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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昆西，是一个听着耳熟的词。它是一个地名，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昆西海湾；它也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小镇在昆西海湾的南岸，因海湾而得名，距离波士顿只有七英里；它还是一个人名，这个人因诞生在昆西小镇，就由同样诞生在这里的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们父子又使得小镇名扬美国，声名甚至超出了美国。在一个民主选举制的国家，他们是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的父子总统——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昆西是一个美丽的小镇。对于外来的旅行者，它几乎是在竭力满足所有的期待：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宁静的住宅街区和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风景。除了亚当斯父子外，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大陆会议主席，而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美国“真正的第一总统”的约翰·汉考克也诞生在这里。所以，昆西也被人们称作“总统城”。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昆西是一个俭朴的小镇。亚当斯父子不仅诞生在这里，短短四年的总统任期一过，他们又回归平民，仍长久地生活在昆西的老屋，重拾乡土乡情。
今天，约翰·亚当斯的座椅还保存在老屋里。翻过这把椅子，可以看到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这是他去世那天，他的儿子昆西·亚当斯写的，他郑重记下“父亲于1826年7月4日坐在这把椅子上去世”，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亲手贴了上去。这个细节，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亚当斯父子情深，也看到了昆西·亚当斯几乎成为本能的历史感。他记录了这个历史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最让人惊异的传奇。
战友
美国革命发起于北方的马萨诸塞州，亚当斯是革命初期最主要的领导人。当时在北美，不同的殖民地就像不同的国家一样，彼此在心理上有很大阻隔。亚当斯看到，没有南方的弗吉尼亚州的全力参与，美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期间，正是在约翰·亚当斯的提议和促成下，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队总司令。一年以后，又是约翰·亚当斯的极力举荐，来自弗吉尼亚的安静寡言的托马斯·杰弗逊得以参加以亚当斯为首的五人起草小组，并且执笔起草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独立宣言》。这一文一武两个弗吉尼亚人后来的声誉，都远远超过了亚当斯本人。
托马斯·杰弗逊，是这群建国者中的年轻人。在年龄上，他比亚当斯他们小了十来岁，在政治参与上晚了二十来年，也就是比约翰·亚当斯晚了几乎整整一代，当时的地位自然也就低得多。杰弗逊善于思考和归纳，写作表达能力很强。他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起首所写下的“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如此简洁、清晰和强烈，堪称尽善尽美。然而，以后的人们几乎都淡忘了，假若不是约翰·亚当斯的竭力举荐，由于当时他年轻资历浅，或许根本就没有机会担此重任。
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和杰弗逊曾经同时出使欧洲，他们俩不仅有革命事业中结下的友谊，两个家庭在欧洲也有许多私人交往，拥有家庭间的友情。
独立战争胜利后的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他的副总统。在只有四个人组成的内阁里，托马斯·杰弗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他们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制的共和体制大国，这几个人也是创建这一丰功伟绩的患难战友。
分裂
建国以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开始浮出水面。
来自北方的亚当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秉持当时占主导的联邦主义观点，认为新生共和国的生存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为此，这种权力必须稳定地掌握在一小群人手里。他对“法国大革命”取怀疑和谴责的态度，对政治上的平民倾向保持怀疑和警惕。他主张的是精英治国。
而来自南方的杰弗逊，虽一辈子没有在平民中生活过，却是一个主张平民权利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都是各州出让给中央的，最重要的权力应该是在州政府手里、在民众手里。他赞美“法国大革命”，赞美普通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性格热情、浪漫，他主张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平民政治。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
1796年，乔治·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坚辞连任总统，回归故里。糟糕的是，按照当时的选举规则，正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分别担任。1796年大选，亚当斯当选为总统，而和他政见不合的杰弗逊成了他的副总统。治国理念的不同，引出方略的背离，尤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个人作为，更损害了他们之间长久的私人友谊。这一对总统和副总统，在内政、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上都针锋相对。
