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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圣贤之身，悟日用之道
学界有晚清四大著名日记的说法。这四部日记分别为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曾国藩的日记。
现存的曾氏日记，起自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一日，终止于其去世的当天，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四年。或许是早期的曾氏恒心不够，因宦务繁杂而有所间隔，也或许是因迁徙而遗失、因战火而焚毁等缘故，三十四年的日记中有所缺失，流传至今的文字约一百三十万言。宣统元年，中国图书公司将其手稿印行。此手稿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其第四代嫡孙宝荪、约农姐弟带到台湾，后来捐赠给台湾政府，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六十年代中期，台湾学生书局以《曾文正公手写日记》为书名影印出版。
曾氏日记究竟因为什么缘故而受到后世的重视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曾氏是一个对中国近代历史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民众，对其一生的行事都很有兴趣。他的亲笔日记，尤其是其咸丰八年六月再次出山之后逐日记录的日记，对研究他本人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任何其他史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曾氏出身于偏僻乡村的世代农家，后来成为扶危定倾的国家干臣。一百多年来，他是所有平民子弟的励志榜样，人们对他的成长史格外关注。曾氏的日记，尤其是早年在京师翰苑刻苦自励的那一段心路历程，堪称一切有志向有抱负的年轻人的最佳教科书。梁启超当年就是这样学曾氏的。他对人说：“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
曾氏的修身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自觉认真。他以圣贤为榜样，以慎独为准则，以血战之勇气，以截断后路之决心，从严要求，切实践行。常言说人非圣贤，但曾氏偏要以圣贤为目标，宣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他为何要如此为难自己？原来，曾氏采取的是取法上上的策略。古人认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若想得其上，便只有取法上上了。正因为目标定得甚高，所以尽管曾氏终其一生并未成为圣贤，但在道德自我完善这方面，古今政治家中罕有其匹。尤其于克己自律上，在一塌糊涂的晚清官场，他应属凤毛麟角。
第三，今人读曾国藩，更多地是看重他的人生智慧与处世谋虑。他的日记，恰恰记录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领悟。因为是私人的随手所录，曾氏的这些悟道过程，便会以最初始最本色最随意的状况保留下来，因而也便更具有真实性与借鉴性。
曾氏不是原创型的思想家，他也不是对理学有重大贡献的学问家，实事求是地说，曾氏只是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履行于人生事业中的经世致用者。他对道的思索与领悟，更多地体现在世俗庸常中。他信奉“绝大学问皆在家庭日用之中”的理学真谛。他勤于思考，善于归纳，将家庭日用间的绝大学问，通过自身的体验，以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真实亲切，晓畅易行。读他的日记，就如同听一位阅历丰富喜欢琢磨的智者在谈心。
第四，我们常说历史要细读，真正的历史之细，不存在于官方史册，更不存在于学者专著，而是散落在各种不经意的文字中，那里往往会透露出大风大浪初的细微涟漪、大变大故前的蛛丝马迹。曾氏的日记，偶尔会留下一些大历史里的小细节，故而显得弥足珍贵。比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曾氏在日记中说，朝廷颁发下来的代表王命的旗帜，居然偷窳得如同小儿玩具。朝廷再穷，也不会穷到连制作几面小王旗的银子都没有。这个细节所传达的信息是：爱新觉罗王朝气数已尽。
正因为曾氏的日记内涵丰厚、容量广博，“评点曾国藩”系列不能没有日记的评点。笔者从传世的曾氏日记中挑选出三百来篇，分为修身、悟道、读书、国事、家事、写字、品鉴、梦境八大类。为保持一天日记的完整性，所挑选的日记整篇照录，不再删节。原文之后的评点，仍旧像过去一样，尽笔者之所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帮助，以便对该篇日记有更好的理解。在每大类之前，笔者会有一篇总评，意在为读者充当引导。
当年，王闿运在宣统版曾氏日记的序言中说：“惜其记事简略，非同时人莫能知其厓涘。故闿运观之而了然，不能喻之人也。时历四纪，欲学裴松之以注辅志，则同时记录文字不备，无从搜求证明。此轮扁所以叹糟粕与！”连曾氏的好朋友一代宿学王闿运都感叹不能将曾氏日记喻之人，在曾氏去世一百四十年后，笔者以浅陋之学来评点其日记，自知离其厓涘相差甚远。好在有湘绮老人的感叹在前，想必读者会给予宽容。
癸巳冬月于长沙静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