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何尊铭文
中国，是咱们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地方。近百年来，中国饱受屈辱，血流成河，泪流成河。1925年，闻一多写过一首诗，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咱们的中国”。1935年，方志敏临刑前，在狱中写过一本书，字字血，声声泪，他的手稿，托鲁迅带到延安，题目是什么？就是“可爱的中国”。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咱们的可爱的中国”。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咱们这个中国，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怎么自己把自己造出来的。
这话要从头说起。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两次大一统。
首先我要讲一下“大一统”是个什么概念。
历史上，人群都是由小到大。塞维斯（Elman R. Service）有个理论。他说，人群，由小到大，从一盘散沙到聚成国家，要分四步：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最后一环是国家。 [1]
国家，有小国，有大国。小国变大国，怎么变？苏秉琦说，中国国家起源，是经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 [2] 古国在三代以前，三代属于方国，帝国是秦汉帝国。大趋势是走向帝国。
历史上的大帝国，欧洲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和恺撒是他们的骄傲；东方有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莫卧尔帝国和西方人说的中华帝国，早比欧洲早，晚比欧洲晚。我们要知道，东方大帝国，在西方人的心里，一直是阴影，既影响他们的历史观，也影响他们的政治理念。
汤因比讲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统”，一是国家大一统，二是宗教大一统。 [3] 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不是宗教大一统，而是国家大一统。 [4]
“大一统”这个词，来源是《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秋是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四分五裂才讲大一统，讲孔子怀念的西周大一统。西周大一统是第一个大一统。第二个大一统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它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中国的大一统是靠这两股力，热一下，冷一下，共同锻造，好像打刀剑要淬火一样。
秦始皇是“中国的亚历山大”，但从未得到过亚历山大在欧洲享有的殊荣。因为秦朝短命，汉朝诋毁，他一直背黑锅。
历史都是由征服者撰写，由胜利者撰写。周人不可能说商人的好话，汉人也不可能说秦人的好话。几千年来，儒家掌握话语权，两个大一统，周好秦坏，这个调子，是汉代定下来的。汉受惠于秦最多，但骂秦，属它骂得欢。
《汉书·天文志》有段话：“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这段话很有意思。一个人，生命有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般只能碰到一小变。中变，百年之变，很难碰上，大变就更难碰上。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的意思是，从西周开国到孔子那阵儿有五百多年， [5] 已经该出王者，该出圣人了。这就是讲大变。他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 [6] 早该大变，他要挺身而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中国历史，大变在周、秦之际，有个谶言很重要，这就是司马迁四次提到，周太史儋的谶言（注意，他也是史官）：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孝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史记·封禅书》）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四条，大体相同，唯第二、第四条有错字，当据另外两条改正。讲话时间，据上文的纪年推算，是前374年，有回顾，也有前瞻，估计是倒追其事。
“秦与周合”，指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周人住在周原上，秦人住在汧渭之会，两国是邻居。
