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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处于世界周期、国内周期、增速减档、结构调整、区域调整等的叠加时期，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工业红利、人口红利等传统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同时消退让我国经济增速在危机后出现了快速下滑。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是在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既不是凯恩斯框架内的萧条，也不同于欧美目前的停滞，更非单纯的结构调整、供给过剩、经济改革等问题。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独的新古典主义或凯恩斯主义、新供给主义或新结构主义等都不能完全概括、解决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要准确理解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运行，我们就需要用大周期、大规律的视野来重新定位中国新常态，梳理清楚导致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各种叠加性因素，再根据不同因素的阶段性主导作用具体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
从世界视野来看，中国的很多变化都是世界变化的一部分，都与世界变化具有一致性。若过度强调经济新常态的中国特色，把很多问题简单归结到中国的一些特色性因素之上，则很可能忽视世界经济周期、技术周期、债务周期以及不平衡等结构问题调整的规律，导致认识与政策调整上的偏差。
“新平庸”（New Mediocre）与“大停滞”（New Secular Stagnation）的世界经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依然超乎经济主体的预期。世界经济在“趋势性因素”、“不平衡调整”以及“超级债务周期”等因素的作用下使世界各国“投资增速超调”和“贸易增速超调”等现象依然在向深处蔓延。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贸易量的增长速度几乎是经济增速的2倍，2011年开始贸易增速与经济增速持平，2015年全球贸易额（以美元计价）下降13.8%，剔除价格因素，全球贸易量增长了2.5%，低于全球经济3.1%的增长速度。对世界投资增速进行深度比较后发现，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投资增速的下滑完全归结到中国的体制性因素之上，因为中国的投资增速回落的幅度大大小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小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世界投资增速从2009年的14.64%回落到2014年的2.77%，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速从2009年的8.94%下滑到2014年的2.91%，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速从22.61%回落到2.61%；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世界投资率（投资与GDP之比）与储蓄率之比，那么可以清楚看到，世界目前的投资存在严重不足，2011—2015年世界投资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了0.41%、0.62%、0.70%、0.54%、0.40%。这决定了中国出现的投资增速的回落、外贸的低迷以及资产价格的上扬等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结构性大调整和周期性调整的一部分。
危机后我国GDP增速从2007年的11.4%滑落到目前的6.7%，高达4.7个百分点的快速回落意味着中国经济形势已经发生质变，经济增长路径已经偏离了过去的轨迹。而PPI自2011年至今连续50多个月的下滑则证明我国供需之间存在严峻矛盾，市场需求依然持续低迷，周期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回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运行与市场需求已形成恶性循环，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没有形成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也没有带动需求扩张，而是互相挤压。
过去将经济下滑归结到中长期趋势性因素之上，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是潜在增速下滑的产物，因此在政策定位上过分采取自然主义，认为只要保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经济就会自然地向一个先验的潜在水平逼近，自然地由高速增长回归到中高速增长。这种取向从根本上忽视了中长期的趋势变化在本质上依然是短期的叠加的产物，潜在增速的变化不仅与人口等参数有关，而且与我们对短期失业的控制、在投资领域的选择、对有效需求水平的调控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宏观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将自动创造中长期供给的下滑”，即萨伊定律逆否命题。该命题认为，只要需求不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它就必定通过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物质资本形成速度的下降、金融效率的降低以及内在结构性扭曲的加大使潜在增长速度出现跟随性的回落。潜在产出水平并不是一个与短期因素无关的、先验的标杆。2008—2012年和2012—2014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就是两个在过度能动主义和无为主义之间摇摆的案例。这几年来，中国宏观调控从过度强调有效需求不足和危机管理向过度强调潜在供给能力下滑和结构性改革转变，其结果是，宏观经济政策完全难以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反而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之一。
