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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州上大学的时候，因学校近在城墙边，课余常上城墙去绕全城走一圈，观赏城内城外的景色。离葑门城楼不远，有一处河，河水清湛，岸上几棵古老的垂杨柳树，长条蘸拂水面。水边有一块石凳，从这里沿着土阶土坡，有个小门，有堵粉墙。我从城墙高处，可望见墙内整齐的青竹篱笆和一座建筑犹新的瓦房。我每过这里，总驻足遥望，赞赏“好个临水人家！”没想到我竟有缘走进这个人家，而且见识到自己向往之处，原来是唐僧取经路上的一个小西天。
当时我正自习法文。我大姐假期里教了我基本读音，开学后她有工作，叫我自习。我学文法，记生词，作练习，私心希望有老师指点指点。那时候苏雪林先生在我们大学教课。她和我大姐是好友，知道我有意求师，就给我介绍一位比利时夫人。据我大姐说，这比利时女人嫁了一个留学比利时的中国学生。这人回国当了一个玻璃厂的厂长。他大哥是一位将军，二哥是旅社的老板；三兄弟同居一宅。洋夫人不习惯大家庭生活，另立小家庭；平居寂寞，很愿意和女大学生来往。经苏雪林先生约定日子，我就按地址找到她家去相见。
我一人胆怯，撺掇了同房的朋友同去学法文。我们从学校侧门出去，没几步就走离城市的街道，走入乡间的泥土小径。我们以为迷失了道路，可是经村人指点，很顺利地找到了大门——不是大门，只是个小小的篱笆门。入门有两只大白鹅扬着脖子迎来，一面叫，一面挥着脑袋啄人。原来大白鹅可充看门狗！我走入院子，一看，呀！这不是我神往已久的临水人家吗！
主妇听到鹅叫就迎出来。她年轻时大概漂亮，可是苍白憔悴。我当时自己年轻，在我眼里，她就像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了；身材太瘦些，却还挺秀。她穿一件退色过时的花绸子洋服，脚上是一双中国土式布鞋。我们在院子里互相介绍了自己。
那里并不栽竹种花。篱内围着几畦不知什么菜。篱下种的想是瓜豆之类，青藤细叶还没爬上半篱笆高。我们进入堂屋，里面是泥土地，没有压平。堂屋里有一只旧方桌，几条白木板凳，几只旧椅子凳子，凳子也当茶几用。我们送上礼物，主妇摆出茶点——粗茶、粗点心，我当时只觉得别具风味。
洋夫人不会说中国话，也不通英语。我带去的教科书是英法文对照的，她不能用。我们又不会说法语。她大概也从没教过学生。我们的上课很滑稽。她指点着一件件东西说出法文名词，如“椅子”、“茶杯”、“茶壶”等。她说的“茶杯”实际上是小饭碗。她说的“茶壶”和法语的“茶壶”口音不同。我们只会说“谢谢”。
她有个刚会走路的女儿，很像妈妈，脸色也苍白，眼睛也蓝色，只是更淡些。她乖得叫人不觉得屋里有个她。我只记得这位洋夫人当着客人，端起女儿，在泥土地上把了一泡尿。我还从未见过这么老土的洋夫人。
一会儿她丈夫回家了。他非常和气，满脸堆笑——不是“堆”，他的笑深深嵌在皱纹里。他满面皱纹，不知是怎么使劲地笑，才会笑出这么深的褶子来。我觉得这位皱面先生该有四五十岁那么老了。他很热情地请我们参观他的玻璃厂，我们也很客气地接受了邀请。
我们每星期到洋夫人家去一两次，照例是下午；第三或第四次去，只上了半堂课，那位玻璃厂长就来迎我们到他的厂里去参观。洋夫人说，她一会儿要去送饭，让我们跟着厂长同去。我们一起步行了好一段路，过了一座桥，走进一堆乱七八糟的小房子；其中一间破陋的大屋，泥土地，三面有墙，上面有顶，就是玻璃厂。一个角落里堆着些破玻璃瓶、破玻璃杯、破玻璃片。厂长说，没有原料，只能用破碎的玻璃再生产。沿着左右二墙各有个炉子：一个闲着，一个烧得正旺，熬着一锅玻璃浆。据说这炉子昼夜不熄，工人得轮班看守。我记不清工人有三个或四个。他们像小孩子吹肥皂泡那样吹起一个大玻璃泡，我们看着那泡泡越吹越长，带着火红色。据厂长解释，这长圆形的泡泡定型后截去两端，就成为底部相连的两个洋灯罩。他立即指点我们看那底部相连的一双双灯罩，晾在泥土平地上，已经冷却。据说乡僻的村子里还都用洋灯，而出产洋灯的只此一家，销路很好。我们很想看看火红的玻璃泡如何定型，碎玻璃怎会熬成浆，脆薄的连体双灯罩又如何分割等等。也许这都是秘方，也许是偶尔不巧，我们未有机会看到。因为厂长夫人正佝着腰，拓开双臂，抱着个有小圆桌面大小的笼屉进来了。有人帮她把笼屉抬上屋内仅有的一只方桌。屉内是一个个匀匀的大馒头。洋夫人转身又提上一洋铁桶的粉丝汤。我和我的朋友连忙告辞。
我们在回校的路上，直猜测：这餐晚饭，厂长是和工人同吃？还是回家和夫人同吃？这一笼屉大馒头，是就近买现成的？还是自己发面做的？馒头和粉丝汤，是由水路运来？还是由陆路运来？搬运的也许只是一桶粉丝汤？反正这位厂长夫人是够辛苦、够劳累的。我们曾参观过些工厂，如苏州的火柴厂、砖瓦厂，却从未见过这么简陋的工厂。玻璃厂如此简陋，那么，厂长的大哥是怎么样的将军，二哥是怎么样的旅社老板，好像也可想而知。
我的朋友不想再跟洋夫人学法文。她说：“下回你自己去吧，我不陪你了。”
