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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不是五经，不是九经，不是四书五经，不是十三经，而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智慧的书。
我向读者推荐四本书：《论语》、《老子》、《孙子》和《周易》。
为什么我把这四本书当经典阅读的基本教材，我想讲一下我的理由。
第一，这四本书，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代表作。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诸子百家，影响最大，是儒、道两家。《论语》是儒家的代表作，《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作。这两本书，毫无疑问是先秦思想的代表作。另外两本也很典型。古代有两门学问，一门是治国用兵，一门是数术方技。治国无经典（有也不能讲），用兵有，《孙子》是先秦兵学的代表作；数术方技，古代有个到处应用的理论，叫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也没有经典，只有《周易》经传，影响比较大，涉及这个理论。
第二，这四本书，年代最早，篇幅最小，《论语》约有15000字，长一点。《老子》、《孙子》、《周易》，都是约5000字的小册子（今本《孙子》在6000字上下）。其他古书，如《管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哪一本都比这几本大。读经典，先读年代早的小书，再读年代晚的大书，顺着读，效果最好。
第三，这四本书最富智慧。中国典籍传入欧洲，约400年，他们挑来挑去，看中的正好是这四本书，译本最多。它们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
简单说，我的理由是这三点。
不过，我想把问题说得深一点、远一点。
我希望读者明白，这四本书，只是一个窗口。它们的背后，还有更宏大的背景。它们只是样品。
我想，没人怀疑，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最灿烂辉煌的时代，肯定是先秦时代。这个时代，人才辈出、思想活跃。它和欧洲文明最伟大的古典时代一样，同样属于雅思贝斯所谓的“枢轴时代”（或译“轴心时代”），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先秦时代是子学时代，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是一种自由学术。当时，六经是装在子学的瓶子里，是子学的一部分，不像汉代，独尊儒术，只有六经最重要。汉代学术是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和子学时代不一样。儒经第一，儒子第二（《论语》、《孟子》成为传记），其他流派，其他流派依托的各种技术，皆不足道，或存或亡，幸存者，只能降居儒学之附庸。这不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来面目。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重归古典，反宗教专制，倡思想解放，不是回到中世纪。
当今侈谈文艺复兴者，正好相反，此不可不察也。
研究诸子之学，有六篇材料，是骨干的东西。
《天下》说，天下治“方术”者太多，皆以其学为不可加。《天下》所谓的“方术”是古代的技术（比后来说的“方术”宽），即上面说的数术方技和治国用兵之术。它要讲的不是这些，而是“道术”。所谓“道术”，是思想，最初，只有“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学，就是从其中散出，“道术将为天下裂”。
它讲“道术”，主要有六个流派：
（1）“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是儒家。
（2）墨翟、禽滑厘，是墨家。
（3）宋钘、尹文，是接近墨家的流派。
（4）彭蒙、田骈、慎到，是法家。
（5）关尹、老聘，是道家。
（6）惠施、桓团、公孙龙，是名家。
它没提到阴阳家。
《非十二子》不是泛论学术史，他只批评12个人，恶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
（1）它嚣、魏牟，毛病是放纵情性。《天下》没提到。
（2）陈仲、史，毛病是压抑情性。《天下》也没提到。
（3）墨翟、宋钘，毛病是不讲差别。前者是墨家的鼻祖，后者和墨家有关。
（4）惠施、邓析，毛病是喜欢诡辩。他们是名家，《天下》没提到邓析。
（5）慎到、田骈，毛病是玩弄法律。他们是法家。
（6）子思、孟轲，毛病是假造传统，伪托圣贤。他们是儒家。
荀子是儒家。儒家各派，他最恨子思、孟子，斥之为儒家之罪人。子张、子夏、子游的后学，他也看不上，唯一称道的，是仲尼、子弓。
这篇东西，也没提到阴阳家。
《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只讲儒、墨。先秦子学，早期，主要是儒、墨。儒分为八：
