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林达
1995年年底，我带着“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一部书稿《历史深处的忧虑》回国，其实当时连书名都还没有。
书稿内容基于我作为平民在美国的体验，讲述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向中国朋友介绍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个人权利”概念，更强调美国民众为此在不同时代怎样支付不同代价。我还记得，作为一个普通新移民，写作有很放松的一面，同时，在国内的经历又无可避免成为一个背景，致使写作中也常常出现一些“重”的心情，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用轻松笔调让文字自然流淌。新一代也许已经很难理解，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会有如此心情。今天回头去看，这不是“个人事件”，它折射了中国一段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我们成长的年代，适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一度完全挤压了个人空间，这类话题也就长期成为禁区。1976年“文革”结束，直至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府权力的合理退让和个人对自由开放的急切要求还不同步，形成了社会的焦点之一。虽然这本书不是对个人自由的盲目呼唤，而是在介绍个人权利理念的同时，也提醒了这些命题中蕴含的社会两难困境：在必要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同时，社会和民众也被迫在“安全”与“自由”的冲突中不断权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难题。这一点，在今天世界进入反恐战争时期之后，又有了新的含义。可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末，1996年的中国社会还在一个门槛上，这样的话题虽不再是绝对禁区，却仍然敏感。对于作者来说，历史甚至现实的负担也都还在。所以，当时的写作心情，其实也在无形中预示寻求出版的困难。
那年回到上海，先把稿子寄给了在北京的朋友郭大平，他把稿子转给他的朋友郑也夫，还记得他说，“也夫的眼睛比较毒”。接下来，郑也夫热心表示愿意帮助推荐出版。于是，1996年年初我带着书稿来到北京。在十几天的时间里，郑也夫帮助推荐了路数不同的各家出版社，也包括私营书商的先驱者。几乎所有出版社对书稿本身的反应都是正面的，却也都明确表示，因书的主题敏感，不能出。记得有一个总编刚开始看，就立即否定了出版的可能，却不肯马上归还书稿，说是自己喜欢，一定要看完了再还。出现的最大可能，是一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已经接下稿子，提出出版条件，一是要删改，二是给样书不给稿费。我们都答应了。接下来，编辑小心翼翼做了大量工作，删去他估计可能触电的字句，尽可能保留原来的内容。返回来的稿子五花六花，看得出编辑的全部苦心和好意。可是，删节稿还是被总编无奈地否决了。期间，周孝正说，我替你向也夫求个序吧。记得是一起吃着小饭铺，孝正开了口，也夫只是回了一句：“我觉着这本书要出事儿。”结果，临出版前应出版社要求，我自己匆匆忙忙补了个序，也因为这句话，当时帮过忙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敢在书中表示感谢。那是后话了。
郭大平、郎可华夫妇，周孝正，郑也夫，梁平，史铁生、陈希米夫妇，都帮了很多忙。当时没有找三联书店，也夫的意见是，这样敏感的稿子怕“显眼”，找个“不惹眼”的出版社，还可能“塞出去”。结果，铜墙铁壁，怎么也塞不出去。我不能无休止地在北京待下去，临走，留下一份稿子给周孝正，托他有机会再给别家试试。然后我就回了上海。临行，郑也夫给了一个朱学勤的地址和电话。说这是他的朋友，可以试试请他帮忙。
说实话我不知道谁是朱学勤。我先打电话约了时间，把郑也夫的名字推在前面。朱学勤家当时还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一个简陋的宿舍楼。为有事相求而敲开一个陌生人的门，本身就是件尴尬事情，好在朱学勤受朋友之托很是热情，不问三七二十一抓起电话就打给上海的一家文学出版社。我急着拦住他，请他先了解一下书稿内容再说。事后他说，当时他估计一定又是一本“闯荡曼哈顿”的故事。我简单介绍之后，朱学勤的脸色才从客气的热情转到真正的兴趣：他看重“形而中”，而这本书稿正是介绍制度层面的东西。书稿在讲些浅显好听的故事，也就面对大众。这种方式其实是跟美国人学来的。这次，朱学勤认真了，要先留下书稿读一读。
几天后，收到朱学勤电话，说是他把稿子推荐给了三联书店。绕了这么一大圈，才提到主题，是想说，三联书店确有它和别家不同、十分特别的地方。朱学勤是认真的，他先给编辑吴彬打了电话，又把稿子直接寄了过去，吴彬对书稿持肯定意见，又转给了总经理董秀玉。总经理还是拍板的关键，为最后落实，朱学勤又直接打电话给董秀玉，催问对书稿究竟如何定夺。朱学勤告诉我说，总经理董秀玉在电话中问他，你对书的判断怎么样？听完朱学勤的介绍和推荐，她马上回答，三联愿意出这本书。我听了想，这种行事风格，好像有点“旧社会”。
