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陈民间疾苦疏

原折

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为备陈民间疾苦，仰副圣主爱民之怀事。

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安，能抚民也。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固结而不可解也。我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敢一一缕陈之：

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兑之以漕斛，加之以帮费，又须各去米二斗。计每亩所收八斗，正供已输其六，业主只获其二耳。然使所输之六斗，皆以米相交纳，则小民犹为取之甚便。无如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粮或收本色，而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买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两千，则石米仅得银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另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无力监追者，不可胜计。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藉，岂皆酷吏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惧；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故自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办全漕，自十六年至今，岁岁报歉，年年蠲缓，岂昔皆良而今皆刁？盖银价太昂，不独官民交困，国家亦受其害也。浙江正赋与江苏大略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穷窘，于是有“截串”之法。“截串”者，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小民不应，则稍减其价，招之使来。预截太多，缺分太亏，后任无可复征，使循吏亦无自全之法。则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其一也。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庐、凤、颍、亳一带，自古为群盗之薮。北达丰、沛、萧、砀，西接南、汝、光、固，此皆天下腹地，一有啸聚，患且不测。近闻盗风益炽，白日劫淫，捉人勒赎，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辄诡言盗遁。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诡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赃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往者嘉庆川、陕之变，盗魁刘之协者，业就擒矣，太和县卖而纵之，遂成大乱。今日之劣兵蠹役，豢盗纵盗，所在皆是，每一念及，可为寒心。臣在刑部见疏防盗犯之稿，日或数十件，而行旅来京言被劫不报、报而不准者，尤不可胜计。南中会匪名目繁多，或十家之中，三家从贼，良民逼处其中，心知其非，亦姑且输金钱、备酒食以供盗贼之求而买旦夕之安。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缉，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其科原告之罪，援引例文，约有数条：或曰申诉不实，杖一百；或曰蓦越进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军；或曰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发附近军；或曰挟嫌诬告本管官，发烟瘴军。又不敢竟从重办也，则曰怀疑误控，或曰诉出有因，于是有收赎之法，有减等之方，使原告不曲不直，难进难退，庶可免于翻案；而被告则巧为解脱，断不加罪。夫以部民而告官长，诚不可长其刁风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作赃，而谓案案皆诬，其谁信之乎？即平民相告，而谓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谁信之乎？圣明在上，必难逃洞鉴矣。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臣谨胪管见，另拟银钱并用章程一折，续行入奏。国以民为本，百姓之颠连困苦，苟有纤毫不得上达，皆臣等之咎也。区区微诚，伏乞圣鉴。谨奏。

译文

详细陈述民间疾苦疏

为反映民间疾苦，以符合皇上爱民之心事而奏。

臣听说国家贫困不足以成为忧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来最富裕的时期是隋文帝末年，而忽然大乱亡国，那是因为民心离开的缘故；最贫困的时期是汉昭帝初年，而国家慢慢地安宁，是因为能安抚人心的缘故。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只有一年没有出现江河水灾，其余的年份是年年江河决堤，而新庄、高堰等水灾为患更为巨大。那时又有三藩之变，九个省遭受动乱，用兵长达七年，天下财赋用掉大半，国库之空虚，超过了今天。终于国家没有被分裂，天下平静，都是因为圣祖如同怕自己受伤一样地爱护百姓，民心团结一致而不可分离的缘故。皇上爱护百姓的诚心，足以超过前代先贤，只是地方上的府县官员，或许不重视百姓的困苦，使得皇上的仁德不能传达到百姓之中，而民间的疾苦又不能上达于朝廷。臣斗胆将目前民间的主要疾苦一一陈述。