1798年，为了强化政府地位，总统亚当斯利用联邦主义者在国会占多数的有利条件，通过了《外国人和反颠覆法》。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新闻界和言论的法律。副总统杰弗逊认为，这个法律是对美国革命理想的背叛。他发动和策划了《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在州一级对抗联邦的这一法律。到1800年大选的时候，亚当斯和杰弗逊的决裂已经公开化。杰弗逊组织了反对联邦主义的民主共和党，在竞选期间，利用报纸抨击亚当斯的治国方略是对美国自由理想的背弃。使亚当斯感到备受伤害的是，这种攻击涉及他的个人品德和人格，这在当时他们这些保持着古典绅士荣誉感的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而且他知道，站在这种攻击后面的人中，有当年他极力提携的杰弗逊。
1800年，由于《外国人和反颠覆法》侵犯民众新闻言论自由而引起普遍不满，亚当斯在大选中败北，他的政敌杰弗逊上台。杰弗逊上台后立即废除了《外国人和反颠覆法》。在前任已经打下基础的政府制度框架下，杰弗逊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弗逊民主时代”开始了。杰弗逊的观点一时风行，相比之下，亚当斯似乎就是以治国理念错误而下台的。而亚当斯却痛感民众抛弃他是不公正的。
1801年3月4日，杰弗逊宣誓就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或许有所触动，向亚当斯一方发出了和解的信息，他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也都是共和党人。”可是，亚当斯已经听不到杰弗逊的呼吁——这个时候，他的马车正孤独地颠簸在回归北方昆西小镇的路上。他没有出席继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他的心已经碎了。
重归
约翰·亚当斯回到昆西的时候，沮丧而愤懑。可是，他与杰弗逊两人仍然怀着老友之间复杂的感情，私人关系并没有真正破裂。直到差不多四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双方内心的不满被挑开，两个多年好友终于断绝来往。事情缘于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安比凯的一封信。
约翰·亚当斯夫人
1804年，杰弗逊的女儿玛丽亚难产去世。亚当斯夫人给杰弗逊写了一封悼念信，虽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动笔，直至心中强烈的感情冲破这些阻碍”。信中她回忆了多年前，他们两家出使欧洲时的日子，那是她最好的时光，也回想到九岁的玛丽亚初到伦敦的情景，表达了自己对玛丽亚去世的哀痛。安比凯的感情是真实的，在玛丽亚去世的一刻，她把丈夫和杰弗逊的恩怨放在一边，无法抑制地想对杰弗逊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她发出这封信，并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
杰弗逊收到这封信，把它看作是整个亚当斯家在寻求和解。他也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立即给安比凯回信。本来，这确实可以是一个和解的契机，可是，也许因为真正和解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杰弗逊把这封信写成了对自己政治理念的辩解。他回忆自己和亚当斯之间政治上长久合作的友谊，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他们尽管在大选期间相互反对，可是“我们从未挡对方的路”。杰弗逊这是为自己在1800年选举中的作为辩护，同时他提到，“友谊需要原谅一些事情”，他表示对亚当斯做错的事情已经能够原谅，并且恢复对于亚当斯的敬重。这些政治话题的引入，毁了这个和解机会。
杰弗逊的信在安比凯眼中显然是颠倒是非。缘于旧友感情的通信一旦成为政治是非的争执，原来压下的怒火开始上升。于是，在亚当斯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番通信演变成一场恶性循环。当亚当斯最后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他和杰弗逊之间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些年里，杰弗逊是忙碌的。他连续担任了两届八年的总统。前四年比较顺利，特别是他一手操办的“路易斯安纳购地案”，使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而后四年屡屡受挫，他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性格，使他在管理上捉襟见肘。1808年大选，杰弗逊卸任。回归弗吉尼亚故里以后，他仍然是忙碌的。他是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思考、写作，创办“弗吉尼亚大学”，并亲自设计和监督建造弗吉尼亚大学校舍，还设计和改建他自己的住宅。美国行进在他开创的民主化进程中，而他的思考和写作把这种民主化理念表达得最有条理，最容易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他的声誉也节节上升。
与此同时，亚当斯却痛苦不堪。他不善写作，过度的激愤又搅乱了他的思路。他一直在试着写他的自传。他认为杰弗逊的历史回忆是为迎合人们的喜爱而写，他的记录才是真实的。他要写出美国革命时期的真相，写出联邦主义者对美国初期制度建设的深谋远虑和不可否认的功绩，写出历史人物的缺点，历史中发生的错误。可是，他在昆西的老屋里如困兽般徘徊，越急于要澄清事实笔头越混乱。结果，他的自传始终只是一大堆凌乱的笔记。
在这些年里，除了家人，给予亚当斯最大安慰的，是他的另一位老朋友、美国《独立宣言》的另一位签署者本杰明·拉什。拉什是一位医生和医学教授。作为一个开国者，他自然是亚当斯和杰弗逊两人共同的朋友。他在亚当斯最痛苦的日子里，持续不断地和他通信。对于亚当斯，拉什是一个最合适的疗伤者，他们讨论历史和对于历史的评判，也讨论对时事和政局的看法。
1809年，拉什在给亚当斯的信中，描绘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奇妙的一个梦。他梦到亚当斯写了一封短信给杰弗逊，祝贺他终于能够从公职上退休。然后杰弗逊回了一封充满善意的信。他梦到在此后的几年里，亚当斯和杰弗逊相互通信，对他们犯过的错误有所认识，分享美国革命的成果，并且弥合了他们众所周知的友谊。他甚至梦到了他们的死亡：他们俩满载人们的赞誉，双双同时沉入坟墓。
亚当斯立即回信表示这不过是梦，他不打算照梦里的做。
拉什把自己的梦境又写给了杰弗逊，并建议杰弗逊采取主动。可是，杰弗逊也没有这样做。也许他认为，自己当初给亚当斯夫人的信，就是一个弥合友谊的动作，可是结果却并不好。
两年之后的1811年，亚当斯向来访的一个朋友，表达了自己对杰弗逊的友情。他表示，自己与杰弗逊之间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从来没有扼杀他对杰弗逊的感情。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杰弗逊闻讯之后，立即给拉什写信，表达了他对亚当斯以往政治判断力的敬佩。亚当斯在当年圣诞节给拉什的信中，全面阐述了自己和杰弗逊的政治分歧。此时，他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语气幽默而平和。在美国第一代建国者之间，分歧的“火焰仍在燃烧，火山的喷发却终于减弱了”。