“合而别”，指前770年，申、缯伙同犬戎灭周，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周平王东迁，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岐以西之地，与之别而誓，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别五百载复合”，指秦灭周。秦灭西周（西周君的西周）在前256年，灭东周（东周君的东周）在前249年。前249年距前770年为521年。
“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霸王”指秦王政。秦王政生于前259年，前246年登基，前221年兼并天下，称始皇帝。前249年后17年是秦王政15年，即前232年。是年，秦大举攻赵，揭开秦灭六国的序幕。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秦破赵，赵公子嘉奔代，自立为代王；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迁都辽东；前225年，秦灭魏；前223年，秦灭楚；前222年，秦取辽东与代，燕、代亡；前221年，秦灭齐。六国相继灭亡。
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周克商，西北征服东南；一次是秦灭六国，也是西北征服东南，怎么这么巧？原来西北有个“高压槽”，有个以游牧民族为背景的“高压槽”， [7] 就像冬天的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 [8]
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这话很有意思，周、秦对中国东南的征服都是从陕西出发，就连共产党打天下也还是如此。陕西大有王气。
古人说，中国的王气，本来在西北，后来才转到东南，东南没有王气，是因为秦始皇东巡，把它镇住了。
《晋书·元帝纪》：
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
此话见于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32年）。始皇东巡有三次，分别在前219、前218和前210年，离永昌元年有五百多年。所谓“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金陵有天子气”即后人说的“东南王气”。 [9] 金陵即楚金陵邑（楚邑多以陵为名），在南京清凉山一带。南京，西有清凉山（石头山），东有钟山（也叫金陵山、紫金山），从风水家的角度讲，是左青龙、右白虎，虎踞龙盘，为形胜之地。始皇“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是把城从西北搬到东南，挖断了钟山到清凉山的龙脉。秣陵即今南京市江宁区秣陵镇，在钟山正南。北山即钟山，在秣陵正北。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古都。金元首都在北京，朱元璋造反，定都南京，但明成祖又迁回北京。清代，首都在北京，但太平天国是以南京为首都。民国初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定都南京，但4月2日，临时政府迁都北京。民国上半叶，首都在北京（1912—1928年），但下半叶，首都在南京（1927—1949年）。 [10]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有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首都再次迁回北京。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年碑落成，周恩来的题辞有段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从1840年到1949年，历时109年，照古人的说法，这只是个“中变”。资本主义有五百年的历史，这才是“大变”。“中变”是“大变”的一部分。 [11]
1982年，常任侠先生给我抄过一首他的旧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东南王气沉幽冢，西北浮云隐玉关”（《由西安飞乌鲁木齐机中作》）。
历史，真是耐人寻味呀！
中国大一统是个长期准备的过程，不是怀胎十月，而是怀胎两千年。
中国，从秦代起，一直是“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秦国的大一统是在古代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实现的统一。这种局面，时断时续，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西方有个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有偏见，但暗示了某种差异。我们是聚多散少，他们是聚少散多。他们的传统是分，即使合起来，也是合中有分。这个文化基因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头脑。
常任侠《由西安飞乌鲁木齐机中作》