一为银子的价格太贵，粮食税收难以征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一带粮食税收之重，天下第一。每亩田产稻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及拒不交纳的数目外，田主所收的平均不过八斗。而按定额应征之粮已在二斗左右，再加上漕斛、帮运费又各去二斗，每亩所收的八斗，正规交纳给官府的便已到六斗，田主只能得到其中的二斗。若使所交纳的六斗全是米的话，那老百姓还算方便，只是收米者少，收折换成银钱的多。即便漕粮或者是收米，但帮费也必须折合成银子，地丁也必须交纳银子。老百姓种田所得者是米，卖米去获钱，则米价极贱而老百姓有怨恨；拿钱去换银子，则银价极高而老百姓又生怨恨。东南产米之区，大抵一石米可卖钱三千，自古至今，相差不大。以前一两银子换钱一千文，则一石米可换得三两银子，今日一两银子换钱两千，则一石米仅换一两五钱银子。以前卖掉三斗米，可抵一亩粮税还有余，今日卖掉六斗米，抵一亩粮税尚不足。朝廷自是保持着每年粮税收入的不变，老百姓却暗中增加了一倍的赋税。此外如房基地，如坟地，都须另外交纳税金。以银价来计算的话，都为先前的一倍，没有力量交纳者不可胜计。州县衙门竭尽全力来办收纳赋税之事，还担心办不好，常常得委任一批人来协助。办事人四面出击，不分日夜追索，公堂上用皮鞭抽打欠税者，打得他们血肉横飞。这都是酷吏所做的事呀！若不这样，州县所收的赋税尚不及七成，有被参劾的恐惧；补赔动辄数万银子，有殃及子孙的忧愁。故而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且办理全部漕运，自从十六年到今天，每年上报歉收，每年都减免且延期，难道先前都是良民而现在都是刁民？实在是银子价太昂贵，不独官府和百姓都困难，连国家也深受其害。

浙江的正规赋税与江苏大致差不多，但老百姓更加抵制拖欠，官府更为窘迫，于是有“截串”的做法出现。所谓截串，就是上半年预征下半年的粮税，今年预截明年的税款，老百姓不答应，则稍微减少一点税赋，以此将他们招来。预截太多，缺额太多，后任则无法再征收，即便是正直的官员也没有自我保全之法。如此，则贪官愈加有借口来鱼肉百姓，横征暴敛，悍然不顾。

江西、湖广一带赋税定额稍轻点，但自从银价昂贵以来，百姓交纳愈加困难，官府追索也更加残酷。有的本家不能按额交纳，则锁拿同族中家境较为宽裕者，责令他们代为交纳，甚至有锁拿亲戚、拘押邻居的。百姓怨愤，则因反抗而激变成大案。比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这四个案子，虽然当地有刁悍的民风，也是因为银价的倍增、官吏的多收、差役的滥用刑罚而引起。社会真有不能安生度日的趋势。臣所谓民间的疾苦，这是其中之一。

二为盗贼太多，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难以安生。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自古来便是群盗滋生之地。北到丰县、沛县、萧县、砀山，西接南阳、汝宁、光州、固始，这是天下腹心之地，一旦有强人啸聚，忧患将随时有可能出现。近来听说强盗之风越来越炽烈，大白天抢劫奸淫，抓人绑票，百姓不得已而投诉官府。官府将要派人去抓捕，先期贴出告示，到了该地，地方上的头领则欺骗说强盗已逃走。官吏则烧毁附近的民房，示威一番后走了。差役则讹诈原告的财物，满载而归，其实强盗并没有逃走。或欺骗说强盗已死，杀掉另外的囚犯来抵这个案子，而强盗其实并没有死。案子不能侦破，赃物不能起获，而遭事之家早已破产了。他们忍气吞声，将眼泪流进肚子里，没有力量再上诉了。即便再上诉，幸蒙官府发兵缉捕，但兵役平日都与盗贼相沟通，到时盗贼出钱打点兵役，兵役就将盗贼放了，彼此配合得无迹可寻；或者反借捕盗为名来恐吓平民百姓，要挟索取重贿。否则，便将无辜百姓诬为盗贼一伙，烧毁他们的房屋，将他们本人锁拿起来。又或者命令亲戚邻居捆绑盗贼来送给官府，一直要他们将盗贼押解到县，末了，还要向他们索取收监的费用，索取转到别处的盘费。故而凡有盗贼的地方，不独遭事之主焦头烂额，即便最疏远的亲戚邻居也跟着受灾，大的则倾家荡产，小的则受到株连。这种现象到处都是。