以后我就抱了一本字典去上课。我能胡乱造几句不合文法的句子。洋夫人对我说话，一个字一个字说。我不懂就查字典，这个字不合用再另查一个。我们一面反反复复地讲，一面查字典，还手脚并用地比划，表达语言所不达的意思，居然也能通话。例如我说：“你这儿很美。”她就有一肚子话要告诉我。她说：“我不爱大家庭，”“大家庭不好，奢侈，懒惰，不工作，一天到晚打麻将。”她说，她丈夫有个离了婚的夫人也住在大家庭里。她讲自己生了孩子，顿顿只吃粉丝汤（她家墙上就挂着两卷干粉丝，指一指我就明白）。不知虐待她的是哥哥嫂子，还是那位原配夫人，我没好意思盯着问；也记不起以上的话是一次或多次讲明的。
我曾注意到她左手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制作粗劣，金色不正。后来我看见上面有清清楚楚的“大联珠”三字。我知道“大联珠”香烟，这戒指是香烟牌子抽签中彩的头等或二等奖品吧？不是配着指头大小打造的，拉长了是一条，两端稍薄稍窄，可以随手指的大小合成一圈。洋夫人是戴着玩儿吗？不！她很郑重地老戴着。她耳上戴一副洋金镶宝的小耳环，右手戴一枚洋金镶宝的戒指，并不珍贵，却都制作精巧。她不是没见过金饰的。不知那位皱面先生怎样向洋夫人解释“大联珠”那三个字。
一次她说要给我看一件东西。她到卧房去取，我跟到卧房门口等待。卧房在堂屋东旁，门开在墙壁北头，北墙上有个朝北的小窗，投入阳光。我抬头看到门旁墙上挂着一幅带镜框的大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座洋房的侧面，正中是一大片草坪，前排椅上坐着几位年长的洋人，都很神气，后面站着许多年轻漂亮的男女青年。有个面颊丰润、眼波欲动的美丽姑娘，看来很像洋夫人。我等她出来了问她。她点头，一面指点说：这是她爸爸，这是妈妈，她指的就是她自己，其他是弟兄姊妹嫂子等；这一幅“合家欢”是她离家前照的。
据说，她父亲是玻璃厂厂长；她丈夫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在她父亲的厂里实习。
照片上的洋夫人还是个很可爱的美丽姑娘。那时候，皱面先生大概面皮也还没皱吧？——至少没那么皱。他相貌原也不错。是厂长小姐看中了这位留学生？还是留学生迷上了洋姑娘？反正他们俩准是双双堕入情网，甜蜜得像蜜里的苍蝇，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女方父母是否同意这头婚事呢？合家欢的照片上没有皱面先生。洋夫人显然没带走任何嫁妆。不知这位留学生用什么仪式和姑娘行了婚礼。这位洋夫人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很拘谨的女人，绝不肯未行婚礼而跟人逃走，“在罪孽中生活”。而且她得嫁给同样信仰的人。皱面先生是天主教徒，或许就因为要娶她而进教的吧？天主教不准结婚，可是离过婚的人想必也准进教。
她给我看的是一小方旧报纸——只两节手指那么大小的一个扁方块儿，上面是芝麻点儿似的细字，声明某某（皱面先生的大名）已与某某离婚。不知那是什么报纸，上面也没有年、月、日，显然是报纸末尾最没人注意的“寻人”或“招觅失物”栏目里的。
洋夫人想是要问，这小小一片报纸，是否是合法的证件。我不记得她怎么问，我怎么答。反正，我既然一看报纸就了解她的用意；那么，她看到我无心中流露的表情，当然也不用再等我回答。她必定在仔细观察。我不用自幸不会说法语。
我自从看清了那枚结婚戒指，看到了那幅合家欢的照片，看到了那一小方报纸上的离婚启事，觉得自己也参与了什么欺骗似的，心上不安，不愿再到洋夫人家去，我送了些礼物，撒谎说功课忙，就没再见她。
又过了不多久，大姐姐告诉我说，那比利时女人回国了。据说，皱面先生当着洋夫人对他们信奉的天主发誓：他如果欺骗她，天主降罚，让他们的女儿死掉。那个女儿果真死了。洋夫人不料这家伙竟敢亵渎神明，而且忍心把爱女作牺牲。她立即通知教会，请联系比利时驻中国领事馆。她就由领事馆送回家乡。
我设想她父母看到花朵儿似的女儿，变成了一片干叶子，孤单单一人回家，不知该多么心痛。我又设想，皱面先生准是经常的四面赔笑，才笑成满脸褶子。他大概得经常向赡养他原配夫人的哥嫂们赔笑，向自己的原配夫人赔笑，更得向洋夫人赔笑——使劲儿的赔笑又赔笑，可是还不行。他要洋夫人放心，只好横横心，发了那个誓。谁知道他那个苍白的乖女儿竟应声而死。他想必又赔着笑，和老妻重圆了——反正他们两口子压根儿没有离婚。那临水人家……到现在，不知还留下些什么痕迹。
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河岸上那几棵古老的垂杨、柳条掩映着那个临水人家——好一幅诱人神往的美景！
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于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