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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翰林院侍讲及四川正考官呈请代奏谢恩状 |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四日
新补翰林院侍讲充四川正考官曾国藩为呈请代奏,恭谢天恩事。
八月初三日,接到知会转准吏部咨称七月十五日奉旨:“曾国藩准其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窃国藩楚省菲材,山乡下士。西清待漏,惭四术之多疏;东观校书,尤三长之有忝。本年三月初十日,廷试翰詹,猥以芜词,上邀藻鉴,列置优等,授翰林院侍讲。沐殊宠之逾恒,俾迁阶以不次。旋于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充四川乡试正考官,温纶再捧,寸衷之惶悚弥深;使节初持,万里而驰驱未已。乃复荷高深之宠,俾真除侍从之班。愧屡沐夫鸿施,曾无坠露轻尘之报;惟勉勤乎蛾术,益凛临深履薄之思。所有国藩感激下忱,理合呈请代奏,叩谢天恩。谨呈。
授翰林院侍讲及四川乡试正考官请为代奏谢恩状
新近补授翰林院侍讲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曾国藩,为恭谢天恩之事请人代为呈递奏章。
八月初三日,接到转来的吏部咨文上说七月十五日奉旨:“曾国藩准予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暗思国藩不过是湖南省一个平庸之辈,偏僻山村里的下等士子而已,供职翰林院,惭愧学术疏浅;协修史书,在众史官中也只是叨陪末席。今年三月初十日,朝廷考试翰林院与詹事府官员,臣以粗劣的文词,获得皇上的赏识,列于优等,升翰林院侍讲。沐浴着破格的特殊恩宠,得以迁升不按常规。接着在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温馨的谕旨再次捧到,心中的惶恐更加深重;初次持节出使,此身已作好万里奔波的准备。又蒙受高厚的宠信,得以正式进入文学侍从序列。惭愧屡次获得宏大的恩赐,却没有给皇上以露珠尘埃似的报答;惟有勤奋学习,时时以临深履薄的心态对待职守。所有国藩的这种感激心情,按理应请人代为具折奏报,借以叩谢天恩。谨呈。
清代奏折的传递
在评点曾氏这道奏折之前,笔者先来对清代的奏折作点简单介绍。
在清代,官员们给皇帝的报告有两种。一种是报告例行公事,如财政的收入支出,军营的管理操练等等。这种报告叫做题本。先送通政使司收取,由通政使司报往内阁,由内阁处理后再择要汇报给皇帝。例行公事之外的公私大事,则用奏折的形式直接向皇帝陈述。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上奏,它有级别和职责的限制。清制规定:中央各部院的堂官及科道言官,地方上的文职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将军、都统、提督有权上奏。用今天的职务来套,即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监察纪检方面的官员,文职省长副省长、武职大军区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都有上奏折的权利。由省里派出的管理数府州及负责督粮、盐法事务的高级行政长官道员,遇有要事,也可以专折上奏。此外,负有特殊使命的人,虽不在这个级别之内,也可以临时授予他单独上奏的权利。如曾氏后来带湘军出省打仗,他当时是一在籍守制的人,没有任何职务,但肩负的担子非一般,他向皇帝请求单独奏事的权利,皇帝同意了。
这两者之外,遇有非要向皇帝通信息不可的话,则只有请够资格的人代为呈递了。
题本、奏折分行到光绪二十七年时,朝廷实行“改题为奏”,即将题本改为奏折,也就是说废除了题本。从那以后,文武大员向皇帝报告情况,便只有单一的奏折了。
各衙门对呈递奏折一事极为看重,尤其是远离京师的地方大员更是视为神圣。各省题本,均由驿站按规矩一站一站地送往北京,通常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通政使司。但奏折不同。它是由发折官员的侍从武弁专差护送到京,并且限定时刻到达。若是紧要公文,则用快递。当时的快递分为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等几个等级。若是四百里、五百里则逢站换马;若是六百里、八百里,则日夜兼行,逢站不但要换马,说不定还要换人。将奏折送出衙门外,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拜折”。拜折时得举行隆重的仪式。这天一早,衙门警卫森严,卫兵严执刀枪站在甬道两边,僚属们则按品级列排于庭院中。大堂上设香案,将一个尺余见方的木箱供放在香案上,木箱由黄缎包着。一切准备就绪后,奏折的主衔官员穿戴得整整齐齐地走到庭院中,面对着大堂香案上的木箱。这时,辕门外放炮三声,随之鼓乐齐奏,主衔官员对着香火燎绕中的木箱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走进大堂捧起木箱,然后庄严地交给一旁的送折武弁。折弁接住,将木箱双手捧过头顶,疾步下堂,通过庭院甬道走出辕门。此刻辕门再放炮三声,以示恭送。
有趣的是,这个看似神圣的黄缎木箱里其实是空的,奏折并没有放在这里。要等这个仪式结束,衙门内外完全安静下来后,奏折才由人包好,从衙门后门交给折弁带走。为什么要这样做?笔者揣测,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热热闹闹中办的是“假的”,“真的”却是在悄没声息中进行。读者诸君不妨细细地去观察观察,便可以发现,世间许多事其实都是在这种形式下办成的。
奏折到了北京后,它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到达皇帝的手里呢?原来,清廷有专门办理此事的机构,名曰奏事处。
奏事处分内外两个部分。外奏事处由御前侍卫大臣兼管,其办事官员系从军机处、内务府及各部院的中级官员中调充。内奏事处的办事人员全由太监充当。
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中有一则关于内廷奏事的记载。这则记载上说,每天半夜十二点钟时,各部院派人将奏折带到东华门外。没多久,东华门开,这些人随外奏事官进入大内,来到景运门内的九卿朝房,将所带之奏折连同本衙门名片一同交给外奏事官。外奏事官将奏折登录于簿。过一会儿,乾清门打开了,外奏事官捧着所收的奏折进去,将它们交给内奏事官。内奏事官将奏折全部收集后,时间不会超过凌晨两点。乾清门外的石栏杆上搁置着一个白纱灯笼。当这个灯笼从栏杆上移到石阶上时,则表明皇帝对今天奏折的处置意见快要下达,于是各衙门送折者聚于门外候旨。不久,内奏事官捧着奏折出来,高呼“接事”。大家静听。内奏事官叫某衙门的名,该衙门送折者走上前去。内奏事官一边将奏折递回,一边传达皇帝的旨意,或是“依议”,或是“知道了”,或是“另有旨”。即便数十上百道奏折,内奏事官的传达都不会出错。
