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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念才、程莹、王琪
一、引言
过去二十年来，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 university）的概念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流行。世界一流大学，常常与研究型大学或旗舰大学交替使用，被视为是任何一个学术系统的核心机构，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大学致力于在一系列学科领域范围内创造和传播知识，在各层面实施精英教育，服务于国家需要并促进国际公共事业（Altbach 2009；Liu 2009；van der Wende 2009）。这类高校的发展被全球各类利益相关者纳入了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政策议程，这些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也包括国家层面和高校层面（Altbach & Balan 2007；Huisman 2008）。随着大学排名的繁荣，这样一种“世界一流”运动得以强化和显现（Salmi 2009；King 2011；Hazelkorn 2011）。在此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于2005年启动了两年一度的“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之前的会议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校管理者、政府官员、著名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共同讨论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议题。
第六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于2015年11月在上海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从声誉到绩效：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本书汇集了此次会议的优秀论文，分别从全球、国家和高校的视角提出了有关促进学术卓越的最新见解，并试图推动有关如何在实践中整合和平衡声誉与绩效、如何使高校实现“全球知名”与“地方服务”等议题的讨论。
二、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最新全球趋势
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Altbach 2011）。尽管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顶尖高校都加入了这场追求学术卓越的竞赛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并实施了各类改革来重塑它们的高等教育系统（Deem et al．2008）。以往文献指出了主要的战略重点，包括竞争性经费计划和国家项目、国际化以及政府和高校层面的治理改革等。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最新讨论和文献可以发现一些共同趋势。
（一）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兴趣增加致使重点建设计划的数量增多
为追求卓越，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实施了战略资助计划。正如萨尔米指出，最早的一批重点建设计划多数实施于1989～2004年，包括中国的“985工程”，日本的“卓越研究中心计划”（Centres of Excellence，简称COE计划）和“世界顶级国际研究中心计划”（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s），韩国的“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Brain Korea 21）以及丹麦、芬兰、爱尔兰、挪威和加拿大的重点建设计划等。最早实施重点建设的这批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十年来对这些项目进行持续投资，并不断启动新的项目，如日本的“促进研究型大学建设项目”（Programme for Promoting the Enhancement of Research University）和“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ies Programme）（第五章）。与此同时，过去十年来，有更多的政府实施了重点项目，包括俄罗斯的“国家研究型大学计划”（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Programme），沙特阿拉伯的“大学与教育城市计划”（University and Education City projects）等。
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入选大学和研究中心提供了额外的专项经费以发展卓越的教学和科研。尽管采用了不同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这些计划都明确提出了追求卓越的目标，为其“择优挑选”的高校和研究中心提供充足的经费，并确保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此外，这些竞争性资助计划是由政府和相关机构提出、协商并通过立法的。立法程序将这些教育项目变成了法律法规，从而强化了这些政策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此外，这些资助计划进一步增强了高校的国际竞争意识（Wang 2011）。
正如萨尔米在其文章中所言（第一章），由于时间的限制和归因的复杂性，目前要评估这些重点建设计划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也有学者关心政府如何能够维持其经费资助（第四章）、如何确保这些重点建设计划不会被中断以及如何避免忽略对高等教育系统健康而有意义的整体改革（第一、二章）。
（二）加大国家和高校层面的治理改革
由于认识到重点建设计划不能自己运行，良好的管理是决定大学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高等教育系统及其高校不断实行各类组织变革以创造有利的治理环境。治理议题包括多个方面，如自主性、领导力、管理结构、战略愿景、竞争性环境和组织文化等（Salmi 2009；Altbach 2011）。此外，很多国家和地区热衷于基准比较活动，并且非常重视“国际标准”和“质量提升”等概念。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共识的背景下，高校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是机构自主性和问责之间的矛盾，特别在追求学术卓越方面。的确，前文所提到的这些竞争性资助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保证了入选高校按需消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这些计划也采用了一些问责和质量保障的绩效指标（World Bank 2012）。伴随着经费来源的多元化，科研商业化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市场力量会在传统学术规范和商业利益之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后者往往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之间引发潜在的冲突（Altbach 2009）。此外，大学校长和高校领导应该由顶尖学者担任还是学术界以外的管理者担任，这一问题也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本书的多个章节通过案例探讨了管理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面临的挑战（第五、六、七、八章）。