西方的传统是小国寡民，大帝国只有两个，都是松散联合。一个是马其顿帝国，一个是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昙花一现，只有短短七年。罗马帝国比较长，有四百多年，但蛮族南下，土崩瓦解。从中世纪到现在，欧洲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号称大国者（如大不列颠），都是靠海外殖民，复制和联合。
欧洲人老说，前有埃及、亚述、巴比伦，后有波斯、阿拉伯、奥斯曼，大帝国是东方国家的特点。这些大帝国，主要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往东走，是中亚和印度；再往东走，是蒙古和中国。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离他们最远。 [12]
小国变大国，怎么统一？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
这话对吗？
也对也不对。事实上，历史上的统一，还是和杀人有关。秦就是靠杀人取天下（这很讽刺）。不靠杀人不行，光靠杀人也不行。
国家，从分到合，从小到大，是个残酷的过程。它，对内用刑，对外用兵，都离不开杀人。但光靠杀人行不行？不行。特别是马下治天下，尤其不行。
马下治天下，主要靠两条，第一是宗教，靠神道设教，靠虚拟领导，靠共同信仰；第二是国家，靠贵族礼教、世俗君主、官僚体制，靠政治融合、经济融合、文化融合。
国家和宗教是什么关系？大体有四种组合。四种组合是四种模式：
1. 宗教、国家一元化，不但国家统一、宗教统一，而且政教合一。如埃及法老，既是神，也是王。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早期中国，都是政教合一。蒙古帝国，选过各种教，最后以喇嘛教为国教，也是政教合一。这是比较古老的统治方式。
2. 宗教、国家多元化，政和教都是分裂的。如印度，是古国中宗教最多，国家也最四分五裂的地方。英国的殖民统治强化了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东西方抬杠较劲，印度和中国，一直是看点。四分五裂，印度最典型。
3. 宗教一元化，国家多元化。国统不起来，可以用教，教是普世宗教，凌驾于国家之上，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如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二教源头是犹太教，犹太亡国，有教无国，他们的教，当然超国家。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也如此，他们的宗教大一统，是脑瓜大一统，不是国土大一统。
4. 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国家凌驾于宗教之上，宗教受控于国家。如秦汉以后的中国，就是一国多教，只要不造反，爱信什么信什么。有个汉学家跟我说，他不喜欢欧洲宗教，欧洲宗教太专制，不像中国，村村有庙，千神万鬼，有求必应，就像超市，随便挑，随便拣，还可随时退货。 [13]
这四种模式，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中国的特点是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和西方相反。现代欧洲，虽然还有教皇，天主教、基督教在欧洲西部，东正教在欧洲东部，仍有很大势力，但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
历史上，小国变大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反反复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轮接一轮。研究这个过程，中国是最好的标本。
研究中国，首先要讲年代。探源工程搞史前，下限是二里头。断代工程搞三代，下限是西周。年代，越往上越模糊。
中国的大一统，严格讲，是秦汉大一统，但秦汉以前有西周封建，西周以前有夏代和商代，夏、商之前有新石器晚期的六大块、七大块或八大块，有很长的准备过程。 [14]
历史比较，有两种比法，一种是按时间比，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搁在同一个时间表下比。过去，有所谓“综合年代学”，主要就是这么比。这种比法不好。还有一种，是缩天下于指掌，十个手指不一般齐，每个指头有三节，横有横比，纵有纵比，类似进程放进不同地区，时间不一致。世界不一般齐，中国不一般齐。
人类历史，大时段、大背景的研究，主要靠考古。
旧石器时代：主题是人类起源，扩散和定点，各自寻找各自的家园。我们的祖先选择欧亚大陆，选择它的东部，选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的两河流域，这个地点选得好。
新石器时代：主题是农业起源和农业革命。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丰富，各种发明是平行传播，从人类学的观点看，风水最好。发展农业，发展牧业，可谓得天独厚，比美洲、非洲、大洋洲，条件好，起步早。过去，讲农业革命，都说两河流域最早。最近，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已改写历史。 [15] 它的陶片，已突破一万年大关，距今14000—15000年；糜子、谷子和水稻，也有8000—9000年的历史。