从这则记载来看,清代皇帝处置国事的效率之高,简直惊人:一道奏折凌晨递上去,天不亮便有了结果。这样的高效率,倒令人生疑了:一、皇帝每天半夜两点就得起床看奏折,这可能吗?二、如果这一天的奏折有一百多道,他在天亮之前能看得完吗?不过,徐珂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他虽没亲自去过奏事处,但还是有机会听到过别人说起这类事的,故而这则记载也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瞎说。姑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下面,就来说说这道奏折。
这是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一道奏折,作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此时曾氏三十三岁,中进士点翰林已经五年了。在京师翰林院度过三年勤奋而清苦的岁月后,迎来了他仕宦生涯的第一个幸运期。
这年三月,道光皇帝亲自坐镇正大光明殿考试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员。翰、詹两个衙门的官员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即为皇帝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如起草一些朝廷需要的应用文,为皇帝代笔做些诗文,整理史料档案等,工作清闲,亦无实绩可考,故而翰、詹的迁升,便主要依仗于诗文的考试。这是曾氏进翰苑后所遇到的第一次大考。考试的内容为一赋(题为“如石投水赋”)一文(题为“烹阿封即墨论”)一诗(题为“半窗残月有莺啼”)。曾氏的成绩为二等第一名。一等取五名,可知曾氏为此次考试的第六名。赋和诗都已无法找到,《烹阿封即墨论》这篇文章却被保留了下来,笔者将它附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此处便不再抄录了。
因为成绩优良,曾氏得以升级,由翰林院检讨升为翰林院侍讲,品级为从五品,还是属于低级官员的行列。
过了两个月,好运气又降临到曾氏头上。他在考差之试中获胜,被钦命为四川省的乡试正考官。京官薪俸薄,全靠年终的养廉费和外官的进贡而过舒服日子。翰林院事少权轻,养廉费最低,外官又几乎没有进贡的,故翰林院的官员一般都较清贫。翰林院的外快主要来自于放差,最好的差使便是做乡试的主考官。做一次乡试的主考官,朝廷所发的程仪,外加该省再送的程仪及中式举人的谢银在内,可得一千五六百两至二千五六百两银子的额外收入,相当于翰苑中小官员四五年的俸禄的总和。四川路远人多,较之其他省的收入亦更多一些,故此次的乡试正主考,对于经济拮据的曾氏来说,正是从天而降的一笔大财富。曾氏从心底里感激皇家的天恩高厚,遂有这道谢恩折。因为官阶不够,得请别人代递,故有“呈请代奏”字样。
这类折子表达的是一种对皇上的感激之情,并没有实事,其核心乃一个“谢”字,若要简洁,只需几个字就行了:谢谢您给我升官放差。但作为一道奏折,便不能这样直白粗放地写,因为那将会显得没文化、没学问。这类折子最看重的是富有书卷气的典雅味。要造成这种氛味,主要的功夫便在营造文字上,即锻字炼句。汉魏南北朝时期,文人们创造了以四六相间为主的文体,十分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文章华美丽,读起来,又极富抑扬顿挫之感。这种文体被称为骈文,又叫四六文,在当时很受人喜欢,发展到后来,则成为专门在文字上做游戏,于内容反而不顾了,于是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便是针对这种骈文而来的。从那以后,骈文被散体文所取代,不再成为主流文体了。但有些场合上的为文,本就没有多少内容可言,但又不能写得简短直接,于是这种专在文字上用功夫的骈文便派上用场了,如祝寿文,如庆贺文,如包括谢恩折在内的各种谢情的应酬文等等。这种文章要写好也很不容易,它需要肚子里藏着许多书卷,又需要文字功夫精深老到。
比如“西清待漏,惭四术之多疏;东观校书,尤三长之有忝”便是用典贴切、对仗工整的典型四六文。西清,是清代宫廷内南书房的代称。南书房在大内的西南角,为康熙皇帝的读书处。后来康熙招来一些学问优长的翰林来南书房当值,起草诏令,并为他代笔诗文。这间房子位置在内宫的西南,房子里的活计清闲高雅,故又称之为西清。古时以滴水计时,滴水器称之为漏壶。待漏,即等待时刻的到来,也即待命的意思。“西清待漏”,很贴切地表示了他的身份和工作性质。四术,指诗、书、礼、乐四种经术。东观,汉代宫中藏书之处,此处借指翰林院里的国史馆。曾氏在此之前做过国史馆协修官,即校书之事。“三长”,泛指国史馆里的官员。这两句骈文,说的是曾氏谦称自己学问不足,是个滥竽充数的翰林院官员。这个意思经过如此的文字加工,便显得很文雅,很有档次。下面的“温纶再捧,寸衷之惶悚弥深;使节初持,万里而驰驱未已”,两句也是典型的四六文。其中的“之”“而”是虚词,可算一个字,也可不算一个字。
这种四六句式的骈文不可多用,但若在文章中偶尔用上一两句,只要工整贴切,便会给文章增加不少美感,让本来一篇平平淡淡的散文顿时闪烁亮光,即使是写给上级看的公文汇报也不例外。这便是这道谢恩折给今天读者的启示。
这道折子中有“蛾术”两个字,今人文章用得极少,稍微给大家解释下。这两个字出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郑玄对此有一段注释。意思说,蛾就是蚍蜉,蛾子即蚍蜉之子,是很小的虫子。这种小虫也跟着蚍蜉时时学习它们的作为,日积月累,也可以垒起土堆。后人于是以“蛾术”比喻勤奋学习。
写作简析 以贴切之用典、工整之对仗抒格外感激之情,文字华丽而不绮靡。
