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吃什么，喝什么，中国人怎么驯化动植物，这是第一步。
新石器时代，主题是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是头号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文明。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旧大陆和新大陆，环境不一样，吃喝不一样。
新大陆，粮食有玉米、红薯、土豆，油料有花生、向日葵，蔬菜有西红柿、南瓜、西葫芦， [1] 很多都是明中叶以来才引入中国。川菜靠辣椒，辣椒是受惠于美洲。抽烟，烟草从哪儿来？从美洲。巧克力好吃，可可从哪儿来？从美洲。就连毒品，制造可卡因的古柯也产自美洲。
新大陆，好吃的东西很多。我们的吃喝，60%是拜美洲之赐。但美洲有个大缺陷，是缺乏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除了美洲驼（llama）、羊驼（alpaca），他们没有大牲口，发展畜牧业，条件不如欧亚大陆。
旧大陆，非洲和大洋洲，发展原始农牧业，条件更差。条件最好，还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多。
世界的贫富差异，直到今天，还受这个格局影响。
欧亚大陆中西部，粮食有大麦、小麦，油料有芝麻，蔬菜有洋白菜、菠菜、茄子、胡萝卜、豌豆、洋葱。我们吃这些东西，要感谢西方。我国的瓜，黄瓜、西瓜、哈密瓜，也是西来。水果，他们有苹果、梨、李子（欧洲李）、葡萄、石榴。毒品，制造鸦片的罂粟，也是他们的特产。 [2]
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跟中西部形成对比，大小米文化和大小麦文化形成对比。我们常说的中西交通，主要就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的交流。
中国，北方是欧亚草原，西部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农业离不开畜牧业，畜牧业离不开农业，二者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它是这个范围内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
我国的新石器考古，是围绕两组驯化，一组和农业有关，一组和畜牧业有关，最能说明欧亚大陆东部的特点。 [3]
糜子
（甲）粮食，以五谷为中心
1. 黍、稷。黍、稷是糜子。糜子，耐寒耐旱，对地力要求非常低，好种好活。黍是黏糜子，稷是硬糜子。糜子分散穗型、侧穗型、密穗型。我们从甲骨文看，黍是散穗型，稷是密穗型。甲骨文的“稷”字，裘锡圭先生说是高粱， [4] 但高粱的原产地是非洲，辽金时期才引进中国，稷不是高粱。糜子，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9000年的历史。
2. 粱、粟。粱、粟是谷子，和黍、稷一样，也是耐旱的作物，但种植区域比黍、稷略微偏南，晋东南有沁州黄，越是山沟里，越好吃。粱是黏谷子，粟是硬谷子，禾是统称。谷子，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8000年的历史。 [5]
3. 稻。稻是南方起源，也分黏和不黏，粳稻、籼稻不黏，糯稻黏。水稻，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9000年的历史。
谷子
水稻
4. 麦。麦有小麦、大麦、莜麦（裸燕麦）、荞麦，青藏高原的青稞是裸大麦。中国的小麦、大麦是西来。考古发现，它们来到中国，已有4000—5000年。
5. 菽。菽即大豆。豆是汉以来的叫法。世界上，很多豆类都起源于近东和中美洲，但大豆是中国起源。考古发现，中国的大豆，至少可以早到龙山时期（距今约4500—4000年前）。
（乙）其他
蔬菜有大白菜（菘）、山药（薯蓣）、白萝卜。辛物，有葱、姜、蒜、韭；瓜，有葫芦和香瓜；果，有桃、李（中国李）、杏、沙果（花红、林檎）、海棠（奈）、梨、枣、柿子、山楂（红果、山里红）、栗子、核桃；麻，有大麻、苎麻、亚麻（胡麻）、葛麻（葛）。这是北方。南方，除水稻，还盛产瓜果。瓜有冬瓜，果有柑、桔、橙、柚、樱桃、木瓜、枇杷、荔枝、香蕉、菠萝、椰子。棉花，分草棉（非洲棉）和木棉（亚洲棉花），草棉来自新疆，木棉来自南方。
另外，中国人还爱喝茶、喝酒，这也和农业有关。茶很文雅，酒很豪放。
喝酒，商周主要喝米酒。汉以来有葡萄酒，是从西域传入。宋以后有白酒，白酒是用谷物酿造的蒸馏酒，酒精含量高。绍兴还有黄酒。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黄滕酒”，黄滕酒就是黄酒。现在喝酒，时兴喝高度白酒，把借酒撒疯叫“酒文化”。比如五粮液，喝得神魂颠倒，还叫“中庸之道”。
中国的酒是以谷物酒为主，西方的酒是以葡萄酒和啤酒为主。西方也有谷物酿造的蒸馏酒，但俄国的伏特加，14世纪才有；英美的威士忌，15世纪才有，都在中国之后。中国酒的最大特色是用酒曲酿造。曲酒，才是中国特色。
