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聊天了。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彼此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各自生活的地方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世界，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几年前，在我向你讲述美国故事的时候，朋友们对这些介绍还感觉很新鲜。可是现在，我想，那些有关自由的故事、民主的概念，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再像以前那样，絮絮叨叨地给你长篇写信了。再说，我们都像蚂蚁一样，还各自忙碌着我们自己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台湾发生了一场“大选”风波。这场风波之后，你也随之来信，问了一系列问题。内容涉及一个民主政府在建立和成熟的过程中，与民众的互动关系；美国政府在发展历程中遇到的问题等等，还问到民主制度在今天面临的一些挑战。你提的又是一些“大”问题。我想了想，几年来，忙里偷闲地看些书，脑子里也有过一些飘飘零零的碎片，或许，也就趁这个机会，一边和你聊聊，一边收拾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散漫惯了，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还是只能在给你讲故事聊天的时候，顺手牵出一些想法来。也许“解决”不了你的大问题，可是，至少提供更多的视角吧。

在今天，大家热衷讨论民主和自由的大话题，我在一边看着，有时很是困惑。因为我常常发现，民主、自由这样的概念，已成为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是说，那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被参与者频频地运用，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民主和民主、自由和自由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争论在有时候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儿。这时，我忍不住就会冒出个念头：假如先把大家在讨论着的对象描述清楚，或许就可以不浪费时间，省去许多无谓的争执了。

可是，我发现，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的文化。当它被引入中国，用“民主”、“自由”这样的“汉字”来表达的时候，这些“字”本来已经有了自己的灵魂，开始自我表述，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就不完全相同了。

再说，这些概念本身又是在发展的。从它们进入中国到今天，都一个多世纪了。在这漫长岁月中，“民主”、“自由”的概念，在它们的发源地，也在变化、发展。将来，还会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这些似乎简单的词，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不断在丰富的“进程”。这些词是在这个“进程”中，渐渐面目清晰起来的。

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提到过美国建国先贤们为他们的新生国家制定了一部稳定的宪法。现在，我觉得应该把它复杂的过程展开，使得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更深一步的东西。

这个想法，是我在看到一个朋友转来的信之后，产生的冲动。他谈到美国的先贤们是依据理性设计、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可是，他也进而认为，一整套政治制度是可以凭借着智慧的头脑，就这么凭空“设计”出来的。他似乎忽略了背后支撑这种“设计”的、正在生长着的社会。这时，我突然想，我以前给你的信，是不是写得太简化了？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政治制度，是可以完全割断本地的发展历史，完全凭空地从头脑中产生的，不论他们的脑袋瓜有多灵。

我在以前的信中已经写过，在美国建立之前，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漫长的英国殖民地历史。就是说，在美国之前，有这么一拨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甚至有的都上百年了。那么，他们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那个时候，北美这一块土地上，有十三个殖民地，同属大英帝国，可相互之间的关系，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它们各自为政，自顾自地过着日子，形式也不那么一样。

最普遍的是领主制，就是英王封地。比如宾夕法尼亚，就是英王查理二世欠了英国贵族威廉·宾一万多英镑，就把这一大块殖民地送给他的小儿子威廉·宾，权充是王室还债了。马里兰也是这样，是英王欠了贵族巴尔的摩的钱，就把这块殖民地封给他了，现在美国的马里兰州，至今还有个以他的名字“巴尔的摩”命名的大城市。在这十三块英属北美殖民地中，这样的领主制占了七块呢。

可是，你可别误会。千万不要把北美的“领主制”想象成它原来在欧洲时的样子。领主制在欧洲，可是很沉甸甸的东西。领主下面管着一群农奴或者说半农奴，他们对领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欧洲农奴自己没有土地，活得不好，可走又走不掉。关键在于领主掌握了农耕时代的命根子——土地。这些辛勤的耕作者，日子是痛苦但还是过得去，全看领主个人的慈悲与否。