要言妙道 愧屡沐夫鸿施,曾无坠露轻尘之报;惟勉勤乎蛾术,益凛临深履薄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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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诏陈言疏 |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凡。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盖至论也。然欲人才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响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书诗日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内廷四人;礼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内廷;翰林两掌院,皆直内廷。在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匆匆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顾,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深浅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司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皆蒙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抃至于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诸臣纷纷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惧长攻讦之风,又不免久而生厌。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应谕旨命陈述意见疏
为响应诏命陈述个人意见之事而奏报。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命令,各部门领导及负有监察献言之责的科道官员,都要对朝廷用人行政诸方面的一切事宜,据实禀告,并以密件形式上报。从这道命令中可以看到皇上品德谦虚且励精图治。臣私下认为,用人与行政,这两者自古以来都是相提并论的,独独到了我们清朝,则各种政事,朝廷都有一定的规矩制度,既完备又详尽,不是可以随便议论的。故而今天我们应当仔细研究的,不在行政,而是在用人一个方面。当今人才并不缺乏,给这些人才以好的作育,并让他们脱颖而出,确实需要依靠皇上的巧妙运作。大抵说来,此中的机制为三点:一为转移,二为培养,三为考察。三者不可废一,请容臣来为皇上陈述。
所谓转移,是什么意思呢?我朝每代君王为政,大抵都是因为时俗出现了偏差,于是提出一些新的措施来纠偏归中。顺治时代,因战争创伤刚刚恢复,民心未定,故圣祖皇帝(康熙)以“宽和”为政策的基调。康熙末期,国家长久平安无事,故吏治松弛,刑罚少使用,故百姓偷懒,因而世宗皇帝(雍正)以严刑峻法来加以补救。乾隆、嘉庆的时候,社会风气崇尚才华,故读书人好高骛远,因而刚刚离开我们永远而去的皇帝(道光)以镇静来加以收敛,以求改变浮夸的不良风气。一时间,优秀人物皆墨守成规,不敢显露才智锋芒。于是守旧者多,而有抱负有作为者逐渐减少。大多视胆小退缩为谨慎,视柔顺附和为恭敬。以臣看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京城官员在办理公务上出现了两个通病:一为退缩,一为琐屑;地方官员在办理公务上也有两个通病:一为敷衍,一为颟顸。所谓退缩,就是共同办事的官员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一点事,动不动就请旨,把烦恼推给朝廷,生怕自己承担责任。所谓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识大体,眼睛只看细微末节而不顾全局。所谓敷衍,就是只知道借改头换面应付眼前,而不管日后的长远利益。所谓颟顸,就是指表面上装模作样,而内里的政务实际上已一塌糊涂,给朝廷的奏章上尽是粉饰太平的文字,并无一句触及要害的话。这四个方面的毛病相沿已久成为习俗,大家都只求苟且偷安没有过错,不思振作有为,将来一旦遇到艰难的大事,国家必定有缺乏应对之才的忧患。逝去的皇帝深知官场的状况,因而极为急迫地寻求一些有用之才,用来整治颓唐的风气。去年在京察官员中,数月之内,提拔为臬司(即主管一省刑侦治安方面的副省长)的有三人,提拔为藩司(即主管一省财政方面的副省长)的有一人,也是想借破格提拔让人才脱颖而出,用来整顿疲沓的积习。无奈积重难返,不可能很快地予以扭转。现在若一下子重用励精图治的人,又怕有些浮躁的人借此投机取巧,反不能收到实效。以臣的愚见,要想让那些有用的人才能在朝廷的法规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不如使他们努力求取学问。
汉臣诸葛亮说:“才干须从学问中来,学问须以见识为基础。”这是很精当的议论。但是,要想人才都知道好学,又必须皇上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掌握转移社会风气的根本。臣考察康熙皇帝在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对儒学有研究的大臣每日召他讲课,无论冬夏寒暑都不停顿,甚至在过生日、在平三藩之乱的战争时期也不停止。在召见臣侍时,也与他们反复探讨学问上的事。因而当时人才济济,爱好学术的人多。到了康熙末年,那些博学伟才者,大半都是圣祖所教谕而成的。皇上正当青春,与圣祖讲求学问时的年龄差不多,以臣的愚见,拟请在二十七个月(即所谓的三年守丧之期)后,恢复圣祖每日进讲的旧例。如此,则会传播于四海,人人闻风响应。皇上召见臣侍时,与他们从容讨论那些学问的疑难问题,遇有无才能者,则勉励他们向学,并严厉整治办事模棱糊涂疲惫拖沓的风气;遇见有才干者,则愈加勉励他向学,用以纠正他的刚愎自用、刻薄苛严的偏差。如此十年之后,于人才方面必定大有起色。一人倡导好学于皇宫,众多英才在全国各地受到鼓舞。它的发微在此,而收效则在其他地方。康熙年间的往事,于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鉴于当今的委靡不振因循守旧,故而以振奋有所作为相期待。又考虑到今后或许会因此而张扬狂妄,于是又以《诗》《书》等经典来加以惠泽。只是为了在潜移默化中来纠偏,并不想矫枉过正。人才的转移之道,大致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是什么呢?凡人才未入官场者,姑且不论,其已入官场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这些部门最是人才聚集之地,将来内廷的卿相,地方上的督抚,大致不会出这八大衙门之外。此八大衙门中人才数千,皇上不可能一一都知道。培养这些人才的责任,不得不交给各衙门的堂官(即正副领导)。所谓培养的方法约有几点:一为教诲,一为甄别,一为保举,一为超升。堂官对于部属来说,一句话的嘉奖,都可以令他们感激图报;半句话的批评,他们都会畏惧而改正过错。这就是教诲的作用,不可轻视。荆棘不拔除,则兰蕙长不好;害马不去掉,则骐骥的志气就不会舒张。这就是甄别的作用,不可轻视。嘉庆四年、十八年,朝廷两次令各部院堂官推荐中下级官员。这就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一主事的身份而得到人参的赏赐,外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则以主事的身份而充任翰林,入南书房当值。这就是超升的先例。可以这样说,人才譬如庄稼,部门领导的教诲好比栽植培育,而甄别则好比分别良莠,保举则好比灌溉,皇上的越级提拔则好比甘雨时降,禾苗得此而蓬勃生长。各部门堂官经常到机关办公,则好比农夫天天到田里去干活,才能对庄稼的成长情况很清楚。现在各部门的堂官,多为在内廷有职务的人,甚至接连几个月都不踏衙门的门,与部属们关系疏淡,除几位机要秘书外,大部分人连面都见不到。好比禾苗与稗草,听任它们自生自灭于田中,而农夫不闻不问。