茶，见王褒《僮约》，汉代就有，大盛于唐。
茶、酒，和陶瓷有关。西方的酒是放在玻璃瓶或木桶里，中国的酒是装在瓷瓶、瓷坛或陶瓮里。
酒，不但和陶器、瓷器有关，也和青铜器有关。
（甲）六畜
1. 猪。磁山·裴李岗文化就有，距今已有8000—7000年的历史。
2. 狗。磁山·裴李岗文化也有，同样很古老。 [6]
3. 牛。牛分黄牛和水牛。黄牛，南北方都有；水牛分布于秦岭以南。黄牛，龙山文化有；水牛，据说良渚文化也发现，距今有5000—4000年的历史。 [7]
4. 羊。羊分绵羊和山羊，也是龙山时期才有。有学者认为，黄牛、山羊和绵羊都是从西方引入，但水牛是南来（印度、东南亚或中国南方）。
5. 马。驯化马起源于中亚。马是草原上的动物。中原，商代晚期才有，距今约3300年。司马迁说，草原盛产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駚騠、騊駼、驒騱”（《史记·匈奴列传》）。“橐驼”是双峰骆驼，“驘（骡）”是马骡，駚騠”是驴骡，“騊駼”是野马， [8] 驒騱是野驴 [9] 。这批动物是个生物群落（biocenosis或biological community）。马只是其中之一。
6. 鸡。中国最早的一批古书，《诗》、《书》都提到可以打鸣的鸡。《左传》、《周礼》、《礼记》也多次提到鸡。特别是《书·牧誓》，周武王骂商纣王，有“牝鸡无晨”的名言，更是属于商代末年。学者认为，它的出现，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 [10]
中国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古人是把马、牛、羊排在前，鸡、犬、豕排在后。人骂人，常说“猪狗不如”，其实这两样对我们最重要，驯化最早。猪尤其重要。 [11]
黄牛
水牛
中国的动物驯化，大问题是猫。猫，不是役畜，猫肉也没有多大食用价值。猫不是人捉来养在家里，而是因为粮食多了，老鼠不请自来，老鼠多了又招来猫。猫爱老鼠，老鼠爱粮食，猫是跟着老鼠跑到人的家里，被人收留，才被驯化。《礼记·郊特牲》说腊祭有“迎猫迎虎”之礼，“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这种猫是野猫还是家猫，学者有争论。中国考古资料中的猫骨，从史前遗址到汉代遗址有不少标本，但哪些是野猫，哪些是家猫，目前仍有争论。 [12] 有人说，新石器时代就有家猫，有人说汉代才有，还有人说，家猫是唐代进口（从埃及，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
另外，驯化小动物，中国也有大贡献。比如养蚕缫丝纺丝绸，就是大贡献。钱山漾、青台村的发现证明，中国养蚕有5000年的历史（西阴村的蚕茧，有人表示怀疑）。 [13]
还有，中国人喜欢养金鱼，宋代就有，鲫鱼经人工培养，千奇百怪。 [14]
第二步是人驯化人，中国有何特色。
我说的“发明”不光是技术发明。技术发明是人的发明，首先跟人有关。比如孔子推崇的“礼”就是古人的一大发明。“礼”是用来约束人的，让人听话，让人守规矩。所谓“教化”，其实是人对人的驯化。古人的想法是，牲口都要驯，何况人乎！
古人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意思是吃饱肚子有衣服穿，才懂礼貌，讲道德，长幼尊卑有秩序。
文明，谁不乐意？富裕，谁不乐意？当然是好事。但它有另一面，物质丰富会激发无穷无尽的贪欲，有些先富起来的人会作威作福，拿人不当人，当牲口养。礼的本质是把人分三六九等，要人循规蹈矩，遵守这样的秩序。
“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驯化完动植物再驯化人。 [15] 奴隶制的设计，就是拿人当畜生，不管是拿穷人当畜生，还是拿俘虏当畜生，反正都是畜生。畜生是人养的动物。打仗跟打猎一样。打猎，猎物多了，一下吃不完，可以养起来，慢慢吃。动物，谁给吃喝，谁就是爹妈。人驯化动物，窍门是养小动物；人驯化人，也是“从娃娃抓起”。 [16]
人类社会有如蜂房蚁穴。
蜂房蚁穴，绝对专制，不是男权至上，而是女权至上。
蜂王是女皇，负责生养，她是所有蜂的妈。雄蜂是性奴，蜂王的后宫。工蜂是一帮女太监，专门干苦活。
蚂蚁，分工更细，不但有雄蚁和工蚁，还有农蚁和兵蚁。
动物奴隶制，它们最典型。
人类社会是走父系这条路，一切反着来。
父系和打仗有关。人类文明和战争有不解之缘。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和宗教有关，“戎”和打仗有关。
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和学者）、刹帝利（武士和官僚）、吠舍（商人和农民）和首陀罗（工人、苦力、奴仆、奴隶）。他们也把“祀”和“戎”排在最前面。上等人的标志是“干净”，下等人的标志是“脏”。一辈子干脏活，是下等人的命。
印度最重僧侣，但中国不一样。
西周官制：太史寮，祝宗卜史，管宗教；卿士寮（世俗系统），司土（农业）、司马（军事）、司工（工商业），管世俗。后者的地位越来越高。
