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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二十年前，当我完成关于“唐代财政管理”研究的初稿后，我对明代同一专题的研究也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翻阅有关资料，感觉到这一专题的研究可能提出和回答许多早期时代由于证据缺乏而无法阐明的问题。
不久，我感到灰心，这项研究非常复杂。不仅大量的原始资料让人气馁，而且从那时起更多的可以利用的明代历史文献也让人无所适从。此外，明代的财政管理已经证明要比唐代的更为复杂。其主要问题是尽管早期王朝试图有系统地强化一个相对简明、统一的制度，使之贯彻到整个帝国，并将其纳入到一个精心设计的、以中央制定的管理法规为中心的体系中去。但从8世纪晚期开始，这种统一政策的观念逐渐被摒弃。到了明代，地方分权延及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各地情况更为复杂。可以说，在许多领域，已经不可能再简单地对明帝国作出总体上的概括。最终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计划，转向其他方面的研究。
60年代早期我第一次认识了黄教授，并开始讨论这本书的主题。很显然，这一题目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比我原来的估计还要困难。《明史》“食货志”的记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明了，从中我形成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比较全面的印象，此时又慢慢进入了一个十分复杂、模糊不清的马赛克状态之中，许多细节性问题看起来互不相干。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和日本的明代财政史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出现了一些考证性文章和专题研究。然而，黄教授却是力图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他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
读者有时会发现本书对财政政策的某些描述存在着明显的异常，甚至是内部的矛盾。可是，这反映了在许多领域，政府的政策和地方的做法有很大的冲突与不一致。明朝的政府在许多方面实际上缺乏整齐、划一，尤以地方政府为甚。这部著作中有时讨论了大量的细节性问题，当然还远远不够彻底。现在是这个专题研究的初始阶段，也是细节性历史探讨时期，很有必要列出各个方面的证据，而不能急于作出轻率的概括。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提出一般性的框架以便更进一步将各个细节联系起来，而不是去提供另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模型。
现在，很希望这本书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财政史的细节性研究，而且也将为不断增多的、研究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年轻研究者们从事政府政策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依赖的指针。特别是，这本著作将会有助于研究明清时代地方历史的学者们解释地方志及其他资料中出现的大量的、复杂的统计数字以及行政管理的细节问题。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
1973年
在过去几年的准备过程中，许多人在各个方面热心帮助过我，他们给予鼓励和指导，提供书目与资料，解释具体问题，阅读部分手稿并提出有价值的批评。在此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让他们有几分满足。当然书中如果有错误，应该由我个人来负责。
我对以下诸位深表谢意：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副校长和教务长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博士；查塔姆学院（Chatham College）的Wing-tsit Chan教授；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Albert Feuerwerker教授；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何炳棣（Ping-ti Ho）教授；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James T.C.Liu教授；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John Meskill教授；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F.W. Mote教授；贡维尔和圣卡尤斯（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Cambridge）学院院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的Morris Rossabi教授；可敬的Henry Serruys：密歇根大学东亚图书馆（the East Asian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万惟英（Wei-ying Wan）先生；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的Eugene Wu博士和他的同事，他们中间特别是C.Potter先生；国会图书馆东方部（Division of Orientalia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的吴光清（K.T.Wu）博士。还有杨联陞（Lien-sheng Yang）教授和余英时（Ying-shih Yü）教授，他们都在哈佛大学。
1970年，当我完成初稿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以及他所在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委员会给予我基金资助。费正清教授对我应该怎样把握这个问题提出了可贵意见，特此深表谢意。在他看来，一个专题的深入研究与同一领域其他专题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必要详细论及全部问题。最初我的著述计划是关于整个明代的财政管理，但是驾驭这些资料非常困难。在费正清教授的建议下，我最后选择了现在的这个形式。他的见识使我受益良多。谨记此处，以示谢意，并且希望其他人也能继续从中受益。
很多年来，房兆楹夫妇对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给予了很多有意义的指导。1967年，我很幸运地因为“明人传记计划”（Ming Biographical Project）与他们共事，他们通晓明朝情事，而且也愿意与他人共享，因此我受益匪浅。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明人传记计划”的编者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应我的请求仔细地审阅我几年来所写的每一个字词。他的批评总是出自一种善意。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贺凯（Charles O.Hucker）是一个特别的朋友，12年前当我还是博士候选人时，我们通过书信相识。从那时开始他就不断给予帮助，我不胜感激。剑桥大学的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帮助我整理稿件进行出版，并欣然为本书撰写序言。我对他们亏欠良多。
几年前，我得到了一笔研究基金，使我能够有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66年，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联合提供的一笔地域研究基金资助我一段时间。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和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基金会也提供给我夏季研究基金。我对这些资助表示感激。但是并不可以因此认为我的资助者同意本书的观点。
我也很感激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Newnham College）的研究同事贝蒂（Hilary Beattie）女士的帮助。她为了改进本书的文字风格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但原稿中固有的不完善之处概由我本人负责。尽管我在本书中保留了美国式的拼写方法，但我希望本书能够同样为大西洋两岸的读者们所接受。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格尔（Gayle）表示最深的谢意。七年中，我醉心于历史研究，是她与我共同分享希望、忍受困苦。她的热情总是我动力的源泉。在刚刚完成本书之际，我接触到全汉升先生，他最近在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上发表的好几篇文章将会对这本书的读者有莫大的影响。我非常感谢全汉升博士寄给我他的文章抽印本。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再将这些文章题目包含到我的参考书目中了。
黄仁宇
Mulberry Close, Cambridge
1973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