教诲之法不再听说,甄别的例子也不再出现,近来奉到保举明令,又只说到地方上的官员,而不言及京官。那么,培养之道,不尚有欠缺吗?近几年来,六部人员愈来愈多,有的人二十年间都得不到实职,还有的甚至一辈子得不到执笔拟稿的机会。内阁、翰林院的官员数也是先前的三倍,往往十年间得不到一个差事,不能获一级迁升,这已经是让英才大受摧折了。而堂官们都多在内廷办事,年头到年尾见不到一面。比如吏部六个堂官,有四个在内廷当差;礼部六个堂官,也是有四个在内廷当差;户部六个堂官,都在内廷当差;翰林院两个掌院学士,也都在内廷当差。对于这些堂官而言,他们随侍在圆明园,本难分身去机关办事,何况还有的或兼署两个部,或管理几处。身为中下级官员者,只能与堂官在所拟文稿请签字时匆匆见上一面,或者汇报工作时对面简单说几句,即使是才德都优秀,也不能得到堂官与他好好谈谈话的机会,又怎么能指望让皇帝知道自己呢?不少人才,近在眼前,而不能受到着意培养,真是太可惜了。
臣建议,请皇上酌量考虑,每个部门必须有三至四个堂官不去内廷当差,命令他们每天都到衙门里办事,以便与部属们互相商办公务。翰林院掌院学士,也必须有不入内廷当差者,命令他与翰林院的编修、检讨等人打成一片。务必使属官的性情、心术,让主管官员知道得清清楚楚。皇上不时询问部门堂官,谁有才干,谁品性正直,谁可以做小事,谁可以担当大任。这样一来,不但各部门中下级官员的优劣情况都已知道,而且各部门堂官的深浅程度也可从中测试出来。从旁考核,相互稽察,于是八大衙门中的人才概况,便在皇上的胸中掌握了。那些中下级官员们,但使他们的姓名为皇上所知晓,不必升官晋级,他们已经感激莫名了。于是保举之法、甄别之事,便可以有条不紊地符合过去的成例举行。皇上偶尔越级提拔一两个,则优秀人才一获晋升,普通官员的精神都随之而振作。培养之方,大致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是什么呢?古代询问事务、考察言论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则依循旧例,大事则请示皇上,其才干谋略如何已无法看出,不如从言论上来考察为好。而召对时的回答,面对着近在咫尺的天威,又不敢放开去议论,如此,则不如从奏折中去考察。国家有规定,京官中的各部门堂官及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六部给事中,地方上的总督巡抚藩司臬司,皆有向皇上报告公事的职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但十多年来,各部门堂官,没有一个人指出时政方面的得失,地方上的两司及道员等官员,没有一道奏折言及当地政事上的利弊,大家都于此保持沉默。这样一种风气,真不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御史给事中间或有人上奏,但也从无一人言及皇上品德上的长短,无一道折子弹劾大臣的过失。难道皇上就是尧、舜那样的圣君,臣工都是稷和契一类的贤臣吗?这样一种风气,也不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
为臣的考察本朝以来纠正皇上品德方面的,有孙嘉淦规劝乾隆皇帝注意防止自以为是,袁铣规谏道光皇帝注意清心寡欲,都得到皇上的表扬。这两件事至今传为美谈。至纠弹大臣方面的,有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这四个人以后皆为名臣,至今也传为美谈。自古以来,在直言不讳上,没有再超过我们这一朝的。现在皇上刚刚登基,便特意颁发明令征求建言,而且对倭仁的言折予以褒奖。为臣的读了这些圣旨后非常感动,这是国家太平的景象。
然而,为臣的仍有过虑之处。因为皇上求言心很切,担心诸臣纷纷上奏,或是议论政务,有很多相同的话,看多了这类折子,皇上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又担心助长攻讦的风气,也难免久而生厌。为臣的建议,惟愿皇上坚持定见,对借助奏折来考察人才的这一方法,永远不生厌烦心。对于那些相互雷同的折子,只是不交有关部门议论而已;涉于攻讦的折子,只是不公开而已。此外,则但看它好的一面,不必去计较它有害的一面。人之常情大抵多顾虑。如皇上品德上的长短,大臣的过失,若非皇上再三鼓励发表意见,谁愿意轻率冒犯?如藩司臬司的奏折事由,道员的专门奏折,虽有规定,但很久以来已不遵循,若非皇上再三强迫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又有谁肯标新立异来招致总督巡抚的恼怒呢?为臣的也知道,中央地方大小官员都上书献言,不能排除有浮躁虚伪的人混杂在其中,然而无根据的建言,只可以说一次,不可能再三说。皇上英明如明镜高悬,岂能让那些作伪者逃遁。当今考察九卿之贤与不贤,只凭召见时的应对;考察御史给事中的贤与不贤,只凭三年一次的京察;考察藩司臬司道员的贤与不贤,只凭总督巡抚的评语。倘若让人人建言,相互参照,岂不更为核实吗?为臣的所谓考察之法,大致如此。
转移、培养、考察三者互相配合,并行不悖。
为臣的本愚陋,早两天以《遵议大礼疏》而蒙皇上亲口表扬,心里非常感激,为报答圣恩而再上这道奏折,但遗憾的是见识浅薄,不能有补于万分之一,请求皇上怜恤为臣的愚诚之心而加以训示,则幸运之极。谨奏。
