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红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衰减，要保证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支撑点，完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但是，新业态的形成、发展真正对经济增长发挥效用仍需时日，因此，在培养新动能的同时，抓住改革的窗口期，通过制度、结构的深化调整，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依赖也是新常态时期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实际产出为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之和，前者代表经济中长期的供给能力，后者由需求面的短期变动决定。而实际经济运行中，短期与长期难以完全区分，需求和供给之间会发生一系列的交互作用，需求的变动会影响经济中长期的供给能力，而供给的变化又会通过收入传递给需求，对于一直不是按照新古典均衡路径发展的中国经济而言更是如此。之前的出口—投资驱动、房地产—投资驱动甚至信贷—投资驱动本质上都是在资源存在闲置的情况下，以总需求的提升带动生产资源的投入，提升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危机后外需增长的显著下滑打破了传统的增长路径，由此引发的全球化红利丧失在给经济造成重创的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结构层面的深层次问题，最终导致了潜在产出的趋势性下滑。因此，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时，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分析缺一不可。
在出口、投资两大传统需求出现问题的背景下，要寻求总需求的扩张，需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在我国内部，未来我国将以“消费率提升”“城市化加速”“服务业发展”等方式促进需求的内部提升，在国际市场上，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等的实施促进需求的外延式扩张，最终形成对传统需求增长点的替代。
（1）中国消费存在大幅度提升的空间，由“投资大国”、“制造大国”以及“高储蓄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一边际推动力。计量分析表明，中国消费率每提高1%，GDP增速将提高1.5～2.7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是世界储蓄率、投资水平最高以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些变量的参数都已经处于临界值，对中国未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作用开始递减，但是，中国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因为中国的消费率基本上处于世界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水平从2001年的最高点69.7%直线下降到2008年的不到49%，由此产生的空间是：第一，中国消费水平如果能够在未来10年内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76%），那么未来每年提升的空间将达到2.7个百分点，每年对GDP的直接推动将达到4～7个百分点；第二，如果中国消费水平在未来8年内能够提升到2001年的水平（69.7%），那么平均每年提升的空间将达到2.63个百分点，每年对GDP的推动也将达到3.9～6.8个百分点。由此，如果能够成功启动中国的消费，那么我们就能保证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2）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载体和源泉，是改善经济结构、促进投资增长、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和扩张国内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方式是多元化的，城市化不仅和经济发展存在互动关系，而且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城市化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且是维持投资增长速度的重要载体。同时，由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教育及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将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提升2.25个百分点。一般认为，城市化会经历缓慢发展—较快发展—较慢甚至停滞三个阶段，即城市化将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它们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相关的S形曲线关系。根据S形曲线和世界各国数据，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8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也表明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依据我们对全球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城市化速度最大值发生在人均收入达到4090.49国际元时。而我国2007年按照2005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大约为4160国际元，恰好处于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国际相比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未来城市化的空间依然广阔。
（3）未来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的根本来自消费需求的提升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围绕制造业的展开与深化，最终形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的经济并不仅仅取决于科技水平和工业能力，还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根据一些公开数据，目前美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达到70%以上，欧洲为60%以上，而中国大约为40%，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业完全有能力成为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而且也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从长远来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总体供过于求，同时随着科技进步，先进制造业对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却在减少。这意味着必须有产业接纳大量劳动力，服务业就能够承担这样的功能。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服务业支撑了就业率，使国内消费持续旺盛，推动了经济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极为重要。人民收入提高了，对购物、旅行、休闲的需求就增加了，这些都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相比制造业而言，服务业更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
（4）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打造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同时，通过多方位的经济合作，输出我国过剩产能，通过一系列的投资和外包项目，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以沿线国家的需求提升替代危机前中国主要出口国的进口需求，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为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招数都要用，在通过需求扩张解决主要矛盾、稳定经济增长、营造改革环境的同时，还要主动加强供给侧改革。为了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央明确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通过这些任务解决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并为今后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
