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你好！

很高兴能这么快就收到你的回信。你说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还说在你的印象中，美国是一个种族问题很严重的国家，也知道美国是一个多族裔的移民国家。但是，只是对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印象深刻，接触到的有关美国种族问题的近况介绍并不多。所以，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可能产生的激烈程度也确实了解得有限。即使对奴隶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的了解，也有“简单化”之嫌。所以，希望能早日收到下面的信。那我再接着往下写。

如今美国的种族问题，确实是“眼花缭乱”的。最近，美国的一个韩裔社会学家在著文讨论洛杉矶暴乱的时候，就谈到，必须认清“美国已从黑白两族的社会转变成了多元族裔的社会。其他旁观的族裔也移到舞台中央，成为主角”。这一情况其实从表象上都可以看出来，因为站在美国的土地上，放眼出去，直观的感觉就是人种的五色缤纷。

然而，美国的种族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令人念念不忘，确实与你所提到的历史渊源有关。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种族问题一度与奴隶制度相联系。这使得本来就放在哪里都不容易处理的种族问题，在这里就更添了一份历史宿怨。

你对美国最终结束奴隶制的南北战争一定很熟悉，但是实际上，南北战争并不是解决奴隶制的唯一举动。反对奴隶制的努力几乎与这个制度相始终，这些努力甚至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人类逐步认识和清理自己的一个过程。今天，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样一个过程，依然感到收获不菲。

再说，就连你已经熟悉的南北战争，实际上还有一些叫你听了会吃一惊的教科书之外的故事。所以，尽管你已经熟悉了美国奴隶制时代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等等，我还是必须把这个话题从头讲起。

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到达的是美洲的南部。美洲的开发也是从南美开始的。一开始，这和美国人的祖先英国人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当时的世界是属于“海上霸王”的。所以，有着大量航海家和海盗的西班牙、葡萄牙，就成了南美的主人，最主要的还是西班牙人。“海上霸王”们也很熟悉非洲。因此，当他们的美洲新殖民地严重缺乏劳力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非洲，在那里，有的是强壮的黑人。

那是四百多年以前。不幸的是，奴隶制确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白人的欧洲文明，还是黑人的非洲文明，都是如此。所以，在今天看起来显然应该是劳务输出的生意，在四百年前却成了奴隶买卖的勾当。在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被白人奴隶贩子劫道抓获的部落黑人，但这不可能是最经济方便的来源。所以，基于当时非洲社会发展的极不均衡，也基于他们事实存在的奴隶制，使得有一部分黑人也成为这一交易的重要一环，他们取得“货源”并且出售，成为卖方。

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要买几车砂石铺路，你找的并不是砂石场，你应该找的是运输公司。四百年前的奴隶贩卖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时经营这一行当的是航海业，奴隶贩子都是一些航海冒险家。由于这是一个获利甚丰的行当，各个欧洲国家的船长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但是实力最强的，依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以至于美国人长期使用的黑人一词，即“尼格罗”，居然不是源于英语而是源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西班牙在一百多年里不断从南美向北美推进和开发，这种开发也伴随着购买黑人数量的增加，因为劳力奇缺。当时在南美，黑人已经非常普遍，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南美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以黑人为主的岛屿和国家。他们并不是当地的土著，他们的祖先也是在贩卖黑奴的浪潮中给卷到这里来的。

于是，当美国人公认的先驱，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着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在海上漂泊长达六十五天，终于到达北美大陆的东海岸，即新英格兰的时候，当他们面对一片莽莽荒原跪下祈祷的时候，这里真是他们所看到的那样，是一片巨大的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吗？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因为不管怎么说，在他们到达的时候，相对于整个北美大陆的广袤土地来说，确实可以说是人烟稀少。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甚至远远超出他们的活动半径，还是浩浩渺渺的人迹罕见乃至于人迹未到之处。

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包括整个南美和北美的一部分，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有超过两百个西班牙城镇，有近二十万西班牙人及五百万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还有相当数量的从非洲买来的黑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新大陆”已经有了以西班牙人为主的一定的社会格局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包括了奴隶市场这样一个现实。

然而，我也一直没有想通，就连这么冷的加拿大都已经被法国人在1604年看中，建了居民点，为什么美洲东海岸的北部，也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摇篮的好端端的一大片风景优美的地区，当时就是冷冷落落，无人问津。所以，在南美洲的黑奴贩卖都已经进行了近百年，却还没有一个黑人随着西班牙人被带到这个地方来。

可是，说起来真活像是命运安排的一样，恰在这些清教徒开拓者乘坐的“五月花”号抵达北美东海岸的一年之前，1619年的8月，在距离他们上岸地点以南五百英里开外的同一海岸，第一批二十名黑人已经先于他们来到了这里。是一艘荷兰船载来了这些黑人。至今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奴隶还是半奴隶状态的家仆。