人才的激励机制:转移、培养、考察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道奏折,很有必要说说它的背景。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宁在北京郊外圆明园去世,终年六十七岁。道光帝为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后的第六代皇帝,在位三十年。清王朝在道光年间进入了由盛转衰的重要历史时期。史学界通常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年为道光二十年。道光二十年之前,尽管康乾盛世早已过去,嘉庆一朝已暴露出弊病丛生、国势日弱的趋势,但清王朝这个病躯毕竟还有一层完整的外衣包裹着,一般民众特别是外国人尚不知其底细。待到鸦片战争一爆发,这件外衣便被无情地剥去,它内里的虚弱和腐败便在全世界暴露无遗。西方列强固然由此而大启贪婪之心,即便是普通国民,也看出了国家百孔千疮的现状。道光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不过,在中国两千年帝制时期的历代帝王中,道光还不算一个昏庸无能者,或者还可以排个中等偏上的名次。早在做太子的时候,道光便在天理教攻打皇宫的突发事件中,显示出他应对危难的领袖气质和枪法娴熟的出众武功。在位的三十年中,他基本上是勤政的,尤其以节俭出名。当然,他的“节俭”是与那些奢靡的帝王相比较而言的,跟老百姓心中的“节俭”是两回事。但道光决不是一个英明有为者,比他的祖先康熙、乾隆要差得远。他既无力扭转嘉庆以来国家江河日下的颓势,在国门被强行撞开以后,又缺乏走向世界的见识和胆魄。对待林则徐禁烟一事的处置态度,让当时及后世充分看到了这个软弱反复、不敢承担责任的皇帝的真实面目。
道光去世后,由皇四子奕伫继位,年号咸丰。道光生有九个阿哥,此时排在前面的三个阿哥都已不在了,按理说由第四子来继位是合情合理的。但野史上说,道光实际上是很想传位给第六子奕伫的,因为奕伫比奕伫器具开阔,更宜做皇帝,而最终奕伫还是没有做成皇帝,其原因是奕伫的师傅高明。
奕伫的师傅杜受田深知自己的学生确实不如奕伫,两兄弟若比学问才干,做哥哥的一定会输给弟弟。哥哥要想得到皇位,只能智取,不能力争。杜受田看出晚年的道光心肠变得较为柔软仁慈,抓住这一点,他为学生设计了一场戏。这年春天,遵奉“不忘骑射”的祖训,道光带着诸子外出打猎,傍晚收场的时候,各位阿哥都有所获。其中奕伫猎物更多,道光将奕伫着实表扬了一番。轮到奕伫了,他说自己发的都是空箭,一只鸟兽都没射中。道光奇怪,问这是为什么。奕伫按着老师早为他编好的台词答道:眼下正是春日鸟兽繁殖的兴盛时节,儿臣不忍心伤害母鸟母兽,让巢洞里的雏子失去了哺育。道光听了这话后大为感动,说这正是为君王者所应有的仁爱之心啊!谁继位之事,便因这段对话而定下了。
奕伫与奕䜣虽不是一个母亲所生,但奕伫的母亲死得早,童年时期由奕伫的母亲照顾,故两兄弟常在一起玩耍读书,关系亲密。但就是因为继位一事,兄弟间埋下一道深深的裂痕。这道裂痕直到十一年后咸丰帝去世时仍未弥合,并且因此而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于这些,我们将在后文相关部分再来细说。
咸丰帝登基时只有二十岁,正当血气方刚之时,面对着道光晚期疲沓的朝政和贫弱不振的国势,他也很想有一番作为。即位之初,便明降圣旨,命文武百官对政事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便是这道《应诏陈言疏》的来由。
曾氏这时身为礼部右侍郎兼刑部右侍郎,是一个肩负重任的朝廷大臣。他不是以做官食禄为人生目标的平庸官吏,而是有着“效法前贤澄清天下”的大志,故而对国家大事关注甚切,思考甚多。此时的他,尚不到四十,论仕途,前景正十分看好;论性情,也还处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诚心希望咸丰做一个圣明君王,诚心希望国家能在咸丰手里大有起色;他也诚心希望借建言的机会,让新君看出他的忠心和才干,从而有更大的发达。于是,他在短短一两年内连上了好几道分量很重的奏疏。此为其中之一。
这道奏折谈的是用人一事。通过这道长达三千余言的奏疏,可以看出曾氏早期的人才思想。我们知道,曾氏在识人用人这方面,有非常的过人之处。他不仅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得十分透彻,而且在使用上有自己的独家之秘。历史已经证明,他在这方面的确是一个成功者。对于他的成功的人才学,今天一切想做团队头领的人,实在大有了解的必要。此折当属曾氏人才学的经典之作。
如何造就人才,如何让人才脱颖而出?曾氏向最高领导者提出三个办法:一为转移,二为培养,三为考察。
所谓转移,即由此而及彼的意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领导者本身的表率作用而影响带动一大批人。
关于培养,曾氏提出四个措施。一为教诲,即领导者要对属下的所作所为随时作出反应,或肯定嘉奖,或批评惩处。一为甄别,即对于那些危害团体的不良分子,领导者要采取行政手段,或调离,或劝退,或开除。一为保举,即高层领导者要责令中层负责人随时对其所管辖的优秀属员予以推荐。一为超擢,即对那些杰出之才宜打破常规破格提拔。
关于考察,曾氏提出要鼓励下属积极建言献策,将此作为其人能与不能的一个重要评估内容,与当面召见和考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这样能更加全面一些。
显然,曾氏该奏折中所提出这些具体意见,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借鉴作用,其中一部分做法仍可直接移植过来。除此之外,笔者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此折体现了曾氏的洞察力和预见力。
正如奏折中所说的,道光中末叶,朝政一片松垮委靡,官员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生存着。不良者贪污受贿钻营拍马,略有良知者也只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已,这两者虽有个体人品和社会影响上的差别,但在失去公职人员责任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正如庄子“臧谷亡羊”中所说的:“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国家这只“羊”,在道光后期,的确是丢失了牧者而处于“亡”的状态。长期这样,反倒见怪不怪麻木不仁,除开极少数者之外,绝大多数花着纳税人银子的官吏们,对国家所潜伏的严重灾难视而不见,习而不觉。
曾氏无疑是“极少数者”中的一个。他不但看到了国家管理机制上的隐患所在,而且用准确而精炼的语言来予以概括,这就是折中所说的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弊端丛生,纷乱如麻,什么是其间最主要问题呢?能够将问题看出来,并且能看对,这便是一个管理者的洞察力的表现。如果我们从“京官”“外官”这种特定的字眼中跳出来,将视野扩大点,就会发现,上级领导和机关不负责任,怕担担子及处事只注意细末而不得要领,下级机关敷衍塞责,浑浑噩噩,只知奉命而不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创新,诸如此类的现象,曾氏当时的官场是这样,一百余年来直至今日的官场又何尝不常见?并非历来的当政者不思改变,也不是后来的国是关心者就再没有一个有曾氏这样的眼力,而是生长于华夏文化土壤上的中国官场,有一种相沿两千年的十分顽固十分强大的制约力量,造就了这种积重难返的痼疾,要革除还真不容易!