（1）去库存。中国楼市存在过高的库存，而去库存首先要明白房地产库存的结构性特征。从城市常住人口的结构来看，潜在购房需求最大的群体由于收入等原因，难以对住房形成有效需求。现在城市常住人口中潜在购房需求最大的群体是农民工，以及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城市新增就业人群。这部分人群因为婚恋和子女教育等问题是有较强的购房意愿的，但现实中这种需求受到了收入和养老等的制约，难以成为住房的有效需求。
房地产库存的新增主力是商业用房，其在新常态下需求有限。在高速经济增长期，对商品房的投资需求上升，再加上前期限购等政策的影响，部分社会购买力转向商业用房，结果导致商业用房的建设面积在过去几年大幅度攀升。但是，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将会在较长时期维持中高速增长，对厂房等需求的拉动放缓。同时，随着互联网办公、电子商务等商业模式崛起，传统商场、写字楼受到了巨大冲击，实体性质的商业用房需求受到抑制，商业用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面对较为严峻的局面。
（2）去杠杆。我国企业的负债率位于较高的水平，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杠杆。我国各部门杠杆率不相同，高杠杆主要体现在工业企业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在2010年之前还较为平稳，在2010年出现了快速上升。居民和政府的杠杆率都较低，但是从2008年开始快速上升。
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那么根据MM定理，杠杆率不会体现一个长期的趋势。因此，杠杆率上升的背后是市场出现了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金融体制结构性问题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高杠杆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直接融资占比过低。这是最为表象但是也最值得深思的一个原因。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低位。贷款融资的占比虽然持续下降，但是依然处在高位。2013年之后，贷款融资的占比由降转升，进一步提高了杠杆率。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背后是我国股市长期发展停滞，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我国建立股市是为了促进改革，更为集中地为国有企业改革融资，提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在这之后才推广为全社会的融资渠道。因此，我国股市天生就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长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股市的各种改革更多的是改良，只能缓解问题，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最终导致股市在反复中举步维艰，资金对股市只能敬而远之。出于投资需求，资金需要找到新的投资渠道。此时，因为监管部门的竞争，债券发行条件大幅度降低，刺激了债市供给。资金需求和债市供给相结合，促进了债市的繁荣。债务融资繁荣、股权投资不振进一步导致了杠杆率上升。
其次，总需求中投资消费比重失衡全面推升了各部门的负债率。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需求管理开始，我国主要通过高投资来拉动经济。这种高投资集中体现在对房地产和城市基建的投资上。这种需求管理模式极大拉动了企业的融资需求。企业很难通过股权融资来筹集这些项目资金，更多地是通过银行贷款等来筹集，这推动了杠杆率的上升。
再次，以量为主的增长模式造成了过剩产能，推升了杠杆率。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说明中可以看出，我国长期坚持的以量为导向的供给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导致大量过剩产能出现。这些过剩产能依靠贷款等资金的支持，为此贷款的企业进一步转化为“僵尸企业”。这个累积的过程进一步推升了全社会的杠杆率。
最后，金融数量管制等金融政策通过影子银行提升了杠杆率。我国企业在面对高杠杆率的同时，也持有了大量现金及等价物，企业存款在M2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定期存款的增加表明资金大量沉积在企业中，并没有发挥购买原材料、促进流通的作用。这意味着我们的高杠杆率并不是为了生产，而是资金沉淀。这些沉淀的资金里主要的就是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银行为了规避贷款规模管制需要将正常的贷款转化为不受管制的品种，导致了表外贷款和影子银行业务的盛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对商业银行的回报，每家企业并不能完全得到贷款的使用权，需要将部分贷款存在银行，帮助银行扩大负债，扩大规模。通过委托存款和信托存款的方式，这些钱主要进入了表外理财，导致企业持有的现金和理财产品增加。由于贷款主要和抵押品有关，而不是企业的投资机会，因而导致了流动性错配。由于企业持有现金水平与投资机会无关，因而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通过参与金融活动，这种泛金融化过程推升了企业的负债率。
（3）去产能。在现行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模式之下，出于以GDP为核心的政绩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各级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等别的地区将过剩产能去除之后，本地区的产能就不过剩的观望心态和博弈策略思维，这可能导致中央去产能的战略部署在基层无法落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如果以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或者传统的产业政策思路，或者政府优惠政策来实施中央去产能的战略部署，那么可能导致去产能工作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针对产能过剩行业中不同性质的企业，地方政府可能具有偏向性，造成市场不公平现象，同时使去产能和处理“僵尸企业”的目的无法真正达到。
（4）降成本。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的根源在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企业的税费成本较高，原有的税制体系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劳动生产率增速滞后于劳动力工资增速，以及社保分担机制的相对不健全，是导致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的核心因素。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以及融资成本相对偏高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金融抑制，以及直接融资类型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能源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发育不全造成了中国实体经济所使用的能源原材料成本相对偏高。地方政府政绩观驱动下违背产业集聚效应客观逻辑的产业发展思维，以及地方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相对偏高的核心因素。
（5）补短板。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不少短板，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深化、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手段弥补这些短板，促进生产率的提升，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大自主创新，明确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未来中国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中国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的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在加大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力度的条件下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产业升级，是维持未来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对中国而言，几十年经济增长遗留下的体制、机制惯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扭转，这就决定了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的动能转换不可能一帆风顺，例如消费的提升尚需时日，城镇化的发展需要解决农民的工作和收入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一带一路”战略等的实施需严格把控其中的风险。对于供给侧改革而言，亦是如此，2016年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表明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