春秋四民：士、农、工、商。士是武士，四民之中没有僧侣和学者。后来，士的概念有大变化，武士变文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汪洙《神童诗》）。读书之所以高，是因为读书可以当官，当官是人上人，僧侣比不了。
官僚主义，中国最发达。
读书当大官，一夜之间，摆脱寒酸，这是中国最大的发明。古代的明星梦，古代的发财梦，都是走这条道。
1. 龟卜筮占：商代就有，一直流传。龟卜属于骨卜。中国的骨卜，特点是热卜，即用动物的骨头施钻灼烧，视兆文，断吉凶。龟是古代的宝物。龟卜比其他骨卜更高级。龟卜的遗产是甲骨文，筮占的遗产是《周易》，两者都和“祀”有关。
商四方风甲骨
2. 青铜器：也是古代的宝物。商周时期，古人所谓“金”，不是黄金，不是白银，而是青铜。青铜，和“祀”、“戎”有关。它的用途，首先是礼乐征伐，作祭器和武器，而不是生产工具。中西交通，汉代输出品，铜镜很有名，仅次于丝绸。
3. 玉器：也和“祀”有关。玉是中国最典型的奢侈品和装饰品。商周时期，贵族见面要用“币”，“币”是见面礼，玉帛、龟贝、大白马，玉最重要。西人爱金银，喜欢镶金带银嵌宝石。他们有了金银，就不再爱玉，但中国人一直爱玉。 [17]
4. 丝绸：中西交通，中国的输出品，以丝绸最有名。我国古代，富贵衣锦绣，贫贱穿布衣。布衣，最初是麻布衣，不是棉布衣。西方，原来也是穿亚麻布的衣服。丝绸，他们没有；有，都是从中国进口。
5. 瓷器：也是中国特色。中国瓷器，从原始瓷到白胎透明釉的发达瓷器，有很长的历史。中西交通，丝绸和瓷器西传，销往世界各地，最令西方着迷。瓷器出口，唐代就有。宋元以来，明清以来，都有外销瓷。 [18]
6. 宫室：中国建筑，不是泥屋，不是石屋，不是木屋，而是梁柱结构的土木建筑。房基和台阶是石头的，梁柱和门窗是木头的，墙体是版筑或用土坯（墼）垒砌，屋顶是用斗拱承重，上面覆瓦。 [19] 北魏以来，还用琉璃。 [20] 土木建筑是很先进的建筑。
商代提梁卣 |
汉代玉器 |
战国丝绸 |
元代瓷器 |
7. 城市：古国以方百里为常规，古国变县，经战国秦汉布点，已经万事大吉。现代城市，讲地理沿革，名称有变化，县界有变化，但几乎一对一，可以排下来。现代中国，领土比秦代扩大了约一倍，但核心地区，城市总数没有多大变化。 [21]
8. 交通：中国，城市密度高，邮驿四通八达，陆路运输和漕运系统很发达，便于政令传达，便于货物往来，便于军队调动。如秦驰道就是秦国统一的高等级公路，秦直道就是云阳到九原的国防高速。 [22]
9. 文字：古文字，楔形文字、埃及文字、中国文字、玛雅文字，只有中国文字一脉单传，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有人把文字分为两大类型：宗教型（如埃及文字）和管理型（如楔形文字），我国文字偏向管理型。秦统一文字，是统一政令，不像拉丁文，是用于宗教。
10. 科技：四大发明是欧洲人的总结，船坚炮利是来源于火药和指南针，印刷《圣经》是来源于纸张和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有争论），欧洲是用这四大发明来传教，来打我们。中国科技有很多发明，不止这四大发明。
第三步，把天下人，甭管姓什么，团结成一家，即古人常说的“四海一家”。
二十四史只是半部中国史，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它的另一半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史和妇女史。我们要想理解中国，心里要有另一半。
读史，和另一半有关，蛮夷传、后妃传、诸蕃志，不可不看，但很多史料，只是“边角料”，残缺不全，充满偏见。
我们读匈奴史、鲜卑史、突厥史、吐蕃史、蒙古史、满族史，前面都有族源追述。汉族的历史不能例外。这种追述对理解汉族的历史很重要。
族源传说，历史的成分有多大，神话的成分有多大，很难考证，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这种传说出自何人之口，什么时候开始讲，追溯的线索是什么。
少数民族，从氏族部落到大地域国家，联姻很重要。他们贵母重舅，女后的地位比汉族高，外戚的地位比汉族高。继承制度，从汉族的眼光看，似乎很乱。他们可以娶妈（不是自己的妈，而是爸爸的其他配偶），可以女性继承，可以兄终弟及，可以立爱立幼，这对理解中国早期的历史很重要。欧洲有女王，继承制度也很乱，人类早期都有这一段。
我国所谓“族”，概念很复杂。西方人类学，小到氏族（clan）、部落（tribe）， [23] 大到民族（nation），我们都可翻成“族”或“民族”。大族小族都是族。我们不能说，没有现代国家，中国就没有民族，只有种族，没有民族，现在中国有多少族，就该立多少国。 [24]
中国的族源追述，有个最大特点，它是靠姓氏来追述。一个姓，下面可以有很多氏（或宗）。古书所谓族，更多指的是氏。姓，强调血缘：世系和婚姻。氏，强调地缘：封邑和官爵。姓很少，氏很多。氏是姓的分支。“百姓”这个词，本来就有族群融合的意思。秦汉以来，姓、氏混一，司马迁已分不清姓和氏。《论衡·诘术》把姓分为两种，姓叫“本姓”，氏叫“氏姓”。“百家姓”，其实是“百家氏”。
