nature）在近来的人类学理论中十分流行，这些理论的关注重点是技科学在现代性或／和全球化中的位置。像FTS一样，技科学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在于现代主体的构成和通过新的全球网络而实现的权力分配。然而，埃斯科瓦尔（A. Escobar）（1994）明确地将技科学人类学的议程从技术社会学中区分出来：“人类学家，探讨现代性的本质并以之作为理解技术和实践的背景，这一点极为重要。这类技科学人类学比新技术社会学更接近哲学。”关于技科学的文化主义研究进路，例如“标准视野”，最为感兴趣的便是科学，它是通过技术而得以工具化的权力知识。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技术成为人类学的旨趣这一现象，对于新的文化世界，例如“赛博格文化”和“技术－自然”的研究将会有所帮助。（Escobar 1994, 1999）

人与自然或人与机器的边界被打破，或者形成新的、令人不安的亲密关系，或者产生新的治理形式。新兴技术如体外受精、跨国器官移植、干细胞研究或数字银行向人类提出了“如何生存”的问题（Collier & Lakoff 2005）。新技术可被概念化为某种修复术，在人与机器之间融入赛博格元素，继而拓展人类的能力，并且强化了存在和关系的模式；新技术形成了空间和时间相互渗透的新形式，并且为连接、联合和控制等远距离行动提供了可能性（Axel 2006, Rafael 2003, Wright 2001）。新技术可作为研究和积累的工具，在特定领域集中资本和生物资本，同时为新生命形式（干细胞）的驯化提供物质的程序和设备（Franklin 2005）。物质和象征资源的不断流动与汇聚，形成了空间和政治上的动态变化，“全球装配”（global assemblages）这一术语便被用来描述这些动态变化（Ong & Collier 2005）。

技科学人类学中大多数的工作明确地讨论了技术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并以此来分析生物能源及其新课题：“新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或者通过整容和变性手术来实现，或者通过跨阶级、跨国以及跨种族的亲属关系、繁殖生育的重新建构来完成。”（Kaufman & Morgan 2005）相关分析聚焦于以下方面：新科学以及表征的内在潜力与说明要求；作为“伦理先驱”（ethical pioneers）的技术使用者；专家、技师与生物医疗服务的外行使用者（或拒绝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外行对新的学科领域的占用或质疑（Rapp 1988, Greenhalgh 2005）。然而，技术装置本身仍然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黑箱。尽管有唐尼的赛博格宣言，人类学领域关于生物权力技术（technologies of biopower）的物质生产或设计、赛博格文化或者技术－自然的研究仍然很少。拉比诺（P. Rabinow）的技术传记考察了技术装置、技术专家、研究议程和科学想象之间的共同生产，具体而微地探讨了技术的内在权力机制，是一部少有的、具有启发性的技术人类学著作（Rabinow 1996, Rabinow & Dan-Cohen 2005）。此外，特拉维克（S. Traweek）关于高能物理实验室的研究，明确地探讨了技术专家、技术生产与实践中的性别政治，是另一项可贵的成果。

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技科学人类学致力于研究那些具有英雄气质的技术，例如DNA测序或器官移植，这些技术许诺能改变人类的意义。物质文化研究（简称MCS）近来开始接受挑战，透过日常生活技术例如厨房设备或汽车，去分析技术人工物在生产主体和社会关系中的作用。物质文化研究作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补充，把工作和产品视为身份和意义产生的场域，物质文化研究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分支优先考察和分析意义与身份的生产问题，该生产通过消费的社会过程而实现（Miller 1995）。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关注点是：通过例证“全球的”总是作为“地方性的”现象而得以展示，进而批判全球化的物化（reification of globalization）。例如，通信新技术的本质被普遍视为全球性的，但其应用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这些技术可以作为很好的研究案例。

关于特立尼达岛的互联网（Miller & Slater 2000）和牙买加的手机（Horst & Miller 2005）的物质文化研究，细致深入地阐明了技术的使用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包括社会性别身份的表达和确证，以及亲密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形成。作者分析了牙买加人和特立尼达岛人跨国通讯的拓展情况，这一令人满意的拓展改变了移民或流散人口的经历。为此，他们能令人信服地提出，加勒比地区的互联网用户并非被动地响应全球化，而是创造了全球化。这些研究坚持强调新技术不是决定而是加速了文化的扩张，这反映了物质文化研究在“物质性”（materiality）问题上的立场。

