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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一个时期，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和转折性变化将集中显现，动力转换会在需求端和供给端表现出来，局部风险释放带来的冲击会有所增大，增长阶段的转换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深度调整和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期。
今后一个时期，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将继续集中显现，对判断动力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从供给侧看，要素投入条件继续发生变化，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如果再综合考虑劳动参与率因素，那么2015年我国劳动人口达到峰值，以后逐年下降。主要工业品产量出现历史峰值。2015年钢铁消费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水泥产量同比下降4.9%，为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见图1—7）。从需求侧看，“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拥有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根据国际经验，今后一个时期“住”和“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2013年住宅新竣工面积出现峰值，2015年住宅施工面积出现负增长，房地产投资仅增长1%。尽管2016年随着市场需求回暖，房地产投资有所回升，但后期投资增速震荡回调。近年来，汽车销售也结束高增长时代，2016年汽车销售受1.6升以下小排量车型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影响，销售有所回暖，但随着政策到期和政策因素影响减弱，也将进入低增长阶段。
不同产业发展分化态势明显，新旧动力转换加快。首先，服务业第一大产业的地位确立。2015年，第三产业的占比为50.5%，而第二产业的占比降至40.5%。内部分化特征也很突出，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部门的占比降幅较大，第三产业中，占比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金融业。其次，传统和新兴产业效益分化。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的制造业、社会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效益都比较稳定。比如，2015年医药制造业利润增长12.9%，信息服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也比较快，而煤炭、铁矿石、油气开采、建材、钢铁、有色金属六大行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下降超过40%，比上年同期减少约4000亿元，使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降低约7个百分点。最后，同行业竞争引发产业组织加快重构。特别是在传统行业中，随着我国主要工业产品需求临近或达到峰值，产能新增步伐明显放缓，行业竞争格局进入存量调整阶段，兼并重组案例层出不穷，2015年并购规模超过3万亿元，较上年增加近17%。
图1—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城市群协同程度的提升，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形态加速调整，中国经济版图的重塑步伐逐步加快。一是地区经济增长出现新的分化态势。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正从传统的“东西差异”转变为“南北差异”，这在根本上反映了体制机制对转型调整的适应能力的差异。转型较早或较快的地区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增强，经济增长保持较好势头，经济增长质量也相对较高。例如广东和浙江2015年保持8%左右的增长率，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幅均超过16%。转型迟滞和严重依赖资源与重化工业的地区经济增速下滑明显，产业升级缓慢，地方财政困难，隐性失业问题较为突出，例如辽宁和山西2015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3%和3.1%，而财政收入分别下降33.6%和9.8%。二是互联网、高铁和高速公路等的完善加快了产业重构步伐。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个性化、分享化等新业态、新动力加快成长；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则为各地深化产业分工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供了便利。城市群从孤岛型向网络型演化，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的资源优化再配置，有利于各个城市提升专业化水平。三是创新要素呈进一步聚集态势。创新要素越来越向更有利于产权保护和人才激励、产业配套更好、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更优质的区域加速聚集，区域间创新能力的差距已经显著超过人均收入差距，这将重塑未来地区竞争与增长格局。
进入发展新常态，各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深刻调整，新旧动力转换呈现出诸多新特征。
我国投资增速已连续7年回落，工业增速回落时间也已持续6年，投资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小。2014年投资率达到45.4%的高点后开始下降，工业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历史高点后震荡下行。根据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投资率和工业的比重将难以回到过去的高水平。与此同时，消费和服务业的贡献相应增大。201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高出投资的贡献率9.2个百分点，2016年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升至71%。消费的贡献率上升是在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速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说明投资增速下降的幅度更大。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0.5%，首次突破50%，2016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5%（见图1—8）。投资与消费、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关系的变化既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外在表现，也表明调结构、转方式取得了进展，既是主动作为的结果，也是投资、工业动能减小的结果。今后一个时期，要更加重视提高投资效率，更加重视挖掘消费潜力和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图1—8 服务业和消费贡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加快成长。服务业增速连续4年超过第二产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连续2年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服务业和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兴起，2016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分别增长83.7%、30.8%、18.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5.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上升到11.7%；国庆黄金周旅游规模达到5.93亿人次，同比增长12.7%。但与此同时，新动力规模总体偏小，还无法完全对冲旧动力消退的影响，经济增速企稳短期内还难以摆脱对旧动力的依赖，特别是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前三季度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超过48%，为2010年以来的同期最高点。今后一个时期，要更加注重为旧动力引入新机制，让新动力打开新空间，形成新旧动力有序接续、协同拉动的新局面。
2016年，随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逐步回升，企业效益较上年有所改善。但从实体经济整体看，收益率仍然偏低。过去几年，投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2015年增量资本产出比已升至6.7倍，2016年还将继续上升。2015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金融和地产类公司税前利润占比为64.7%。在实体经济收益尚未根本改善的情况下，新增信贷中用于支持实体经济投资的比例难有提高，资金“脱实向虚”的态势仍难改变。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房地产信贷受到抑制，金融监管力度加大，流向房地产的资金有可能向其他虚拟经济领域集聚。今后一个时期，要更加注重打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渠道，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过去几年，在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背景下，通过扩大投资稳增长不得不依赖于更多的信贷投入，经济增长对信贷扩张的依赖进一步推升杠杆率。过度负债和效益下降叠加，使企业偿债能力大幅下降，企业债违约事件明显增多，范围也逐步从民营企业扩展到国有企业。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前9个月，发生企业债违约事件46起，涉及金额275亿元，为上年全年的2倍以上。随着房地产调控力度加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回笼速度放缓，债务条件有可能恶化。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达到近年来的高点。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6%，连续13个季度上升；关注类贷款的占比达到了4.10%，为近年来的高点。此外，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若美联储再次加息，则有可能加大资本外流压力。风险集聚和潜在风险显性化，从根本上说是改革滞后造成的。今后一个时期，加大改革力度、推进改革举措落地生根，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根本途径。