商代有没有姓，学者有争论。 [25] 王国维认为，族姓是西周的发明。 [26] 周人用几十个姓（约20个）把各种各样的族串连在一起，造就了它的大一统。
现已发现的两周铜器，数量庞大，其出土地点，覆盖面甚广，中国的23省、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除黑龙江、吉林、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台湾，几乎都有发现。铭文所见族姓与文献记载（如《左传》、《国语》、《世本》）基本吻合，说明西周大一统并非虚构。
两周的姓都有女字旁，姓与贵族间的联姻有关。西周有所谓“同姓不婚”，族群是凭族姓来认同和识别。同姓，凭血缘认同，可以是一家；异姓，通过联姻，通过会盟，也可以是一家。
前人总结，中国有三大族团： [27]
1. 姬姜集团
姬、姜二姓起于西土（陕甘宁地区）。周人姬姓，传出于弃。姬、姜世代通婚，互为姻娅。西周封建有所谓“五侯九伯”（《左传》僖公四年引召康公之命）。保尊、保卣提到“王令（命）保及殷东国五侯”。“保”即召康公，“五侯”即齐、鲁、晋、卫、燕。 [28] 这五大诸侯，除齐是姜姓，其他是姬姓。姬姓奉黄帝为始祖，姜姓奉炎帝为始祖。 [29] 这个集团，姬以周显，姜以齐名。
2. 祝融八姓 [30]
奉颛顼为祖。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很多是夏商古国。这八族，己（金文作妃）、妘（金文作㛣）、曹（金文作姉）、芈（金文作嬭）是姓，董、彭、秃、斟是氏。己姓之国有苏，妘姓之国有郐，曹姓之国有邾、郳，芈姓之国有楚、樊，皆有铜器铭文为证。这个集团，名气最大当属楚。
3. 东夷集团
主要是风（金文作
）、嬴二姓。二姓起于东土（山东半岛），本来都带女字旁，是真正的姓。风姓古国有任、宿、须句、颛臾，主要在鲁地。嬴姓古国，散处各地，西迁山西者为赵，西迁陕西者为梁，西迁甘肃者为骆嬴、秦嬴之祖，南迁淮水流域者为淮夷。风姓奉太昊为始祖，太昊之墟在河南淮阳。嬴姓奉少昊为始祖，少昊之墟在山东曲阜。淮水流域，除去嬴姓，还有偃姓。群舒相传为偃姓，古文字怎么写，还不大清楚。这个集团，名气最大当属秦。
中原诸夏常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称呼周边民族。这四种称呼虽然也有混淆重叠的例外，但还是可以反映古人心目中的某种基本划分。 [31]
夷，《说文解字·大部》以为“东方之人”。古文字，夷本作尸，字与人同，从大从弓是后起的写法（案：尸是侧面的人，大是正面的人）。夷有几种用法，头一种是商周时代的用法，如莱夷、东夷、淮夷。莱夷居齐，集中在山东半岛北部，来源是身材高大的长狄。长狄与肃慎有关，估计是东北移民。东夷居鲁，集中在山东半岛南部，分风、嬴二姓。淮夷住在淮水流域，分嬴、偃二姓。他们都住在中国的东边。第二种是汉代的东夷。此时，早先的莱夷、东夷、淮夷已融入汉族，东夷转指东北夷，特别是朝鲜。如《后汉书·东夷列传》的东夷就是这种概念。第三种是汉代的西南夷。这种夷属于氐羌系，来源是青海、甘肃，活动范围反而在西南，方向相反。秦始皇的祖先是嬴姓的东夷。嬴、偃可能谐音夷。
蛮，从虫。虫豸是骂人话。《说文解字·虫部》：“蛮，蛇种。”南方多蛇，崇拜蛇。这个字是中原诸夏对南方人的蔑称，但原来可能只是译音。如闽越，古人称“蛇种”。闽与蛮读音相近。还有人认为，蛮与苗有关。蛮，古人或解为侮慢之慢，以为南蛮不知礼仪，不懂礼貌，举止无状，这是曲解，但蛮与曼确实有关。如《左传》昭公十六年有“戎蛮子”，《公羊传》作“戎曼子”，而邓国正好是曼姓（金文作嫚）。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曾是百濮、百越活动的区域。百濮偏于西南山区，主要活动于湘鄂云贵川；百越偏于东南沿海，主要活动于浙赣闽粤桂。百濮、百越是苗瑶壮侗各族的祖先。但他们受北方势力压迫，不断向南方转移，真正代表中国南方的反而是邻近北方的楚、吴、越。楚国，北方人称为荆蛮。楚是芈姓（金文作嬭），也与蛮字读音相近。
戎，古人以戎兵指兵器，戎车指兵车。汉字中的戎字是由戈、甲二字组成，确实与军事活动有关。王国维说，戎人常以武力寇犯，是尚武之民族。 [32] 这个推论很合理，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它是译音。戎分西戎和北戎。北戎活动于内蒙古与辽西、冀北、晋北接壤的地区，可能与北狄、东胡有关。西戎分两大系统，一支是姜姓之戎，一支是允姓之戎。姜姓之戎是氐羌，来自青藏高原。他们从黄河源头，沿黄河进入甘肃、宁夏，翻陇山进入陕西，与周人关系最密切。允姓之戎是猃狁，可能属于塞种（Saka，属印欧人）或塞种与北亚人种的混合人种，则来自新疆和中亚（新疆和中亚的原住民主要是印欧人，突厥系各族是后来者）。猃狁住在西犬丘（甘肃礼县）一带，也叫犬戎。姜姓之戎中的申戎勾结犬戎攻灭西周，周室东迁后的陕西是留给秦。秦逐西戎，留居当地者，不是被攻灭，就是被同化。余部迁于山西、河南，也被同化。战国秦汉，西戎的概念已发生变化。《后汉书·西戎列传》的西戎，只剩青海诸羌。与羌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氐。氐人是汉化的羌。蜀人来自叟人，是较早的氐。他们进入四川盆地，从事定居农业早，被汉族同化。其他留在盆地边缘和继续南下者，因与汉族杂处，受汉族影响，也有别于青海诸羌，汉代称为氐或西南夷。他们是今藏缅语族羌语支和彝语支各族的祖先。