除了满满一船欧洲商品还捎带载来这二十名黑人的荷兰船长，就这样创下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历史纪录。虽然由于没有任何交通和通讯手段，所以“五月花”号上的移民先驱对此也一无所知。然而，这二十个黑人遥遥的存在以及他们存在的方式，从象征意义上看，就在“五月花”号靠上北美的同时，奴隶制和种族问题就已经在北美开始了。这一切确实发生在今天称为美国的这块土地上，虽然要再过大约一百五十年，世界上才会有美国这个国家。

由于这块土地的开发，是以开放移民式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新英格兰地区第一批英国移民所面对的寂寞和荒凉，很快就被一批批闻讯而来的后继者所打破。北美，在西班牙人开发南美多年之后，终于也成了一个新的移民热点，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新移民蜂拥而至。英国也开始把这里看作是自己的殖民地。可是这个时候，在奴隶贩子们中间，也肯定在盛传着这样的好消息：在北美的东海岸，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

你还记得吧？我们以前在学人类发展史的时候，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假定“人”确实是类人猿“变”的，而不是上帝“造”的话，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别于其他动物，可以称自己为“人”，而不是动物了呢？

我们都从教科书上得到过这样的结论，是劳动创造了人，人与其他动物的分界线，是他们开始制造工具。这个结论使我心安理得踏实了几十年。直到有一天，终于亲眼看到一只大猩猩，为了获取食物，认认真真地为自己制造了工具，并且如愿以偿地用自制工具取得了食物。吃完之后，大家居然还是认为它只是一只大猩猩，而不是“人”，真是令我大失所望。

后来，又听说“艺术创作”是上述问题的一个分水岭。我将信将疑。这意思是说，当一只类人猿终于操起一根烧焦的树枝，在岩石上画出一个树丫巴杈的时候，他就完成了向“人”迈进的关键一步。可是，美国偏偏有人养了一只大象，就是喜欢画画，看着它用鼻子搁下油画笔，居然还换支硬笔签名，“以防假冒”，真叫我哭笑不得。看看画的色彩感觉，肯定比有的“人”还强一点。

最终，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搁一搁。就在这个时候，我不知在哪里看到这么一种讲法。我不把它当作真理或是答案，可是我确实喜欢这个说法：皓月当空，万籁俱寂之时，一个坐着的人猿浑浑噩噩的脑瓜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和其他的动物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时候，他就是“人”了。

请你原谅我的这段题外话。我想说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是有这样一种特性的。那就是，第一，他是在思考的；第二，他思考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永远是与人性有关的。作为整体的人类，他不得不始终在对这个问题进行道德自省和良心拷问。这是人类有可能对“进步”二字持有信心的基本依据，你发现，我们有一点绕回来了吧？

因此，当我们再回到三百多年前的北美奴隶交易，甚至回到四百年前的南美奴隶交易。我们发现，那些参与了贩卖黑奴的非洲部落首领和来自欧洲的白人奴隶贩子，他们在同一个行为中道德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是并不相同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当时的发展程度是有本质不同的。这个程度不同，是指他们作为一个人类群体，对于人性和道德的思考深度和理解是不同的，也就是他们的进化程度根本是不同的。

就像在今天，我们仍然可能发现在某个热带密林深处，还存在一个“猎头族”。他们的部落每年都要偷猎一个异族的脑袋，借以得到整个部落平安吉祥的保障。这个时候，我们说，这种猎杀是一种原始宗教。假设这时候来了一个西方探险家，他在这个部落住了一阵得到启发，出于私怨也割下了某人的一个脑袋。他当然不会在部落里受到任何责难，但是，他的行为就很难被称为是“原始宗教”而不是“谋杀”。在这里你会看到，同时发生的同一行为，在道德上所要承担的责任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奴隶问题在北美最初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你会看到，不仅今天的美国种族问题不是简单的，即使是当年的奴隶问题，也同样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在南美已经有一大批“经营”了一个世纪左右的奴隶贩子。对他们来说，货源和经营方式都已是熟门熟路，只是随着北美移民的大量涌入，他们换个送货地点而已。所以，这里一开始就有大量源源不断、自动送上门来的“奴隶货源”。

同时，奴隶制确实也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类似奴隶制的残余，例如，在北美沦为奴隶的虽然主要是黑人，但在开发初期，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白人也同样成为奴隶。这是移民们承袭了欧洲当时盛行的以劳役抵债的传统。

当时来到北美的白人有大量处于赤贫状态，他们甚至买不起一张驶往他们的希望之乡的轮船船票。于是，普遍有以自己做抵押的。谁付的这张船票，谁就在几年之内拥有这个劳力。甚至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是从英国的负债监狱里直接被挑选来的。也就是说，奴役劳力，对当时的欧洲移民来讲，并不非常陌生。