（1）去产能还没有展开，而过剩行业的产品价格却开始出现大幅度波动，最为典型的就是钢铁。自2016年年初以来，钢价出现剧烈波动，螺纹钢期货价格从2016年年初的不到1800元/吨，上涨到4月的最高点2700元/吨，随后又下滑到5月的不足2000元/吨，目前又回升到约2100元/吨（见图2—31）。
图2—31 钢铁价格出
（2）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去库存还没有开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却出现全面上扬。2016年4月，一线城市房价同比上涨33.9%，二线城市房价同比上涨7.3%，远大于CPI的上涨幅度（见图2—32）。从环比指标看，一线城市房价已经连续14个月上涨，4月环比上涨2.8%，二线城市已经连续12个月上涨，4月环比上涨1.8%。从绝对水平看，2016年5月，一线城市均价已经达到36524元/平方米，二线城市均价也已经达到10531元/平方米。然而与此同时，在剔除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之后，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基本没有变化。
图2—32 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出现全面上扬
（3）“僵尸企业”还没有开始整治，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就开始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1月至5月，全国土地市场上成交总价超过15亿元的地块达105宗，成交总价为3288亿元，其中有52宗“地王”创造者为国有企业，合计成交金额达1786亿元，占比达54%。这一现象与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资产负债表的急剧扩张一致。2016年1月至4月，国有企业资产累计同比增长15.2%，相比2015年同期的11.5%，大幅提高了3.7个百分点。2016年1—4月，国有企业负债累计同比增长18.0%，相比2015年同期的11.2%，大幅提高了6.8个百分点，其中，央企资产累计同比增长18.3%，相比2015年同期的9.6%，大幅提高了8.7个百分点；央企负债累计同比增长23.4%，相比2015年同期的9.0%，大幅提高了14.4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发现，央企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并不是以营业收入或者盈利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的，事实恰好相反，央企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还在持续下滑。2016年1月至4月，央企营业收入累计同比下降3.9%，利润总额累计同比下降6.6%。
除了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之外，国有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进入海外并购市场。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内地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激增41%，创历史新高，其中，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增长19%，并购交易金额增长51%。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已经达到826亿美元。国有企业通过举债的方式，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使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攀升。国有企业在高负债条件下大规模进入房地产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标志着中国金融风险必将进一步上扬，摆脱这一困境已经成为经济政策调整的核心之一。此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见图2—33）。
图2—33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
（4）去杠杆各类举措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加速上扬。
2016年第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额与GDP之比达到199.6%，比2015年同期提高了11.1个百分点；剔除股权融资后的社会融资总额与GDP之比达到191.5%，比2015年同期提高了10.3个百分点。
（5）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上扬。
中国宏观税负指标增长趋势在2015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但2016年又再度出现明显上扬。2016年税收收入和公共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月至5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比上年同期提高了8.0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长8.3%，比上年同期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16年第一季度，税收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0.8%，比2015年的18.5%提高了2.3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更高，第一季度达到24.5%，比2015年的22.5%提高了2个百分点（见图2—34）。可见，虽然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上扬。
图2—34 宏观税负指标持续上扬
与此同时，从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变化来看，降成本有一定的效果，从2015年的85.90元下降到2016年的85.55元，回落了0.35元。但是如果考虑到2016年1月至5月工业品进料价格较2015年同期下滑了5.8个百分点，那么其他成本在2016年实际上依然处于上升状态。这从国有企业的财务数据也可以得到佐证，2016年1月至4月，国有企业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了5.9%、4.7%和0.1%。
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难以被逆转，如果继续强行维持以往的高经济增速，那么就很难脱离传统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必将进一步推高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本已高企的代价，而这将是未来我国社会难以承受的。因此，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转变政府职能，从而减小经济增长的代价并且减轻“增长依赖”，使得我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仍然能够维持社会稳定和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
（1）政府的职能要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分好蛋糕”和“做绿色蛋糕”，减小经济增长的“高代价”。
第一，改变政府的增长主义定位，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由政府转移到企业和居民。
