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因昨诗未成,沾滞一辰。饭后,办公礼送穆世兄吉席。退文昌馆寿筵,摒挡一时。又作诗二首。未正走金竺虔处,不直,归。昨日今日,俱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静坐工夫,须是习熟,不勉强苦习,更说甚?作书复筠仙,并诗,计千五六百字,更初乃毕。抄艮峰先生日课,将寄舍弟,共三页。记昨日、今日事。日来自治愈疏矣,绝无瑟 之意,何贵有此日课之册!看来只是好名,好作诗,名心也。天头:既知名心为累,当如大敌克之。艮峰。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曾氏说,他写日记,其目的是借以每天改过自新。可惜,他没有很好做到,依然是心绪浮躁,举止不庄重。于是,他问自己,若不是意在改过,天天写日记做什么,岂不是为了“好名”、“盗名”?我们读到这里有点费解:日记与名声怎么可以联系在一起?今天,人们记日记纯是个人的行为,记与不记,如何记,都不可能给本人带来什么名声上的利与弊。笔者想起五十年前,《雷锋日记》风行海内,许多人仿效雷锋,写与他类似的日记,且公开发表,或在某一个团体内传阅,从而博得“活雷锋”的美誉。于此联想到,在曾氏时代,至少在京师官场士林中,一个人若严格按圣贤教导修身,并以日记这种方式来慎独,则有可能获得主流社会的好评。这篇日记透露了这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