在需求与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增长动力的转换使行业也出现了剧烈的分化，在传统产业持续下滑和低迷的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业态都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态势。（1）在工业总体利润增速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型计算机产品、电子器件产品、视听设备、光纤光缆制造、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新型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风能原动设备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的预期信心指数、预期景气指数、营业收入、利润率等均表现出较好增长。（2）传统制造业与高端新型制造业出现分化。IT制造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传统的专用设备制造业却出现直线下滑。（3）新型消费和新型消费业态发展迅猛，但部分传统消费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2015年1月至5月全国消费品零售增速仅为10.4%，出现轻度回落，引领回落的行业为汽车销售，1月至5月的增速仅为2.1%，比上年下滑了5.5个百分点，但是通信器材销售、网上销售1月至5月的增速分别达到39.4%和38.5%，特别是限额以下的网购增长更快。（4）行业利润在整体回落中分化得更为严重，这集中体现为银行业、地产行业、化工原料行业、有色金属行业、机械设备行业和零售行业等领域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增长微弱。而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却持续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但与此同时，代表新型经济增长极的生物制药行业出现了相对稳定的高增长，近三年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0%左右。
在产业结构剧烈调整的同时，全国经济在整体低迷中出现剧烈的区域分化，繁荣与低迷共存。一些市场化程度较低、产业低端、结构单一的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就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有所加剧。例如辽宁2015年第一季度的实际GDP增速为1.9%，而名义GDP出现-2.1%的负增长，黑龙江的实际GDP增速为4.8%，但名义GDP增速为-3.2%，新疆的实际GDP增速为6.9%，但名义GDP增速却出现-4.2%的回落。这导致这些区域的财政增速大幅度下降，例如辽宁为-30.4%，黑龙江为-20.7%，新疆为-5.9%，吉林为-4.9%。这将直接引发这些区域的政府的运转发生变化，导致基层政府功能失灵。但是，在东北和西部部分省（市、区）出现塌方式的下滑的同时，部分省（市、区）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例如天津、江苏和重庆等第一季度的实际GDP增速分别达到9.3%、8.4%和10.7%，同时名义GDP增速分别达到16.3%、13.4%和10.9%，财政增速分别为11.5%、10.1%和23.5%，为这些区域的平稳运转打下了基础。
中国经济当前处于新旧力量交替和结构调整阵痛阶段，新的增长动力在加快孕育，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不断兴起，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热点加快形成，新的市场主体和新的商业模式加快成长，正在构筑经济企稳的基础。传统产业过剩压力依然较大，依靠传统模式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而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还未稳固，经济企稳基础还不牢固，因此不能单靠新兴产业带动经济的增长，目前的经济筑底企稳还需要政策添力添效。而不同地区行业经济走势出现分化，省（市、区）之间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中国在大转型中的区域性差异和结构性差异被低估，宏观经济在结构性和区域性张力之中出现整体性问题，局部坍陷带来强烈的“连带效应”。宏观管理中的短板决定的“木桶效应”已经出现。在当前出现区域分化的情况下，单向的宏观调控会“失灵”，需要采取分类处理的政策模式。
随着上一轮改革开放红利的逐渐释放以及制度红利的递减，我国当前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通过梳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试图凭借进一步的市场深化弥补市场扩大边际递减下经济增速的下降。与此同时，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政府的行政工作与职能边界进行了深层次的规范化与法制化。这些改革与整顿必然会产生广泛的行政、政治影响，进而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低估了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冲击，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政治版图的重构和社会改革的重启对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因而高估了传统框架中的各类政策工具的效果。事实上，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微刺激”常态化，但其效果却大幅减弱，在政治新常态的作用下，地方政府的庸政、懒政和怠政现象较严重，导致增长的传统发动机基本熄火，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去抓手。
因此，对于新常态的理解，我们要通过对复杂经济现实的梳理不断深化，重构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避免凯恩斯主义在短期需求管理上的过度能动主义、在长期政策上的消极主义；克服传统结构主义在短期需求管理上的无为主义、在长期定位上的理想主义；充分吸收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新成果，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不能把新常态当做庸政、懒政的借口，避免在趋势面前过度悲观，在世界经济大周期面前过分能动，在大改革面前过于理想。
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多期叠加的大背景决定了引发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见表2—1）。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不仅经历了外部需求的大幅滑落，而且内部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驱动力也发生了拐点性变化。
表2—1 中国GDP增速回落的几大核心原因
注：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7.6%是以人民币计价测算的，如果按照美元测算则为8.3%。
上一轮的改革红利已经消失，很多制度体系不仅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其标志性的拐点变化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35%逐步回落，到2008—2014年步入“负贡献时代”，平均贡献率为-1.2%（见表2—2）。
表2—2 中国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
全球化红利开始大幅度下滑，出现耗竭的现象。标志性的拐点变化就是：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7.6%的最高值逐步回落到2014年的1.8%；出口增速从2010年的30.5%回落到2014年的5.6%，进口增速从2010年的38.7%回落到2014年的1.3%（见图2—1）。
图2—1 全球化红利快速递减
