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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
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收在这一文集中的文字并非是我所写文字的全部，但它们已基本可以说明我的文学理念和我的写作状态了。
我对文学的理解始终不是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
我的处境，我的忽喜忽悲、忽上忽下、忽明忽暗的心绪，常常会使我无端地想起儿时在田野上独自玩耍的情形——
空旷的天空下，一片同样空旷的田野上，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穿过几块稻田，穿过一片林子，走过一汪水平如镜的池塘，走过一座细窄摇晃的木桥……
就这么走着走着，忽然看到芦苇叶上有一只鸣叫的“纺纱娘”，我先是一阵出神的凝望，然后将右手的三根手指捏成鸟喙状，弯腰缩脖，双眼圆瞪，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但就在微微张开的“鸟喙”马上就要啄住它时，它却振翅飞走了。于是我只好用目光去捕捉，捕捉它在阳光下飞过时变成精灵样的身影——一小片透明的绿闪动着，在空中悠悠地滑过，终于飘飘然落在大河那边的芦苇叶上。我望见先前那片单薄的芦苇叶空空地颤悠了几下，不由得一阵失望，但随着“纺纱娘”的叫声怯生生地响起，我的心思又在不知不觉中游走开了……
一群鸭子从水面上游过，我先是看它们争先恐后地觅食，用嘴撩水洗擦羽毛，再看雄鸭追撵母鸭，弄得水上一片热闹。过不多久，我就暗暗生起恶念，顺手从地上抓起一团泥块，身子后仰，然后向前一扑，奋力将泥块掷向鸭群。随着一片浪花在太阳下“哗哗”盛开，鸭子“呱呱”惊叫着拍着翅膀四下逃窜，我的心头按捺不住一阵兴奋；再歪头看时，只见正悠闲地坐在小船上抽烟的放鸭老头忽地站起，小船晃悠着，他也晃悠着，用手指着我怒吼——声音也在晃悠着。我捏着鼻子朝他“哞哞”几声，然后再捡起一团泥块更加用力地掷出，也不看一下水上的情景，就撒腿跑掉了。晃悠的怒吼追了过来，在我的耳边震荡着，我的心里却荡开莫大的愉悦……
我在田野上走着，看一只瘦长的河蚌在清清的浅水中于黑泥上划出一道优雅的细痕；看一只只肥肥的野鸭笨重地落进远处的河水中，犹如一块块砖头从天而降“咚咚”砸落；听天地相接处断断续续地传来吆喝水牛的苍老声音；听大河中不知从哪里来的大船上异乡女子呵斥她娃的清脆嗓门……
看不够听不厌的田野，勾着魂，迷着心，让我痴痴地走，痴痴地耍。但，就在这不断上演的田野好戏让我流连忘返时，忽地就有孤独悄然攻上心来，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儿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后来，我爬到一座大坟的高顶上，在寂静的天空下转动着身子，觉得孤独犹如迷雾从四面“呼呼”涌来，我不由得大声尖叫；叫了一阵，就见恐惧从远处林子里正朝这边走来。我哆哆嗦嗦地坚持了一阵，终于仓皇冲下坟来，朝着家的方向落荒而逃……
然而，过不多久，我又会被田野吸引着而重新回到田野上，继续重复那个过程、那些游戏……
这些年来，总有这少年时田野上的感受：兴奋着，愉悦着，狂喜着，最终却陷入走不出的寂寥、孤独，甚至是恐慌。
我常常突然怀疑起自己的文学主张，并由怀疑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而怀疑自己的感觉、见识、思维方式，甚至是智力。
就像魅力田野一般，文学还是不可抵抗地迷惑了我——更准确地说，那些文学理念还是迷惑了我，使我无法自已。就像在完成一个谎言，我也一直为我所认同的理念进行着理论和逻辑上的完善。我一直企图要让我的文学理念成为无懈可击的、圆满的、合法的言说，因此我可能是一个更喜欢在大庭广众中诉说自己文学理念的人。我之所以这样，也是在为自己壮胆，在试探他人的认同，最终是想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诉说而使自己的理念更趋完整和完善。但我很快发现，那种在高深处建立理论王国的做法是相当困难的；再后来，我选择了一种朴素的思考和论证，我开始经常性地进行原始的、常识性的，同时也显得有点儿过时的发问和诉说——
“今日之世界，文学的标准究竟是由谁来确立的？”
我曾在中韩作家论坛、中日作家论坛以及其他许多场合问道：“是中国人吗？是韩国人吗？是日本人吗？大概都不是，是西方人。”
