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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核心是供需结构错配，转换发展动力需要从供给侧入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表象上看是增速换挡，但本质上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经济增速换挡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主要是供需结构错配，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体制机制制约。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从需求侧入手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小。宏观调控必须在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
一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的品质、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对消费需求增长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大幅提升。二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三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和向中高端迈进，对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过多。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钢铁产量出现2000年以来首次下降，水泥产量出现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发电量也出现1978年以来首次零增长。二是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了到境外大量采购电饭锅、马桶盖、奶粉、药品、牙膏等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的约束，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转移，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主要是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都实行了力度比较大的扩大内需的政策，这在当时传统产能的市场需求还有空缺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结构升级并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需求转换，传统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规模，原有的供给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再简单地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化解供需矛盾，投资的边际效应就会明显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小，还会使现有矛盾和问题后延，使潜在风险进一步积累。
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结构因素主导的经济下行特点决定了宏观管理必须重视供给与需求的有效结合，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转向以供给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为主。在这个阶段，需求管理的作用主要是保持总需求的相对稳定和适度扩张，防止经济出现短期断崖式下滑，为结构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同时，要注意避免在需求管理中进一步加剧本已失衡的经济比例关系。供给管理发挥关键作用的核心是要加快建立有利于市场出清的体制机制，加大资产重组力度，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重塑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改造提升传统发展动力，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力，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经济下行既是挑战，又是动力转换和经济转型的机遇，不要轻易浪费经济下行中推进市场出清、资产重组和风险释放的稍纵即逝的机会。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呼吁新一轮思想解放，呼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过剩产能有效出清和资产重组，恢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将过剩产能沉淀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解放出来，激发和释放经济内在活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全面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问题，使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改善供给品质，创造新供给，培育新需求；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盘活过剩产能沉淀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让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进而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更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入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入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出境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饰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不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增强我国产品的吸引力，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的进入障碍；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促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才能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领域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管理和需求政策的退出，两者应相互配合，互相促进。需求管理主要是适度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中运行，为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而供给侧改革则主要是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为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就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改革可能会在短期内形成一定的收缩效应，债务风险和隐性失业压力有可能集中释放，因此需要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引发潜在风险，进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的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既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最终落脚点在于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新的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消化库存的同时，也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产品品质，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供给侧改革不仅要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而且要着力于防控和化解风险，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由于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了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回归合理，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非金融类企业债务规模已接近GDP的170%，特别是重化工业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和拖延；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减小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供给侧改革不仅要做“减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而且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的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推开，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取得了积极成效。去产能进度逐步加快，10月末已基本完成钢铁、煤炭去产能年度任务。去库存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库存量明显下降。去杠杆开始启动，出台了降低企业杠杆率和市场化债转股等政策举措。降成本进展较快，税费、利率、电价、五险一金、铁路运费都有所下调。补短板力度较大，对农业农村、水利、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的投入明显加大。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还不平衡，总体上看，对去库存、补短板等不触及既有利益格局调整的改革领域，各方面的积极性较高，而去产能、降成本等领域面临掣肘较多，推进难度较大，虽对加快去杠杆达成了共识，但仍需要战略性安排和具体举措。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要进一步突出重点，把“三去一降一补”与相关领域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推动供给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受去产能政策信号作用和国际市场影响，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回升。受此影响，PPI同比跌幅逐步收窄，环比增幅由负转正，企业利润有所好转。但去产能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加之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滞后，“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债务如何处置”在操作中面临诸多难题。今后一个时期，去产能要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以市场为导向，区别不同情况，通过重组、部分退出或改制的方式，在消化过剩产能的同时推进企业市场化改革，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和经营。加快清除“僵尸企业”和空壳企业，盘活沉淀的土地、厂房、设备等各种资源。坚持国有资产监管从以管企业为主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从2014年9月陆续放宽购房限制以来，房地产市场逐步转暖，房地产销售速度加快，商品房待售面积有所下降。不同地区进展明显分化，一线和二线热点城市供求偏紧，三四线城市库存仍然高企。过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条件提升了居民购房能力，推动居民杠杆率迅速攀升，推动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商品住宅价格过快上涨，我们需要重视房地产泡沫积累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今后一个时期，去库存要以化解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为重点，坚持因城施策，在人口净流出地区控制房地产用地供给量，继续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鼓励农业转移人口购买城镇商品房，通过推进人的城镇化减少房地产库存。
近年来，我国杠杆率快速上升，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2010年到2015年期间，我国非金融部门（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16.6%，比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高约6个百分点。特别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总规模与GDP的比值约为170%，过去五年上升了46个百分点，是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中所列43个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对于高杠杆的负面影响，各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去杠杆需要分阶段有序推进，先控制杠杆率增速，再稳定杠杆率水平并优化杠杆结构，最后达到去杠杆的目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资产重组和债务处置，进行市场化债转股，更多地发挥国家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建立不良资产交易平台，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设立快速清算通道，提高资产处置效率。
201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推出了一系列降成本的举措，利率、电价、部分税费、五险一金、铁路运费都有所下调。特别是营改增之后，抵扣链条进一步理顺，各行业名义税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制度成本高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今后一个时期，降成本要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减少政府性收费，优化政府服务，提高办事效率。在降低显性门槛后，进一步减少隐性障碍，放开中介服务市场，清理各类“红顶中介”，降低服务收费。建立新型激励机制，增强对干部的有效激励，切实改善政商关系。
各级政府对补“硬件”短板都高度重视，力度很大，对农业农村、水利、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与此同时，影响制度供给的“软件”短板仍然突出。今后一个时期，补短板重在补“软件”短板，要加大对创新能力建设、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推进统一的政府信息平台的建设和共享，加强市场监管和服务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