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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
兄国藩手具
这是曾氏与诸弟谈为学之道的一封极重要的信。曾氏在这封信里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架势，陈义颇高，说教成分也较多。当今世风日趋浮躁，人皆急功近利，恨不得一日之间便发大财、居高位、享盛名，不愿意去做长时期的累积功夫，尤其不愿意去从事道德心灵方面的修炼，认为那些都是虚的假的。其实，一百六十多年前的世风也不见得比今天淳厚得很多，这可以从当时人写的书里看得出。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们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修身务本，储才养望，在天时未到之前，努力准备着，一旦机会降临便能很快把握住，捷足先登。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等人都是这批人的突出代表。纵观曾氏的一生，其成功之基实奠于早期这种扎实的格致修诚的训练。
今日之年轻人，若无心做大事则罢，若有心做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则千万不要视修身为迂腐空疏，应从曾氏成功的人生过程中，看到此种功夫的实际作用。
下面，我们来具体评说这封信。
曾氏对他的几个弟弟曾用两句诗来作过评价：“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为辰时出生的四弟，午君为午时出生的六弟，老沅为九弟沅甫。
尽管从字面上看都是佳评，但透过表面，可以看出曾氏对这三个弟弟的评价是有高低区别的，而且以后各人的发展，也的确验证了他的评价。常言说，知子莫如父，知弟莫如兄。其实，许多为父的并不能知其子，为兄的也并不能知其弟，因为这还要牵涉到为父为兄的眼光如何。曾氏向被誉为“衡人精当”，从对三个弟弟的评价上也可看出此说是有根据的。
平正的另一面即平庸无用。曾氏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说“四弟天分平常”，恰恰说的就是这一面。四弟国潢一辈子在家守着田产房屋，从未见他有过显眼的事迹，可知此人在曾家众兄弟中实属才干平平。此时年已二十二岁仍身为白丁的曾四爷，却不安心在家塾过一边教书一边攻读的日子，想外出找一个学馆，理由是外馆清净，家塾易为杂事耽搁。曾四爷本身就不是一个能清净的人，已届晚年了，做大哥的还在家信中告诫这个弟弟少管闲事，不要吹唢呐赶热闹等等，可见“外馆清净”云云，不外乎一为自己功名未中找借口，二则趁此外出看看花花世界。故曾氏断然制止他的这个躁动：不必择地择时，若是真的立志苦读，再吵闹的地方也可读书，否则，即便是神仙之境也不能读好书。曾氏这番话，其实对任何一个正处求学时期的读书郎都适用。古时有凿壁偷光、挂角读书的穷苦学者，今有十五六岁便腰缠万贯不读书而去泡妞的“小皇帝”。可见读不读书，不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在于内心立志与不立志耳。
曾家的六爷被大哥称为“奇”。奇者，或许真有奇才异能，也或许只是自命不凡、眼高手低罢了。从其一生的行径看来，曾六爷的“奇”，实无足称道。此时他考试成绩不佳，不从自身找原因，却怨天尤人，大发牢骚。曾氏这封家信，便主要是对这位缺乏自知之明的六弟而写的。
曾氏训诫六弟：小试不售便发牢骚，实为胸襟不宽、志量太小的缘故。君子之立志，不在一己之荣辱得失，而在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业。
“民胞物与”四字出自北宋理学家张载的《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为人类万物同为天父地母所生，实与自己同出一源，故而都应该爱护。这种观念反映了理学也具有博爱和恢宏的一面。
“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这是儒学信徒的一种理想人格，意为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
接下来，曾氏又向六弟指出，脑子里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哪些方面不如尧舜，不如周公，离天地完人的差距还有多远；心里应该忧虑的，是老百姓没有教化过来，外族在欺侮我们，小人在位，贤良未得使用，匹夫匹妇没有受到自己的恩泽等等。
笔者想，当年曾氏的几个弟弟，尤其是心气高傲的六弟，读到这里时，必定是或窃笑或恼怒，总之，都不可能接受大哥的这番高谈阔论。平心而论，要这几个住在荒山僻岭无寸尺功名、无丝毫地位的小青年去思考忧虑这些事，真是离谱太远了。细究当时的情况，曾氏实不过借此夫子自道而已！
前面说过，曾氏此时正拜理学大师倭仁为师，这封信里曾氏又谈到自己的身边有明师益友重重挟持。明师即倭仁，益友即吴竹如、冯树堂、陈岱云等人，曾氏和他们在一起成天读朱子全书，谈修诚之事，并每日记日记，将一念之差、一事之失，皆记于当天的日记里，对自己的差失严加鞭笞，毫不留情，甚至不惜骂自己如猪狗，而且还互相传看，以达到监督的作用。曾氏还为自己定下日课，就像一个规矩的小学生、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似的，他每天严守课程表，一丝不苟。
他将自己过去的一切不合圣贤规范的东西譬为昨日种种死，而将一切合于圣贤规范的东西譬为今日种种生。自号涤生，其意即在此：涤旧而生新。曾氏年谱中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便产生在这个时期。如此看来，曾氏在信中滔滔不绝要诸弟立的志，正是他自己——一个年轻翰林的法前贤清天下的大志。
诸弟能不能接受暂且不管，悬出一个极高的目标来，让他们心存敬畏，努力追求，也是好事。至于对一般读书人而言，真正的有效功夫当用在何处呢？曾氏将自己的“金针”传给诸弟，这便是《大学》《中庸》里所说的“格物”“诚意”四字。穷究事理，躬自力行，便可成为一个读书明理的君子。悲天悯人的绝大志向，曾氏在以后的家书中较少提及，至于“格物”“诚意”等话题倒是常常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