工业化红利开始递减，标志性的拐点变化是：（1）2008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工业占GDP的比重；（2）2013年第三产业的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的占比，2014年第一产业的占比为9.2%，开创了中国经济史上第一产业的占比低于10%的新纪元（见图2—2）。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
图2—2 工业化红利递减
人口红利大幅度逆转的标志性的变化是：（1）16～65岁人口2013—2014年达到顶点10.1亿人，其中16～60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点9.22亿人；（2）人口抚养比于2011达到31.17%的最低点；（3）全国储蓄率于2012年达到最高点48.31%；（4）刘易斯拐点已经在2008年左右出现。这意味着依靠大规模投资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见图2—3）。
上述传统经济增长的四大支点出现拐点性的变化直接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期，逐步向中高速迈进。
第一，经济增速的换挡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培育新增长点和新增长模式的过程，因此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这需要足够的耐心。第二，经济增速台阶性的下滑将是常态，但由于各种参数调整的速度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潜在增速回落的幅度也具有不确定性，这将给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确定带来巨大的挑战。第三，寻找和构建新的增长点将是未来几年改革和调整的核心，新一轮改革红利、新一轮人力资本红利、后工业化红利以及产业升级红利将需要大改革和大调整来构建，因此，在GDP增速回落进程中参数的变化并不是线性的，其往往会在“大破大立”的构建中发生跳跃性变化。
图2—3 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出现
金融危机至今，多期叠加的大背景并未发生改变，但这一背景之下具体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在不同阶段的重要性各有侧重，因此，我国经济增速也表现出阶段性（见图2—4）。
图2—4 GDP增速的季度变化
危机后，中国GDP增速先从2007年第三季度的14.3%下跌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2%，这是经济增速的第一轮滑落，之后从6.2%的最低点反弹至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经历一个V形反转后，进入L形的持续下滑轨道，从12.2%的高点一路回落到2016年第一、二季度的6.7%。
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11.4%，之后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在外部环境恶化、国内结构性政策调整以及经济内在周期的三重压力下，我国出口—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全面激化，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出现逆转，宏观经济急转直下，在2008年、2009年分别下滑到10.1%和8.5%，这一阶段属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初级滑落，受世界周期和国内周期的叠加影响，全球红利的衰减与国内结构调整也提高了这一轮下滑的程度。
第一，世界经济超预期的深度下滑使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1）“新技术扩散速度递减”、“全球化红利消失”以及“世界不平衡逆转”三大力量使世界经济调整的幅度和周期超出预期。（2）此次调整是世界经济全局性的危机，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下滑产生了强烈的同步叠加效应。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2009年转为负增长，经济陷入萧条。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陷入衰退。（3）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的引领下使全球银行的流动性发生逆转，金融市场于2008年9月开始进入“资产杠杆下降→价格下跌→投资者赎回→流动性枯竭”的恶性循环。经济下滑与金融大幅度紧缩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实体经济下滑和金融下滑的程度超出一般预期水平。
世界经济超预期的下滑给中国的出口带来了冲击，中国的出口收入弹性很高，出口对主要贸易国的国民收入增长较为敏感，而欧洲、美国、日本三大经济板块的同步下滑迅速拉低了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我们很难利用人民币升值减缓、出口退税税率提高以及出口补贴等供给方的刺激政策来缓和外需的下降。
第二，中国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中所存在的结构联动性和结构刚性使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幅度超过一般预期水平。中国的总需求存在两大联动机制：一是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二是出口—收入—消费联动机制。在中国宏观经济作用机制中，并不是单纯的投资推动了出口，更不是产能过剩导致出口被动增加，而是出口的增加导致出口收益增加，进而导致投资增加，而投资增加又有利于出口。因此，出口与投资存在联动关系。出口增速的下滑通过“出口预期”和“滞后效应”给2008年、2009年的投资带来巨大冲击，最为明显的就是三资企业的投资规模和工业增加值都出现了下滑。而出口—收入—消费联动机制主要体现为外向型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导致大量企业利润下滑、工人失业和工人工资水平下滑。在这两方面机制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显著的下滑。
第三，中国经济的两大消费支柱——汽车消费和居住类消费——在2009年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居住类消费在2002—2007年是中国消费增长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因为该时期是中国住房购买最高涨的时期，其相应地拉动了大规模的居住类消费。但是，自2008年1月以来房地产开始调整，到2009年房地产的成交量大幅度下降，导致居住类消费大规模消失降低，呈现出较高的负增长现象。另外，家庭购买轿车的浪潮在金融危机前经济高涨的时期已经达到顶峰。2007年年底中国城镇家庭百户拥有轿车量已达到6.06辆，2008年第三季度已达到8.67辆，超过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百户拥有轿车量的高线。