狄，汉字中的狄字与逖字有关，王国维说逖有远义，或指其民僻处边地，或指把对方赶到远方。 [33] 这个说法并不对。其实，狄即狄历，后来也叫丁零、敕勒、铁勒、突厥，这些名称是同一族名（Türk）的不同译音。狄也分两大系统，一支是赤狄，一支是白狄。赤狄是媿姓之狄，商周时期叫鬼方。鬼方来自贝加尔湖，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并南下河套地区，沿黄河南下，进入山西、陕西。晋国的怀姓九宗属于这一支。白狄是姬姓之狄，主要活动于滹沱河流域。春秋战国的鲜虞、中山属于这一支。蒙古高原是北方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但这个舞台上的民族分两大系统，一支是北狄系统，乃维吾尔族的祖先，一支是东胡系统，乃蒙古族的祖先。
中国，小族变大族，小国变大国，任何一族，任何一国，都不能凭一族之力，一定要联合其他部族，匈奴如此，鲜卑如此，蒙古如此，满清如此，所有覆盖大地域的国族，其实都是由强族代表的符号，每个符号下面，成分都很复杂，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种族。汉族也不例外。 [34]
我国所谓“帝系”，是讲族源。后世讲族源，一般是从父系追溯，但追到头，往往是个女祖先。这种族源，很多都是血缘加地缘，比如下面说的“姬姜集团”、“祝融八姓”、“东夷集团”，就都是血缘加地缘，属于地域联盟。
帝系，战国流行五帝说。
战国时期的五帝说分两大系统，一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属于西土系统的五帝说；一种是太昊、少昊、黄帝、炎帝、颛顼，属于东土系统的五帝说。
西土五帝说是以黄帝为始祖，颛顼、帝喾为黄帝下面的两支，唐尧、虞舜为颛顼、帝喾下面的两支，夏、楚属颛顼系，商、周属帝喾系，有点像昭穆制，一支分两叉。
东土五帝说是以五帝配五方五色。黄帝十二姓，以姬姓为首，居四方之中，配黄色；太昊风姓，风姓古国在东方，配青色；少昊嬴姓，本出东夷，但嬴姓之后，秦为大，反而在西方，配白色；颛顼之后有祝融八姓，祝融八姓，昆吾为长，昆吾之虚在濮阳，属北方，配黑色；炎帝姜姓，齐、许出申、吕，西周晚期，申、吕封于南方，配赤色。
两种五帝说都属于大地域的族群整合。
中国大一统是理想中的族群整合：一是华夏各族大联合，二是华夏各族与蛮夷戎狄大联合，里三层，外三层，大圈套小圈。古人的“畿服图”就是表达这种概念。
北京有个共和亭（在地坛公园内，现已不存），青海有个共和县，来源是民国口号，“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见1912年1月1日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人多以为是民国的发明，不对。“五族共和”是来源于满族的“五族大同”，而满清的老师又是蒙元。 [35]
1905年，同盟会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口号是来源于南方会党的反清复明思想，原本是朱元璋的口号。 [36] 孙中山是南方人，革命党人多半是南方人，他们要从南方起义，兴兵北伐，推翻满清。历史的惯性让他们这样想。
1911年，武昌首义，革命军打出的铁血十八星旗，旗以红色为底，象征铁血，黑色九角代表华夏九州，黄色十八星代表内地十八省，不包括中国的东三省和四大藩部。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后来，孙中山才恍然大悟，驱满则蒙离，蒙离则回、藏去，大半个中国，等于白白送给列强，无异自戕。“五族共和”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
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37] 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五色旗，就是象征五族共和。 [38]
过去，我写过一篇短文，说“五帝并祭”就是战国时期的“五族共和”。 [39]
“五帝并祭”是一种变少数为多数、小国为大国的发明。周人，本来僻处雍州，也是个少数民族。武王克商是小邦周克大邑商，一姓何以服天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家的祖宗都请出来，共享太平。
蒙元文字，云台过街塔，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汉六体并行。
满清文字，《五体清文鉴》，汉、满、蒙、维、藏五体并行。
现在的人民币，上面印有五种文字：汉、壮、蒙、维、藏。
四海一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 [40]