中国是农业起源的三大中心之一，一点不比两河流域晚。
人类早期，仍然值得回味，想起来，最可歌可泣。因为人类很脆弱。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和几千年前一样，仍然很严峻，甚至更严峻。
天灾：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泛滥、旱灾、水灾、风灾、火灾和各种瘟疫，还是人类面临的大问题。世界上，冷热不均，跟人类的贫富不均差不多。据说利比亚最热，热可热到零上60℃，格陵兰最冷，冷可冷到零下60℃。哪怕再热一点儿，再冷一点儿，大家都完蛋。
人祸：饥馑和战乱，也是老问题。人，饿急了吃人，难免。生番吃人，经常被夸大，其实吃不了多少人。人杀人才是大问题。人，种内攻击胜于种外攻击，任何动物都比不了。文明人不直接吃人，就连牛羊都不直接吃，但杀人如麻，恰恰是文明人。
史前，主要是人与天斗，人与地斗。
文明，主要是人与人斗，人与人斗更突出。
中国文明是三大要素齐全的文明。城市、金属、文字，中国都有。但三大要素，我们最最突出，还是城。
中国的城市，龙山时期，遍地开花；商周时期，很高很大；春秋战国，数量很多，分布很广，很多东周古城，比明清古城还大。张光直教授领导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发掘，汉唐古城（睢阳）、宋代古城（南京）、明代古城（归德府），只有东周宋城的四分之一大。郑韩古城，比明清北京城还高。
青铜器和铁器，西北早，中原晚，大突破在二里头时期，比城晚。范铸法是中国冶金术的特点。
文字更晚，真正的文字体系是见于商代晚期。
这些都是必要的铺垫，但三者并不是齐头并进。
当然，中国大一统，最直接的铺垫，还是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周封建，一件是秦并天下。
西周封建，合夏、商、周三国的领土为“天下”，是继承夏、商。它是三代之终结。
秦始皇统一天下，合战国七雄的领土为“天下”，是继承周。它是两周的终结。
前一件事，从夏代到武王克商，差不多准备了1000年。后一件事，从武王克商到秦统一，差不多又准备了近800年。如果加上汉代的后续工作，有1200多年。前前后后，时间在2200年以上。中国文明史的前一半，几乎全都花在这件事上。我们常说的历史，只是它的后一半。
中国的版图是由两次大一统奠定。
古书中的“中国”是个历史发展的概念。
世界文明史，新大陆不如旧大陆，南半球不如北半球。欧亚大陆，东西长，南北短，风水最好。这片大陆，东有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中有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波斯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西有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欧洲文明，每个文明都以自我为中心，有自己理解的“天下”。
“天下”，现在叫“世界”。“世界”是个外来语， [16] 中国的叫法是“天下”。
“天下”的意思是天底下。天底下，千山万水，很大很大，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中国”是中国人理解的“天下之中”，但“中国”并不等于“天下”。
早期文献，“国”与“邦”是两个概念。“邦”、“封”同源，指有封疆的国家。“国”、“域”同源，指按方位划分的区域和范围。
“国”分“中国”和“外国”。如：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史记·天官书》）。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汉书·天文志》）。
古人说的“外国”，意思是周边地区，跟现在的“外国”不完全一样。周边地区，古人按方位分，有所谓“四国”。四国包括东国、西国、南国、北国，国是复数，每个方向都不止一国。如楚以陈、蔡等国为东国，包括很多国家；汉代的西域是汉代的西国，西域有三十六国。“中国”是被四面八方很多国家包围。“中国”是对“外国”而言。
上面的引文，“外国”和“夷狄”是同一概念，“中国”和“华夏”是同一概念。华夏住在中间，比较低平，也叫中原诸夏。中国和中原，指相同的区域，都在中间。周边地区，住着夷狄，古人叫“四裔”。裔字的意思是边缘。“四裔”，古人也叫“蕃”或“藩”。藩字的意思是栅栏或篱笆墙。这两个字，说是边疆也行，说是外国也行，界限很模糊。 [17]
华夏和夷狄，位置怎么摆，古人有一种理想设计，王畿在中央，周围是王臣采邑，再外面是子男和诸侯的封国，蛮夷戎狄在最外圈。
北方的城：石峁古城
南方的城：南京石头城
这种图叫畿服图。畿服图好像靶纸，一圈套一圈。但它是方图，不是圆圈套圆圈，而是方圈套方圈。 [18]
中国为什么叫中国，还有一个意思，跟城市有关。
中国的城市，最初只叫邑。邑是聚落，规模不等。小邑只是村落，大邑才是城市。小邦可能只有一城，城就是邦，邦就是城，类似希腊的城邦国家（polis），大邦多城，有中心城市，有次级城市，中心城市和次级城市形成网络，只有中心城市才能代表整个国家。
古代的国，除指五方之国，还有一个含义是国都。国都是有别于都、县的城市。《左传》隐公元年：“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19]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国指国都，相当今语首都。都、县是次级城市。 [20]