尽管如此，可当时的英国本土已经风云激荡，平等自由的思想也已经不是什么萌芽状态了。所以我想，在这些英国人刚刚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一定也被“奴隶市场”这样的“异国风光”吓了一跳。也就是说，对于南美已经盛行的这种方式：这样赤裸裸的，把人彻底当作牲口一样的奴隶买卖，他们要接受甚至参与这样一种行为，面前还是会出现一个令人犹豫的道德门槛的。

但是，当时的美洲移民是控制很弱，极其混乱的。在这些人里，什么样的背景都有，也什么样的状况都有。你可以想象，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三百多年前的人类整体发展水平上，在一个奴隶制已经成为事实的地区，显然不会面对陌生的蛮荒之地和严酷的生存条件，却坚持以道德为理由，断然拒绝以奴役的方式使用劳动力。

那么，当时这些新移民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呢？

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所载的移民先驱者的情况，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他们一共是一百零二人，在十一月中旬到达北美。很不幸的是，他们靠岸的新英格兰恰是今天美国版图的北方。当时严寒已经开始。他们的眼前是刮着凛冽暴风雪的荒原，而背后的太平洋如同一把利刃，切断了他们和文明之间的纽带。更何况，他们是来自一个已经高度文明发展的国度，早已失去了始祖们在大自然中求生的本领。结局可想而知，仅仅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五十八条生命，半年过后，他们只剩下来四十四个人。

就是这留下来的四十四人，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们曾在冬天去探访过“五月花”号靠岸的地点。据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这已经是一个几十年不遇的“暖冬”。可是，当我们站在岸边，在大西洋上刮来的刺骨寒风面前，还是转眼就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游兴和耐心。尽管裹着厚厚的现代羽绒衣，还是迫不及待地奔向一家叫作“明朝”的中国饭店。在暖气中喝下整整一壶热茶，才突然明白过来，我们逃离的是什么。我们所逃离的，就是当年这一船移民在目送“五月花”号开走之后，面对的饥饿和寒冷。可是他们无处可逃。就是与死神眼看着就要面对面相撞，他们依然无路可逃。

后来的大批移民，其状况并不比他们好多少。英属殖民地的开发是从北方开始的，大多数移民落脚的地方，冬天都相当寒冷。后来者除了人多势众一些，所有的问题还是要每一个人自己去解决。他们的房子还是林中的树木。他们与奔跑的野兽之间，谁是谁的食物，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幻想中的农田，还是长满灌木和荆棘的处女地。他们的种子和工具却还在海上漂泊的商船里。冬季却不肯推迟脚步，坚持要如期而至。他们有妻子还有孩子，周围的人都在流行疾病，没医没药，隔三差五就有人到上帝那里报到。他们想在冬季之前至少给孩子一个栖身之地，可是就是人手不够，本来就是加上妇女孩子一起干活都不够，一生病就更不够。

在开发最初阶段的这种状况下，移民而来的各色人等，他们原来的背景都被无情地抹去了。有一些人带来了钱，可是，他们的钱也买不到可以容身的最简陋的房子，他们可以买到的，就是当时最缺乏，所以也最珍贵的奴隶劳力。因为一切都必须用双手和体力去创造出来。

因此，三百多年前，北美移民所考虑的，远不是今天的人们所想象的“发展”、“发财”这样的奢侈品。如果其中有人曾经在英国上船之前有过这样的念头，一下船也就被冷酷的现实一风吹了。他们绝望地不知如何才能在一片荒野里活下去。就在这个时候，运来了一船黑人劳力，说是连现钱都可以不要，以物易“物”，用当地的木材换就行。可以想象，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没有太大犹豫就跨过了第一道横在面前的道德门槛。

奴役劳动就这样在北美开始了。

随着英王朝十三块英属殖民地在这里的建立和开发，这块土地在迅速地发展。虽然这个新大陆的状况与欧洲相比始终还是落后的，偶尔来一个欧洲旅行者，仍然会不屑一顾，回家后把这里描绘成穷乡僻壤。可是，这里的各个殖民地已经设立了总督政府。早期开拓者所遭遇的九死一生的险恶环境也已经被大大改变。换一个角度说，当年新移民借以越过道德门槛而使用奴隶劳动的一部分历史借口，已经不复存在。

可是，就像你已经知道的那样，奴隶制在北美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越加兴旺发达起来。大量奴隶势不可挡地进入这些英属殖民地。奴隶制很快成为北美洲最触目的现实。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奴隶交易和奴隶劳动都产生人类最难以抗拒的诱惑，这就是利益。然而，这块土地的早期经历所形成的奴隶制现实，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始推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北美英属殖民地黑人奴隶泛滥，而英国本土却从来没有卷进去的原因之一。英国本土就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借口，所以即使同样被利益驱动想蓄奴的人，也被阻挡在道德门槛的这一头，难以当众迈出腿去。

北美的奴隶贸易居然会如此迅猛地展开，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被这份“利益”所吸引的不仅是一些商人和平民，它还吸引了一个王朝。这个王朝调动了一个大国的力量来向这块新开发的土地倾销奴隶。