这道奏折在当时最大的震撼性是它的预见力。曾氏说:“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对于大清王朝来说,这句不祥的预言很快便得到事实的验证。九个月后,也就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杨秀清率领的太平军起义于广西金田村。面临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清王朝的国家管理体制完全丧失了它所应当具备的应变能力,无论是广西地方的行政官员和军队,还是捧着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及国家精锐部队,都完全不是这批揭竿而起的造反者的对手。国家体制中没有应变之才!到了这个时候,上上下下方才看出这个严峻的现实。虽为期已晚,但人们也于此不得不佩服这个礼部侍郎的先见之明。
这道奏折得到了咸丰帝的重视,他在上面加了一段长长的朱批:“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批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连日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衍等备陈时事,朕四降旨褒嘉,其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等折分别准行交议。如该侍郎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谅各大小臣工必能激发天良,弼予郅治。惟称日讲为求治之本,我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初,即命儒臣逐日进讲,寒暑无间。朕绍承丕业,夙夜孜孜,景仰前徽,勉思继述。着于百日后举行日讲。所有一切应行事宜,着各该衙门察例详议以闻。”
这时候的咸丰皇帝,确实还是想有所作为的。
写作简析 先端出总目,然后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引典援例,辞气生动,将一篇学术论文写得情词并茂,好看又经看。
要言妙道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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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苛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褂。以此等为尊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昌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今军兴一载,外间既未呈进地图,规划全势,而内府有康熙舆图、乾隆舆图,亦未闻枢臣请出与皇上熟视审计。至于军需之说,则捐输之局万不可开于两粤,捐生皆从军之人,捐资皆借凑之项,辗转挪移,仍于粮台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广西而言,今日之大计也。即使广西无事,而凡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讲求地利,亦皆宜筹划国计,图其远大,即不妨略其细微。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臣所谓防琐碎之风,其道如此。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去岁奏开日讲,意以人臣陈说古今于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实学,盖为此也。今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仍举斯典,正与康熙年三藩时相同。然非从容召见,令其反复辨说,恐亦徒饰虚文而无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时务虽不可妄议,本朝之成宪独不可称述乎!
皇上于外官来京,屡次召见,详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异日之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试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但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深学真识乎?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臣所谓杜文饰之风,其道如此。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戆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贪黩,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芒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赛尚阿视师者,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哉,盖亦见在廷他无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使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也。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乎此。
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
敬呈皇上美德三项并预防所伴之流弊疏
为颂扬皇上高尚品德陈述一己之言事而奏。
为臣的听说凡具备某种美德,便常常有一种与此美德近似的弊病出来与之相混淆。如果不能及早辨别的话,则流弊不可胜防。故而孔子告学生六言,同时又指出它的六种弊病。(译者注:“六言”、“六弊”出于《论语·阳货》:“子曰:由也,女闻众言,六弊矣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臣私下观察皇上天生的美德约有三个,而与此相近似的弊端也有三个,不能不预防其日后之发展,请容臣下向皇上陈述。
臣每在侍奉祭祀的时候,看到皇上表情严肃庄重,对每一个小步伐都很谨慎,至于平时办事,也是每一个步骤都考虑得精细周到。这是皇上的敬慎美德。如果不能对之早加严辨的话,那么它的流弊将为琐碎,对此不能不预防。