何尊：“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辥民。”意思是说，我是住在洛阳，从洛阳治理人民。中国指洛阳。洛阳代表中国，既是周邦的中心，也是天下的中心。
西周有个大十字，横轴是今宝鸡—西安—洛阳—郑州—开封—徐州—连云港一线，纵轴是大同—太原—长治—洛阳—南阳—襄阳—荆州一线。 [21] 当年，周公站立的坐标点，北面是黄河，中国的东西大通道是傍着黄河走；南北大通道分两段，北段是胡骑南下必走的山西大通道，要穿太行陉，从晋城到沁阳，从沁阳到洛阳。南段是宛洛古道接宛襄古道，宛襄古道接荆襄古道。
为什么洛阳代表中国？司马迁讲得很清楚，“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西谚云“条条大路通罗马”，洛阳就是中国的罗马。
文明像漩涡。中国是个文明漩涡。漩涡，周围的水会朝中央流。文明是一种吸引力。边缘趋向中心，就像飞蛾喜欢扑灯，小虫喜欢钻洞。
文明以定居农业为中心。旁边转悠的，不是骑马的，就是驾船的。驾船的都顺边溜，或沿岛链走，时不时会舍舟登岸，换点东西或抢点东西。骑马的也一样。他们也是贴着农区的边缘和沿着绿洲走。贸易和劫掠，对他们来说，是正经营生。
中国的民族分布，特点是四裔趋中，所有人，脸都朝着中原，眼都盯着中原。东北，辽宁是头，黑龙江是尾；蒙古高原，内蒙古是头，外蒙古是尾；新疆和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头，新疆是尾；青藏高原，青海是头，西藏是尾；云贵川，四川是头，云贵是尾；湖北、湖南，湖北是头，湖南是尾；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是头，两广、越南是尾。
四裔之民，凡是前沿，即与中原接壤或邻近，可以“停泊靠岸”的地方，都是他们最发达的地区；后方，则是他们“打不赢就走”，退而自保，相对落后的地区。
中国既是万邦来朝的中心，也是众矢之的的靶心。
中国，东南为阳，西北为阴，分为两半。《淮南子·天文》已经用神话故事为我们描画过这片大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中国是西北高，东南低。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人也是往低处走。
1935年，中国地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先生，他在中国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用来讲人口分布。这条瑷珲—腾冲线也叫“胡焕庸线”。此线东南，36%的土地养96%的人口；此线西北，64%的土地养4%的人口。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观。截至2000年，此线东南，94%的人口住在43%的国土上，此线西北，6%的人口住在57%的国土上，还是人不称地，地不称人，极度不平衡。
这条线不光是人口密度的对比线，也是中国生态环境的分界线。此线与400毫米年等降水量分界线大体吻合。此线东南，800毫米。此线西北，200毫米。
中国的民族分布也跟这条线有关：汉族主要住在此线的东南，即清代的本部十八省；少数民族主要住在此线的西北，即清代的四大藩部。这是基本格局。
中国历史，汉族史和少数民族史一直纠缠在一起，打断骨头连着筋，少了哪一半都讲不清。汉族统治过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也统治过汉族，谁统治谁，都离不开另一半，绝对不可能同意另一半独立。
我们要知道，少数民族少，并不是真少，而是掉进“文明漩涡”，出不来了，很多都融入汉族。同时，他们也给汉族输入了他们的文化血液，使中华文明一次次从萎靡不振而重振雄风。
童恩正讲，中国大地，从东北到西南，有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22] 这是讲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即中国的高地。其实，中国沿海，也是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同样值得重视。
两个半月形地带：高地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戎、狄文化；沿海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夷、越文化。北中国海，渤海和东海，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是夷的天下，南中国海，黄海和南海，从浙江到越南，是越的天下。
这两条弧线，画出个大圆，中间是中国的核心区。天下辐辏，各种族群都往里跑，有如漩涡，有些被吸进去，有些被甩出来。吸进去，变成华夏；甩出来，变成蛮夷。
夷夏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农食于农，牧食于牧，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方式不一样，居住范围不一样，两者是伴生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国是大国，一直是夷夏杂处，不待现代国家出，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23]