先前嘉庆时四川陕西一带的动乱，盗贼头领刘之协已经抓起来了，太和县官府被人收买而将刘放了，结果造成大乱。今日那些恶劣兵役，养盗纵盗，所在皆是，每每想到此事，便令人寒心。臣在刑部，见疏于防守让盗犯逃走的材料，每天甚至多达数十件，而外地来北京遭抢劫不报告，或报而不获立案的，尤为不可胜计。南方会匪名目繁多，甚至十家里有三家是贼匪，良民被逼在其中，心里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也只能送金钱备酒饭来满足盗匪的要求，用以换取暂时的安宁。臣曾经仔细询问州县之所以隐瞒盗匪的缘故，知道他们也有难处。原来，初去出事之地侦察缉捕，则有遇到盗匪反抗的危险；押解犯人进省城，则有半途遭打劫的顾虑；一层一层地转换调查，要走数百里的路途，有繁重的苦恼；处处遭遇勒索，押解的费用需要数百两银子，有赔钱办案的苦衷。有的因为报了案但未抓住犯人，则按照期限要被参劾；有的上司喜欢粉饰太平，则将底下的报案认为是多事，反而斥责。与其这样，不如照旧，隐瞒不报，反而安静无事。因此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宁之日。臣所谓民间的疾苦，这又是一桩。

三为冤狱太多，百姓的怨气难以发泄。自从代理刑部侍郎以来，见上诉到中央及上诉到省的案件，由禀奏皇上而结案的数十件，由会商而结案的数百件，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经过审查后水落石出，确定为原告有理。此外各件，大多数都判原告为诬告罪，被告反而脱身无事。判决原告诬告之罪所援引的条文，大约有这样几条：或者说申诉不实，打一百棍；或者说越级进京告状，与事实不合，发配边远地方充军；或者说借建言为由头，挟制官府，发配到附近地区充军；或者说挟嫌诬告本地主管官府，发配多瘴疫地区充军。有的不敢直接重新办案，于是说怀疑是误控，或者承认上诉有理由，但以收赎、减轻等手段来应付，使得原告处于不曲不直难进难退的状态，有可能不再提出翻案；至于被告，则想方设法替他解脱，决不给他加重罪行。以部属、百姓的身份来状告主管长官、官府，这种刁风确实不能助长，但若是状告奸吏舞弊、状告坏的差役贪赃枉法，说是每桩案子都是诬告，谁又会相信呢？即便平民相互诉讼，说原告都理曲而被告皆理直，又谁会相信呢？皇上在上，必难逃您的洞察。

臣考查法规案例，上面写着，对于老百姓上诉给中央的状子，有的责令该省提取卷宗进京接受质讯，有的交付该省督抚审办，有的则派遣钦差大臣前往该省会办。近期来，一概交付督抚审办，督抚又发下去委派首府(译者注：省会所在的府，称为首府）去审办，自己从不亲办；首府为同寅补救阙失，不问事情的轻重，一概恐吓折磨，务必使得原告承认是诬告为止。这种风气蔓延开来，各省都如此。一家若久缠官司，会牵累到十家破产；一人若蒙受冤屈，则会有一百人忍受痛苦，往往有很小的案子，多年不能了结，黑白被颠倒，直到老死牢狱中，令人闻之发指。臣所谓民间的疾苦，这又是一桩。

此三者皆是目前的急务。其中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两条，求皇上下圣旨给地方，责令督抚，务必想办法改变现状。其中银价太昂贵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臣谨发表一管之见，另外拟一道关于银钱并用章程的奏折，随后上奏。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的辛劳困苦，若有丝毫不能够让皇上知道，都是臣子们的咎失。区区微薄的诚心，请皇上鉴察。谨奏。

评点

道光末期中国百姓的三大苦难

反馈社情民意，让下情上达，历来是奏折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皇帝一年到头活动的范围极其有限。就拿道光帝来说，他一生只在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住过。咸丰帝步其后尘，一辈子也只在这几个地方打转转。父子俩连南下巡幸的事都没干过，更谈不上微服私访了。皇帝所接触的人也极为有限，除了每天叫起时召见一些二品以上的大员外，整天伴着他的便是足不出大内门槛的后妃宫女太监。这些决定了皇帝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然而就是如此皇帝却要裁决天下大事，掌管百姓命运！稍有点头脑的皇帝都会知道自己所受的限制，故而要求文武大臣多向他传递下情。

