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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好名可耻
早起，作《忆九弟》五律二首。饭后，读《夬卦》、《姤卦》。读书时，心外驰，总是不敬之咎，一早清明之气，乃以之汩溺于诗句之小技，至日间仍尔昏昧。文辞溺心最害事。朱子云，平淡自摄，岂不较胜思量诗句耶！艮峰。巳正会客一次。申初进城看房子，便拜客三家，灯时始归。车上有游思。归，乏甚。夜读《夬》、《姤》二卦，颇入。记《茶余偶谈》一则。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天头：此心断不可有。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
在理学家看来，读圣贤书，穷理尽性，方为正务，而吟诗作赋乃末技。倭仁是个彻头彻尾的理学家，所以他要正告曾氏“文辞溺心最害事”，但曾氏从骨髓深处里爱好诗词文章。以今天的语境来说，他的本色是个作家，是个文人。我们且来读读他给家人写的几段话：“余于诗亦有功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吾发狂言者。”“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胸襟，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这些话足以看出曾氏的心之所向，志之所在。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曾氏被称为理学名家，而他却没有一篇专门研究理学的学术论文，更无论专著的缘故了。王闿运在挽曾氏联中说了直话：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但王为他开脱，说曾氏是因为死得太早了，来不及写。其实，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要说年寿，曾氏活过花甲，也不算太短；要说他长年忙于军务，那他为什么可以在军营中编《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写作如许多的文章呢？
在笔者看来，曾氏沉溺文辞是好事，不然，文学史上便没有湘乡文派了。但在当时修身养性的曾氏看来，一再督促自己要专心专意以《朱子全书》为功课，而又心有旁骛，这是不敬、不主一的体现，故而要不得，必须严加纠正。
日记中两次说到“游思”。游思，应是指脱离主旨的一些游移的思想活动。曾氏检讨自己游思中的主要内容，是想如何博取别人对他说好话，是想求得一个好名声。一个人，若想求得权力，求得财产，求得地位，常常会被人认为是贪婪；若是想求得好名声，受到的指责是少些，说不定还会常常受到鼓励。其实，名与权、位、财是一样的东西，本质上并没有大的区别，贪权贪钱不好，贪名同样不好。再说，做事时老想得名，这本身就是不诚了，不主一了，事情也就会做不好，更难做到出神入化、精妙绝伦的地步。
这一天，曾氏作了两首忆九弟的五律诗。为什么四个弟弟，独忆九弟呢？原来九弟国荃，道光二十年随父亲、大嫂、侄儿来到北京后，便一直住在大哥家。三个月前，离京回湘，大哥亲送至卢沟桥，此刻或许还在归途中，故专门写诗来忆念他。这两首诗，其一为：别汝经三月，音书何太难！夜长魂梦苦，人少屋庐寒。骨肉成漂泊，云霄悔羽翰。朝朝乌鹊噪，物性固欺谩。其二为：尚余词赋好，随众颂康哉。报国羌无力，擎天别有才。寒云迷雁影，远道望龙媒。百尺金台矗，看君躞蹀来。
对于四个弟弟，曾氏都有很深的骨肉情怀，但对这个九弟，其情似更深些，期望也似更大些，一句“擎天别有才”，足已表达大哥的此情此意。曾氏此时还是希望九弟能通过科第之路来到北京，他当然不可能料到日后老九的飞黄腾达，却是靠的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