早在“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刚刚四十年的1662年，英王朝查理二世就特许“皇家非洲贸易公司”有计划地向西印度群岛和北美贩奴。到1713年，英王朝甚至与西班牙达成有关贩奴的重要协议，由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垄断包括南美在内的整个美洲奴隶进口，由两国的王室各分得利润的四分之一。此后的二十年内，根据记录，英国至少每年向美洲输入了一万五千名奴隶，其中四分之一左右进入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大多数都进入了北美英属殖民地。

你一定已经看出来了，英国国王在北美的这笔买卖特别好做。因为北美本来就是他说了算的。土地是他的殖民地，管理者是他派出去的总督，当然协助推销。事实上，曾经有一些殖民地对于汹涌而来的黑奴浪潮，出于种种原因，例如最普遍的安全理由，表示担忧和抵制。但是，都无法抵御英王朝和殖民地总督上下一致的奴隶推销政策。

就这样，一只强有力的手在北美推动奴隶制。就是这片土地当时的主人英国王朝，开始有组织地大量向这里输入黑奴。贩奴收入则一度成了一个王朝所刻意追求的“国家利益”。于是，贩卖奴隶不再是星散的船长们的海上冒险，而成了英国王朝垄断的皇家事业。换句现代的话来说，在贩奴行业，强盛的英国王朝成了一个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北美的奴隶交易就在英王朝强力的推波助澜中，达到了一个高潮。

那么，你也许会问，这片土地还有什么希望呢？真是这样，当一个巨大的利益突然出现的时候，一个王朝会被吸引，大多数普通人也都会被吸引。我们回顾历史上的北美，看到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所形成的旋涡。

前几年我们去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逛了一圈。校园里有一座罗丹的雕塑“思想者”，是用原作的模子翻制的。记得以前我们只有机会看到这个雕塑的照片，虽然看不真切，但是依然很惊叹罗丹的构思：在地狱的门口，“人”，坐下来“思想”。

现在，当我终于有机会真的站在这个雕塑之前，突然不可抑制地想到，“他”只不过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为什么我们却会有一种受到震撼的感觉，“他”又在想些什么呢？

我确信，他所思索的，不可能是别的，一定还是当年他站在“猿”与“人”之间，第一次想到的那个亘古不变的“原始问题”：“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人类，不论他走到什么时候，他的面前总会出现一道新的道德门槛，在这道门槛面前，他不得不坐下来，思索。从他成为“人”开始，直至他来到火焰熊熊的地狱的门口。这个问题是永恒的，超越一切的。其原因却是出奇的简单：他是“人”，当然就想知道，什么是“人性”而不是“兽性”。怎么做，才可以称自己是“人”，而不是“兽”。

总有一些人，他们不会轻易跨过道德门槛，他们会坐下来思索，这就是人类的希望，也是北美这片土地的希望。

作为北美精神主导的北方，对于奴隶问题，一直可以看到比较清楚的这样一个“人”在思考的线索。那就是，在遇到黑奴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的时候，这里有一些人本能地开始从人性的角度思考。提出质疑。在利益的潮流袭来时，他们只可能是极少数，但是只要他们站在符合人性的一方，他们的坚持就会奇迹般地渐渐显示出力量。探究这样一个很有历史逻辑的过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片土地发展的核心一直是在北方，这也是美国人一直把“五月花”号的那一船清教徒，认定是他们的精神先驱的原因。我以前也因此而误认为，他们是到达北美的第一船英国移民，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在“五月花”号抵达新英格兰地区十三年前的1607年，弗吉尼亚已经建立了第一个英属小镇。那么，为什么日后的美国人一定要认定“五月花”号的移民是他们的精神祖先呢？

美洲殖民地的移民组成确实是很不同一般。

北美当然也不乏大量被贫困逼来的“经济移民”，可是，来到这里的“政治移民”的比例，高得异乎寻常。他们是在英国及欧洲的诸多次宗教迫害和政治动荡中离开故土，来寻找一片自由的土地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英国的处境远比跑到这里来当难民要好，对于这些人，寻找一块新大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需求。他们需要一块“上帝承诺过的土地”，在那里可以有他们自由信仰的权利。其中“五月花”号上的那一船移民，就非常典型，也是这些“政治移民”中最早的一批。

你已经知道，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冬天，严酷的自然条件就带走了“五月花”号移民中一多半人的生命。但是，当第二年春天，“五月花”号又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船长惊讶地发现，剩下的那四十四个营养不良、还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幸存者，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随船回到文明的英国去，而坚持要留在这片实在乏善可陈的荒野之中。

正是这样一些人，往往会很自然地成为各地的宗教和精神核心。这个传统使得美国至今为止宗教气氛还非常浓厚。我们和去年来的那两个澳大利亚建筑师聊起来，他们谈到，同样作为新开发英属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就没有这样强的宗教传统和气氛。他们听了这里各式各样、比比皆是的宗教广播台以后，感到非常新奇。