“民族国家”是个18、19世纪的现代概念。我们这个世界，所有冠以“现代”二字的东西都带有欧洲历史的深刻烙印。欧洲历史，小国寡民，一团混乱，有些族有国，有些族没有国，有些族分属不同的国。他们的“民族国家”是由战争催生，条约确认（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有些被强捏在一起，有些被硬拆开来，一切重组都取决于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虽然，基于欧洲自身的自治传统，它们的重组经常是以民族自决、民族自治为借口， [41] 有各种语言、宗教、文化上的理由。他们喜欢强调一族一国，但事实上，单一民族国家不过是神话，除了蕞尔小国，到处都行不通。
欧洲以外的所有国家，用这一标准衡量，当然都不够格。首先，别的不说，所有大帝国都该解体。“民族国家”概念的推广，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分裂解体、打乱重组。现在，越是古老文明，越是灾难深重，印巴冲突、两伊冲突、以巴冲突……到处都是殖民时代的遗产，太多的国家都是人为制造，太多的边界都是人为划分，从《开罗宣言》、《德黑兰宣言》到《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二次大战后的世界秩序仍然如此。
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大本身就是错误，拒绝变小就是更大的错误。俄国不用说，中国不用说，都犯了这种错误，只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在此列。
中国很大，不是一时半会儿大，而是一直很大，特别是元代和清代，中国被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疆域尤其大。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这么多的民族，一国一族，中国得分成56国。有个西方学者跟我说，奥斯曼帝国不是解体了吗？愿意一起过一起过，不愿意一起过趁早分开，这不是很合理吗？
但就我所知，地缘政治的国家重组，几乎到处都是大国博弈特别是战争的结果，根本没有这种自觉自愿，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近代，中国被列强瓜分，情况也是如此。当年，法国有幅漫画，大家都知道，列强围坐一圈，中间摆个大披萨，披萨是中国。这个披萨太大，一口吃不下，他们得拿刀切着吃。
西方列强说，民族国家是现代概念，边疆也是现代概念，他们打我们之前，这两样，我们都没有，一切得推倒重来，这是强盗逻辑。近代，正是因为同他们打交道，我们才认识到主权独立、国家统一有多重要。 [42]
重整河山，并不是没有河山，而是因为山河破碎。
民国，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所有志士仁人都是为了再造中国才投入革命。我们的现代国家，是在一次次抵御外侮、重整河山的过程中才得以确立。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蒋介石到毛泽东，所有中国革命都是回应西方挑战的结果。因此统统被扣上一顶民族主义的大帽子。
民族主义，在现代西方的语汇中可不是什么好词。
但没有这种回应，就没有现代中国。
注释
[1] 南瓜来自美洲，花分五瓣，果分十瓣。美洲南瓜分大果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 ）和小果南瓜（ Cucurbita pepo ）。美国人把前者叫pumpkin，后者叫squash或zucchini。我国把前者叫南瓜，后者叫西葫芦。亚洲也有南瓜，如印度南瓜（ Cucurbita maxima ），我国叫笋瓜（金瓜也属这一种）。中国没有南瓜。1985年陕西临潼庆山寺地宫出土过所谓唐代“三彩南瓜”，瓜分八瓣，不知是什么瓜。
[2] 有些农产品引进更晚，如现在吃的苹果（“苹果”是佛经译语），过去没有，1871年后才从欧洲引进（英国从烟台引进，德国从青岛引进）；白兰瓜，是1945年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引进，西北地区多称之为“华莱士”。
[3] 以下，多承李水城先生和赵志军先生指教。
[4] 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上海：中华书局，2012年，240—241页。
[5] 中国原先没有高粱和玉米，高粱是借中国的梁而命名，玉蜀黍是借中国的黍而命名。
[6] 狗是世界上驯化最早的家畜（近东和美洲可以早到距今1万年前）。
[7] 黄牛和水牛，我们都叫牛，但西方人分得很清楚。英文，黄牛是cattle（公的母的，老的小的，有许多不同叫法），水牛是buffalo，完全不是一类东西。他们把美洲野牛也叫buffalo。没见过水牛的美国人第一次见水牛，往往很害怕，还以为是野牛。