（三）关于声誉和绩效之间矛盾的争论
声誉和绩效是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关的、最受关注的概念之一，但其本质很复杂，且没有统一的定义。过去二十年中，大学排名的发展吸引了所有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注意，从大学领导到教职员工、从学生到家长、从政府到媒体，从而已经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情报信息行业”（Hazelkorn 2011）。这一无法改变的现象已经对大学的活动和行为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现有文献一方面主要关注如何提升高校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的声誉、地位、影响力和排名名次，另一方面也关注如何增强高校的质量、效率、效益和学术产出。然而，声誉是否是衡量绩效的合理指标，抑或相反（第八章）？排名体系与排名结果对高校的行为及活动是产生了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一所大学是否既能享誉国际又可以服务本地（第九、十章）？这些都是该领域一直在讨论并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本书所收录的论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为高校提供一些启示。
（四）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体系的重视程度增加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最新文献表明，学者们越来越强调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而非为了发展少数几所顶尖高校而忽略高等教育系统的其余部分。目前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以及各类排名活动都将关注的重点以及人们的注意力从大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中底端转向了研究型大学和精英大学。正如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第二章）指出，高等教育扩张涉及任何承担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使命的高等教育机构，但不同高校有不同的侧重；因此，要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解决质量问题，必须将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考虑在内。因而，对世界一流大学体系展开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阿特巴赫和萨尔米的研究（2011）提醒我们，教育改革和变革不会在真空中发生，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完整分析应该考虑高校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此生态系统包括宏观环境、国家层面的领导力、治理和管理框架、质量保障体系、财政资源和激励机制、衔接机制、信息公开、地理位置以及数字与通信设施等（Salmi 2011）。其中部分要素是绝对必要的，而其他一些要素可能并非完全不可或缺，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然而，所有这些要素无疑都很重要（Altbach & Salmi 2011）。各国及其监管高等教育系统的相关部门应该认真评估自身的需求、资源和长远利益，并根据本国及其高校的模式来制定战略。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提高学术卓越的普遍模式或秘方（Altbach 2004；Salmi 2009）。国际经验或许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然而，一个国家或大学的政策不可能通过简单复制便能够有效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或大学（见第一、二、三、四章）。
三、本书结构
鉴于以上观点，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全球反思”、“国家反应”和“高校回应”。
（一）全球反思
这一部分主要从全球和比较的视角探讨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趋势、挑战和启示，阐述了政府在制定相关教育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和重点，并讨论了重点建设计划所带来的影响与启示。
萨尔米的文章（第一章）试图评估重点建设计划对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萨尔米总结了这些额外经费计划的共同特征：由政府机构主导、通常与主要的研究机构合作、具有高度选择性和竞争性、大多专注于提升大学的科研能力等。这类计划增强了大学和政府对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意识。该文指出，虽然早期的重点建设计划反映了促进高等教育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长期政策目标，近期一些项目的目标则主要是提升它们的全球知名度和声誉。萨尔米认为，虽然现在评估这些政策计划的效果还为时过早，但高校在国际大学排名上的表现表明大部分排名靠前的高校都是重点建设计划的资助高校。在文章的结尾，萨尔米重申了他的分析框架，即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需要人才汇聚、资源充裕以及高水平管理三组要素。他还强调，虽然重点建设计划在提升高校的声誉和绩效方面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不能替代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全面改革。
