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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梅芳
2003年，在刘兵老师的指引下，我开始涉足女性主义科技史领域。并且，一做就是很多年。其间，遭遇过不少的质疑，常常感到颇为有趣和无奈。
有些人对“女性主义”似乎有着天生的偏见，觉得从事相关研究者应该是飞扬跋扈的“女权人士”，甚至有些谈“女性主义”色变的意思。这让我想起，在国内的女性主义学术圈子里，曾有一些女学者给自己贴上“微笑的女性主义者”的标签，似乎想借此向人们表明自己其实是很友善、很温柔的。在我看来，这一标签显得有些多余，不过你也可以视它为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无奈。至今，很多年过去了，一谈“女性主义”就联想到咄咄逼人、要权利要平等的强悍女性形象的人，依然普遍存在。
回到现实，我也确实常常能感受到女性主义想要实现性别平等这一理想，依然困难重重。尤其是近些年为人母之后，这种体会变得更加深切。性别的生理差异、母职观念、性别分工传统等等，这些因素依然牢牢地将男女固定在不同的位置上。包括科技领域在内的各行各业之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尽管如此，“科技有性别吗？”，面对这一问题，我依然无法肯定它在国内STS学术圈是否有了相对一致的肯定答案。因为近20年来，虽然国内研究中外科技领域的性别差异，研究女科学家和讨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坚守科学客观性观念的学者也依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性别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一样，是无法渗入科学真理的；妇女在科技领域的地位偏低，根本原因出在妇女自身，而非科学或科技体制的问题。
这样说起来，我是个悲观的女性主义者。无论是女性主义者的形象标签、现实行业中的性别偏见，还是关于科技与性别的观念，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中国，似乎都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也迫使我常常反思女性主义的前路究竟在何方。然而，反过来想，也许正因如此，女性主义学术才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学术始终应该是关切现实的。
关于女性主义的学理意义，在学术界当然也有过不少质疑的声音。本书主编江晓原老师是一位开明宽容的师长，是我最尊敬的人之一，他就曾很认真地向刘兵老师和我发过一次难。据他的记忆，那是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最终他认为我们没有成功地说服他女性主义如何使得科学史研究别开生面。我想大约有很多同行有这样的疑问，江老师是一位严谨的人，他的认真比那些提起女性主义一笑而过的态度更让人暖心。他的提问很好地触发我去思考女性主义最核心的学术价值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女性主义安身立命之本。当时没能很好地说服他，我相信他不会认为是因为“他的学术偏见顽固不化”。若干年过去了，江老师和刘老师谈起我的那本《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时，提出“即使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带来新东西，只要它能够对已有的结论或图像提供一种新的解释，甚至只是提供一种新的描述方式，就有存在的价值——何况我们可以将‘新的解释’或‘新的描述方式’本身就视为‘新东西’的一部分。”江老师的这个转变，虽然显得不那么让人过瘾，但还是让我欢欣鼓舞的。至少，他认可女性主义科技史给历史提供了“新的解释”“新的描述”或“新的解题方式”。
大约是在两年前，江老师和刘老师商量着在《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策划一辑与“性别和科技”相关的论文，并由我具体承担这个光荣的任务。这显然表明了江老师对女性主义的宽容。去年7月，京沪两地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在上海汇聚，讨论科学文化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商定《我们的科学文化》的出版宗旨等重要问题。其中，也包括进一步落实这一辑的出版事宜。其间，我先后联系了白馥兰和傅大为两位教授，他们是研究性别与科技史、性别与医疗史的国际著名学者，并经由傅大为教授的帮忙，联系了王秀云、秦先玉两位老师。他们都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请求。在此，我也对他们的慷慨支持深表谢意！
如此一来，本系列“性别与科技”专辑共囊括了6篇文章。其中，刘兵老师和我的对谈，讨论了在STS和性别视角下研究整容技术的理论立场、可能的研究问题及其意义。白馥兰关于社会性别与技术的研究文章考察了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缘起、目标、概念与方法，探讨了人类学视野下技术与社会性别的相关议题，尤其强调技科学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这两大理论分支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相互借鉴意义。傅大为讲述了西方近代身体史的研究和贡献，继而探讨了台湾地区近代身体的建构和前近代身体史的消失问题。王秀云以“宁死不就男医”为例，讨论了近代西方医疗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性别规范与半殖民医疗之间的复杂关系。秦先玉从多个方面分析了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地区农户与乡村地区电饭锅“少用”现象，强调美援家政学“科学厨房”思维以现代和科学观念解释推迟现象的不适性。陈瑶、章梅芳以“衣”为例分析了民国时期大众媒介中的家政科学与性别政治问题，认为其时轰轰烈烈的家政教育和大众媒介对家政知识的传播尝试以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改造家庭事务，培养具有科技新知的女性，但实质上仍然以延续传统社会性别分工观念而非以女性的解放和独立为旨归。
这些文章同时包含对性别与科技研究的理论概述和丰富的案例研究，期望读者诸君在阅读之后，能对“科技是否关涉性别”“女性主义科技史是否能提供新东西”等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观念和现实的改变都是缓慢的，但只要有改变，就有继续下去的动力和希望。
2017年5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