臣工服务君王,礼仪固然以周详为贵,但若不是朝廷祭祀大典,难保就没有一点疏忽。自去年以来,因为步伐有失检点,广林就以这个小过失而被参劾;在道路旁叩头一事上,福济、麟魁也以小过错而被参劾;在内廷接驾一事上,明训以小仪式不周到而获咎;在都统暂时署理时,惠丰也以小仪式不周到而获咎。在皇上这一方,仅仅只予以谴责处罚,本无苛责的意思,但担心的是,臣下可能会误解了皇上的本意而予以附和,或者将在小事上谨慎而在大事上疏忽,而且会谨慎于本不该过于谨慎的地方。
行礼时有“仪注”。这两个字本是古今通用之字,近来为避皇上的名,而改为行礼“礼节”(译者注:咸丰帝名奕伫,与“仪注”谐音)。每月初一、十五穿的衣服,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去冬又忽然改穿貂褂。皇上御门听政穿的衣服戴的挂珠,已经礼部奏定了,而这次又改为补褂。用这些来表示对皇帝的尊敬,都是在小地方谨慎那些不该过于谨慎之处。如此,则将对于国家大计必有疏漏而无暇去深入研究了。那么国家大计在哪里呢?就拿广西兵事来说吧,它的大处在如何使用人才,其次在审度地理地形,又其次在慎重地对待军需粮饷。现在,发往广西的人员不为不多,但安排上却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有功勋,宜给他以威望,令他在幕府做军事参谋,若随随便便地派他个差事,则不能发挥他的作用。严正基办理粮台,但地位低下难以服众,权力不集中又容易受牵制。对一个人,知道他有才干但不用他,与不知是一样的;用他而不放手让他做事,与不用是一样的。
派出的将领已经很多,也应该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门对付武昌大股敌军,西路专办泗城、镇安、南宁、太平四府,东路专办七府一州。至于利用地理地形方面,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设在梧州。银钱粮食由湖南方面过来的,暂时屯集在桂林,以后再运往梧州;由广东方面过来的,暂时屯集肇庆,以后再运往梧州。这样,四面八方都便于支应,而敌人则不能劫掠。现在战争已打响一年了,外间既未有人进呈地图,作全局用兵的规划。朝廷内有康熙时期的地图、乾隆时期的地图,也未听说有中枢机构里的官员拿出来,与皇上一道仔细商讨。至于军需方面,则捐输局万万不可在广东广西开办。捐款的人便是从军的人,捐的款子都是借贷凑集而来的,东转西转腾挪移动,最后依旧取之于粮台。
这三个方面皆就广西而言,因为广西发生的事是当今国家的头号大事。即使广西无事,凡是作为臣子的,也应当留心人才,也应该讲求地利,也应当筹划国家的大计方针,为它的长远利益考虑,至于细微末节,不妨略去不计。在汉代,高祖皇帝不以审案判刑的事问宰相陈平;在唐代,太宗皇帝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只要求他注意选拔贤才。假若皇上豁达大度,目光远大,不责细末,那么为大臣的,则不敢以小事上的廉谨为自恃,不敢以几步路几行字为追求的目标而不思进展,必然会把心思用于对大局的深远思考,以求得在宏观上有助于拯济艰难。为臣的所谓防止琐碎风气的兴起,其道理就在这里。
又听说皇上于日理万机的空暇,以读前代书籍为怡情养性;即使是平时的娱乐活动,也效法前贤,这是好古的美德。如果不仔细分辨的话,其流弊将会是徒尚文饰,也不可不预防。自去年征求大臣们建言以来,岂能没有一两条好的建议设想?但它们最后所得到的结局,大都以“无庸议”三字打发了。间或有被夸奖的,比如亲手下诏褒扬倭仁,没多久就将倭仁疏远于万里之外;又如降旨表扬苏廷魁,没多久又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都是少有察纳言论的真心,不过是作一点善于听取意见的姿态而已。
自从道光中叶以来,朝廷内的文人风气只崇尚浮华,小楷字则端正了还要求端正,试卷上的律诗则机巧了还求机巧。翰林院、詹事府这两个部门的最好进身之途,莫过于在上书房及南书房任职,但保送进这两书房的人,只取那些工于作小楷字的。内阁各部的最好进身之途,莫过于在军机处供职,但保送的时候,也只取那些工于作楷字的。衡量文章录取士人,这是国家的大典,而主持考试者,也只是论小楷字的好坏和诗作的巧拙,而不去计较文章内容的深浅。故臣常常说,要想人才振兴,必须要士大夫们考察古来政事的成败,讨论本朝的历史,而着力杜绝讲究小楷字和试律诗的工巧风气。如此,方可推崇朴实而罢黜浮华。去年上奏举办日讲时,心里想,为人臣的在御前讲述古今,必定不敢不研求实在学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皇上于军情紧张之际,仍举办这个典礼,正好与康熙年间三藩作乱时圣祖皇帝不废日讲相同。但是,不是从容不迫地让日讲官反复辩论,恐怕也只是一个形式而不能借以考核人才。目前的时事虽不可以妄加议论,本朝已往的法规制度,难道不可以说说吗?
皇上对于来京的地方官员屡次召见,详细加以考核。今日翰林院、詹事府里的官员,就是将来的总督、巡抚、两司、道员,刚刚从小楷字、试律诗中走出来,即担任兵事、刑事、财赋、粮谷这些实务,又怎么可以只看他举止灵活、能说会道而不深究其学问有无真识呢?早一向,有官员上奏请求刊印《御制诗文集》,已得到允准。臣考查乾隆爷文集刊印的时候,已经二十六岁;历代皇爷文集刊印的时候,皆在三十岁四十岁以后。皇上还很年轻,若稍迟几年再来刊刻,既能够表现皇上胸怀的谦抑,又可以向天下昭示推崇实效、不尚虚文的希望。风气影响开来,必定有朴学兴起,为国家担当栋梁重任。臣所谓杜绝文饰之风,其道理便在这里。
臣又听说皇上在精神上喜好淡静辽远,怡然自乐,胸襟旷阔,好像虽掌有天下但与自己并不相干似的,这是胸怀宽广的美德。但如果分辨不精细,也担心会产生厌弃世俗而滋骄矜之气,尤其不可不预防。去年征求建言的诏书上说的本是将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两次谕旨,都说的是升降大权由皇上独自掌握。至于皇上的本意,以为自己绝没一丝一毫的私心,那么每桩每件,都好比奉天行事,本不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岂能容许臣僚们参与议论?但是,皇上可能没有想到上天的眼睛来自于百姓的眼睛,上天的耳朵来自于百姓的耳朵,国家设立科道这种官职,正是让百姓的眼睛、百姓的耳朵有所寄托。皇上偶尔想举拔一人,军机大臣认为恰当,身边的人说此人贤能,还不能凭此而决定;像臣这样的各部门负责人认为恰当,朝廷中上级官员都说此人贤能,也还不能凭此而决定;必科道百官都以为恰当,然后老百姓都说此人贤能才行。
升降之权,皇上一人掌握;是与非,皇上与普天下百姓有共同的标准。皇上心中无丝毫的私念,可以称之为公,但还不能称之为明,必须全国百姓都说贤能,于是综合天下之明而为皇上的英明。古今人情相差不远,大抵戆直敢言者少,沉默不语者多。皇上再三鼓励叫他说话,尚且顾虑重重忍言不发,不敢轻易随便发言。倘若皇上一句话便拒绝了,谁还愿意触犯天威?比如禧恩的贪污渎职,曹履泰的污浊卑鄙,先前听说人言啧啧,久而久之竟然安安静静地并无参劾的奏章,说不定是畏惧皇上雷霆之威不敢率先举动而获罪哩!
