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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是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从美国金融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再向新兴市场产能过剩危机演化的过程。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缓慢复苏态势，但复苏进程仍面临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从中长期看，金融危机不会改变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但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不仅需要增长动力由外生的政策刺激向内生的自主力量驱动转变，而且需要结构性改革和科技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呈“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多风险”的态势。发达经济体延续缓慢和不均衡的复苏态势，增长率略有回升，这主要得益于美国、英国经济回暖，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的就业增长和物价相对稳定，但经济增速回升的持续性低于预期，对全球经济的带动力减弱。美国大选后的政策不确定性也将影响全球贸易投资和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欧元区核心国家的经济有所改善，但整体增速仍相对疲弱，德、法等主要国家进入大选周期，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加之难民事件和英国退欧的后续发酵，增大了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仅靠货币政策刺激难以摆脱通缩和低增长困境（见图1—1）。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小幅温和回升，有助于部分新兴经济体摆脱困境，缩小国际收支缺口，减小货币贬值压力，但受结构性改革迟滞的影响，经济转好仍面临诸多挑战。
图1—1 美、欧、日经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困境的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提高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国（公）债收益率大幅回落（见图1—2）。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低利率一旦出现逆向调整，就将导致全球资产重新定价和债务条件恶化，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可见，过度依靠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金融危机前，国际分工呈现出“美欧消费、东亚生产、中东拉美提供能源资源”的“大三角”格局，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美欧等发达国家（地区）被迫改变负债和过度消费的模式，试图扩大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推动部分高端制造业回流；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更多地转向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人力资源丰富的东亚国家凭借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但短期内还难以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调整单纯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谋求依托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但实现产业多元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图1—2 美、欧、日国债收益率（1年期）
资料来源：IMF。
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抢占国际竞争新制高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的结合，推进“再工业化”，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也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谋求实现跨越式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国际产业和技术竞争将日趋激烈，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生命科学、空间和海洋开发的技术创新更加密集，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将加速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全球货物贸易增速的波动大于经济增速的波动是世界经济运行中的规律性现象。当全球经济增速下行时，贸易增速下降的幅度更大。全球产能过剩，资本品贸易大幅收缩，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和转移，对全球贸易尤其是与制造业相关的贸易造成了持续冲击。2012—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已连续四年低于实际经济增速（见图1—3）。虽然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仍保持上升势头，但受全球贸易收缩影响，出口增速也持续下降。从大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来看，未来3～5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将处于低位，货物贸易增速难有大幅回升。受国际大环境影响，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仍将持续低迷。
图1—3 全球贸易增速和全球经济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IMF、WTO。
全球贸易放缓与经济活动疲软、投资不振导致的资本品贸易萎缩密切相关。根据IMF的测算，全球贸易低迷的75%左右可以用投资不振来解释。反过来，贸易持续低迷抑制企业扩大投资的意愿，进一步使全球经济不景气。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和资本支出实际增速的相关性超过0.92。当前，利率水平处于相对低位，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人力资本投资对贸易和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但由于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企，财政扩张政策受限，新兴市场受制于经济治理机制不完善和企业债务水平高企，扩大投资面临诸多困难。当前，全球贸易的增长仍在放缓，可大规模产业化的新技术尚未形成，新技术对设备投资拉动力不足，这都抑制了全球投资的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收入差距扩大，最富裕的1%人口掌握着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经济不平衡发展、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引发全球性难民危机。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2015年年底全球难民达到6530万人，首次突破6000万人，全球每113人中就有1人流离失所。难民大规模迁徙给接收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极右势力和反移民思潮抬头。欧美发达国家（地区）借助国内制造业岗位流失、贸易倾销等议题，设置新的贸易投资障碍，保护主义大行其道，资本、商品和人员流动面临更多的壁垒，全球化进入“刹车状态”。全球收入差距扩大、反移民倾向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使全球经济政治化倾向趋于明显，使艰难复苏的全球经济蒙上阴影。
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化，针对我国的贸易投资摩擦趋于常态化。近年来，一些国家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频频向我国施压，今后类似问题出现的频率还会提高。尽管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中国的和平发展，但仍有一些人对中国抱有种种疑虑。发达国家抑制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展壮大亦持复杂心态，我国发展的外部压力和风险增大。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把握我国在全球位势上的新变化，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用好发展机遇，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和系统性调整，这一轮变化和调整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首先表现为增速换挡。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波动中下行，GDP增速从2010年的10.6%逐步回落到2015年的6.9%，下降了3.7个百分点。若观察季度增长率，则GDP增速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4.8%降至2016年第三季度的6.7%（见图1—4）。经济放缓受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受内生结构性问题的影响，根本原因是传统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到了需要进行系统性调整的阶段。
图1—4 2007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季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随着“80后”“90后”等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劳动年龄和他们的父母进入退休年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拐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研究，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之后呈持续减少趋势，2015年我国16～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1096万人，比上年年末减少了487万人（见图1—5），劳动力供需形势继续逆向变化，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劳动力供给增速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可逆地上升，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
人口抚养比上升和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减少使储蓄率发生变化。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0.8个百分点。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储蓄率的持续提高与抚养比的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发生改变，人口抚养比趋于上升，全社会用于养老的支出持续增长。这些变化促使高储蓄率向下调整，我国储蓄率已由2010年的50.9%分别下降到2014年和2015年的48.8%和48.4%（见图1—5），虽然仍保持接近50%的高水平，但向下调整的趋势已经形成。储蓄率的向下调整必然使投资率下降，依靠投资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
图1—5 劳动年龄人口和储蓄率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过去一个时期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通常情况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5～7倍，只要这种转移过程持续进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不断提高。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近尾声，今后一个时期转移规模和速度将继续下降。与此同时，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而自主研发能力受人力资本和体制条件制约，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增大。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明显加强。以能源为例，《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20）》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左右，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5年达到了43.0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0.9%。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虽然2015年我国煤炭消费量比上年下降3.7%，但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仍高达64%。在能源结构缓慢调整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形势仍将十分复杂，节能减碳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必然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外部约束。
从国际比较看，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与日本、韩国在高速增长阶段转换时的表现大体相近。2015年，按现价计算，中国人均GDP略高于79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11000国际元，大体相当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人均GDP水平。2011—20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8%，比日本、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前五年的增速略高。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74年结束，之前的1969—1973年，经济年均增长6.5%。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体上在1998年结束，1993—1997年，经济年均增长7.4%。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见图1—6）。
图1—6 经济减速：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比较
注：T-0处表示中国为2010年，日本为1968年，韩国为1992年。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经济正在向更加依靠内需、依靠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2015年中国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过去五年也一直稳定在50%以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移动互联网用户，2015年网上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1.6%，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20.9个百分点。2015年服务业的占比达到50.5%，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了积极影响。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6.1%，高速铁路网和公路网的建设使城市间人员和货物的流通更为便捷，有效改善了城市专业化分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分区域看，31个省（市、区）当中，有10个省（市、区）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些省（市、区）的常住人口总和超过5亿人。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在增长阶段的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