西方文学在经过各路“憎恨学派”对古典形态的文学不遗余力的贬损与围剿之后，现在的文学标准，也就只剩下一个：深刻——无节制的思想深刻。这既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标准，也是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们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文学，绝大部分都在这唯一的维度上争先恐后地进行着。“深刻”这条狗追撵得人们撒丫子奔跑，往阴暗里去，往恶毒里去，往垃圾上去，往乱伦上去，往自虐、嗜血、暴力、兽奸、窥视、舔脚丫子等诸多变态行为上去，因为这里才有深刻，才有写作的资源和无边无际的风景。这一标准，成为不证自明的甚至是神圣而庄严的标准，十八、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优美平衡，就在这风起云涌的新兴文学中被彻底打破了（那时的文学是由深刻的思想、审美、悲悯等诸多维度共同组成的），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文学朝圣者，气势非常壮观。
可是，韩国、日本、中国在数千年中由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先辈们于长久的文学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标准里，有“深刻”这一维度吗？没有——尽管在它们的文学中一样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深刻。
就中国而言，它在谈论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说时，用的是另样的标准、另样的范畴：雅、雅兴、趣、雅趣、情、情趣、情调、性情、智慧、境界、意境、格、格调、滋味、妙、微妙……说的是“诗无达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类的艺术门道，说的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类的审美境界。“深刻”一词不知是何时才出现的？有谁向我们证明过我之“意境”就一定比你之“深刻”在价值上来得低下呢？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证明。怕是我能抵达你的“深刻”而你却无法抵达我的“意境”吧？
“如果没有那样一些所谓‘深刻’作品，我们是不是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呢？”
这也许是一个最朴素却也最能使人暂且停下前行脚步的发问。那些以揭示人性的名义而将我们引导到对人性彻底绝望之境地的作品，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犹如深陷冰窖的作品，那些暗无天日让人感到压抑想跑到旷野上大声喊叫的作品，那些让人一连数日都在恶心不止的作品，那些夸示世道之恶而使人以为世界就是如此下作的作品，那些使人从此对人类再也不抱任何希望的作品，那些对人类的文明进行毁灭性消解的作品，那些写猥琐、写浓痰、写大便等物象而将美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作品，我们真的需要吗？
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看完了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糟糕。我们的日子过得本就很压抑了，看完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压抑。难道费时费神地阅读文学，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个阅读效果吗？难道阅读者也与那些文学一样喜欢阴沟与苍蝇、喜欢各种各样的变态情趣吗？文学在引导人类方面是否具有责任？文学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是否具有责任？文学是要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退而言之，倘若生活就像那些作品所揭示的那样真的令人不堪，是否也还应有另样的作品存在——它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让生活模仿它？人类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文明，文学在其中的力量和功德是不言而喻的。难道现在文学要中断这样的责任了吗？让生活向下还是向上，向善还是向恶，难道文学就完全没有必要对这样最起码的问题进行拷问吗？
“如果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两人生活的年代颠倒一下，大江在川端时代写大江式的作品，川端在大江的时代写川端式的作品，这两个日本人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回答几乎是肯定的：不会。因为川端时代的文学的标准还不只是“深刻”一维。而大江时代，却将川端文学的命根子——美——彻底抛弃了。