然而，人性中有一个极大的弱点，便是喜听赞美词厌听批评语。作为治理天下万民的皇帝来说，他当然希望国泰民安，人心拥戴。于是，许许多多担负反馈下情的官员便对皇上隐恶扬善，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言坏。借此讨得皇上的欢喜，以利个人的仕途。只有少数的官员具有忧国忧民的良知，才敢于冒着风险说实话。令人沮丧的是，纵观二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凡报喜不报忧的官员多获嘉赏，至少不会遭训斥，而敢于说实话的多不讨君王的喜欢，有的还遭不测之祸。曾氏此折，便属于那种少数的说实话的汇报之列。

曾氏向这位新皇帝报告眼下民间的三大问题，即银价太贵、盗贼太众、冤狱太多。这三个问题所涉及的是赋税、治安及司法三个方面。赋税沉重，百姓不堪重荷，基本生存难以保障，这就意味着国家从根本上将会失去稳定的基础。道光末年，银子为什么会突然昂贵起来，以至于为先前的两倍呢？这原因便是外国鸦片的入侵。鸦片贩子将大量的鸦片输往中国，不仅戕害中国人的身体，也让中国的白银滚滚外流。据统计，道光十三年前，中国出口的白银才三千七百万两，而道光十八年一年便流出白银一千万两。鸦片战争结束后所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向英国赔偿白银二千一百万两。这样，中国的白银大为枯竭，直接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社会现象，其结果自然是苦了百姓。百姓的生计发生困难，原本的平衡态势便会变化。大部分贫困者虽一时不会表现为行为上的反抗政府，但在心里会对执政者十分不满；而其中的少部分强悍者，便试图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盗贼蜂起的现象便由此产生，它往往是大乱的前兆。至于冤狱太多，则反映出司法的腐败。司法的腐败，又源于政治的腐败。司法是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直接涉及到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司法的不公，是造成政府失去民心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曾氏虽只陈述民间的这三个疾苦，其实已向皇帝道出了当时危及政权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弊病。从曾氏的这道奏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道光后期中国社会已是百孔千疮，病势沉重。咸丰帝从父亲手里接过的王朝，实际上是一份危机四伏的家当。此时，洪秀全在永安建立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已经整整十个月了。为什么咸丰派出的大学士赛尚阿不是太平军的敌手？为什么太平军很快便将冲出广西进军东南，并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大成气候，曾氏的这道奏疏实际上就是答案。

曾氏对大乱将至的国家局势已洞若观火。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洞察力？在笔者看来，这首要的原因是，曾氏来自于穷困乡村，出身于社会的最底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熟知国情。曾氏虽然做了十一二年的京官，但近三十年的乡村岁月已为他一生的许多方面定了型，况且他在京师期间与家中联系密切，家乡的一切都在他的关注中，家乡的近况也通过家书和诸弟的来京面晤而得知。曾氏曾于一封给诸弟的信中，在列举好多位至亲的贫困处境后说：“诸弟生我十年之后，见诸族戚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他从自家戚族生存状况的前后对比中看到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用我们现在习惯的语言来说，曾氏是善于解剖麻雀的人。一个负有指导全局责任的人，对全局的基本状况是否心中有数，是否具备发现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的眼光，以及是否能把典型事例分析精当，从中找出影响全局的价值之所在，这是衡量其人领导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

曾氏对国家局势的清醒洞察，还源于他的职责心。曾氏写这道奏折时，已做了七个月的刑部左侍郎。清代尚左。左侍郎是排名右侍郎之前的，虽然一个部有两个满侍郎两个汉侍郎，但清末的满员在学问才干方面普遍不如汉员，所以，曾氏就成了事实上的刑部的常务副部长。刑部职掌国家的法律、刑狱事务。事情具体繁琐，且责任重大，不能容许草率马虎。《曾国藩年谱》上说他“兼摄刑曹，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盖无虚日”。可见刑部侍郎这个官职令他大为劳累。但是，也就是凭着这种敬业态度，让他深入看到了国家当前在治安和司法两方面的严峻现实。面对现状的求实态度和对皇家朝廷的忠诚之心，使他能暂时将一己的宠辱得失丢在一边，甘冒风险道出实情，为民请命。鲁迅先生在谈到中国人的脊梁时，曾特别举出“为民请命”的人，把他们列入“脊梁”之中。的确，以管理民众事务为职责的政府官员，“为民请命”是其分内之事，但是这话说起来正气凛然，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民之命运之所以要向最高当局恳请，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请命，也就意味着要与这些麻烦纠缠。有的麻烦来自于法规制度，有的麻烦来自于势力很强的敌对方。某些时候，这个敌对方还会千丝万缕地牵连到最高当局。于是，这些麻烦便不好对付，甚至有可能民之好命没有请到，请命者自己却丢了乌纱帽丢了性命。所以，为民请命者历来受到民众的敬重，被历史所铭记。