“领主”这个词一到美洲就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关键也在土地。北美和欧洲相比，即使在今天，都是疏朗得多，更不要说是当年的新大陆了。美洲有的是地，反而愁的是没人种。欧洲领主一到美洲，就再也端不住他那欧洲贵族的架子了。这是一片开放的土地。领主在这里，只是个行政官。移民们假如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拔腿就走了，他们的前方有的是无主的土地。所以，美洲有欧洲的贵族移民，美洲却没有欧洲式的贵族阶层。因为他们存在的必要社会条件，在美洲荒芜的丛林里消失了。

曾经有一个欧洲的记者写了报道回去，说是他在北美遇到一些离开家乡，出去寻找新机会的年轻农夫，使记者非常吃惊的是他们对前景的自信。他之所以吃惊，是因为欧洲的农夫被领主的土地束缚，没有这样自信、自由的物质基础。

还有一种是由开发公司建立的殖民地形式，最早的弗吉尼亚就是这样。那时伦敦成立了一个商业开发公司，就叫弗吉尼亚公司。在英王批准之后，就在弗吉尼亚建一个自治政府，按照公司章程管理。后来，这变成美国一个很有意思的建制传统。因为这里长期以来地广人稀、荒无人烟，一个大得莽莽苍苍的州，经常是有了疆界轮廓，里面却还是个空壳子。就像我们居住的佐治亚，在十三块殖民地中，算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了。当时的疆域有现在的两个半州那么大，整整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可是，你信不信，在美国独立之前五年，住着还不到一万人，就是人均占地三十七平方公里，基本上全是原始森林。这个地方之所以那么留不住人，不仅是因为它建立殖民地的时间晚，还因为它的管理模式不好，移民们感觉不满意，呼呼地就都走掉了。

长期以来，在北美，土地是现成的，谁有能耐谁开发，开发了就是你的。于是就鼓励大家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开发公司，在没有人的地方，建个自治小镇、小区什么的，只要公司章程得到批准就可以了。直到现在，我们家附近的小镇，都竖着牌子，写着这是个“公司制”的小镇。既然是公司，当然自治，也自负盈亏。以这种方式建立的殖民地有两个，除了弗吉尼亚，另一个是马萨诸塞。这两个都是老殖民地了。

另外还有契约制的形式，就是一些已经自然形成的自治城镇，联合起来，达成盟约，形成一个大的自治联盟，盟约也要寻求英王的批准认可。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就是这样的自治殖民地。康涅狄格后来被英国皇家收回，这就成了第四种殖民地形式，所谓英国皇家直属领地，由英王派出的总督管理。

这些殖民地成立的方式各式各样。可是，从制度来说，它们几乎都是在参照模仿英国当时的体制。

那么，你一定要说了，那个时候的英国，总不能算是民主制吧？我想，“民主”一词大概在这里“第一次”需要说一说了。说“第一次”，是因为可能一次说不清楚。

我想，我们至少要先找出一个明确的东西来作为参照。这么说吧，完全专制的帝制，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东西，一切天经地义地都是皇上说了算。那么，我们现在先非常简化地认定，我们在讲的所谓“民主”，是指一个和“绝对专权”对立的东西。这样，至少在说的时候，就有点摸得着边际了。

就这个意义来说，英国的专制向民主转化，就是一个渐进的、像蜗牛爬行那么缓慢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平常在说的渐进改革吧。可是，这英国式的制度改革真是慢啊，慢到什么地步呢？

回顾西方的民主制度，很关键的一步，是1215年6月15日。那一天，在离温莎城堡不远的兰尼米德，贵族们将一份文件面呈国王，国王在文件上加盖皇家封印，也就是双方签字画押，签下了英国历史上也是西方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大宪章》。那是英国国王和贵族们，就长期对外战争、对内分封以及劳役和赋税等方面的矛盾，以文字协议的形式，作出的有关双方权利、义务的规约。