与萨尔米的看法一致，马金森（第二章）也认为“应该重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趋势。这一显著扩张不仅出现在顶尖高校，同样出现在高等教育系统的中下层。需记住的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对所有社会都很重要”，包括已经普及和正在普及的高等教育系统。然而，目前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发展少数顶尖研究型大学方面，而第二三流的院校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论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这一案例——一个高等教育接近普及化且研究型大学质量全球领先的顶尖体系，马金森在其文章中指出“国家的政策目标不应只是关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而应该是在整个系统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通过采用比较的视角，亚历克斯·厄舍（Alex Usher）的文章（第三章）试图考察财政状况的变化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影响。要追求学术卓越，拥有充裕的资源是一个关键要素，同样重要的还有聘请高水平的教师、改善大学的科研设施等。然而，因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政府缩减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有关政策，高校在获取这些必要的资源方面面临挑战。厄舍重点关注有高校入榜“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百强的10个国家，对这些国家的高校财政支出进行了分析：各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支出和生均支出是高于还是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各国的顶尖高校与本国其他院校所享受的待遇是否相同？金融危机以来，这些顶尖高校所获得的经费拨款是否有所增长？厄舍通过分析发现，尽管不同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提高学费和扩招在高校维持经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追求学术卓越不能仅仅依靠扩招所获得的经费增长，在他看来，高校要追求学术卓越，除了要具备有效的高校战略、最优的招聘政策以及高水平的管理之外，一个提高财政收入的富有成效的方法是对科研进行有效再投资。
贝恩德·胡博（Bernd Huber）（第四章）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共同特征包括：学术自由，高校自主权，同行评议拨款机制以及对学生、学术人员和经费的激烈竞争。他继而分别从教育和科研活动的角度分析了高等教育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从教育的角度，胡博认为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college wage premium）未来将保持在较高水平。此外，不同学术领域以及不同学历之间（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这种收入差距也很显著。再者，学费上涨可能会给学生带来财政风险。此外，还难以预测在线学习是会补充还是替代传统的大学教学。从科研活动的角度，他认为科研质量的下降、科研过程的变化以及科研的角色（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关键问题都是现代大学制度所面临的挑战。
（二）国家反应
本书的第二部分特别关注日本和中国大陆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的政策趋势和变化。
米泽彰纯（Akiyoshi Yonezawa）和新见有纪子（Yukiko Shimmi）（第五章）试图分析日本顶尖高校在国际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尽管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高度发达的日本高等教育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强力保护着本国语言和民族认同。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这已经成为日本的一个弱点并可能会阻碍日本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实施了大量的国家政策计划以提高其全球竞争力。例如，“卓越研究中心计划”的目标是提升科研表现；“大学国际战略本部强化计划”（Strategic Fund for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in Universities）旨在提升高校的国际化战略；“全球30万留学生计划”（Global 30 Project）的目标是增加留学生的人数。此外，政府还致力于发展有竞争力的研究型大学、丰富学生和教师的国际体验以及促进国际流动。所有这些努力都体现了综合治理改革。与前面章节相呼应的是，米泽彰纯和新见有纪子认为，将资源集中于顶尖大学会拉大这些高校与中下水平高校之间的差距。而国际顶尖高校的这种优势地位和缺乏竞争的状况可能会成为制约其进一步提高自身能力的障碍。日本必须推动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更广泛的变革以及国际化。
接下来的两章，马瑞克·范德文德（Marijk van der Wende）和朱佳斌（第六章）以及白杰瑞（Gerard A．Postiglione）（第七章）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中国。马瑞克·范德文德和朱佳斌的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全球市场上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这一议题。与周边国家相似，中国高等教育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来扩大高等教育系统、提升能力以及提高全球声誉。她们指出，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如下方面的批评和关切依然很普遍：教学和科研的质量相对低下、高校招生人数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增长不平衡、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持续拉大以及高校的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相对薄弱等。两位作者认为，随着形势日益复杂化，中国高等教育的最新发展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政策紧随西方国家的追随者（扩招和多元化），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对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领导者。她们的结论是，中国要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必须采取新的治理模式和战略管理，一方面要保障高校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国家发展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
与马瑞克·范德文德和朱佳斌的观点相似，白杰瑞进一步讨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在回顾了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系统的特点和发展历程之后，作者继而对香港的高等教育系统展开讨论，并列出了香港与内地高等教育系统的三个主要差异：香港政府为高等教育部门提供总体方向，并调节经费、绩效标准和大学政策，但高校享有完全的内部自治；香港的高校重视让学者参与到学校治理与管理当中，但同时又有很强的行政领导；香港的高校强调“整合的学术”，即在绩效评估中要结合教学、科研和知识转化等维度。白杰瑞总结认为，要建立中国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就需要“加强国际化、界定教育主权以及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三）高校回应