我回美后不久，适逢朱学勤第一次到美国，来我家玩。那是1996年5月，问他三联那里怎么样了。他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就在我老住宅破破的小房间里，立即给三联编辑吴彬打了个电话。回答是：通过了。朱学勤这才松口气说，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原来在打电话前，他其实并没有把握，原因是不久前，三联又来了一位新领导，谁也不了解他，谁也不敢保证能通过。现在编辑说：他签字了。唯一的要求是，这本书不要宣传。朱学勤加了一句，也是好人啊。
出书前还有一个周折：这本书的第一个书名是《自由与代价》，希望能够一目了然地点出书的内容。
在个人自由尚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地方，对自由的呼唤往往是文学性的，充满了浪漫抒情甚至热血膨胀的激情表达，自由仅仅呈现它感性的一面，如裴多菲笔下生命、爱情的理想续篇。这也是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中国时，看到和感受到的中国知识阶层以及社会大众诠释自由的基本层面。若要再往前回顾，这条线索可以一直牵到中国最初引入西方文化的开端处。而我在这本书里，想介绍的自由概念是冷静的，可以陈述和理性讨论、可以现实规范的。个人自由不仅是具体的，也是仰仗他人和社会支付代价而得以维护的，这些代价同样是具体的。因此，美国的自由是由无数案例作为支撑的，是对个人行为、政府行为的司法界定。而所谓案例，又是触及每一个人现实生活的鲜活故事。同样的案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可能引出对司法规范新的挑战和突破。每当遭遇新的历史条件，而社会可能一时无力支付新的代价时，某些个人权利就难以得到历史上同样程度的维护，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痛苦挣扎的困境。美国正是由于对历史标杆性案例的判定和由此引发的广泛社会讨论，才使得社会从困境中逐步成熟。没有“代价”的同时引入，仅仅引入浪漫概念的自由是极为脆弱和不完整的。
可是，在当时情况下，书名出现“自由”二字是出版社需要再三斟酌的事情。考虑再三，编辑还是决定不采用《自由与代价》的书名，结果书名就改成了《历史深处的忧虑》，后来不少读者反映说书名有点不知所云，这不是有意故弄玄虚，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书名的“自由”不存，“代价”也只好随之而去。值得欣慰的是，到了2007年，我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介绍纳粹集中营里犹太儿童画作的书，此刻编辑吴彬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为书起名为《像自由一样美丽》——中国的社会进步真是非常具体。只是，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看到，中国的自由呼吁仍然非常容易流于感性表层，而能够对“自由和代价”作透彻的社会思考、扎扎实实在司法层面落实，还是相当欠缺的一块。前路漫漫，需要努力的道路依然漫长。
通过审批后又等了一年。1997年5月，这本书悄悄地出版。编辑吴彬保持了稿子的原貌，基本没有什么删改。我们后来长久合作，吴彬习惯并不多说什么，然而专业、自有定力，假如提出意见，总在点子上。
大家都看到了，那本书出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个坎儿迈过，大家松了一口气。下一本《总统是靠不住的》已经出得非常轻松。出版界在这一言论层次上的困扰也在无形中消失。大家又往前走了一步。走在前面的是三联书店。
这书“要出事儿”，几乎是1996年初所有退回书稿的出版社总编的判断，话说得更悬的都有。这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环境。回头想想，这种紧张形成的心理压力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有话憋着不让说，就憋得血压高，憋出一口高压锅来。到一定程度，就算想开盖也不敢开了。其实，让一个原本紧张的社会逐渐松弛下来，是可能做到的。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也需要共同的智慧和勇气。现在的新一代无法想象我讲述的当年故事，其实也就是刚过了十来年。
迄今为止，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好多本书了，现在这些书放到哪里也都可以出，不会有问题。我却始终无法忘记，在1996年的那个门槛上，三联书店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我写过一篇短文，提到自己的一点惊讶：回看人们悼念巴金，几乎全都会忽略巴金之所以为巴金的文学大师身份，而极度推崇他“提倡讲真话”的“社会良心”形象。
我觉得当时自己想说的话在文章中没有完全说出来，想在这里把它说完。其实我一直转不过弯来的是，人们在赞誉巴金是社会良心的时候，好像是给了巴金一种更高的评价，好像“文学大师”只是一个“专业人员”，“专业成就”一笔带过就可以，而“社会良心”才是升华后的道德形象，值得大书特书。