在2009年增速跌破两位数之后，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又达到了10.3%的高值，更在同年的第一季度实现了12.2%的增长，经济呈现出V形反转。但许多同比数据的高涨是基数效应、政策性刺激、存货周期调整、世界经济短期同步反弹以及短期适应性调整等的产物，其增长的动力机制依然十分脆弱和敏感，中国经济在此期间逐渐累积、暴露的结构性问题决定了高涨现象的短期性和易变性。
政策性刺激和存货周期调整是2009年经济增长的两大核心动力。（1）诸如“四万亿元刺激计划”、“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计划”以及“收入消费政策”等政策性刺激，在出口持续下滑的同时，使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上扬，以信贷和财政政策主导为主的萧条期投资驱动模式暂时替代了传统的出口—投资联动机制。（2）存货周期调整对经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08年第三季度大量的“被动存货投资”的高涨引发的下游采购活动的停止，是中国经济深度下滑的核心原因。
但是，剔除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深度下滑带来的基数效应的影响，许多宏观参数依然处于一个正常的增长区间，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反弹弥补了2008—2009年深度下滑的缺口，因此此轮复苏中同比数据的高涨并未导致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反而加重了中国的许多结构性问题。如在投资偏向型政策刺激、通货膨胀预期等因素的作用下，总供给的增速明显超过总需求的增速，重工业的增速明显超过轻工业的增速，这种重工业偏向型复苏和中间品需求驱动型复苏使中国的总量平衡和结构性问题在经济反弹过程中进一步恶化。政策刺激过程中，原材料、设备需求增长较快，而最终消费需求没有跟进，使得设备制造和投入型产品最后出现大规模供给过剩的局面，“四万亿元刺激计划”不仅使中国很多产能过剩的基础行业得到了缓和，而且进一步刺激这些行业的产能扩张，使产能过剩的问题不断恶化。
与此同时，传统增长因素拐点的到来、中国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凸显等也使得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趋势发生回落。高储蓄与高投资是中国三十余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未来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依赖高储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将出现调整。
经过短暂的V形反转后，中国经济再次进入了持续下滑的轨道，需求向供给的传递作用在此阶段开始显化，中国经济潜在产出的下滑成为事实，世界周期、国内周期等导致的需求不振、持续下行的供给能力最终表现为实际GDP增速的L形变化。在此阶段，我国经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现象和新的运行模式。
就外部影响而言，世界经济的持续探底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复杂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持续表现为“四低”特征，即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和低利率。这意味着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与金融创新为主导的美国模式，以高投资、高出口、高消费与高储蓄为主导的中国模式，以高福利为内涵的欧洲模式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平庸”或“大停滞”下的世界经济通过贸易渠道、投资渠道和汇率渠道总体上对中国经济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将导致中国外需持续下滑，而且将通过对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资本格局以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中国面临速度、结构与模式的多重冲击。在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增长出现持续的超调现象。金融危机前，在全球化背景下，商品和服务贸易保持高速增长，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3%和8.0%。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经历了2008—2011年的“危机—反危机—复苏—危机”的大幅波动后，全球贸易增长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12年开始持续维持在3%左右的低速增长，低于全球GDP增速。2016年世界贸易仍然保持放缓的趋势。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持续放缓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双重困难。在总量上，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造成中国出口需求萎缩，派生总需求疲软和经济下行压力，使中国经济被动地从出口驱动模式急剧地转向内需拉动模式。在结构上，由于中国经济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产能结构按照全球产业链的历史发展趋势进行配置，因此，当前的贸易超调加剧了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累积了大量内生性的矛盾、冲突和结构性问题，利益结构的固化与深层次改革的延缓造成结构缓冲的空间大幅度收窄，宏观经济波动的脆弱性提高，如制造业持续的萧条和结构性压力的加大已经使部分企业和产业的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并开始处于大调整的临界状态；以“反腐倡廉”、“四风整顿”和“群众路线”为核心内容的大改革序曲已经给宏观经济带来了实质性的冲击；地方政府在新《预算法》的实施、财税改革的全面拉开、地方融资平台的调整、土地市场的低迷以及考评体系的进一步改革等的作用下将面临进一步的财务困局，地方投资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部分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以及小微企业将面临盈利能力下滑幅度超过其承受能力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困境”、“银行呆坏账上升”、“失业问题显化”以及“第三产业景气状况的下滑”将在新常态的新阶段出现；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模式难以维持；投资下滑幅度加大，消费持续疲软，输入性通货紧缩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微刺激”虽然常态化，但政策效果却出现大幅递减。在这种内外夹击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的“降速转轨”与“降速提效”的效果开始部分显化，很多结构性参数已经出现了拐点性变化，中国经济结构开始步入实质性的调整阶段。