（1）子张之儒，即子张（颛孙师）的后学。
（2）子思之儒，即子思（孔子孙孔伋）的后学。
（3）颜氏之儒，孔门八颜子，颜氏之儒，不一定是颜回的学生。
（4）孟氏之儒，即孟子的后学。
（5）漆雕氏之儒，可能是漆雕启的后学。
（6）仲良氏之儒，即仲梁子的派别，仲梁子可能是曾子的学生。
（7）孙氏之儒，孙氏是孙卿，这是荀子的后学。
（8）乐正氏之儒，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的派别。
孔门七十子，子夏、子游、曾子、子张最后。子思、孟子更在七十子之后。《显学》无子夏之儒，最奇怪。上博楚简，颜回的“颜”和言游的“言”写法一样，我很怀疑，颜氏之儒，或即子游的后学。这些派别，主要是战国晚期的儒家。
墨分为三，互称“别墨”：
（1）相里氏之墨。《天下》称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
（2）相夫氏之墨。
（3）邓陵氏之墨。《天下》提到“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要略》是分国叙述。它提到：
（1）鲁国：“儒者之学”和“墨子”。
（2）齐国：“管子之书”和“晏子之书”。
（3）韩国：“申子刑名之书”。
（4）秦国：“商鞅之法”。
另外，它还提到“纵横修短”之术，没说具体国家。
它有三种叙述顺序：
（1）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2）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阴阳家。
（3）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
其中第三种是主要顺序。
司马谈是史官，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最重阴阳家和道家。阴阳主于术，不是思想流派，放在最前。儒、墨是显学，称儒者、墨者，有别于后三家，放在其次。法、名是术，古人叫刑名法术，放在更其次。最后是归总于道家。
班固的分类是根据刘向、刘歆，他们把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门。其中子书，有所谓“九流十家”。十家，可以归为两类：
（1）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这六家就是司马谈的六家，但顺序不一样。西汉晚期，儒家最尊，其次是道家。当时盛行阴阳灾异，阴阳家也有一定地位。这是最主要的三家。法、名二家，属于刑名法术之学，秦代盛，汉代臭，几乎成为酷吏的符号或代名词，排在后面。墨家则销声匿迹（《史记》无传），最后归宿是神仙家（东汉有墨子派的神仙家）。
（2）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这四家，是新增。纵横家，见《要略》，是外交游说之术。杂家，是百科全书派。战国晚期，派别融合，很多思想家，都是通人。个人全能玩不下去，还有《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的集体创作。农家，是重农派和农业技术混在一起。小说家，只是稗官野史、琐语丛谈，都不是思想流派。
班固说，九流十家，都是从古代的王官之学散出，每一家对应于一种王官，这是有名的王官说。
阅读经典，我们要知道，古人的思想分类法和学术分类法是什么样。
中国哲学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个运动，不管有什么过火之处，它的伟大成果是确立了新学的主导地位，这点不能抹杀。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而不是孔子。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意义非常大。别的不谈，光对恢复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就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没有这一步，就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
中国哲学史的开山鼻祖有两位先生，一位是胡适，一位是冯友兰。他们的哲学史都是中西合璧的新学术，不是传统的经学，不是传统的子学。
当时，中国文运，一如国运，兵败如山倒。百废待兴，一无所有，大家是在中国的子学中寻找对等于西方概念的“哲学”。子学之盛，清季已然，西学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儒家独尊、死水一潭的局面，是被这种东西打破。
胡适，洋博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身。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是1917—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的讲义，讨论范围是先秦子学。后来，还有一本《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上海：中国公学，1930年油印本） 。
