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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
晏起。饭后走梅世兄处，明日渠扶榇南归，今日走去探问一切。旋至许世叔处送行。又至周华甫之母处拜寿。又至胡润芝处，问伊扶榇归葬事宜。胡送余《陶文毅公全集》二部。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着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道光二十年，三十岁的曾国藩再次来到北京，参加翰林院的散馆考试。两年前，经过二十三年的寒窗苦读，七次考秀才、一次考举人、三次考进士的坎坷经历，曾氏终于考上进士，并点了翰林，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并因此彻底改变他本人以至他那个“五六百年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的曾氏家族。
曾氏顺利通过散馆考试，被分发在翰林院做一个从七品的检讨。从七品固然衔小，检讨也固然位卑，但翰林院可是个“储才养望”的大好之地，朝廷中的大学士、尚书、侍郎，地方上的巡抚、藩司、臬台，绝大部分从这里走出。瞻望前程，真个是美好无限。何况翰林素有“天子文学侍从”的美誉，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近皇帝。一个生在偏僻乡村、世代务农的草根野民，能有如此出息，这是何等的不容易！
科举的胜利，也让这个素有大志不甘平庸的青年，平添一股强烈的自信与自许的情怀，以做国家栋梁为期待，并“遂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黎庶昌：《曾国藩年谱》）。
这“澄清天下”，就是儒家信徒的最高目标：平天下。要实现这个目标，得有一个完整的程序。这个程序即《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圣贤看来，一个人先得把自身修炼好，然后再把家整治好。古代家庭一般三代同堂，许多人家第二代兄弟数人即便娶妻生子亦不分家，十多二十口人在一起生活，要治好家亦不易。治好家后再把所从事的公务办好，最后才谈得上澄清天下。修炼身心，充实才干，这是曾氏进入翰苑之后为远大理想的实现，而自我规划的两大任务。曾氏因此而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帮助他完成这个人生大转变的，是他的一班子志同道合的朋友。曾氏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给诸弟的信中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畬、庞作文。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曾氏所开的这一长串名单中，打头的“镜海先生”，其实不是他们的同辈人。
镜海先生姓唐名鉴，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历官地方二十年，道光二十年七月进京为太常寺卿。唐鉴学问渊懿，勤于著述，有《朱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畿辅水利》、《学案小识》等著作传世，名满天下。无论是年岁、官阶，还是学问、资望，都远在这批年轻人之上，毫无疑问，唐鉴是曾氏这一班子朋友的领袖与导师。
曾氏日记中最早出现唐鉴名字的是在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唐镜海前辈来，继朱啸山来，同至琉璃厂买纸，又同至杨杏农处，又同至萧史楼处，请萧写寿屏。”可见，唐鉴进京后不久，曾氏便与他有往来了。唐鉴当时六十四岁，为正三品的朝廷大员，而此时曾氏只是三十一岁的从七品翰林院检讨。他能亲自来到曾家，一则可见唐对曾的器重，二则可见唐是个不摆架子的人。
黎庶昌编曾氏《年谱》，在“道光二十一年”中记载：“善化唐公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从讲求为学之方。时方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兼治诗古文词，分门纪录。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公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年谱》中的这一段话，其详细的文字印证，就是上面所录的这段日记原文。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吃过早饭后，曾氏离家先去看望同乡同年同官翰林院的好友梅钟澍的儿子。梅钟澍不久前去世，其子明天将护送灵柩回湘。一向热心公益事业的曾氏，此时还兼任管理长沙府会馆事。于公于私，曾氏都应该在灵柩离京前，对其遗属予以关心存问。接着又到一个姓许的长辈家为之送行，接下来又到周华甫的母亲家为之拜寿。然后再到胡林翼家，问六月份去世的胡父灵柩南归事。胡之父亲胡达源，二十三年前以探花身份留京任职，死时官居詹事府詹事。虽官位不高，但出身巍科，也算得上湖南的一代名宦。胡林翼将其岳父陶澍的全集两部送给曾氏。于此，我们可知这两位日后的中兴名臣，其私交基础之深厚。离开胡宅后，曾氏便去拜访唐鉴，并在当天夜里留下这段重要的日记。
曾氏这次向唐鉴请教两个问题：一是检身之要，即查检自身的要点，问的是修身之事；一是读书之法，问的是求学之事。唐鉴就此两个问题回答曾氏。他说，修身应当以《朱子全书》即朱熹的著作为宗旨。这部书应该熟读，以之作为日常功课，按着朱子的教导切切实实地履行，不宜将它当作泛泛而读的一般书籍对待。唐又告诉曾氏，研究经典，应当专精一部经。一部经典如果能够精通了，其他经典则可以触类旁通。若一下子就急于兼通所有经典，其结果是连一部经典都不能精通。唐鉴说他一生最喜欢读的书也只有《易经》一部。
谈到为学事，唐鉴说，学问只有三大门类：一为义理之学，即探求天地人生大道理的学问；一为考核之学，即追根寻源考证学问；一为文章之学，即诗文写作。考核之学方面的著作，大多数追求的只是粗浅，而将精粹遗漏了。文章之学，若不精于义理则不能达到高水平。至于经邦济世的学问，即包含在义理之学中。曾氏于是问，关于经邦济世这门学问，怎样才能入门深造。唐鉴回答：这方面的学问之获得，不外乎勤读史书。古人的作为，他们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史册上。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也都记在书中。
接下来，唐鉴特别表扬倭仁。倭仁是蒙古正红旗人，字艮峰，翰林出身，此时正任职翰林院侍读学士。倭仁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他以理学大师之名在士林中享有清望，又官运亨通，先后做过大理寺卿、工部尚书、同治帝师、文渊阁大学士。他比曾氏大七岁，应该算是唐鉴的第一号大弟子。唐鉴告诉曾氏，倭仁在检身方面用功最笃诚实在，每天从起床到就寝，其间的每句话每个行动，读书写作饮食起居，皆有记录。或是心里面有私欲没有克除，表现在外的检点不够之处，也都写在日记里。
曾氏写到这里，想起唐鉴曾经对他说过：若不是自己的本心已被其他欲念来捉弄时才想到要提醒，那就到达邪端已被禁闭、诚意已被保存的境界了。接着曾氏又记下唐鉴所说的话：对于自身表露在外的言行容止，只有用“整齐严肃”四个字来要求；持守于内心的信念把握，只有用“主一无适”四个字，即守定一个宗旨不分心。诗、文、词、曲这些方面，都可以不必太用功，倘若能致力于义理之学，那些小技能并不难于掌握。唐鉴特别强调要戒除欺瞒这个毛病，万万不可藏着掩着等等。
听了唐鉴这些话，曾氏有蒙昧被启发、心里突然明亮似的感觉。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已经是学问满腹才华洋溢的文学侍从有再次启蒙之感呢？
以笔者的体会，主要有两点：一是修身方面的“身体力行”，即在自我身上切切实实地践行圣贤教导，不应该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要求别人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文章里写的是一套、现实中做的又是另一套。二是学问方面，要真正地弄通义理，也就是说要详究天地、宇宙、社会、人生、人性等方面的深刻道理。其他的学问，则在其次。
曾氏一直在读圣贤书，在做代圣贤立言的文章，但联系自身却想得少做得更少。曾氏过去醉心于诗文创作，对义理深究不够，没有将它们视为笼罩一切的学问。这两点，唐鉴的话都让他有茅塞顿开之感，如同再次发蒙。从那以后，研究义理之学，反省自身，便成为曾氏坚持一生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