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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原折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苛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褂。以此等为尊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昌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今军兴一载,外间既未呈进地图,规划全势,而内府有康熙舆图、乾隆舆图,亦未闻枢臣请出与皇上熟视审计。至于军需之说,则捐输之局万不可开于两粤,捐生皆从军之人,捐资皆借凑之项,辗转挪移,仍于粮台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广西而言,今日之大计也。即使广西无事,而凡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讲求地利,亦皆宜筹划国计,图其远大,即不妨略其细微。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臣所谓防琐碎之风,其道如此。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去岁奏开日讲,意以人臣陈说古今于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实学,盖为此也。今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仍举斯典,正与康熙年三藩时相同。然非从容召见,令其反复辨说,恐亦徒饰虚文而无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时务虽不可妄议,本朝之成宪独不可称述乎!

皇上于外官来京,屡次召见,详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异日之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试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但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深学真识乎?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臣所谓杜文饰之风,其道如此。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戆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贪黩,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芒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赛尚阿视师者,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哉,盖亦见在廷他无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使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也。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乎此。

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

译文

敬呈皇上美德三项并预防所伴之流弊疏

为颂扬皇上高尚品德陈述一己之言事而奏。

为臣的听说凡具备某种美德,便常常有一种与此美德近似的弊病出来与之相混淆。如果不能及早辨别的话,则流弊不可胜防。故而孔子告学生六言,同时又指出它的六种弊病。(译者注:“六言”、“六弊”出于《论语·阳货》:“子曰:由也,女闻众言,六弊矣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臣私下观察皇上天生的美德约有三个,而与此相近似的弊端也有三个,不能不预防其日后之发展,请容臣下向皇上陈述。

臣每在侍奉祭祀的时候,看到皇上表情严肃庄重,对每一个小步伐都很谨慎,至于平时办事,也是每一个步骤都考虑得精细周到。这是皇上的敬慎美德。如果不能对之早加严辨的话,那么它的流弊将为琐碎,对此不能不预防。

臣工服务君王,礼仪固然以周详为贵,但若不是朝廷祭祀大典,难保就没有一点疏忽。自去年以来,因为步伐有失检点,广林就以这个小过失而被参劾;在道路旁叩头一事上,福济、麟魁也以小过错而被参劾;在内廷接驾一事上,明训以小仪式不周到而获咎;在都统暂时署理时,惠丰也以小仪式不周到而获咎。在皇上这一方,仅仅只予以谴责处罚,本无苛责的意思,但担心的是,臣下可能会误解了皇上的本意而予以附和,或者将在小事上谨慎而在大事上疏忽,而且会谨慎于本不该过于谨慎的地方。

行礼时有“仪注”。这两个字本是古今通用之字,近来为避皇上的名,而改为行礼“礼节”(译者注:咸丰帝名奕伫,与“仪注”谐音)。每月初一、十五穿的衣服,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去冬又忽然改穿貂褂。皇上御门听政穿的衣服戴的挂珠,已经礼部奏定了,而这次又改为补褂。用这些来表示对皇帝的尊敬,都是在小地方谨慎那些不该过于谨慎之处。如此,则将对于国家大计必有疏漏而无暇去深入研究了。那么国家大计在哪里呢?就拿广西兵事来说吧,它的大处在如何使用人才,其次在审度地理地形,又其次在慎重地对待军需粮饷。现在,发往广西的人员不为不多,但安排上却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有功勋,宜给他以威望,令他在幕府做军事参谋,若随随便便地派他个差事,则不能发挥他的作用。严正基办理粮台,但地位低下难以服众,权力不集中又容易受牵制。对一个人,知道他有才干但不用他,与不知是一样的;用他而不放手让他做事,与不用是一样的。

派出的将领已经很多,也应该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门对付武昌大股敌军,西路专办泗城、镇安、南宁、太平四府,东路专办七府一州。至于利用地理地形方面,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设在梧州。银钱粮食由湖南方面过来的,暂时屯集在桂林,以后再运往梧州;由广东方面过来的,暂时屯集肇庆,以后再运往梧州。这样,四面八方都便于支应,而敌人则不能劫掠。现在战争已打响一年了,外间既未有人进呈地图,作全局用兵的规划。朝廷内有康熙时期的地图、乾隆时期的地图,也未听说有中枢机构里的官员拿出来,与皇上一道仔细商讨。至于军需方面,则捐输局万万不可在广东广西开办。捐款的人便是从军的人,捐的款子都是借贷凑集而来的,东转西转腾挪移动,最后依旧取之于粮台。