“高校回应”这一部分分析了高校为整合声誉和绩效以及为实现“全球知名”和“地方服务”的目标所采取的各种战略与举措。
声誉和绩效的评估本质上很复杂。劳伦·比松（Laurent Buisson）（第八章）在其文章中指出，不同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及高校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声誉认可和绩效评估之间的不同标准以及两者之间相应的矛盾。比松分析了法国巴黎第六大学（Pierre and Marie Curie University）在评估声誉、科研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教育和培训所带来的附加值等方面的经验。其结论认为，在处理声誉认可与绩效评估的矛盾时，要深入分析大学的使命、战略和政策重点。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看法和利益也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有助于高校采用合理的绩效指标，并尽可能减少误解。
玛利亚·优德科维奇（Maria Yudkevich）的文章（第九章）以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ies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为案例，阐明了高校如何能够有效整合全球声誉和地区服务。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实施了重点建设计划以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但俄罗斯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长期分离。也就是说，包括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在内的俄罗斯高校，传统上更注重培养能够满足本地社会需求和企业需要的人力资源。而在国内、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拥有很强地区服务传统的俄罗斯高校必须提出新的战略目标来提升科研绩效和全球声誉。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在学校治理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包括更新战略目标、扩大学科领域、改革招聘策略等。这些旨在提升学校全球学术市场地位的努力对整个国内的高等教育系统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优德科维奇所总结的那样，了解国内学术市场的特点和性质以及个体高校在其中的地位有助于增加高校整合国家／地区服务和追求国际地位的决心。
一所规模相对较小、专业性较强的大学能否在快速变革的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上获得成功？或者说，是否只有综合性大学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克里斯·库克林（Chris Cocklin）和布拉德利·史密斯（Bradley Smith）的文章（第十章）列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全球热带地区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而言，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澳大利亚乃至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与其他大多数高校所不同的是，詹姆斯库克大学在学校的战略规划中确定了自身的优势定位和使命。该校在其重点领域和全校层面都取得了高水平的科研绩效，从而实现了“世界一流”的地位。通过各种组织战略，这所地方性大学致力于服务当地的利益相关者（企业、政府和本地社会），从而承担和履行公民责任，与此同时还与世界各地的科研机构、用人单位和高等教育机构发展伙伴关系。正如作者所阐述的那样，“本土环境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有用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澳大利亚以外的经验也可以被引进来服务于本地——也就是所谓的全球本土化”。同样与前面的文章相呼应，作者重申，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成功和未来的持续发展取决于其优势定位、科研水平、明确的使命以及地方／全球关系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希拉姆·罗摩衍那（Seeram Ramakrishna）和艾伦·牟俊达（Arun S．Mujumdar）（第十一章）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随着本地相关性和全球声誉已经成为后全球化世界越来越明显的特征，高校也应该采取全球本土化思维，让学生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该文展示了培养创新型和创业型毕业生的方法，也即开设与创新创业有关的新课程、提供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模式学习的灵活性并变革与之相关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提供课外学习的机会以及聘用具有全球本土化思维的教师。
国际大学排名吸引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关注。尽管这些排名被认为是大学绩效的反映，但也引发了人们关于应该如何看待或使用大学排名的争议。最后两篇文章提供了两个关于大学排名如何被应用于高校战略规划和管理实践的丰富案例。
张杨通过对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的案例研究发现，该校8个战略目标中有5个与大学排名直接或间接相关，包括确定学校的结构和角色、帮助学生获得成功、招收优秀的学生群体、增强学校的科研事业以及建设卓越的师资并鼓励设备共享等。张杨建议，无论是院校研究人员，还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增加对排名结果、方法和局限性的认识与了解。
通过回顾排名的历史、影响和局限性，陈繁昌、冯进能和郑嬿容（第十三章）认为，与其将排名绩效设定为高校目标，高校更应该使用排名作为改善绩效的有用工具。此外，通过分析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作者建议必须认真考虑高校的愿景、目标和使命，以及对排名方法的支持与反对。
本书不仅呈现了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关议题的讨论，也是前面与此主题相关的五本书的续集，这五本书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特征·评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创新·改革》《世界一流大学：国家战略与大学实践》《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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