中国，一面山，一面海，西北是欧亚草原，东南是南岛诸国，后面有更大更深的背景。
古人讲地理，总是祖述《禹贡》。大禹治水，足迹所至，画为九州，古人叫“禹迹”。“禹迹”是当时理解的天下。
九州，范围很大，和秦始皇的巡狩范围几乎一样，令人难以相信。但这类说法，西周中期就有苗头，见于保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器；上博楚简《容成氏》讲上古传说，也提到禹画九州，和《禹贡》大同小异。这些都在秦统一之前。
古代祭名山大川，和九州相配，有所谓“岳镇海渎”。 [24] 这些名山大川，散在诸侯，并不属于某一国，而是从很大范围里选出来。当时，秦国还没统一天下，但“大一统”的观念呼之欲出，早就藏在很多人的心里。五岳四镇配九州，加四渎四海，先秦就有。后世，除唐代加了一个镇，没什么变化。 [25] 邹衍的“大小九州”，《山海经》的海内海外，《周礼》的畿服制度，也都是思想走在前头。可见，“大一统”是个非常古老的梦。 [26]
《禹贡》九州作螺旋排列：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大禹治水，从龙门口开始，转一大圈再回到龙门口，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是以冀州为中心。冀州代表中国。
夏、商、周三代，其实是三族，从地理角度看，周人在西，夏人在中，商人在东。商人从东往西夺天下，周人从西往东夺天下，都是以夏地即冀州为中心。他们的后代，甭管住在哪里，都说自己是住在“禹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谁夺取了夏地，谁就得到了中国，谁得到了中国，谁就得到了天下。
中国文明是由两条大河哺育，跟南亚和西亚一样。
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出现。历年发掘，把地点标在地图上，密密麻麻，可以反映定居点。苏秉琦讲区系类型，分六大块：黄河流域三大块，长江流域三大块。 [27] 这六大块，由龙山文化作总结，发展出夏商；夏商由西周大一统作总结，发展出秦汉大一统。线索非常清晰。
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先是周、夏、商三大块并列，后是秦、晋、齐三大块并列。
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先是蜀、楚、吴三大块并列，后是蜀、楚、越三大块并列。
苏秉琦讲的六大块，你仔细琢磨吧，就是这六大块。
最近，探源工程汇报展（在首都博物馆）分七大块，加了北方边疆。 [28] 其实，如果把南方的纵深也加上，就是八大块。
中国北方，东西分界线是西河龙门和华山，河以东、华以东是山西，河以西、华以西是陕西。中国的两次大一统，都是从陕西征服中原。
早期中国，北方纵深有三条线。北纬41°线是长城线，这一线上的秦皇岛、北京、大同、呼和浩特和包头都是边塞。北纬38°线是缓冲带和过渡带，北方民族南下，可以在这里挡一下，正定、太原、榆林在这一线。北纬35°线是王都线，三代王都在这一线，秦到北宋的历朝古都也在这一线。这是早期中国的底线。
历史上，北方民族南下，汉族偏安一隅，不是往长江中游（武汉、长沙）挪，而是往长江下游（南京、杭州）挪。历史重心，总趋势是从西北往东南挪。
宋以来，由于北方民族南下，长城一线的北京反而变成北方的中心。金、元、清都以北京为首都。明朝最初以南京为首都，最后也不得不挪到北京。北京和南京成为中国的两个中心。它们，不是往北挪，就是往南挪，都偏离了过去的王都线。
南方，长江以南，瘴疠之地，常被北方人视为畏途。它们和中央王朝的关系，有时还不如四大边疆。
秦始皇五次巡游：东巡是奔泰山，围山东半岛转；南巡是去江陵，沿长江走；西巡和北巡是顺长城走，视察边郡。东到成山头（山东半岛最东面的海角），西到甘肃、宁夏，北到辽宁、内蒙古，南到洞庭湖，到处都有他的足迹。
秦并天下，设会稽、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但始皇南巡，洞庭湖以南，他没去。九嶷山，他只遥祭。里耶秦简有“洞庭郡”，这是秦军南下临时设置的郡，就像四野南下，设过中南区，后来撤掉。秦的势力，前锋可达两广，但秦的重心在北方，而且偏西，洞庭郡已相当靠南。
汉代，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控制相对薄弱。汉武帝伐南越，曾发四路大军，西二路走云南、贵州、广西，中路走广东北，东路走江西，都是走水路。伐东越，还从句章（今宁波）渡海。
但是，明代以前，长江以南却是中国最安全、最稳定的地区，边患反而来自北方。
现代中国的版图是拜少数民族之赐，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之赐。明代的疆域是元代的遗产，民国的疆域是清代的遗产。汉族的天下也是少数民族的天下。
清代的疆域是由三部分组成：
1. 满洲
满洲是满族的龙兴之地，包括盛京、吉林、黑龙江。
2. 内地十八省 [29]
内地十八省包括直隶、山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这18省是以汉族为主的居住区，从秦汉到现在，范围相当稳定。 [30] 晚清，上述18省，加1884年设立的新疆省、1885年设立的台湾省，共20省，再加1907年设立的东三省（黑龙江、吉林、奉天），共23省。 [31]