《大宪章》甚至有一些有关司法制度的条款。例如，第40条承诺：“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你这么读着，是不是能闻到点“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气息了呢？在第39条中，国王还承诺：“未经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判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任何其他形式的伤害。”你是不是已经从中看出了司法程序的概念？要知道，那还是1215年，中世纪啊。它象征着人性在觉醒，不能说你是国王，我就任你宰割了。当然，有了条约，国王还是要知法犯法的。可是，这些概念、思想的诞生，这些制度条文的形成，实在是人类举足轻重的进步。

我常常想，这也是文字的力量。在漫长的历史中，英国王室和贵族，恐怕不是第一次试着相互制约、讨价还价了。可是，文字使得思路变得清晰，也使得契约文化能够开始和巩固下来。嘴巴说了可以耍赖，写下来的要赖账就要困难一些。文字，也给后面的进步留下了清晰的依据。

此后，君王当然想赖账，早期契约都是实力较量的结果。渐渐实力达到平衡，契约稳固了，双方也尝到了“双赢”的甜头，契约文化也就逐步形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毁约的，也有毁约后的武力讨伐。可是最后，《大宪章》经过一次次修订，竟然奇迹般地稳固下来了。

那么，这些国王和贵族，他们争权夺利的故事和我们正在讲的“民主”有什么关系呢？你看，我的简单“民主”定义现在开始起作用了。

这个过程，就是在削弱“绝对我说了算”的专制君权。这就是一个民主过程的开端——一个绝对权力终于有了制约它的对立面。反对派的存在，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绝对专权的动摇。而王权和反对者对权利和义务达成协议，对他们之间的服从和反对关系建立互相承诺，这是制度史上影响深远的成就。从英国《大宪章》与法律相关的那些条款，你还会发现，《大宪章》的获益者，远远超出了贵族的范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人类文明可能在一部分人中间先创造出来，而它被称为是“文明”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有能力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有了抽象的人道、人权的思维，而且，还在设计“制度”，保障这样的权益。

这个发生在英国的民主开端，当英国人开始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已经持续渐进改革了四百年。它的母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雏形。而这套政治制度，也是随着私有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而缓慢生长的。

这一套制度，被领主们、开发商们，大形不变地照搬到了北美殖民地。因为对他们来说，照搬管理制度，是最省事的方式。北美，也就在一片蛮荒之中，拥有了最先进的欧洲文明。一个典型的故事就是“公司建制”的弗吉尼亚。这是由最早抵达北美的一批商人，在1607年5月13日在弗吉尼亚上岸后，建立的英国人在北美的第一个居民点和第一块殖民地。这些人几乎是照搬了故乡的法律制度，建立了北美殖民地最正规的政府。

以后，政府迁移到一个叫威廉斯堡的小镇。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是在这个小镇上，从英国移植的管理制度，通过议会形式，训练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其中包括第一任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整整一代美国早期政治家，几乎多半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再说我们佐治亚州的邻居南、北卡罗来纳州，殖民地初建时期，这两块土地合在一起，就叫卡罗来纳。它是英王查理二世封出的第二块领主殖民地，封给了帮助他复辟的八个大臣。卡罗来纳一直被看作是南方蛮荒之地，可是，你别看它不起眼，它在殖民时期的那部《卡罗来纳基本宪法》，还是写出《政府论》的著名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洛克的杰作呢。

因此，这新大陆的十三块殖民地，它们都大同小异地移植了英国体制。这种体制，正行走在“英王的权力越来越小、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司法越来越独立”的一个民主进程的半道儿上。而它之所以能够轻松移植成功，就是因为北美当时上上下下，主体是来自英国。它们只是搬了个家而已。

它们都有一个总督，虽然并非个个都是英王亲自委派，可是，总督不论怎样产生，都象征着英王在统治殖民地。但是，就像在英国，英王已经不是唯一的专权者，北美殖民地的总督也一样。殖民地都有相对独立于总督的立法机构和司法系统。相对英国国内，这里更是天高皇帝远，他们没有英国沉重的传统纠葛和负担，百姓更分散，上上下下的自治程度都更高。