北方，正是大量这样的“政治移民”的集聚地。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更高一些，他们流亡的原因往往是“宗教迫害”为主的政治性原因，所以，他们更习惯于在世俗诱惑的面前，做出理性的思考。他们甚至在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建立了哈佛大学，并且把哈佛大学所建立的地方叫做“剑桥”。当然，那个时候的哈佛只可能是陋舍几间，可是，他们却觉得，只有在哈佛大学这样的精神支柱的支撑下，他们才能够活得下去。真是难以相信，当他们满怀希望地挂上哈佛大学牌子的时候，距离“五月花”号抵达这里只有仅仅十六年。距离美国的成立，却还有一百多年。所以，一直有所谓“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

因此，要追寻这块土地的历史足迹，北方的线索是比较清楚的。奴隶制在北美的整个兴起、兴盛和衰落，都可以在这个拥有哈佛大学的新英格兰地区以及大部分的北方地区，看到一个比较清楚的逻辑过程。

我先以新英格兰的马萨诸塞为例。在奴隶刚刚进入这个地区时，反对这个制度的声音就符合逻辑地同时响起。

在那个时候，宗教在一开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宗教思考本来就应该是非功利的思考。他们把自己与世俗世界拉开距离之后，探索人与神的深远的哲学问题。这样，任何可能找到的世俗利益的借口，都必须被拒留在宗教的门外。由于北美的生活环境，使得各种宗教的思考内容，也很早就包含了奴隶问题和不同种族如何相处这样的问题。当然，不同的宗教在这些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尽管，在新英格兰的北美早期清教徒，对于宗教正统问题曾经非常狭隘和固执。他们曾认为印第安人的宗教是魔鬼的宗教，也视教友派为邪教和异己，横加驱赶。但是，在奴隶的问题上，基于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却在道德的层面得出了自己毫不含糊的结论。

在三百年前，他们是这样理解的，即使用奴隶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是符合《圣经》，也是可以通得过他们的道德质疑的。那就是，沦为奴隶的人必须是战俘，以及同意出卖自己的人（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债务奴隶）。除此之外，他们无法接受“买卖奴隶”和“蓄奴”这样的做法。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此推论下来，那个时代的北美清教徒倒是并不反对当时并不罕见的白人奴隶，因为，这些白奴是自己同意以自由和劳务抵债，也就是同意出售自己的。但是，他们却反对买卖和使用黑奴，因为所有的黑奴都是被迫的、非自愿的。

于是，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些清教徒对于奴隶问题的认识，还有欧洲奴隶文化遗留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你却又可以看到，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很有逻辑性的。作为当时北美非常重要的宗教思想流派之一，他们在对一个重大课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重视的是道德层面的逻辑推理，种族归属却并没有成为他们的一个判断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前卫”的。

三百年前，刚开发的北美还很混乱，约束力也很弱。由于劳力的大量需求，应运而生的北美奴隶市场正在发展。清教徒基于他们的道德诉求，曾经企图严格地抵制奴隶交易的浪潮。结果就导致了当时发生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和其他地方一样，移民中的不少人深深地被奴隶交易带来的利益所吸引。其中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再消极地等待别人给他们送来奴隶。

事情发生在1640年，也就是在“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二十年的时候。一个名叫斯密斯的船长驾了一艘货船，从马萨诸塞前往非洲送货。卸下货之后，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尽管运“活的货物”不如运一般商品那么方便，可是万一成了，不就是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吗？那么，为什么不顺手弄两个黑人回去，试试这一行呢？那些让人羡慕的发了财的奴隶贩子，又不是有什么望尘莫及的本事。他望着自己手中的枪，也许觉得自己只是试验一下，不是大批量的需求，不必去当地的奴隶市场花钱买，自己就可以碰碰运气。

于是，这位斯密斯船长居然就带领船员，在他的船的停留地附近，选定了一个黑人村庄作为突袭对象。这大概是一个小小的部落村庄，因为他们小试即胜，一举抓获了毫无防范的几个黑人家庭，然后如数押上船，带回了他所居住的马萨诸塞。一路回程，斯密斯船长一定在做他的“淘金梦”。按照当时北美奴隶交易的现状，他是完全有理由做成这个美梦的。可是谁会料到，这一次，他却偏偏押错了宝。

当时马萨诸塞还是在开拓的最初岁月，但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行政管理。当地人在竭力形成依据一定的宗教道德原则而执行的管理。那里当时是清教徒们的天下。他们的原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圣经》所传达的上帝的原则。你已经知道，对于奴隶问题，他们认为，这个原则就是除了“战俘”，必须是“自愿出售自己”，才能成为奴隶。虽说他们宣称这是《圣经》的旨意，然而这显然反映了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对于人性和人道的认识程度。