3. 四大藩部
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蒙古分内蒙古和外蒙古。这四个地区主要是蒙、回（清代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的统称）、藏三族的聚居区。藩部的意思是边疆。
今23省与清23省相比，主要变化是，1929年设青海省，1988年设海南省，1955年新疆省改省为自治区，1956年广西省改省为自治区。增二省，减二省，总数没变。
今五大自治区与清四大藩部相比，变化主要是，辛亥革命后，外蒙古独立，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6—1947年设内蒙古自治区，1955年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8年设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1965年设西藏自治区。
近代，中国挨打，据说因为不开放，妨碍了西方来中国做买卖和传教的自由。西方一直这么讲，不足怪也。奇怪的是，中国人自个儿也给自个儿扣屎盆子，说明清两代，咱们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之林。冷战时期更不必说，人家从外面上把锁，说你干嘛自个儿把自个儿反锁在里面，我们也点头称是，深刻反省，恨不得自个儿抽自个儿。
然而，事实真相是，中国连接东西方的陆路交通、海上交通，各种动植物、矿产、工艺品、奢侈品，两千多年，不绝于旅，何曾封闭？ [32] 世界六大宗教，佛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一赐乐业教（犹太教），纷纷东传中国，一切在西方因教派冲突遭受迫害的宗教，都在中国获得庇护。
中国历史上，偶尔也有断绝关市往来的事。比如明清两代有海禁，“片帆不得下海”，禁起来确实很严。但禁有禁的原因。明代，那是因为海盗猖獗、走私泛滥，中国海盗与日本海盗勾结在一起，亦商亦盗，确实为患于中国沿海。 [33] 清代，则是为了“防汉制夷”。“汉”是反清复明的海上势力，如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夷”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两个朝代都是有禁有开，明代有隆庆开关，清朝也从未断绝过海上贸易。更不用说郑和下西洋了，那事不恰好在明代吗？
中国是历史上最富强的国家，美国是当今最富强的国家。
当年，美国羽翼未丰，自求多福，曾实行孤立主义。今日，称雄天下，也唯恐他国抢了本国人的生意，夺了本国人的饭碗，因此限制移民，实行贸易保护，不是很正常吗？
历史上的中国有这等举措，何足深怪！
这种有限也有效的管控，恐怕不能叫“自我封闭”。
开放不等于开门揖盗。
注释
[1]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107—140页。
[3]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235—317页。
[4] 汤因比说，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现在只剩两个，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红色帝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大体系来说，一直是两个异类，两个变数。
[5] 西周开国，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其他异说，大抵在此前后。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距西周开国约495年。
[6] 孟子讲这话是在孟子去齐时。孟子去齐，约在公元前314年后，距西周开国约732年。
[7]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用“骑马民族”一词指西人所说的nomads或herdsman，但nomads强调“游”（居无定所、到处游荡），herdsman强调“牧”（放牧马牛羊），最初并不一定骑马。
[8] 中国历史大有胡气。秦汉以后的隋、唐也是依托关陇和西北地区而崛起。
[9] 如南朝傅縡说，“臣恐东南王气，自斯尽然”（《陈书·傅縡传》）。
[10] 北洋政府以清朝的北洋新军为背景，南京政府以反清复明的各种会党为背景。孙中山是洪门，蒋介石是青帮。1929南京政府通过《禁止污蔑太平天国案》。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认同太平天国。
[11] 古人说，三大变，积1500年，叫一纪，三纪是4500年。有趣的是，如从现在往前推，4500年前是我国的龙山时代，文明的曙光马上就要跳出地平线，确实非常关键。现在，资本主义已有五百年的历史，照古人的说法，也面临大变。
[12] 欧洲人看地图，总是从西往东看，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中近东，第三才是远东。