自然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自由贸易，在生长着私人的利益。我们刚才说过，北美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像英国那样世代承袭、在领地内像个小皇帝一样的贵族。而商人阶层在壮大，在天然地代表自己，生出要保护自己权益和英王讨价还价的念头来。所以，美国独立，虽然直到今天，在这里还是被称为“革命”，可是，殖民地的所谓“革命诉求”在制度上真是再保守不过了。殖民地当时爆发的最大不满是英王征税过度，他们表示反抗的口号是“没有代表不纳税”。

英国国会有上院和下院，上院是贵族的代表，下院是社会贤达们的代表。英国人通过议会，有了表达自己声音、争取利益的渠道。要交多少税，也可以在国会先据理力争，理论一番。然后，再按照议会通过的税法税率交税，倒也罢了。可现在，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里根本没有代表，那些对殖民地利害完全无关痛痒的英国议员，却随心所欲地给他们制定税法，说交多少就是多少，没有还价余地，还越交越多，这太没有道理！所以，不干了。

不干，不是要推翻英王，也不是要推翻英国的议会和政治制度，他们只是从逻辑推理，既然他们和英国的民众一样，是英王的臣民，他们就应该和母国臣民享有同样的权利，议会应该有他们的代表。要求这样的权利，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

他们是在维护他们在辛勤劳动和经商之后，个人所得不被无缘无故剥夺的权利，也就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所以，后来托马斯·杰弗逊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一打头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实在是有的放矢、针对殖民地人民切肤之痛发出来的宣言。

英王不让步，就引发了独立战争。打出来的结果就是建立了美国。想当初，是独立、从英王手中夺得自由的共同目标，把这十三块原来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的。历经八年的艰苦战争，取得了胜利，可是，以后他们何去何从？

首先，在最简化定义的“专制”和“民主”之间，他们必须有一个抉择。你也许会说，殖民时期，他们已经有了半生不熟的、有着一定民主成分的改革版英国制度，顺应下去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可是，我们假如回过头，看看许多国家在战争导致的变化当口作出的选择，就会明白，延顺以往的制度，并不是必然的。战争就像是一颗炸弹，以巨大的、具有破坏性的震撼力，把历史炸停在那里。而枪炮已经显示了它夺取政权的威力。它可以顺势扭转历史，满足一个个人或者一些人改造国家的政治抱负。你可以把这样的抱负表述为一个善意的动因——现在，“他”，要为“他的”百姓，谋福利了。权力就这样在武力之下得以集中到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手里。这样的结局，对新生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可能。

一场战争下来，站在这块土地上，最有力量的就是军队，最有力量的个人，就是指挥掌握这支军队的司令，在美国，就是乔治·华盛顿将军。因此，甚至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第一个抉择，就是华盛顿将军的抉择。

经历了八年艰苦战争，1783年年初，虽然外交上还在谈判，《巴黎和约》尚未签署，可是，美国已经独立在望。在这个时候，军中就已经有人在酝酿一个扭转历史的时刻了。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纽堡政变。

军官们手中有枪，英国人都打走了，要打掉个大陆议会易如反掌。他们想除去他们不满意的文官政府，代之以军政府，同时也有人在考虑君主政体。可是，八年仗打下来，作为军人，他们服从自己的统帅华盛顿。于是，一名军官，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给华盛顿写信谈了他们的设想，也谈到对政变之后政体的考虑。他说，现在有人把君主政体与暴政混为一谈，使人难以区别，可以先给君主政体首脑一个温和头衔，待条件成熟，再改为国王。

乔治·华盛顿将军在人们的回忆录中、在历史记载中，从来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他既不能口若悬河，也远非学识渊博，就连当将军、成为总司令，都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故事。他基本上是靠自学，十几岁就找了一个当土地丈量员的工作，名副其实脚踏实地、走遍了波托马克河边的山峦和森林。他是一个谦卑甚至刻板的人。珍惜个人荣誉，追求人格完美，是他终其一生要去努力的事情。他总是认真地在为公众服务，就像一板一眼地丈量着土地那样。他严格要求下属，可是他也在更严苛地默默要求自己。这是他在军中威望的重要来源，并不仅仅是依仗战场上的功绩。