[8] 学者认为即普氏野马（ Equus ferus ssp. Przewalskii ），见郭郛等《中国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61、105、379、383页。案：中国矮马（ Azure Damselfish ）与普氏野马有亲缘关系，参看邓涛《中国矮马与普氏野马的亲缘关系》，《畜牧兽医学报》2000年1期，28—31页。
[9] 或说驒騱是现代马的野生种，见郭郛等《中国动物学史》，379页。案：司马相如《上林赋》把驒騱跟驴骡类的动物放一块讲，郭璞以为駏驉类。我怀疑，这种动物更大可能是蒙古野驴（ Equus hemionus ，也叫中亚野驴）。
[10] 韩起《中国家鸡的起源从公元前141年开始吗》，《中国文物报》2009年11月27日，第7版。案：韩起是陈星灿的笔名。
[11] 中国传统，吃肉主要是吃猪肉，牛是耕畜，不是老牛不让杀。
[12] 王炜林《猫、鼠与人类的定居生活——从泉护村出土的猫骨谈起》，《考古与文物》2010年1期，22—25页；王子今《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2期，91—96页；陈星灿《作为家养动物的猫》，收入《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450—458页。
[13] 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7页。
[14] 郭郛等《中国动物学史》，311—312页。案：中国人喜欢花鸟虫鱼。斗蟋蟀，唐代就有；玩蝈蝈，明清流行。清代，满族人喜欢提笼架鸟、养鸽子、熬鹰。
[15] 人对人的驯化，古人叫“教化”。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他很强调“居”，很强调“积靡”。“居”是混居杂处，“积靡”是慢慢磨合，文化融合，这两条最重要。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文化认同是个长过程。
[16] 哺乳动物（如猩猩、大象）记性很好，大一点的动物会记仇，记仇就会复仇，至少是不合作，所以驯养的诀窍是“从娃娃抓起”。
[17] 西人所谓“宝石”（gem），种类繁多，包括祖母绿、猫眼石、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硬玉、软玉、水晶、青金石、绿松石等，“玉”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所谓玉（jade），分软玉（nephrite）、硬玉（jadeite），我国所谓“玉”是软玉，不包括硬玉（翡翠、玛瑙之类）。蛇纹石（serpentine），他们不叫玉，我国也叫玉（如岫岩玉），甚至很多美石，宽泛的叫法，也可以算玉。西人爱宝，是以金银和各种硬度较高的宝石为主，不太看重软玉。我国爱宝，是以“金玉”为主，“金”是青铜，“玉”是软玉。金银和宝石，是后起的爱好。
[18] 西人所谓陶瓷（ceramics），分陶器（pottery）、炻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lain）。陶器，无釉叫pottery，釉陶叫earthenware。建筑上的琉璃砖瓦（glazed bricks and tiles）也是施釉的陶器。炻器，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他们把我国南方的青瓷，如东汉、西晋以来的青瓷，叫celadon。celadon就属于炻器。商周时期的青瓷，他们叫glazed pottery，强调它是陶器；我国则叫“原始瓷”（proto-porcelain），强调它是瓷器。西人所谓“瓷器”，更多是指元以来的细瓷。
[19] 两河流域也用土坯。
[20] 两河流域也用琉璃。
[21] 说几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西汉平帝时，人口近6000万（59594978人），县、道、国、邑近1600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4亿，府、厅、州、县约1700个。现代中国，人口约13亿，县、市约2300个。案：现代中国，如果减去今东三省、内蒙古、青海、西藏的约500个县、市，大约还有1800个县、市，和汉代的数字很接近。
[22] 这种高等级公路是大地域国家的标志之一。如著名的“波斯御道”（Persian Royal Road），全长2699公里，信史乘驿马，两周可以往返，据说就是这种公路。秦代的直道有752公里，驰道长度无准确数字，估计是直道的六七倍，全部加起来，至少有5000公里。
[23] 部落，现在多称“族群”（ethnic group）。
[24] 西方历史，前现代是四分五裂，现代才有民族国家。他们的ethnic groups主要和种族的概念、少数民族的概念有关，属于前现代概念；nation主要指统一的民族国家，才是现代概念。他们一向是以他们的“前后”当我们的“前后”，这对解释中国历史是一窍不通。
[25] 陈梦家说：“卜辞的‘女字’（多从女旁）实际上是女姓的来源。”见氏著《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631页。李学勤也讨论过这一问题，见氏著《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3期，253—257页。