自古以来重用直臣,并非仅只是使他成名而已,而是以他的言论为药方,用来消除君主骄奢淫侈的萌芽。培育他的风骨,滋养他的威棱,以备有事时将他作折冲之用。这正是所谓的“疾风知劲草”!若不拔取这种人,而专门拔取一种媚软圆滑的人,估计他断然不敢说一句逆耳拂心的话。那些稍有锋芒者,他的劲节刚硬之气,必定遭受挫折而被销磨掉。一旦有事,则满朝廷的人都只有疲沓披靡,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大学士赛尚阿亲自带兵,何尝不知这是将千金之弩在随便发射出去,只是因为朝廷之上再无别的可以依恃的人。平日不储备刚强正直之士,以培育他的风骨而滋养他的威棱,临事又怎能得到人才而供使用呢!眼下军情紧急,运筹决策这些由最高指挥官瞬间做的事,完全由皇上一人来做,满朝文武不敢分任其劳,使得广西兵事不能很快结束,诚然是中央和地方所共同忧虑的。然而,即使广西兵事很快结束,皇上心中产生天下没有难办的事,身边没有可以辅助我的人的念头,这一骄傲的念头若一旦萌生,尤其是微臣所最为恐惧的。过去大禹警戒舜王说:“不要像丹朱那样骄傲。”周公警戒成王说:“不要像殷王那样心性迷乱。”舜王与成王,哪里会像这样,只是大禹与周公担心他们一旦有自矜的念头产生,那么直言者就会觉得他们一天天变得可憎恶,而那些谄媚奸邪者就会觉得他们一天天变得可亲近,流弊便会不可遏止。臣的这种过于忧虑,实在与此相似。
这三种弊端若辨识得早,不过在细小轻微之间,若待到已成为弊病而后再来挽救,则便难为力了。臣作为九卿之一,有幸遭逢圣明的皇上,岂能不竭尽愚忠,用来报答皇家恩德于万一?虽然所说的可能不妥当,但决不敢以激烈的言词来博取“犯颜直谏”的虚名,也不敢以阿谀奉承来取悦圣意。此心只有请皇上明察。恭谨地呈奏。
这道折子太出格了
看完这道奏折的译文后,不知读者诸君是如何想的,笔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想的是:这个礼部侍郎怎么可以这样大胆,这样较真,这样冒犯?莫说那是个皇上神圣不可侵犯,他的一时恼怒就能让别人掉脑袋的封建时代,即便是当今民主意识昌行的年月,你对那些握控你的命运之权的上司也不能如此不敬呀!曾氏的这道折子实在是太出格了。
出格之一为指责过头。这道奏折名为“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实际上“圣德三端”只寥寥数笔带过,而文章的绝大分量则落在“流弊”上。粗略地统计,在三个流弊的帽子下,曾氏列举了登基才一年零三个月的新皇帝,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误多达十三处。既有关于一个大臣处置不当的闪失,更有眼下广西兵事办理不妥的大错。为了说明自己立论的正确,居然罗列君王的许多失误来衬托,岂不太过头了吗?
出格之二为小题大作。比如奏折所指的第三端,即“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这本属咸丰个人的心性方面的特征,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但曾氏却要将它与“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联系起来,还要加上一句“尤不可以不防”!
出格之三为借题发挥。比如奏折所指的第二端,说的是咸丰帝好读古书,娱乐上也仿照古人。曾氏在肯定皇上的“好古美德”之后,笔锋一转,说这将导致“徒尚文饰”的流弊出来。“好古”怎么就会导致“尚文饰”呢?古人中提倡朴实的也大有人在嘛!曾氏无非是要皇上去掉注重形式而忽视实质的毛病罢了,无从切入,便只有从皇上“好古”来说起,颇有借题发挥之嫌。
出格之四为越职代言。咸丰才二十一岁,便要出诗文集,这说明他是一个好名的皇帝。古人把出书看得很重,不像今天只要有钱,什么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出书,只要有知名度,即便内容贫乏无聊、文句不通的书也会有人抢着买。既然著书立说是一件郑重的事,对于作者而言,晚一点的确比早一点好,但规谏此事者似应为皇上的师傅,即由皇上读书时的老师出面为宜,廷臣说这话,有越职代言之嫌。
出格之五为词锋峻利。通读这道奏折,给人总的感觉是言辞委婉温软者少,尖刻峻利者多。如“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等等,都有些咄咄之气。须知读此文者乃九五之尊的帝王,并非与此不相关的求学士子!在作者而言确实是文气旺盛,痛痛快快,但阅者心里会作何想,大概只有“痛”而不会有“快”了!
咸丰果然大为不快。据野史记载,咸丰在看到这道奏折后,对曾氏很恼怒,声言要将他撤职严办。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闻讯后立即上疏求情。他们说,曾氏奏折中的确有不少不当之处,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爱护皇上的。古人讲,君圣臣直。君王圣明大度,才会有正直敢言的臣子。他之所以敢这样放肆,是因为他相信皇上是圣明宽厚,能知其忠心而谅其过失的。朝廷有这样的臣子,是君王圣明的表现,皇上应该高兴。再者,曾氏是应诏陈言的,若处罚他,今后再下诏书就没有人敢于应诏了。
咸丰接受祁、季的规劝,没有处分曾氏,但年轻气盛的皇帝还是写了一大段文字来为自己辩解。且让我们来读读这段有趣的文字:“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除开接受预防骄矜之萌这一点外,其他的一概给挡回去了。曾氏这道耗费了许多心血的三千言大疏算是白上了。想必在接到这道谕旨之前,他的心里一定作好了承担更大风险的准备,尽管没有出现那种局面,但如此批示大概也不是曾氏所愿意看到的。
曾氏将这道奏折誊抄了一份寄回湘乡老家,立即在家中引起恐慌。家人深为他的莽撞而担忧。其叔给他来信:“所付回奏稿,再四细阅,未免戆直太过。”其父也在信中告诫:“卿贰之职,不以直言显,以善辅君德为要。”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副部长这样的大员,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重要的是辅助君王行德政。细细体味这位老书生的话,的确是很有道理的。或许是碰了钉子后对咸丰有所失望,也或许是父、叔的信启发了他,从此以后,曾氏再没有上过这样的奏折。现存的二千余道奏折中,如此词锋尖刻、咄咄逼人直言君过的折子仅此一道。然而,有此一道,亦足以将曾氏与庸员俗吏区分开来。试想想,在“皇上圣明,臣罪该死”的封建专制时代里,谁会愿意冒撤职杀头的风险来做这种傻事!所以,存世的千千万万道奏折中,歌功颂德的文字堆如山积,批评君上的直言却屈指可数。我们只能对那些敢于披逆鳞者深表敬意,却不宜对唱颂歌者指责过多。
写作简析 借美德为引子,着重在指出流弊。弊病既看得准确,文字则更是明朗犀利,并不给至高无上的皇帝以情面。文风如作风。早期的曾氏便是这样一种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性格。
要言妙道 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