尼古拉上校并无恶意。在当时，君主制可以采取君主立宪，也不是一个很“反动”的建议。可是，在华盛顿将军看来，这封来信似乎是在暗示：他为公众付出的背后，其实有着暗藏的个人权力欲望。同时，华盛顿将军对君主制极为反感。所以，他几乎如条件反射一般，把这看作是一个羞辱。华盛顿的反应十分强烈，他回信说：“我极其厌恶并且坚决否定这个建议。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使您误以为可以向我提如此的要求。”

军官们对文官政府的不满和愤怒由来已久。参加这场独立战争的都是义务兵，可是整个战争期间，这个临时文官“政府”——大陆议会，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军饷和供给。结果造成前线士兵的冻馁和无谓死亡。其原因之一是，大陆议会虽然向国外募款，可自身并没有什么权，特别是没有财权。没有收税的权力，也就没有充足的财源。能够说明这个状况的一个经典故事是，1781年约克镇大捷。代表美国的独立义军在那里大败英军。消息传来，大陆议会大为振奋，待到喜气洋洋的议员们略为平静下来，才注意到站在一旁的信使还没有拿到酬劳。他们这才想起，所谓的“国库”空空如也，就连这点信使酬劳都付不出来。最后，议员们只好各自掏出腰包，每人拿出一元钱才总算应付过去。事后，大陆议会苦恼地向各州要钱，筹款信发出，杳如黄鹤。

战争打的是钱。以这样的财政状况应付战争，就连一向以沉得住气著称的华盛顿将军，都在给国会的催款信中怒气冲冲：我们的士兵“有病没病都光着膀子，就连被敌人俘虏时，都光着膀子”！如此捉襟见肘的战事，也真难为他们，居然还能打赢。

现在，仗打完了，老问题没有解决。由于没有收税权，大陆议会的财务状况并没有改善。所谓的美国政府，还欠着一大笔士兵的军饷和伤亡者的抚恤。军官们回来一看，自己出生入死打下政权，却让一群穿着齐整、怎么看都是养尊处优的文官给管着，居然还要不下钱来，气自然不打一处来。他们起初希望华盛顿将军领着大家去要钱，可是将军坚决反对这个行动。

当时，一个军官写了煽动的匿名信件，在军官中流传，攻击国会，要求得到军饷，号召在1783年3月11日开会商讨。华盛顿宣布，禁止这个私自组织的军官会议，可是，他同意让大家在3月15日的军官常务会议上，就这个议题诉诉苦。3月12日，那名军官再次传布匿名信，宣称华盛顿背叛了他们。

3月15日，常务会议如期召开。此刻，要向国会讨公道的很多军官，对华盛顿也很不满。一些军官计划自己带兵进军大陆议会，要不下钱来就把议员们赶走。这样的常务会议，华盛顿一般不参加，而且，军官们知道华盛顿将军一贯注重自己荣誉的风格，就估计他会回避这种场合，以和谋反的军官撇清关系。可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华盛顿将军闻讯赶到，从后门进入会场。

军官们战功赫赫，为国家出生入死，自然是有权得到军饷和抚恤。一片愤慨声中，华盛顿将军苦苦劝说阻挡仍未奏效。眼看着军人们就要出门，这时，华盛顿将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要求给大家念一封议员的信。他手持信纸，却读不出来。军官们渐渐静下来，看着他们的统帅在一个个口袋里摸摸索索，找他的老花眼镜。他只是轻声地说，“先生们，请等我戴上眼镜。这么些年，我的头发白了，眼神也不济了”。