完善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改变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提高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经济增长能耗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指标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所占的权重。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可以改变地方政府的目标体系和行为方式，减轻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动机。
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合理降低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将节省出来的财政资源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并调整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为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相应的财力保证，以减轻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而干预市场的动机。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强化对审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并改进和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提高审批透明度和审批效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的能力，从而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第二，建立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方式，着力缩小贫富差距。
在初次分配环节，逐步完善工会制度，健全工资的制定机制和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水平的调控力度，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加快建立收入分配监测系统，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在二次分配环节，通过税制改革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加强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完善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在税制中的地位；适时推出财产税，填补我国的税制在财产层面调节居民贫富差距的巨大空缺，建立更加完整的调节贫富差距的直接税税制体系；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增加再分配性财政支出，并促进城乡居民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财政公共服务支出方面的均等化。在三次分配环节，加强和完善与慈善事业相关的立法，进一步引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此外，由于房产在我国居民财产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还应该继续坚持以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促进房价回归合理区间为导向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防止房价过快上涨导致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财产差距扩大。
第三，高度重视资源环境问题，努力实现绿色经济增长。
完善并落实“绿色GDP”考核机制。只有将“绿色GDP”相关指标纳入全国统一的官员考核体系中，才能给地方政府提供发展绿色经济的激励，进而促使地方政府制定和落实发展绿色经济的各项相关政策。事实上，我国在2006年进行的“绿色GDP”核算试点之所以遭遇挫折，正是因为“绿色GDP”核算方案与以GDP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之间存在剧烈的冲突。
大力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逐渐实现资源品市场定价机制。逐步推动能源和矿产等资源品价格改革，建立起市场化的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品的价格能够合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污染成本。大力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能够有效改变资源品在不合理的低价格下被过度使用的状况，激励生产者积极推动技术进步，促使生产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制定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和约束非绿色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方向发展。对符合绿色标准的企业、项目或相关产品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并通过信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将节能环保因素作为发放贷款的重要参考指标，鼓励金融机构对环保企业适当降低利率、延长贷款年限和提高贷款额度等。而对“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业则给予相应的税收和信贷约束。
（2）大幅提高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积极推进社会改革，降低社会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依赖程度。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是我国社会架构的稳定性持续降低、对高速经济增长的依赖性逐步增强的主要原因。要想降低社会对高经济增速的依赖度，就必须加快推进社会改革，还清社会建设领域的历史欠账。具体来说，应该从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和扩大就业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改革。
第一，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向全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务和保障。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对提高中低收入者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社会健康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
第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管理具有协调利益关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加强社会管理可以使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更加通畅、社会舆情的汇集和分析更加有效，还可以通过更加灵活、更加丰富的途径将矛盾及时化解于基层和萌芽。
第三，全面有效地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就业是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居民接触社会的主要渠道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扩大就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3）加强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对减轻“高增长依赖症”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加强法治建设可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受权力阶层的侵害。其二，加强法治建设可以使得居民更方便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各类矛盾和提出利益诉求，保证及时、妥善地化解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其三，加强法治建设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而诸多解决当前“高增长依赖症”的应对策略正是基于良好的市场制度发挥作用的，因此加强法治建设是诸多其他应对策略发挥效力的重要保障。例如，加强法治建设有助于更顺利地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改革资源品市场定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