这个时代，是一个横着心要将“美”搞成矫情字眼、一提及就自觉浅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讲思想神话的时代，悠悠万事，唯有思想——思想宝贝。文学企图使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尊重的就是思想，思想是高于一切的；谁在思想的峰巅，谁就是英雄，谁就应当名利双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患上了“恋思癖”的毛病。对思想的变态追求，已使我们脱离了常识。当我们穷凶极恶地在追求思想深度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常识：获得石油必须钻井，因为石油蕴藏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地下，但如果以为钻得越深就越有石油那就错了，因为再无止境地钻探下去，就是泥浆和岩浆了。思想崇拜，会导致思想迷信，而思想迷信则一定会导致思想的变态，其结果就是我们放弃常识，进入云山雾罩的思想幻觉。其实，一旦背离真实，一个看上去再深刻的思想，也是无意义的。更何况，这世界上有力量的并不只有思想。我还是愿意重复我的老话：美的力量丝毫也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有时甚至比思想的力量更加强大。
“一种牺牲民族甚至人类的体面的文学境界，是值得我们赞美和崇尚的境界吗？”
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在谈到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情状时说，那些闻风而来的西方记者争先恐后寻找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儿童的尸体、被强奸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这些都是可以满足饥饿的西方眼睛的绝好食粮。他发问道：那些媒体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关于萨拉热窝居民如何为维持正常生活而做出拼命努力的中肯报道呢？他说，萨拉热窝的悲剧体现在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步伐，因为一个塞尔维亚的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体现在一个仍正常营业的迪斯科舞厅，尽管人们可以听见背景中的爆炸声；体现在一位青年妇女在废墟中艰难地朝法院走去，为的是办理离婚手续，好让自己和心上人开始正常生活；体现在一九九三年春季在萨拉热窝出版的《波斯尼亚影剧周刊》上关于斯克塞斯和阿莫多瓦的文章中……齐泽克说的是：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萨拉热窝的人们都在尽一切可能地、体面地生活着。
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哪怕是在极端强调所谓现实主义时，是不是还要为这个民族保留住一份最起码的体面呢？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体面都不顾及，尽情地、夸张地，甚至歪曲地去展示同胞们的愚蠢、丑陋、阴鸷、卑微、肮脏、下流、猥琐，难道也是值得我们去赞颂它的“深刻”之举吗？我对总是以一副“批判现实主义”的面孔昂然出现，以勇士、斗士和英雄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大师”们颇不以为然。不遗余力地毁掉这最起码的体面，算得了好汉吗？可怕的不是展示我们的落后和贫穷，可怕的是展示我们在落后和贫穷状况下简直一望无际的猥琐与卑鄙，可怕的是我们一点儿也不想保持体面——体面地站立在世界面前。你可以有你的不同政见，但不同政见并不能成为你不顾民族最起码体面的理由。
这种“深刻”怕是罪孽。
我无意否定新兴的文学——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对新兴的文学说了很多赞美之词并时常加以论证的人，而我本人显然也是新兴文学中的一分子，我所怀疑和不悦的只是其中的那一部分——“那样”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也许我忽然于一天早晨发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忽然明白那在云端（或是十八层地狱）的“深刻”才是唯一的，才是文学的大词，大道中的大道，我一定会悔过的——悔过之后，也一定会往“深刻”上去的。我毕竟是一个与文学耳鬓厮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深刻”的路径和秘诀的，或许做起来也是很深刻、很深刻的。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于北京大学
