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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现在什么事都荒废而不能举办，各种弊病都已并发，不可收拾，唯有依赖这颗耿耿忠心，与民众共处于白骨如山积血如潭之中，希望能堵塞横流的人欲，借以挽回厌恶混乱的天心，或许有万分之一的补救。否则，但就局势来说，则像洪水滔滔的局面，我不知道何时是终结。
这是咸丰三年二月给江忠源、左宗棠信中的一段话。
太平天国事起，代理浙江秀水知县的江忠源最先在家乡（湖南新宁）办起团练，并带领团勇与太平军交战。左宗棠则被湖南巡抚聘为幕僚，佐理军务。江、左二位都是曾氏所器重的有大志大才的人，且对时局的看法又多有相同之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国家遭此大变，都是因为人欲横流的缘故，若不从这点下手，则无可救药。而当时的官场，更是深受人欲之害，京官推诿、琐屑，外官敷衍、颟顸，体制内几无人才可用。挽救时艰，必须着眼于体制外。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曾氏出山办事初期较为相信书生，大量起用书生带兵。他也较为信任绅士，每到一处都注意借用绅士的力量，来打开当地的局面。然而，像彭玉麟那样愿以寒士始寒士终的书生毕竟极为罕见，像欧阳兆熊那样不做官只做事的绅士也并不多有，绝大多数书生做了官以后，便很快忘掉血性，绝大多数绅士在有了实权之后也随即变质，曾氏心中那种始终如一的“忠愤耿耿”者，竟然难求难遇。权与利对人的腐蚀，看来几乎是不可抵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