几天后的1812年元旦，亚当斯走了关键的一步。他给杰弗逊寄出了一封信，说是要给杰弗逊寄两块“家织的土布”作为礼物。杰弗逊收到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最近出版的两卷著作。
最激动的就是拉什了，他马上给亚当斯写信：“我很高兴您和您的老朋友杰弗逊先生终于能够恢复联系。我把你们看作是美国革命的南极和北极。一些人谈论过，一些人写过，还有一些人为美国的改进和建设战斗过，而您和杰弗逊先生却为我们大家思想过。”亚当斯在回信中开玩笑地揶揄说：“您的梦实现了……您的预言实现了！您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此后的十四年里，北方马萨诸塞州的海边小镇昆西，与南方弗吉尼亚州的杰弗逊庄园之间，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通信。
通信
整整十四个春秋，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各自的家里，用笔、用信纸，回顾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破天荒的经历和功绩。他们曾经达到的人生辉煌，几乎无人可以企及。现在，他们都老了，都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有现实政治的考虑，个人荣辱也日渐轻淡。来日无多，可是他们都理解他们对历史、对后代的责任。亚当斯在信里对杰弗逊说，在我们互相把自己的思想交代清楚以前，我们可不能死。
托马斯·杰弗逊的家
就这样，整整十四年，在连接南北方的小路上，邮差的马车传递着两位离职总统的通信。正如拉什准确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和杰弗逊是真正在为美国“思想”的人，可是在立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上，他们又确实是美国的“南极”和“北极”。他们在通信里，对美国独立和建国最初几十年里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重大历史关头的决策，做出理性的回顾、交流和争论。杰弗逊一再地阐述了他的民主理想，坚信美国和全世界都将走在民主的道路上。他也检讨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承认共和党和他本人都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使用政治手段伤害了亚当斯总统的信誉。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终于说，他为此感到抱歉。
亚当斯和杰弗逊讨论着具体的政策，也讨论他们最大的分歧——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他们各自的阐述，成为美国民主制度宝贵的思想遗产。直至今日，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仍然是在这两种理论遗产之间寻求平衡。杰弗逊的平民民主理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价值观；而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默默无闻了一个世纪的亚当斯的思想，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越来越重视亚当斯当年对政治现实准确而深刻的观察判断。
两个开国功臣、两个不同观点的政治家、两个卸任总统，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和恩怨。他们用这些书信向后代表明，功绩可以不是资本，权力可以不是私产，政治对手可以不是死敌，政治家可以仍然是光明磊落的有道德的绅士，政治理念和实践之对错可以公开讨论，政治可以不是肮脏的交易。两位总统用十四年里的一百五十八封信，开创了美国总统离任后用回忆录形式阐述理念、总结经验，为后代留下政治遗产的传统。
奇迹
写着写着，渐渐地环顾四周，他们发现自己几乎已经是美国革命那一代“仅存的硕果”了。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里写道：回望一生，“就像回望一个战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死了；而我们孤零零地活着，活在新一代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了相互最温馨的慰藉。
1826年，美国独立五十周年。在这一年，《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仅有三人还活在世间。除了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之外，只有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了。
在筹备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人们分别向杰弗逊和亚当斯发出邀请，可是两位老人的健康都不允许他们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了。杰弗逊用几天的时间，为报纸写下了他对建国五十年的总结。他的思路仍然清晰，文笔仍然优美而简洁，民主信念仍然坚定。他阐述了他对大众权利和民众自治的信心，坚信“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驱使的”。在昆西小镇，衰老的亚当斯为庆祝国庆建议：为永远独立而干杯！
7月3日傍晚，托马斯·杰弗逊突然昏迷。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问身边的医生和家人：“今天是4号了吗？”他的生命在昏迷中顽强地坚持，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命定的时刻。第二天，午后不久，这位卸任总统终于停止了呼吸。五十年前的这一刻，美国的一代开国者正开始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上签字。几乎就在杰弗逊死去的同一时刻，远在北方的昆西小镇，约翰·亚当斯坐在椅子上突然中风，失去知觉。下午，约翰·亚当斯去世。五十年前的这一刻，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诞生了！
《独立宣言》的两位催生者，美国政治理念的两位奠基者，美国治国方略的两位开创者，在《独立宣言》诞生五十周年的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相隔不到五小时。多年前他们的好友拉什的梦，竟然成了现实。没有哪个大胆的幻想家，敢于幻想出这样的巧合。面对如此的奇迹，人们可能真的疑惑这是上帝在传达一个信息：后来的美国治国者，须在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思想之间，在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才是美国吉祥平安的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