[26]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二册，《观堂集林》卷十，1—15页。
[27] 参看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28] 唐兰推测是卫、宋、齐、鲁、丰，见氏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65—66页。
[29] 古人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国语·晋语四》）。或说姬水即陕西武功县的漆水河，姜水即宝鸡县的清姜河，都在渭水流域。但姜姓是氐羌之姓，姜水可能只是姜姓所居。
[30] 祝融八姓，见《国语·郑语》，《世本》作陆终六子。参看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收入氏著《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9年，74—81页。
[31] 俞伟超以考古发现印证文献记载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说，把早期中国的地域联盟归纳为四大联盟集团：夏夷联盟、商狄联盟、周羌联盟、楚越联盟。参看氏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124—137页。
[32] 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册，《观堂集林》卷十三，1—12页（说见11页正背）。
[33] 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册，《观堂集林》卷十三，1—12页（说见11页正背）。
[34] 李济研究中国人种史的结论是：“假如种族主义者仍然坚持还存在着纯粹的中国血统，那我不妨引用魏敦瑞二十多年前的质疑来证明我的看法。他问道：‘每一天创造出新的混血儿的个体是什么人？’他自己的回答相当有名：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绝没有任何‘纯种’。我认为，这一理论完全可以由中国人的种族历史来加以证明。”参看氏著《中国民族的形成》，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354—355页。
[35]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是受蒙元、满清启发，所以才有《田中奏折》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36]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喻中原檄》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纪陈纲，救济斯民”。
[37] 1895年，台湾割让日本。民国初年的22省缺少台湾省。
[38] 五色旗本为清朝的海军军旗，后来成为北洋政府和伪满洲国的国旗，南京政府则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39] 李零《从“五族共和”想起的》，收入《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144—150页。
[40]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也用这种统治术。他们的铭文，都是波斯文、埃兰文、阿卡德文三体并用，埃及是上述三体加埃及文，小亚细亚半岛则流行双语铭文，如希腊语和吕底亚语、希腊语和吕西亚语、希腊语和阿拉米语。
[41] 分而治之一直是西方列强统治世界的基本手段。这也就难怪，落后国家为什么总是把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作为反制措施。民族自决是一把双刃剑，列宁、斯大林曾以此瓦解英国为首的世界殖民体系，美国、北约也以此解体苏联、瓦解华约。普京反制美国、北约，也用这把剑。
[42] 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是现代国家的前提。这个前提，对资本主义的出现，比个人自由还重要。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一直是现代政治的主体，国家利益有时比意识形态更强有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三国际解散，美、英、苏结盟，反德、意、日法西斯，然后陷入冷战，都是很明显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