冯友兰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1919年也负笈哥大。继胡适之后，他出版过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和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
（麦克米伦公司，1948年）
。冯氏后来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比胡适影响大。
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篇《子学时代》，还有《中国哲学简史》的前十六章，都是讨论先秦子学。
冯、胡异同，值得回味。
冯、胡二人，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留学美国，都钻故纸堆，作同样的题目。一般印象，胡适喜欢怀疑，比冯氏更美国；冯氏趋于保守，比胡适更中国。胡适捧戴东原，冯氏吹朱晦庵。冯氏解释说，这是汉、宋之别：胡适是汉学，他是宋学。其实，他们都是不中不西，不新不旧，唯激进、保守，程度不同耳。
他们有三大分歧：
（1）诸子是否出于王官，胡说不出，冯加限定而承认。
（2）先秦是否有六家，胡说没有，冯加限定而承认。
（3）孔子和老子谁先谁后，胡说老先孔后，冯说孔先老后。
这三大问题，中国的学术界，西方的学术界，一直有争论。
《汉书·艺文志》的六种书，六艺、诸子、诗赋是学，古人叫文学；兵书、数术、方技是术，古人叫兵书和方术。前者是人文学术，相当今天的文、史、哲，后者是古代意义上的科学（和各种迷信）。班固说，诸子出于王官，即古代政府的职能部门，这从一开始就是引起争论的话题。
中国哲学史，是西化的产物。开始搭架子，先要问什么叫哲学。哲学的概念，当然是从西方来，标准是形而上。胡适的哲学史，其实是子学，他从子学找哲学，主要是名学，但名学只是子学之一端，实难以此为范围。冯氏虽以弘扬民族哲学为号召，也一样以西方的哲学概念为绳墨，明确说明，他不讨论术。比如《孙子》，他就不收。他们的取材范围，都是狭义的诸子，重学不重术。
胡适的体系是基础，该讲的都已讲到，整个布局，粲然大备。儒家，孔、孟之间有七十子，孟、荀之间有儒家八派；墨家，有墨子、别墨；道家，有杨朱、老子、庄子。其他诸子穿插其间。这是基本框架。冯氏是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做，从子学到经学，从经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从理学奔近代，顺流而下，百川归海是归于儒，孔是思想教皇。他的三史，是直通六书，一切为尊孔做准备。书，越写越多，越写越大，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取胡适而代之。此公酷爱三段式，讲先秦儒家，讲先秦道家，都是三段。儒、墨、道，儒家是终结者。
胡适的布局，即使从今天看，也仍然有其长处。特别是儒家，从今天的出土材料看，讲完孔子，就是七十子，布局比较好，气魄也更宏大。胡适主张，中国哲学史，应改名叫思想史，把格局做大。冯氏关心的却是重张儒学。表面上，胡小冯大，其实相反。
现在，学者主张把中国哲学史扩大，改造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这个想法，来自胡适。怎么改造？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要吸收术。比如《孙子》，怎么没思想，怎么没哲学？阴阳五行说，是典型的自然哲学，离开数术、方技，怎么研究？我研究兵法，研究方术，就是蹚这个路。
总之，研究中国学术，我们要分清，什么是学，什么是术。即使是《诸子略》，即使是九流十家，也有这个分别。比如，诸子是否出于王官，关键就在学与术的区别。术，跟王官有对应关系，但学不同，没法对号入座。
我们不要以为，古代的诸子可以离开术。弃绝术，学就架空了。我主张以术读学，以诸子读孔子。这样才有思想史。
诸子百家，他们的技术传统是什么？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什么？这不是题外的问题。即使今天，思想和知识也是互为表里。
先秦是否有六家，有人说有，不但有，还有更多的家，一人一家，百家都嫌少；有人说没有，不但道家没有，法、名、阴阳也没有，一无所有。这些说法，都源自冯、胡异同。胡适说，司马谈的分类，是汉代分类，不反映先秦，先秦无六家。近年，国内如任继愈
，国外如苏德恺
，都重张此说，西方汉学界，很多人都坚信这一点。
我的看法是，六家不是六个思想流派，而是半学半术各三家。司马谈讲六家，不是讲汉代学术，而是讲先秦学术。六家，不能说完全没有，如来源较早的儒、墨，就是最明显的两家，先秦诸子都这么讲，绝非虚构。道家晚出，边缘模糊，不管叫什么，非儒非墨，本身就是一大类。这三家是一类。另一类是跟术有关的派别，法、名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不是思想派别。道家晚出，讲实用，与刑名法术和阴阳家说分不开，是个非常复杂的派别。
六家，其实是三家，儒家是古典派或保守派，道家是现代派或激进派，墨家是过渡。