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对政策信号更加敏感，加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交互作用不断增强，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明显增大，对市场预期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动力转换期，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房市、股市、汇市、债市都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并交叉传导，市场预期更加脆弱，如果引导不当，那么就会导致市场预期混乱甚至引发恐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经济变动又会通过贸易、资本流动、预期等渠道影响世界经济。比如，2015年8月11日中国汇率形成机制调整，8月21日资本市场波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全球汇市、股市、债市和商品市场的波动幅度。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并且“边际效应”的影响也在增大，管理好开放条件下的市场预期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今后一个时期，政府要更加注重与市场主体的沟通交流，提高政策透明度，增强在复杂局面下引导预期、管控风险的能力。
新旧动力的接续从根本上说是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提质增效的过程，这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过程。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的产能扩张，许多产业领域特别是钢铁、煤炭、石化、有色金属、建材等重化工业已经达到或超过极限规模。2015年，我国粗钢产能已达11.3亿吨，但产量为8.04亿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1.1%，考虑到大量未统计的产能，实际产能利用率可能更低；我国煤炭实有产能为42亿吨，在建产能15亿吨，合计总规模为57亿吨，而2015年的消费量仅为39.2亿吨，产能过剩状况超出产能利用率指标所反映的情况。2013年国务院出台了化解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四个一批”的目标和相关措施，但进展较为缓慢。而简单扩大需求化解供求矛盾的办法只能使问题后延、矛盾加剧。从过去一个时期看，伴随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和内外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PPI持续负增长，生产领域出现通缩，企业盈利状况恶化，严重的产能过剩表明，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实施“外科手术”。
化解过剩产能将带来既有利益格局调整，面临多方面掣肘。地方政府出于就业、社会稳定、GDP考核等方面的考虑，对化解过剩产能既难以痛下决心又缺少有效手段，往往采取临时性措施帮助企业艰难维系。国有银行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迫于责任追究和控制不良贷款率的压力，不希望企业破产导致隐性坏账显性化。地方法院系统也不具备独立处理大量企业破产案件的能力，没有专业人才储备。产能过剩行业的一些国有企业面临企业维稳、任期责任、国有资产流失等各种压力，产能退出也面临重重阻力。
下决心化解过剩产能、消灭“僵尸企业”是实现新旧动力转换的重要条件。产能过剩使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大量生产要素被“僵尸企业”所占用，无法有效进入新兴产业领域，造成严重的资源沉淀和浪费。“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造成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和资源错配，还使潜在风险不断积累，延误有效化解风险的时机。应下决心清除过剩产能，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使局部性风险暴露和释放，不至于积累和酿成系统性风险。
旧动力逐步衰竭的根源在于生产要素供给发生趋势性变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环境约束持续强化，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中挖掘新动力。工业化先行国家的经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升。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常为70%～80%，而我国目前仅略高于30%。这既是差距，也是挖掘发展新动力的巨大潜力所在。
我国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率的空间仍很大。在劳动力数量红利逐步消失的同时，培育和释放劳动力质量红利的潜力很大。我国有2.6亿左右的农民工，大多数在制造业和出口部门就业，其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仅为10.9%，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42.1%，通过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可以大幅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提升土地、资金等要素生产率的空间也很大。过去一个时期，地方政府多采用压低地价的方式招商引资，土地利用效率较低，通过土地整理、提高投资强度可以大幅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我国货币供应量较大，但大量资金被低效部门和“僵尸企业”占用，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可以大幅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提升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已经由以要素部门间转移为主向以部门内和企业间转移为主转换。过去一个时期，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从国有部门向民营部门转移是提升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进入新阶段，部门间资源再配置的空间缩小，但通过部门内行业间要素转移、企业间兼并重组提升效率的空间还很大。中国的变异系数（可反映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资本产出效率的差别）为1.3，而美国仅为0.3，表明我国通过行业间要素转移提升效率的空间较大。通过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等手段，将更多的资源从低效率行业转移到高效率行业，从低产出企业转移到高产出企业，补齐行业和企业效率的短板，可以大幅度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进入新阶段，依靠大规模投入廉价要素和集中释放潜在市场需求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供给条件看，2012—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累计减少近1200万人，人口数量红利快速消失；土地、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进一步强化，综合生产成本快速提高。从需求条件看，房地产和汽车市场需求出现趋势性变化，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0—2013年年均24%下降到2014年的10.5%、2015年的1%；汽车产量从2004—2014年年均增长17.9%下降到2015年的3.3%。房地产、汽车等传统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减小，而较长时期内还难以形成体量相当、带动作用相近的新动力。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需要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展形成对传统产业有替代作用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这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工程。科技创新需要丰富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提升人力资本需要持续增大教育投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需要大批专业化人才和相应的产业基础。近年来，新兴产业领域成长较快，但体量较小，占比较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不强，不足以弥补旧动力减弱形成的缺口。2015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2%，但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11.8%；网上商品零售增长31.6%，但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仅为10.8%，考虑到其对传统零售业的替代，对消费的实际拉动作用较为有限。
新旧动力长期并存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虽然我国旧动力的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用好旧动力，为旧动力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不仅可以让旧动力焕发青春，而且可以为培育新动力创造条件、赢得时间。动力转换的关键在于在发挥旧动力作用的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动力，将高增长时期积累的市场、资金、供应链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新动力成长的条件，推进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为新动力的发展壮大营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