认真地说，曾氏的这次为民请命曾有一些风险，但不至于很大。一则因为他所呈奏的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不是针对某件具体事或某个集团某个人。二则新皇帝登基不久，造成这些民间疾苦的过错，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已死去的父亲，他也没有必要为亡父之过而背上拒谏的恶名。果然，此折呈上一个月后，曾氏又奉新命：兼署吏部左侍郎。这说明了咸丰帝及中枢领导机构对曾氏的信任。另外，清代官员的兼职是连带薪俸的，也就是说，曾氏又增加了一份侍郎的工资。曾氏为官清廉，且家庭负担重，这份增加的收入对他也是重要的。

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元年两年时间里，曾氏给咸丰帝呈上十一道奏折，其中除开一道谢恩疏、一道复命折为例行公事外，其他九道均为建言疏。这九疏中又有五疏非比寻常，除前面所评点的《应诏陈言疏》外，还有两篇为《议汰兵疏》和《平银价疏》。这五道奏疏都是针对时政而言，且切中时弊，并有相当的预见性。

我们知道，曾氏道光十八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脱去布衣，成为官场中的一员。做官做官，官有很多种做法。贪官坏官姑且不论，通常的官员都以政务无误迁升顺利为目标，少数官员也能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当地民众做点好事，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就是好官了。历朝历代都只有极少数的官员，把为官当做一番事业来看待，把做一个对人类社会的管理机制有所贡献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曾氏进京之初，便“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可见他为自己所悬的为官目标，从一开始便起点很高。七年的翰林院生涯，为他在担当大任之前铺垫了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学问和人格。

在学问上，他能从应试诗文中走出来，致力于经济实学，并能在对“盈虚消息”的领悟中感受天人合一的绝大智慧，实现求知领域中的质的飞跃。在人格上，他遵循“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将所认识的道理运用在自身的培育修炼中，从而在人格的锻造上同样获得质的飞跃。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岁的曾氏在出任礼部侍郎肩负重担时，已经完成了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之前的诸多准备，接下来的应该是在国事管理中施展身手的时候了。实任礼部侍郎一年，兼署兵部侍郎四个月后，道光帝以六十七岁的帝王中之高龄升天，于是他对国事的一些思考便只能向咸丰帝来陈述了。因而便有了这一批内容结实的奏疏。

这些奏疏，在道光末年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政坛上，的确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引起朝野内外的注目和议论。它的作用，更多的不在奏折本身所提出的问题与建议，而是让国是关心者感受到一股迥异以往的新气氛，看到朝廷中出现了一个可寄予希望的新人物。曾氏的奏疏抄件传到湖南后，被人广为传抄争阅。刘蓉为此赋诗：“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这是来自士林的尊敬。一年后，朝廷决定江南各省兴办团练，原太常寺卿唐鉴向咸丰帝力荐曾氏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并预言他一定可成事。唐为何这样相信他？除过去有学问上的接触外，这一批奏疏也无疑让这位阅世甚深的老牌官员看出了内中的机奥。这可以视为来自官场的器重。正是有着如此背景，才会有曾氏日后的故事。

熟谙史册长于思索的曾氏，说不定早就想到了这一层，这段时期之所以接连呈递奏疏，其背后深藏的目的，或许更主要的是在新主子和世人面前表现自己！

写作简析 以从百姓众多苦难中拣出三个最大的苦难来上报，这既需要眼力，更需要胆量；至于能否打动人主之心，则还要看事例充足不充足，若要让他心惊肉跳，那便要依仗文笔了。关于这两点，此折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要言妙道 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

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