这三个方面皆就广西而言,因为广西发生的事是当今国家的头号大事。即使广西无事,凡是作为臣子的,也应当留心人才,也应该讲求地利,也应当筹划国家的大计方针,为它的长远利益考虑,至于细微末节,不妨略去不计。在汉代,高祖皇帝不以审案判刑的事问宰相陈平;在唐代,太宗皇帝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只要求他注意选拔贤才。假若皇上豁达大度,目光远大,不责细末,那么为大臣的,则不敢以小事上的廉谨为自恃,不敢以几步路几行字为追求的目标而不思进展,必然会把心思用于对大局的深远思考,以求得在宏观上有助于拯济艰难。为臣的所谓防止琐碎风气的兴起,其道理就在这里。

又听说皇上于日理万机的空暇,以读前代书籍为怡情养性;即使是平时的娱乐活动,也效法前贤,这是好古的美德。如果不仔细分辨的话,其流弊将会是徒尚文饰,也不可不预防。自去年征求大臣们建言以来,岂能没有一两条好的建议设想?但它们最后所得到的结局,大都以“无庸议”三字打发了。间或有被夸奖的,比如亲手下诏褒扬倭仁,没多久就将倭仁疏远于万里之外;又如降旨表扬苏廷魁,没多久又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都是少有察纳言论的真心,不过是作一点善于听取意见的姿态而已。

自从道光中叶以来,朝廷内的文人风气只崇尚浮华,小楷字则端正了还要求端正,试卷上的律诗则机巧了还求机巧。翰林院、詹事府这两个部门的最好进身之途,莫过于在上书房及南书房任职,但保送进这两书房的人,只取那些工于作小楷字的。内阁各部的最好进身之途,莫过于在军机处供职,但保送的时候,也只取那些工于作楷字的。衡量文章录取士人,这是国家的大典,而主持考试者,也只是论小楷字的好坏和诗作的巧拙,而不去计较文章内容的深浅。故臣常常说,要想人才振兴,必须要士大夫们考察古来政事的成败,讨论本朝的历史,而着力杜绝讲究小楷字和试律诗的工巧风气。如此,方可推崇朴实而罢黜浮华。去年上奏举办日讲时,心里想,为人臣的在御前讲述古今,必定不敢不研求实在学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皇上于军情紧张之际,仍举办这个典礼,正好与康熙年间三藩作乱时圣祖皇帝不废日讲相同。但是,不是从容不迫地让日讲官反复辩论,恐怕也只是一个形式而不能借以考核人才。目前的时事虽不可以妄加议论,本朝已往的法规制度,难道不可以说说吗?

皇上对于来京的地方官员屡次召见,详细加以考核。今日翰林院、詹事府里的官员,就是将来的总督、巡抚、两司、道员,刚刚从小楷字、试律诗中走出来,即担任兵事、刑事、财赋、粮谷这些实务,又怎么可以只看他举止灵活、能说会道而不深究其学问有无真识呢?早一向,有官员上奏请求刊印《御制诗文集》,已得到允准。臣考查乾隆爷文集刊印的时候,已经二十六岁;历代皇爷文集刊印的时候,皆在三十岁四十岁以后。皇上还很年轻,若稍迟几年再来刊刻,既能够表现皇上胸怀的谦抑,又可以向天下昭示推崇实效、不尚虚文的希望。风气影响开来,必定有朴学兴起,为国家担当栋梁重任。臣所谓杜绝文饰之风,其道理便在这里。