一瞬间，军官们以满腔怨愤支撑起来的激昂情绪，突然崩溃。他们想起了将军和他们一起在树林里挨冻受饿的日日夜夜；是的，他们是劳苦功高，却没有拿到军饷，可是他们知道，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华盛顿将军本人是没有俸饷的。八年共同的生生死死，现在，将军也老了。他就站在他们面前，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一个他信奉的原则祈求自己的部下：不要用武力威胁文官政府的议员。那些从战争开始就跟随华盛顿的军官，突然有人开始失声痛哭。

就在这一刻，新生美国的一场可能的兵变，被化解了。

在战争年代，华盛顿将军的高明之处，是他在打了几个败仗以后就明白，在北美这块远离英国的土地上，对于义军，定出的目标不可能是“消灭英军或把他们赶出去”，而是要用自己的军事存在，向英王表明北美独立的决心。北美义军的关键是“存在”，只要持久存在，目的就达到了。事实上，北美最终获得独立，正是由于这支军队存在的坚韧。可是，在华盛顿将军心中，“枪杆子”只是带来了追求自由的一个可能。唯有民众的授权，才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

事后，华盛顿将军代表这些打下美国的军人，和议会商定，解散军队，给复员军人再发五年军饷。半年后，巴黎和谈达成协议，英国终于承认了美国的独立。又三个月后，华盛顿将军向大陆议会交回他作为军队指挥的委任状。那一幕，我已经在几年前的信中，向你讲过了。华盛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一个平民的身份。他为此后美国武装力量在国家中的位置，定下了不可动摇的原则。

我们见过历史上的许多领袖，几乎是本能地娴熟运用自己的声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历史记录中，这是华盛顿将军利用自己的威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替新生的美国作出的第一个选择：不要国王的专制，也不要以枪杆子维持的军政权。

可是，为什么不要专制而要民主制度呢？我们再次做一个简单的定义，民主制度，就是能够帮助民众得到自由的一种方式。具体操作中，民主制度是一整套管理国家的运作。所以，“民主”当然不会只是一个简单定义，它必定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想我们先从简单理解开始，渐渐接近它的复杂性。这也是美国民主走过的历程。

相对来说，绝对君权，才是千年来自然形成的、比较单纯的社会统治方式。当人们开始摒弃绝对君权，试图对它进行制约，即是所谓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之后，就一直是在面对一个复杂的目标，并且试图搞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什么才是他们所要的自由？他们又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够获得自由？

我曾经告诉过你，美国在八年独立战争之后，从华盛顿将军开始的一大批上层军官、文官和政治家，所谓美国的创建者们，为保障民众自由，想到的第一个措施是：“散。”军队散了，军官和文官们散了，那些建国者们，都散了。原来的十三块殖民地，现在成为美国的十三个州，也在散开，各自自己过日子。

他们认为，现在好了，各州有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州原来就充分自治，现在也可以遂自己的心愿，自治地自由地过下去。所谓联邦，只是一个“牢固的友好联盟”。这个说法来自1777年11月15日，那是他们策划独立时成立的大陆议会所通过的章程《邦联条款》（1781年生效）。其实，这个“友好联盟”的松散程度，比今天的联合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联合国还有钱有人办事，美国联邦差远了。

人若是飘散的，就不需要什么政府。可是，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必须扎堆才能生存。没有管理机构，一扎堆就混乱。所以，就逐渐形成了高于社会的上层管理。可是，最终，管理反过来变成了对民众的压迫。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帝制专权令人生厌，民主思想由此产生。而任何政府，它掌握的权力和它的规模有关，政府越大，军队就越大，警察就越多；管理越有效，百姓的自由也就面临越大的威胁。所以，警惕专制的人们，最自然产生的念头就是对政府的警惕、对政府发展规模的警惕。甚至，产生对政府本身的厌弃。

所以，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美国建国者最早的思路，是联邦小政府、弱政府的思路。这是对自由非常看重的人们很自然产生的想法：政府即使非要不可，也要个小的、弱的。州自治，老百姓自己做地方管理，不要强有力的、凌驾在上的联邦政府，这就是1783年的美国人理解的自由。

结果呢？试下来效果并不好。为什么呢？这封信太长，下次再给你聊下去吧。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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