物质文化研究提出的“物质性”概念，试图超越主客体二分的物质性概念，主客体二分被视为西方思想的持久弱点。这一概念将会为技术、技能和主观性的理论化提供可能性。然而，在批判研究对象的物化时，物质文化研究尤其不将技术作为一个分析范畴。虽然米勒（D. Miller）发展了描述技术使用不断得以拓展的方法，这一拓展与互联网和手机的运作方式相呼应，但他坚持认为他的首要兴趣在于探讨互联网和手机是如何成为文化人工制品的。如同米勒所坚称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互联网持续变迁，它的特征不断地被它的使用者修正。然而，即使是互联网，它也包含了技术设计、成本计算和监管（本土或跨国）的总体框架，这一框架指导和限制通信的形式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性（Wilson & Peterson 2002, Wilk 2005）。米勒关于通信技术的研究在细节的阐述方面十分丰富，尤其描述了通信技术被提出和采纳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使用者的技术技能和社会技能。但是，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研究愿意接受学界对其过度文化主义倾向的批判：“尽管亟须打破本质主义的客体观念，客体与形象的空虚仍成为某种人类学的证据，这一人类学认为文化胜于物质，无形胜于有形”（Pinney 2002, p. 259）。

富有成效的交流？

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跨学科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为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连贯的关于技术和社会性别的研究流派付出了更多。FTS大量吸收了人类学领域发展起来的思想和方法：社会行为和文化的完整性；日常生活技能、技巧和政治经济活动的“微宏观”（micromacro）联动；细致的实证观察和广泛的比较分析。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设想更为明确和持续的关于人类学和FTS的不同分支之间的衔接形式，以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加强我们对于社会性别与技术之间关系的理解？

从哲学上看，FTS和技术人类学在分析文化－技术的辩证法（culture-technology dialectics）方面，均表现出了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因此在这两个领域的交流中，很少出现认识论问题上的争论。FTS缺乏对技巧技能的社会性别维度的研究（Faulkner 2001），由法国学术界发展的关于操作链和诀窍（savori-faire）的研究方法也许会对之有所帮助。考虑到应该全方位地考察不同语境中技术建构的性别主体性，FTS现阶段的另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缺乏对非西方社会的过去和当下的研究。技术人类学将技术视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不仅提供了丰富的非西方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的案例，也为FTS视角下的历史民族志的重新解释提供了分析框架。

在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性方面，技术人类学的法国学派与物质文化研究能达成共识，但是关于技术是否构成分析范畴，两者则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这构成了两者展开对话的严重障碍。然而，这并非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坦特（T. Dant）（2005）强调，物质文化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技巧性技能和实践；一些物质文化研究的贡献者集中关注作为技术的技术产品（Shove & Southerton 2000）；法国物质文化研究者已经成功地借鉴技术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echniques），将对产品和技能的分析整合到消费文化研究中去（Warnier 1999, Faure-Rouesnel 2001）。英国的物质文化研究如果走类似的路径的话，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雄心勃勃的理想主义的物质性主张。然而，如果物质文化研究能描述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共同生产并将之扩展到知识技术领域，那关于技术和社会性别的共同生产，也能因此获得富有价值的新见解。这也将为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一种简洁的方式，以将全球金融、企业流动和监管力量更充分地融入分析之中。

技科学人类学倾向于关注权力的全球流动，尽管与FTS之间存在重大的哲学差异，但是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近距离对话仍存在可能性。社会技术系统、稳定性和一体化等概念，使得FTS可以探讨技术及其性别政治跨越时空的流动，及两者整合为一个整体系统以抵制改变的方式。这些研究进路，和FTS关于技术设计和产品的研究进路一起，有利于提升对生物权力和全球化装配的技科学研究。其中，对于技术设计性别化问题的关注，特别有利于提升对生物权力的理解。相反，由于密切关注社会性别与技术的关系本身，FTS有时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维度，其中任何关于社会性别与技术的真理政权最终都必须得到理解，并且技科学人类学将以之为研究对象，即考察家庭和人类的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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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人类学年刊》（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7年第36卷，第37—53页。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陈瑶、姚瑶译，章梅芳校。 09Mvui48rVXB4TFG4jvbo0Iif89I8M0+Onw7omQ6jKM7+IgTSG5Yr5uqAmIP1v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