于是，斯密斯船长在当地一些严守戒律的清教徒眼中，显然是违反了上帝的原则。在贩奴已在北美逐步盛行的时代，这些马萨诸塞的清教徒还是决定顽固地坚守他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清白”。外地来的奴隶贩子他们管不着，可是他们绝不允许本地居民的灵魂也被魔鬼勾走，不准备让这位利欲熏心的斯密斯船长打开一个缺口。因此，这位船长就这样成了北美奴隶交易史中的一个特例。他在回到马萨诸塞以后立即遭到逮捕。而那些被他劫来此地的黑人，也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好运气，当时还处于草创阶段的马萨诸塞司法机构，当即下令用当地的公款送他们回到非洲的家乡。

1641年的马萨诸塞因此有了一条针对从非洲劫持黑奴的法律：“任何人，凡劫持人类者，判不赦之死刑。”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真的阻止此后的贩奴浪潮，马萨诸塞和其他殖民地一样，几十年后蓄奴成为普遍的情况。它的港口城市波士顿，也因为转运了大量来自非洲的黑奴而逐步发展起来。

可是，我之所以向你讲述这个北美贩奴时代十分罕见的实例，因为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这样螳臂当车的行为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你看到，一百多年以后，摧毁奴隶制的烈焰就是起于这最初的一点一点火星，你就会感受到思想的力量，这也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清教徒们始终没有放弃的这样一个出于宗教理念的道德诉求，也在一百多年来逐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这种气氛最终导致了在独立战争前后，北方对于奴隶问题的彻底反省。

在马萨诸塞，这场思想清理，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马萨诸塞也是最早在奴隶问题上开始挑战立法的几个北方英属殖民地之一。

在独立战争开始前，一个抵制奴隶进口的运动已经在发展起来。1767年，即美国独立战争的八年之前，他们就在议会提出了“有关禁止本地区进口奴隶的法案”，但是，这个时候议会的上下两院本身还不能达成共识，因此法案无法通过。四年以后，他们再一次努力，终于在议会两院有了一致的意见，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但是，却遭到当时英王委派的殖民地总督的否决，法案被封杀了。

独立战争逐步迫近。挑战立法所引起的有关讨论，在马萨诸塞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他们不断地重复努力，希望使当时作为执法权威的总督，能够接受一个禁止进口奴隶的法案，但是始终没有成功。1774年，就是在独立战争打响的前一年，议会甚至两度通过这样的法案，最终，依然没能通过英皇的总督这一关。但是，你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萨诸塞这个地方对于奴隶问题的基本态度了。

这种趋势形成的气氛，即使从当地的黑奴身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在马萨诸塞，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在当时影响并不大的事情：

也同是在独立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774年，北方暖春的五月，马萨诸塞英总督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申诉书。在托玛斯·盖奇漫长的总督生涯中，他接受过不少申诉，可是这一份却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这是一份代表着一群黑奴向英国皇家总督提出的申诉书。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份申诉书中，这些黑人从人性的原则、基督教的道义出发，甚至从当时的法律中寻找依据，不仅动之以情而且逻辑清楚地推理，得出无可抗辩的要求：他们要求恢复他们和孩子被剥夺的“生而自由”的天赋权利。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英总督并没有批准这样的申诉。那些交上申诉书之后，苦苦等待，却没有能等出一个结果的黑奴们，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可是，这就是历史的意义：今天，人类根据永恒的人道与非人道泾渭分明的准则，给曾经显赫的留下了姓名的英总督，和卑微的没有留下姓名的黑奴们，下了孰是孰非的判定。美国成立以后，这份黑奴的申诉书逐渐成为美国孩子们必受的教育，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这是殖民时期非常罕见的一次黑奴的合法抗争。为什么是罕见的呢？

因为在当时，黑人作为个人和小的群体，有可能出现偶尔的反抗，但是作为整体，不论其人数如何迅速增长，他们在北美注定会在非常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是几乎没有自己声音的一个极弱势群体。这不仅因为他们被胁迫，同时也因为，黑人还处于他们偶然进入的这个陌生文化系统的蒙昧状态。

黑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不仅是说他们来到新大陆，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还因为当时的非洲不同部落的语言非常复杂。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地方，仍有相当多的黑人讲一种起源于二十几种西非语言的叫“古拉赫”的语言。你可以因此想象，两三百年前的黑人语言状况是多么混乱和无奈。黑奴相互之间都常常无法交谈，他们只能通过逐步学一些英语，来进行黑人本身之间的简单交流。

他们更无法发展自己的文化，只是沦为一种陌生文化的工具。他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一开始都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根本理不出一个头绪，更不要说提出一个共同目标。大多数黑人还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甚至在他们许多人的原来文化中，奴隶状态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非洲的部落战争也经常使战俘成为奴隶。种种原因使得黑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逃亡和反抗都只是个别现象，而逆来顺受却被迫成为主流。