臣又听说皇上在精神上喜好淡静辽远,怡然自乐,胸襟旷阔,好像虽掌有天下但与自己并不相干似的,这是胸怀宽广的美德。但如果分辨不精细,也担心会产生厌弃世俗而滋骄矜之气,尤其不可不预防。去年征求建言的诏书上说的本是将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两次谕旨,都说的是升降大权由皇上独自掌握。至于皇上的本意,以为自己绝没一丝一毫的私心,那么每桩每件,都好比奉天行事,本不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岂能容许臣僚们参与议论?但是,皇上可能没有想到上天的眼睛来自于百姓的眼睛,上天的耳朵来自于百姓的耳朵,国家设立科道这种官职,正是让百姓的眼睛、百姓的耳朵有所寄托。皇上偶尔想举拔一人,军机大臣认为恰当,身边的人说此人贤能,还不能凭此而决定;像臣这样的各部门负责人认为恰当,朝廷中上级官员都说此人贤能,也还不能凭此而决定;必科道百官都以为恰当,然后老百姓都说此人贤能才行。

升降之权,皇上一人掌握;是与非,皇上与普天下百姓有共同的标准。皇上心中无丝毫的私念,可以称之为公,但还不能称之为明,必须全国百姓都说贤能,于是综合天下之明而为皇上的英明。古今人情相差不远,大抵戆直敢言者少,沉默不语者多。皇上再三鼓励叫他说话,尚且顾虑重重忍言不发,不敢轻易随便发言。倘若皇上一句话便拒绝了,谁还愿意触犯天威?比如禧恩的贪污渎职,曹履泰的污浊卑鄙,先前听说人言啧啧,久而久之竟然安安静静地并无参劾的奏章,说不定是畏惧皇上雷霆之威不敢率先举动而获罪哩!

自古以来重用直臣,并非仅只是使他成名而已,而是以他的言论为药方,用来消除君主骄奢淫侈的萌芽。培育他的风骨,滋养他的威棱,以备有事时将他作折冲之用。这正是所谓的“疾风知劲草”!若不拔取这种人,而专门拔取一种媚软圆滑的人,估计他断然不敢说一句逆耳拂心的话。那些稍有锋芒者,他的劲节刚硬之气,必定遭受挫折而被销磨掉。一旦有事,则满朝廷的人都只有疲沓披靡,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大学士赛尚阿亲自带兵,何尝不知这是将千金之弩在随便发射出去,只是因为朝廷之上再无别的可以依恃的人。平日不储备刚强正直之士,以培育他的风骨而滋养他的威棱,临事又怎能得到人才而供使用呢!眼下军情紧急,运筹决策这些由最高指挥官瞬间做的事,完全由皇上一人来做,满朝文武不敢分任其劳,使得广西兵事不能很快结束,诚然是中央和地方所共同忧虑的。然而,即使广西兵事很快结束,皇上心中产生天下没有难办的事,身边没有可以辅助我的人的念头,这一骄傲的念头若一旦萌生,尤其是微臣所最为恐惧的。过去大禹警戒舜王说:“不要像丹朱那样骄傲。”周公警戒成王说:“不要像殷王那样心性迷乱。”舜王与成王,哪里会像这样,只是大禹与周公担心他们一旦有自矜的念头产生,那么直言者就会觉得他们一天天变得可憎恶,而那些谄媚奸邪者就会觉得他们一天天变得可亲近,流弊便会不可遏止。臣的这种过于忧虑,实在与此相似。

这三种弊端若辨识得早,不过在细小轻微之间,若待到已成为弊病而后再来挽救,则便难为力了。臣作为九卿之一,有幸遭逢圣明的皇上,岂能不竭尽愚忠,用来报答皇家恩德于万一?虽然所说的可能不妥当,但决不敢以激烈的言词来博取“犯颜直谏”的虚名,也不敢以阿谀奉承来取悦圣意。此心只有请皇上明察。恭谨地呈奏。

评点

这道折子太出格了

看完这道奏折的译文后,不知读者诸君是如何想的,笔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想的是:这个礼部侍郎怎么可以这样大胆,这样较真,这样冒犯?莫说那是个皇上神圣不可侵犯,他的一时恼怒就能让别人掉脑袋的封建时代,即便是当今民主意识昌行的年月,你对那些握控你的命运之权的上司也不能如此不敬呀!曾氏的这道折子实在是太出格了。

出格之一为指责过头。这道奏折名为“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实际上“圣德三端”只寥寥数笔带过,而文章的绝大分量则落在“流弊”上。粗略地统计,在三个流弊的帽子下,曾氏列举了登基才一年零三个月的新皇帝,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误多达十三处。既有关于一个大臣处置不当的闪失,更有眼下广西兵事办理不妥的大错。为了说明自己立论的正确,居然罗列君王的许多失误来衬托,岂不太过头了吗?

