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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上说：“一九〇〇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九〇〇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
冯自由《革命逸史》也说起《译书汇编》
：“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丽典雅，于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
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据《革命逸史》
，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学派留东学生六人（我父亲是其中一个，杨廷栋、雷奋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经常听到的）。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税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
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搽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
和《中华民国史》
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一九〇〇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父亲自指）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一九〇一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
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我不明白他怎么卒业前一年回乡，不知有何确实的凭据。
我父亲一九〇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
，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院译书
。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一九〇三年再版）。想就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三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译书馆因经费支绌，一九〇三年停办。我父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惟一的成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
锺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曾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不知在哪个学校教过胡适。听说我父亲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〇六年初再度出国。
我大姐说，父亲一九〇六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一九〇六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一九〇七年七月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令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不知什么学校）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拣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的注册证。倒是锺书告诉我：“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 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我只记得大姐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国家，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锺书：“你怎么会知道？”锺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我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她回信，锺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院图书馆。承她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Draper Lewis）教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三百十九页，我父亲离校后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这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我猜想，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锺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当律师仍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上面还有祖母。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