无家说，全盘抹杀，不可取。百家说，像《汉志》那样讲，一人一家，一书一家，等于没家。这是白马非马之辨，同样不可取。
儒、墨、道，孰先孰后，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价值取向最明显。
胡适把《老子》摆在孔子前，是跟尊孔拧着来。
冯氏把《老子》摆在《论语》后，胡适不服气，说他是信仰作怪。冯氏尊孔，不假，但这个问题，还是要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
孔老先后，我的看法是，老子其人，也许比较早，但书是另一码事，绝不可能在儒、墨前。
学者怀疑《老子》晚出，有一个原因是，老子的故事几乎都是出自《庄子》，很有可能是庄子的虚构。其实，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儒、墨、道对话的逻辑关系。冯氏把《老子》放在《论语》后，我同意。至于说，后到什么地步，可以讨论。近年，史华兹的书
，葛瑞汉的书
，都是把《老子》往后摆。冯氏搁《孟子》后，还比较接近。葛瑞汉把它放在《庄子》后（钱穆已有这种看法），郭店楚简证明，太晚。
先秦诸子大辩论，《天下》讲得很清楚，道术最初在儒，后来才散于天下。儒是第一发言者，最寂寞。孔子没有对话者。墨是跟儒对着干。对着干，才热闹，两者具有对称性。道不同，跳出儒、墨之争，超越儒、墨之争，走得最远。百家的基础是三家，先是儒、墨，后是道，百家争鸣由此起。
冯、胡异同，三大问题，在具体结论上，我更倾向冯氏。但我的理解，与信仰无关。
思想不能无的放矢。儒家是众矢之的。在先的意义是当靶子。射箭先要有靶子。靶子的意义很伟大。
比如，胡适就是冯氏的靶子。
保守与激进，常常可以互补。上述异同，前两条，胡适激进，冯氏保守；后一条，冯氏激进，胡适保守。西方汉学界，酷爱分，酷爱疑，前两条取胡适，后一条取冯氏，正在情理之中。他们的思想史，大框架，是源自冯、胡二氏。
冯、胡二氏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各有贡献，两者可以互补。但要说文化立场，我更赞同胡适。
胡适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也是开放性的。他是真正的大师。
大师的意思是倡风气之先，为后世奠格局，不是收拢包圆儿，不是颠扑不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讲过四大优点，我看最重要，还是下面三点：
第一，胡适开创的中国哲学史，是以诸子为范围，把古史和古书分开来，直接从老、孔讲起，蔡元培说，这是截断众流，开风气之先，厥功甚伟。这个格局是他开创的。冯氏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后来居上。
第二，胡适是把诸子摆平，有容乃大。蔡元培说，胡适的体系有“平等的眼光”，对儒家既不尊，也不批。
此语最为知言。胡适讲诸子平等，是真正平等。冯氏讲诸子，是“众生平等，唯我独尊”。他说，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就像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其他派别，则如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君主是万世一系，然治国之政策，常随内阁而改变。平等是儒家之下的平等。
第三，胡适想把子学做大，做成思想史，而不是相反，像冯氏那样，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他张口闭口都是做圣人，应帝王）。书越写越大，路越走越窄，失去中国思想的大气魄，失去中国思想的自由精神。
中国哲学史，从一家之学，重归六家之学或百家之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胡适。中国的学者要感谢他，西方的学者也要感谢他。
胡适不必气短。
由于胡适的出现，中国的思想史才初具规模，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从此，不但墨家的地位、道家的地位被重新估价，儒家本身，也面临重建。孔子和七十子，先进和后进，还有七十子之后，迈了辈儿的，都要重新理顺；被遗忘了的，都要重新找回。特别是宋儒痛恨，明代革出教门的荀子，也要恭恭敬敬请回来。
民元前后，百废待兴，胡适的出现，引发的是范式转变。
他的书，和冯氏的书，方向正好相反，一个是从一家重返百家，一个是把百家再扯回到一家。冯氏似顺而逆，胡适似逆而顺。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要特别感谢胡适先生，因为没有他，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百家争鸣。他的方向，才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新方向。
我说这么多，您明白了吗？
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我是说，真正的古典。
2007年12月9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