因此，这份申诉书出现在马萨诸塞并不是偶然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根本不可能在两百多年前的黑奴中间，生长出这样一棵树苗，没有合适的气候，它也不可能如此健康、茁壮，并且理直气壮地展现自己虽然微薄，却是由苦难积累起来的力量。因为，你可以说，追求自由，这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这些黑人第一次清晰表达出来的天赋人权的理论、基督教的教义、法制的概念，却不是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带来的。

从这份申诉书中，你可以看到黑人为争取自由迈出的第一步，你也同时可以看到马萨诸塞的早期清教徒们的身影。他们逮捕一个斯密斯船长，送回了几家黑人，并没有阻挡住奴隶交易的浪潮。但是他们持续一百多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黑人的逐步觉醒和更多白人的反省。

1775年，独立战争终于打响了，新成立的马萨诸塞“革命政府”遇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在海上抓到了待售的黑人。一项提案被送到了立法机构，立法机构不仅立即同意了这项将黑人们立即释放的提案，而且附带了这样一个声明：“这种对人进行出售和奴役的行为，直接践踏了造物主赋予全人类的自然权利。我们以及各州都誓言要为自由而战斗到底，而这种行为与这样的誓言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个声明显然超出了以往通过的法案的诉求，它要求的已经不只是停止奴隶交易，它直接提出了解放奴隶。并且指出了黑人的自由和白人们正在从英国人那里寻求的自由，同属一个人类理想，是不可割裂的。虽然这个声明当时并没有完全通过，通过的只是禁止奴隶交易和虐待奴隶的部分，然而，所有的马萨诸塞人一定听到，奴隶制的丧钟已经开始敲响。

仅仅是八年独立战争的第二年，马萨诸塞就有了着手解决奴隶问题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战争之中就向议会递交了废奴的议案。

英国签字同意美国独立，是在1783年。在此三年之前的1780年，也就是那些黑人向英总督送出申诉书的仅仅六年之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在地方宪法中就有了这样的明确条款：“所有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并具有明确的、与生俱来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依据这些权利他们得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自由。”

马萨诸塞终于在进行独立战争的同时，就完成了对奴隶制的清算。

同属北方的宾夕法尼亚，是教友派的大本营。你一定记得前面提到过的，新英格兰的早期清教徒曾经出于宗教偏见，强烈排斥过教友派。所以，他们之间不仅属于不同的殖民地，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在宗教观点上还有相当大的分歧。然而，在查看宾夕法尼亚的资料时，我奇怪地发现，在奴隶问题上他们所走过的历史路径，与马萨诸塞的情况却极为相似。

仔细想想，这两个地方的移民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对于精神追求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执著。早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已经以物质生活的清贫和对精神生活的孜孜以求闻名，而教友派更是把对于精神的追求，发展到了殉教的极致。这种状态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们很容易走向偏执，不肯妥协。这两个教派在早期都踏入过这样的误区。但是他们共同的优点，就是不轻易在世俗利益面前放弃道义，即所谓的“见利忘义”。

教友派来到北美，显然也是为了寻求一片宗教自由的乐土。正因为早期饱受清教徒的排斥，他们在新大陆一度处于类似流浪的状态，没有一个集中的基地。于是他们的一个宗教领袖威廉·佩恩，就在1681年向英王查理二世要下了宾夕法尼亚这块殖民地。他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居然是国王曾经欠过他们家族的钱!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当然也是一片荒原，但是教友派的教徒们已经心满意足，他们好歹有了一个新的家园。

在教友派所理解的《圣经》精神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平等和自由的精神。这使得教友派成为北美最早提出各种族平等相处理想的教派之一。以后我会再向你介绍，这一点认识在北美不仅是实属可贵，在当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于是，教友派的一些牧师从很早开始，就向教徒灌输解除奴隶制的思想。

在宾夕法尼亚最早加入谴责奴隶制行列的，还有一批德国移民，他们属于教友派叫作公谊会的一个分支。他们在宾夕法尼亚这个新的家园建立了德国镇，保留他们自己的宗教和生活习惯。

1688年，也就是在威廉·佩恩在宾夕法尼亚建立这个教友派新家园只有七年的时候，在德国镇的公谊会每周宗教聚会中，他们已经留下了这样一份古英语和古德语混杂在一起的，有关奴隶问题的讨论记录：在讨论中他们明确反对蓄奴，所用的思想和语言都极为朴素。他们写道：“我们反对这种针对人的肮脏交易，理由如下：……他们是黑人，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能有更大的权利令他们为奴，就像我们对其他白人，也没有这种特权。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对不同辈分、不同血统和不同肤色的人，都应该一视同仁。”

你看到，这里不仅有他们对于奴隶问题的态度，也有他们对于种族问题的立场。

作为北美思想主导的北方出现的这些早期质疑，形式和深度都并不相同。但是，在人性的普遍原则下，拂去外表，我们发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坚实内核，那就是，新移民纵有万般理由，他们难道就因此真的具有剥夺他人自由的权利吗？这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北美开拓初期，他们第一次试图离开自己的困境，离开自己相对优越的地位，站在那些他们还完全无法理解的黑人的立场上，质问这个人类行为的合理性。