[13] 中国的庙，既是烧香磕头的地方，也是村中聚议和娱乐的地方。庙门外有戏台，逢年过节闹红火，“要民主有民主，要娱乐有娱乐”，也是他所乐道。
[14] 中国的新石器晚期，即被称为“文明曙光”的铜石并用时代，除齐家文化，各地发现多被冠以省名，称为“某省龙山文化”。严文明先生认为，这种笼统的“龙山文化”现在应该细分成许多考古文化，但仍然可以保留“龙山时代”这个共名。见氏著《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24—34页。
[15] 严文明、安田喜宪《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6] “世界”是日语借用佛经翻译西方的world。佛经中的“世界”，“世”是时间，“界”是空间，跟古汉语的“宇宙”差不多。
[17] 古之所谓藩务，既包括民族事务，也包括外交事务。清朝的理藩院，不光处理蒙、回、藏问题，也处理对俄外交。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就是由理藩院安排，在承德谒见乾隆皇帝。
[18] 中国的地图都是方图，强调经纬坐标、计里画方，所谓方位，都是四方八位加中央。
[19] 《逸周书·作雒》：“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与此是类似说法。
[20] 国指国都，相当民国以来的首都。首都借自日语，相当西语的capital。西语的capital指头号大城市。都是大县，有宗庙。县是小都，无宗庙。都、县是次级城市，不是首都。
[21] 豫陕通道上的关口，最初是河南灵宝函谷关，不在陕西潼关，汉代的函谷关更靠近洛阳。
[22]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收入氏著《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52—278页。
[23] 我们不要忘了，所谓单一的民族国家只是个神话。比如号称“大坩埚”的美国就是族群林立的国家，其中不仅有当地的印第安土著，还有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各种族群（如欧洲移民、美洲移民、非洲黑奴的后裔和西部华工的后裔）。即使欧洲，所谓单一民族国家，也未必纯粹。
[24] 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镇：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中镇霍山。四渎：江、河、淮、济。四海：北海、东海、南海、西海。
[25] 李零《古人的山川》，《华夏地理》2010年1月号，40—65页。
[26] 中国的“大一统”，范围有多大？历代不一样。西方汉学家，最最讨厌，就是讨厌“大一统”。这是最有特色的讨厌。他们要解构“永恒中国”，一要破其长，二要破其大。时间上拿刀切，空间上也拿刀切。切来切去，只有朝代史，没有中国史，只有小中华，没有大中华，白马非马，非常公孙龙。他们有个定义，自以为颠扑不破，就是“只有说中国话的人才叫中国人”。英语，中国人和中国话都叫Chinese，当中国话讲的Chinese专指汉语。他们说，商代的安阳人肯定不说三星堆话，西周只是形状像花生中间满是窟窿的一小块儿瑞士奶酪。中国太大，历史太长，你不喜欢，可以，但不能说，它不该这么大，不该这么长，非把它切碎了不行。
[27]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27—84页。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编《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29] 清代和民国时期或称中国本部，有时还包括东三省，以别于四大藩部。西人译为China Proper，意思是原本属于中国的土地。这一词汇往往被藏独、疆独、台独等民族分离主义者所利用，用以缩小中国版图的实际范围，今已废止。
[30] 秦汉设立的县，两千多年，辖域有变化，人口有变化，名称有变化，但总数没有太大变化，研究地理沿革，可以一条龙排下来。
[31] 民国35省是把东三省分为东九省（把辽宁分成辽宁、安东、辽北，吉林分成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分成嫩江、黑龙江、兴安），增加塞北四省（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和西北二省（青海、西康二省）。
[32] 参看Berthold Laufer,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9。（中文译本：［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Los Ang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中文译本：［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3] 史称倭寇者，日本浪人只占十之二三，大部分是中国海盗。很多中国海盗都往来于中日之间。参看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新编中国海盗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