想到这一点，不由自主会想起有着类似称号的法国启蒙时代大师伏尔泰。伏尔泰还有一个称号，人们称他为“欧洲的良心”。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伏尔泰不是一个痛苦不堪的革命家形象，他一生都过得挺滋润。他游走在欧洲各国，交往的何止是文化人和思想者，更有达官贵人甚至帝王将相。伏尔泰是他们的座上客，接受他们的招待和资助，过着优裕的生活。伏尔泰很会享受生活，善于投资和经营。他是法国人，他先行一步的思想，既受到变革中的欧洲宫廷，包括法国宫廷的欢迎，而这些思想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使得法国宫廷感到威胁。因此，法国宫廷对伏尔泰的感受是矛盾的。可是，伏尔泰是一个非常善于调节自己状态的人，他远离巴黎，却不把居于边境小镇看作是一种放逐，因此也并不怨天尤人甚或怒不可遏，他把小镇经营成自己的天堂，生活的常态一点不变。
伏尔泰
可就在晚年，他突然卷入一系列平民案件。于是他开始像一个法律工作者一样，开始他的调查，并且根据调查，出版他调查的原始文件。这些案子发生在法国从古代司法向现代司法过渡的途中。这种过渡是随着社会进步缓慢发生的，也就迟缓和不那么均衡，巴黎等大城市相对快一些，然而，古代的司法黑暗还残留在边远地区。
伏尔泰介入的第一个案件是“卡拉斯案”，由于他的努力，冤屈者的家属得到著名律师的免费帮助，得到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欧洲国家君主们的捐款，最后法国路易王朝的政府纠正了这个错案，家属获得了赔偿。
伏尔泰看到，这些冤案往往和古欧洲遗留的落后、宗教偏见、宗教迫害有关。在介入这些案件的时候，他在思索，把导致这些案件发生的人类弱点进行了清理，写出了《论容忍》等一系列论著，把古代社会的宗教褊狭以及人类的不宽容点了出来。所以，伏尔泰不仅是在纠正几个案子、帮助几家平民，更是由实践而思想，在推动人类的思想进步和社会进步。他在一个迷茫中摸索着前进的社会里点出了关键：在人类从一向就自生自灭的古代社会脱胎出来的过程中，他指出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必要性，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则要求多数的宽容。
我又想到巴金。巴金生长在一个现代社会。在他成长的岁月里，已经接触了各种成熟的思想，此时伏尔泰已经是两百年前的老古董了。而那时的中国还是世界发展的边缘，还有《家》这样的家。巴金用文学细致深入地剖析了这样的“家”和社会、“家”和人、社会和人的关系。那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巨著。两百年前伏尔泰不仅是一个写着悲剧、史诗的文学大师，他还是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有哪个真正的文学大师又可能不是思想家呢？巴金无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他和伏尔泰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在一个逐渐变革进步的社会中起到启蒙的作用。谁能说，写出《家》、《春》、《秋》的文学大师的巴金，不是“社会良心”的象征？在那个时候，巴金就已经是中国的伏尔泰了。
巴金
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们似乎觉得，文学家依据自己的感觉写出作品影响读者；教师敬业地传授知识教育学生；律师认真为客户打官司维护普通人的权益，都不足以被称为“社会良心”，我们需要的是以特殊的呐喊方式影响社会的人。于是，在三十年前，巴金应我们社会的特殊需要，成为这样一个“社会良心”。直到今天，人们还认为，他对社会的一句教导是如此重要，分量重到今天我们在悼念巴金的时候，可以一笔带过他成为大师的文学成就而再三强调他的这句话。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他说的是：我们要“讲真话”。巴金提倡“讲真话”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他去世的2005年，这一提倡仍比他的文学成就更受到赞誉。
一路想来，我只好承认自己真是一个很愚钝的人，会很愚钝地想，巴金从文学大师到“社会良心”的身份转换，对他个人、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高度赞扬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错位，它的前提是什么？也许并不是晚年巴金比青年巴金更为伟大，而是社会本身的低层次错乱，基本人伦常识被淹没在高调之中。按照常识，在一个正常社会，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文学家努力于他的文学创作，把“讲真话”的教育工作，留给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老师。在巴金去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深感惋惜：《家》、《春》、《秋》没有续集！《随想录》是历史的特定产物，与前面的文学巨著相比，无法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