当然，由英王朝所推动的北美贩奴浪潮，也随之冲击到了这里的平民和教徒。不论是宾夕法尼亚的居民，还是教友会的教徒，都有参与奴隶交易和蓄奴行为的。一时间，这些看上去近乎“迂腐”的“道德说教”，似乎根本无法与奴隶劳动带来的巨大“利益”抗衡。然而，也许正是他们的宗教热情，使他们没有放弃较量。1696年，公谊会就提出了反对进口奴隶的提议。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他们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呼吁，而且呼声越来越高。

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长期以来在议会里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宾夕法尼亚也是北美的英属殖民地中，最早在议会里通过一系列法案，对进口奴隶进行禁止性课税的。

1712年，就已经有人提出彻底禁奴，当时的议会还不可能接受。可是他们同意先走出禁奴的第一步，于是，就在这一年通过了第一个对进口奴隶的禁止性课税法案。

当时在北美，有不少殖民地都对拥有奴隶或是进口奴隶收税，可是目的却大不相同。有些地方课“奴隶税”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北卡罗来纳以税收限制奴隶进口的数量，则是因为担心黑奴过多而无法控制。宾夕法尼亚却是唯一以明确的反奴隶制这样的道德目标，而制定这个税收法案的。

然而，他们遇到了马萨诸塞的议会遇到过的同样问题。1712年的这个立法立即被英王朝下令不准执行。接下来就是反对奴隶制的宾夕法尼亚议会，在奴隶交易问题上一系列的挑战立法和一再被英王朝否决，这样的戏剧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重复上演。

1754年，教友派又迈出重大的一步。他们在挑战立法的同时，开始利用教会的约束力，禁止教徒购买奴隶。1758年的一次教友派宗教年会上，他们宣布禁止教徒参与和奴隶交易有关的任何行为。任何人只要加入教友派，就必须遵守这个禁令。任何违反者，地方教会都必须宣布此人脱离教会。

在这样的两头夹击下，在独立战争之前，宾夕法尼亚的奴隶交易几乎已经停止了。教会的禁令又使得这里的奴隶人数锐减。到独立战争打响时，这里只剩下了一万名左右的奴隶。

独立战争所提出的自由精神，也大大加速了宾夕法尼亚对于奴隶问题的清理。1780年，在独立战争结束的三年之前，宾夕法尼亚的议会终于通过立法，彻底禁奴。

在翻阅北美殖民地时期有关奴隶问题的文件时，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北方，不少殖民地的早期文件，对进口奴隶甚至对蓄奴，一开始就有了道德谴责和禁止条文，有的甚至措辞严厉。

可是以后的几十年，基本上就只有大量对奴隶交易课税的决议了。早期的对奴隶制的道德诉求几乎在所有殖民地的立法提案中销声匿迹。在了解了英王朝对于奴隶制的介入和推动之后，这种变化就能够理解了。

然后，在独立战争前后，也就是在美国诞生的前后，明确禁止进口和彻底禁奴的立法文件又大批出现。文件中也逐步出现清楚的道德诉求的文字：“我们不仅要防止更多的黑人失去自由，还要让已经不幸失去自由的黑人恢复自由。”

独立战争期间和美国建立以后，奴隶制也在作为北美精神主导的北方陆续结束。

在了解了类似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相关历史之后，才发现这些文件所表达的一波三折，实际上很典型地反映了北方一个有逻辑的历史进程。他们都有过一个最初的人性思考和结论，也都有过一个抵御不了包括“王朝利益”在内的欲望浪潮冲击的阶段。但是，最终对人道的坚持终于战胜了人类贪欲的一面，人类在对自身的反省中，走出坚实的一步。

因此，这里走过的最初一段路程，并不是你我原来所想象的，奴隶制从兴起到终结的历史，就完全是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之间压迫和反抗的对抗史。基于我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当时黑人还不可能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人类良知和愚恶在自己内心的角逐。你已经看到，在这一段历史中，这场角逐主要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内部。这时，我们发现，原来人类的思想和人性反省是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个历史阶段，黑人就没有力量，只是他们的力量是无声的。黑人的力量就是他们失去的自由，就是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以深重苦难凝聚起一个巨大的质量，逼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检验人类对于人性的自省能力。

一块土地，一群人，乃至整个人类，它的真正希望所在就是它的自省能力和良知醒悟，而这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

在北方，奴隶问题的解决确实是一个自省和清理的过程。在那里，这场思想上的清理在美国独立战争过程中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你一定要发问了，独立战争不是并没有解决美国的奴隶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拖到独立战争八十几年以后的南北战争才解决的吗？

你的问题牵涉到殖民地的北美和新诞生的美国的一些特殊情况，这些情况也导致了解决奴隶问题的复杂性。这些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我得在下一封信里再回答你了。别忘了来信。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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