出格之二为小题大作。比如奏折所指的第三端,即“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这本属咸丰个人的心性方面的特征,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但曾氏却要将它与“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联系起来,还要加上一句“尤不可以不防”!

出格之三为借题发挥。比如奏折所指的第二端,说的是咸丰帝好读古书,娱乐上也仿照古人。曾氏在肯定皇上的“好古美德”之后,笔锋一转,说这将导致“徒尚文饰”的流弊出来。“好古”怎么就会导致“尚文饰”呢?古人中提倡朴实的也大有人在嘛!曾氏无非是要皇上去掉注重形式而忽视实质的毛病罢了,无从切入,便只有从皇上“好古”来说起,颇有借题发挥之嫌。

出格之四为越职代言。咸丰才二十一岁,便要出诗文集,这说明他是一个好名的皇帝。古人把出书看得很重,不像今天只要有钱,什么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出书,只要有知名度,即便内容贫乏无聊、文句不通的书也会有人抢着买。既然著书立说是一件郑重的事,对于作者而言,晚一点的确比早一点好,但规谏此事者似应为皇上的师傅,即由皇上读书时的老师出面为宜,廷臣说这话,有越职代言之嫌。

出格之五为词锋峻利。通读这道奏折,给人总的感觉是言辞委婉温软者少,尖刻峻利者多。如“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等等,都有些咄咄之气。须知读此文者乃九五之尊的帝王,并非与此不相关的求学士子!在作者而言确实是文气旺盛,痛痛快快,但阅者心里会作何想,大概只有“痛”而不会有“快”了!

咸丰果然大为不快。据野史记载,咸丰在看到这道奏折后,对曾氏很恼怒,声言要将他撤职严办。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闻讯后立即上疏求情。他们说,曾氏奏折中的确有不少不当之处,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爱护皇上的。古人讲,君圣臣直。君王圣明大度,才会有正直敢言的臣子。他之所以敢这样放肆,是因为他相信皇上是圣明宽厚,能知其忠心而谅其过失的。朝廷有这样的臣子,是君王圣明的表现,皇上应该高兴。再者,曾氏是应诏陈言的,若处罚他,今后再下诏书就没有人敢于应诏了。

咸丰接受祁、季的规劝,没有处分曾氏,但年轻气盛的皇帝还是写了一大段文字来为自己辩解。且让我们来读读这段有趣的文字:“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除开接受预防骄矜之萌这一点外,其他的一概给挡回去了。曾氏这道耗费了许多心血的三千言大疏算是白上了。想必在接到这道谕旨之前,他的心里一定作好了承担更大风险的准备,尽管没有出现那种局面,但如此批示大概也不是曾氏所愿意看到的。

曾氏将这道奏折誊抄了一份寄回湘乡老家,立即在家中引起恐慌。家人深为他的莽撞而担忧。其叔给他来信:“所付回奏稿,再四细阅,未免戆直太过。”其父也在信中告诫:“卿贰之职,不以直言显,以善辅君德为要。”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副部长这样的大员,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重要的是辅助君王行德政。细细体味这位老书生的话,的确是很有道理的。或许是碰了钉子后对咸丰有所失望,也或许是父、叔的信启发了他,从此以后,曾氏再没有上过这样的奏折。现存的二千余道奏折中,如此词锋尖刻、咄咄逼人直言君过的折子仅此一道。然而,有此一道,亦足以将曾氏与庸员俗吏区分开来。试想想,在“皇上圣明,臣罪该死”的封建专制时代里,谁会愿意冒撤职杀头的风险来做这种傻事!所以,存世的千千万万道奏折中,歌功颂德的文字堆如山积,批评君上的直言却屈指可数。我们只能对那些敢于披逆鳞者深表敬意,却不宜对唱颂歌者指责过多。

写作简析 借美德为引子,着重在指出流弊。弊病既看得准确,文字则更是明朗犀利,并不给至高无上的皇帝以情面。文风如作风。早期的曾氏便是这样一种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性格。

要言妙道 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 +3L5XTvgLnNvxpdSgjLTAFmyDuQJIQjyAxCP15Ak8pZ5OFMOvGwxUkuVmx1ZB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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