这是一部被我遗忘的旧作，
我偶然从一只破旧的纸袋中发现。
它写作于三十多年前。
现在，我稍加润色，
基本以原样呈献给你——你们。
谢谢你打开这本书，
谢谢！
蓝蓝和奶奶手牵手走进秋棠街八号，是在一九七七年深秋的一个下午。
从踏进院子的那一刻起，蓝蓝抓着奶奶的手就越发紧了，生怕奶奶会丢下她立即走掉似的。她用怯生生的目光打量着四周，神情犹如一只见识不广的小鸟飞到了一片从未到过的陌生林子。随着身后的大门慢慢关上，她的神情显得更加不安和紧张。她几次掉头看那大门，仿佛那大门从此就不再打开似的。
奶奶感觉到了蓝蓝手上的汗，低头对她说：“这是你的家呀！你的家！”
其实奶奶也显得有点儿不安和紧张。
这是一座带院子的小楼。
“城里也有院子呢。”这是蓝蓝稍微平静下来之后，在心里说的第一句话。
不过，这个院子的围墙与奶奶家的院墙很不一样。奶奶家的院墙，其实不算是墙，只不过是用篱笆围起来的围栏，也不高，有人路过，就能将院子里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奶奶常常站在院子里与院子外面的邻居说话。眼前的院墙，才真正是墙呢，是用一种很大、很厚、很结实、看上去很沉的砖头垒成的，很高很高，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墙头，一副要与整个世界完全隔绝的样子。这是大墙，高墙。也不知是什么年代的墙了，底部是潮湿的，长着绿得发黑的青苔。一种叫爬墙虎的植物，沿着笔直的高墙爬上去，几乎爬满了整个墙壁。现在是秋天，那叶子是红色的，仿佛满墙燃烧着火苗。
一条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一幢老式的小楼。
那小楼青砖小瓦，屋檐翘起，一副张开翅膀随时要飞走的样子。东西墙下长着枝叶稠密的竹子，和奶奶家屋前屋后长着的竹子一样青，一样高，一样茂密，只是稍微细了点儿——怕是因为高高的院墙终日挡住太阳的缘故。
到处摆着花盆，大大小小的。其中两只大花盆，都快赶上奶奶家的水缸那么大了。花盆里开着五颜六色的花，许多花是蓝蓝在枫林渡没有看到过的，虽然，枫林渡的田野上一年四季都会有数不清的花开放。这里的有些花比开在枫林渡草丛里的花还好看。
在妈妈的带领下，蓝蓝牵着奶奶的手终于走进了小楼。
那时，秋天明亮的阳光正从落地的大窗照进屋里，里面亮堂堂的，满屋子放着光。
长期居住在昏暗茅屋里的奶奶和蓝蓝，一时有点儿不能适应，奶奶还用手遮在了眉梢上。好一会儿，她们才看清眼前是些什么东西。有些物品，蓝蓝从未见过，看了半天也不明白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一件灰黑色的装有一块玻璃的摆设，到了晚上，蓝蓝才知道，它居然能放电影，而且还是彩色电影。在枫河边的打麦场上，蓝蓝不止一次跟稻虎哥挤在人群里看过电影，可那是用有两个大转盘的放映机映在银幕上的电影。眼前的这个家伙，既没有银幕，也没有放映机，只是一个看上去怪模怪样的东西。不久，蓝蓝知道了这是一种叫“电视”的神奇的物品。还有那只放在墙角的大箱子，简直有鬼：妈妈放进去的两条鱼，一会儿工夫就被冻得硬邦邦的；那箱子里还有一个分成很多格的盒子，倒进去水，不一会儿再取出来时，那水居然变成了一块块冰。奶奶说：“就是数九寒冬，也得先刮三天西北风，河水才能结冰呢。”后来，蓝蓝知道了它的名字：冰箱。
穷乡僻壤的枫林渡，有的，是另样的东西，另样的风景。
地上铺着地毯，干干净净的，上面织着非常好看的花纹。奶奶和蓝蓝一时不敢把脚踏上去，迟疑着不动，直到妈妈反复说“没有关系的，这是地毯，就是让人走的”。虽说奶奶和蓝蓝最终还是走到了地毯上面，但心里一直不踏实，蓝蓝是用脚尖走过的，像走过有水的地面。要知道，奶奶买一件粗布衣服，都要翻来覆去地想上好几天才能咬咬牙打定主意呢。这么好看的毯子，怎么就一脚踩上去了呢？
在枫河边，蓝蓝是一个聪明、伶俐，又很能干的小姑娘。可是，现在她显得有点儿笨手笨脚。手脏了，若是在乡下，她就会跑到河边去洗。可是，这里没有河。妈妈让她拧开自来水龙头洗一洗，她从未使用过自来水，一拧水龙头，压力很大的水猛地喷射出来，水珠四下飞溅，吓得她立即缩起身子。奶奶赶紧过来帮着拧，可是，越拧，水越猛，溅得她俩满脸、满身都是水。还是妈妈过来，才把它制伏。妈妈一边抹着脸上的水珠，一边“咯咯咯”地笑……
在枫林渡的田野上永远无拘无束的蓝蓝，从踏进这个新家的那一刻开始，就变得束手束脚，她简直不知道把手脚往哪里放才好。她要站就站在那里，要坐就坐在那里，简直像奶奶家那个当板凳使的木头墩儿。陌生的妈妈，陌生的外婆，陌生的院子与房屋……一切都是陌生的。见到那直落到地面的蓝色窗帘、荷花般的吊灯、小院里那辆乌亮的小汽车，喝枫河水长大、看风车“吱呀”旋转、听水牛“哞哞”叫着的小姑娘，心里忐忑不安，眼睛里闪烁着惶惑。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就抱着那只从枫林渡带来的叫短尾巴的猫，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就这样，蓝蓝几乎一步不离地跟着奶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住下了。
蓝蓝还有一个她以前从未见过面的弟弟，叫童童，现在七岁。
他是爸爸和妈妈被赶出这座城市之后，在北部边疆的大森林里出生的。他长得胖墩墩的，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很像一只鸭子。他长着一个滑稽的鼻子，鼻尖高高翘起，仿佛在刚生下时被妈妈使劲儿捏着突然往上提了一下。他的嘴巴很甜，见了奶奶就喊“奶奶”，声音好大，像喊口号。早在他还睡在摇篮里的时候，妈妈动不动就对他说，他有个小姐姐，长得可好看了，又聪明又懂事。如果他淘气不听话，妈妈就会说：“你蓝蓝姐姐可不像你！”其实，自从那年与蓝蓝分别后，妈妈就再没见过蓝蓝。现在，这个活在他想象中的姐姐回来了，他整天像尾巴似的跟着蓝蓝，“姐姐、姐姐”地叫着。
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家伙！
妈妈总是看着蓝蓝，仿佛要将十年无法看到女儿的遗憾在一个早晨全部弥补上。每天早上，她都要细心地给蓝蓝梳头，扎小辫。吃饭时，她总是不断地往蓝蓝的碗里夹好吃的。晚上，她一定要把蓝蓝哄到自己身边睡下。夜里，她会几次打开灯，仔细地端详已在睡梦中的蓝蓝：红扑扑的脸蛋，好看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当她想起死在边疆的蓝蓝爸爸时，泪珠便会一滴一滴地滚落到蓝蓝的发丛里。妈妈一会儿轻轻地贴一贴蓝蓝热乎乎的脸蛋，一会儿轻轻地吻着蓝蓝的黑头发，一会儿又出神地望着她。深夜，妈妈常对着这个终于回到自己身边的女儿哭哭笑笑，傻了似的。
“我要好好打扮打扮我的女儿！”
妈妈领着蓝蓝，跑了好多家服装店，给她挑选到了最好看的衣服。
蓝蓝可是一个爱美的小姑娘。在奶奶家时，蓝蓝的衣服虽然破点儿，旧点儿，可总是被奶奶洗得干干净净。在蓝蓝将衣服穿上身之前，奶奶都会头一天晚上把衣服折好，放在枕头下压得平平整整的。因此，蓝蓝的衣服永远带着好看的折印。一年四季，她的辫梢上总是插着花儿，有奶奶采的，有稻虎哥采的，还有蓝蓝自己采的。
穿上新买的衣服，蓝蓝总要被妈妈领着走到明亮的穿衣镜前。蓝蓝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蛋会因为羞涩而一下子变得通红。
那时，妈妈会觉得蓝蓝——她的女儿，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孩。
妈妈在心中对奶奶充满了感激。她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报答奶奶。现在，她能做的就是给奶奶买衣服，她给奶奶买了好多好多衣服。奶奶一年到头总穿打着补丁的衣服，哪儿见过这么贵重的衣服呀！每次买的时候，奶奶总是不让，而妈妈不顾奶奶的阻止将衣服买下后，奶奶又舍不得穿。那时，妈妈会叫蓝蓝帮忙，硬给奶奶穿到身上。奶奶用手捏着袖口，低头看着新衣，满脸是笑。
该说说外婆了。
外婆长得又矮又小，像奶奶家院子里那棵没长起来的黑枣树。那天晚上，蓝蓝和她走在大街上，在路灯下玩扑克的年轻叔叔们，在外婆背后指指点点：“嘿，哪儿来的小老太婆？”可外婆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别看她那么矮小、瘦弱，精神却好极了。她总是一早坐小汽车出去，大街上早已灯火通明了才回来；回到家，她也不得安宁，一会儿电话响，一会儿有人来找，门前老停着两三辆小汽车，客厅里的吊灯总是亮着。她坐在那个显得很大的沙发里，不停地打着有力的手势，说话声音很响亮，一刻也不停，一副永远也累不垮、打不倒的样子，很像枫河边的风车，不停地转哪，转哪，车出清亮亮的水，却压根儿不知道疲劳。有时开会，外婆能几天不回家，妈妈就抱怨她：“你看，蓝蓝奶奶来了，你却……”外婆便满脸歉意地抓着奶奶的手说：“大姐，对不起呀，我也不能陪你。十几年的事情压在那里，像座山似的！”奶奶说：“咱村里的一个村官还忙得脚后跟不着地呢，别说你是个市长了，你忙你的吧。”外婆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也要挤出空儿来跟奶奶聊家常，什么老母鸡一年下多少蛋啦，什么乡下大姑娘出嫁坐花轿啦，她们什么都聊。外婆穿不惯皮鞋，可又因个子矮，脚小，很难买到合适的布鞋，更买不到那种方口、一根带儿的大底布鞋，就只有几双旧的，倒换着穿。奶奶见了，熬了三个通宵，一针一线地做出一双布鞋来。外婆喜欢得很，穿着它，挺直了腰，在屋里走了几圈：“大姐，今天有宴会，还有大鼻子外国人，我就穿它！”
对蓝蓝，外婆心里总觉得有点儿歉疚。见到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只有一个动作，那就是将蓝蓝轻轻拢到她的怀里，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地用她小而薄的手轻轻地拍打蓝蓝的后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