2016年上半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新政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出企稳的迹象，CPI重返“2时代”、PPI负增长的大幅度收窄、企业利润增速的转正以及房地产类数据的反弹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其雄厚的经济存量基础、广阔的纵深空间以及强大的中央政府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够承受世界经济“长期停滞”和“新平庸”的冲击。
但是，在部分宏观经济数据短期趋稳的同时，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1）“去产能”还在布局阶段，过剩行业的产品价格却开始出现大幅度波动；（2）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还没有开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却出现全面上扬；（3）对“僵尸企业”和高债务企业的整治还没有实质性地展开，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却已经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4）“去杠杆”各类举措刚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却持续上扬，部分指标已经大大超过警戒线；（5）“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加重，企业总体盈利能力持续下滑；（6）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反弹，各类新开工项目大幅度上扬，但民间投资增速却直线回落；（7）M2增速保持稳定，但M1增速却出现持续上扬，M1与M2的缺口持续扩大；（8）居民收入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但劳动力生产率以及企业盈利能力却出现持续下滑；（9）对外投资增速急剧上扬，但出口增速却持续低迷；（10）各类技术指标进步神速，新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显现，但总体劳动生产效率却依然处于持续下滑的区间；（11）工业等传统行业有所企稳，但服务业和新兴行业却开始呈现出疲态；（12）政策类投资增速回升，但消费却出现持续回落。
这12大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不仅没有缓解宏观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反而使各类扭曲加剧，资源配置的效率持续恶化；三是经济回落的负反馈机制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有所加剧。
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外部经济波动的重现、内部扭曲的加剧、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与间断性释放、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等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加大。而与此同时，政策刺激效率的递减和对房地产泡沫的管控使经济政策的对冲效应大幅度下降。因此，“不对称W形调整”的第二个底部于2016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世界经济形势持续表现为“四低”特征，即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和低利率。内部再平衡带来的冲击持续显化。人民币贬值、债券违约、房地产价格泡沫、期货价格大幅度波动在2016年下半年所带来的局部风险进一步上扬，这些将大幅度提升经济主体的风险厌恶情绪，从而使风险溢价大幅度上升，资金供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双重趋紧，投资下滑。中国目前不断加剧的扭曲、不断弱化的内生增长动力以及全球性的结构性改革竞争决定了2016年下半年必须全面启动结构性改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持续上扬的下行压力有较好的对冲作用。
根据上述的定性判断，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结果如表2—3所示。
表2—3 2016年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第一，在外需持续疲软和消费下滑的作用下，2016年上半年GDP实际增速较上年回落了0.1个百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PPI和CPI持续改善，GDP平减指数上升，导致2016年上半年GDP名义增速较上年同期有所提高。这种价格效应大大缓解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压力。下半年，由于投资增速的回落和消费疲态的进一步延续，GDP增速出现明显回落，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速较上年全年有所下降，但由于价格效应，2016年GDP名义增速较上年有所提高。因此，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2016年虽然延续了新常态艰难期不断探底的特征，但价格水平摆脱了生产领域的“萧条”和消费领域的“低迷”，这有利于启动内生经济增长动力。
第二，从供给角度来看，除第一产业保持相对稳定之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基本上保持了持续回落的态势，特别是第二产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去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直接导致短期工业产出出现明显下滑，预计2016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9%，全年为5.5%。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改变了2015年增速回升的态势，预计2016年上半年增速仅为7.7%，2016年全年增速为7.9%，较上年全年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
第三，从总需求角度来看，三大需求总体疲软，但回落幅度在短期需求扩张政策的作用下小于总供给，这导致2016年总产出实际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价格水平出现提高，GDP平减指数得到较大幅度的回升。
第四，在经济低迷的2016年中最为显眼的指标就是明显回升的价格数据。从表象来看，各类价格指标回升是蔬菜、猪肉以及大宗商品轮番驱动的结果，但从深层次来看，货币的宽松、供给增速更快的回落以及持续的成本推动才是价格回升的关键。预计2016全年CPI增速为2.3%，比2015年上升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领域通货紧缩的现象将在“去产能”、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反弹、房地产反弹和价格基数等的作用下得到全面缓解，预计2016年全年PPI跌幅为1.2%；2016年GDP平减指数由负转正，全年同比增速为0.85%。
第五，2016年货币政策持续总体宽松的基调，但受到物价上涨、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杠杆率持续攀升等的影响，货币政策由上半年较为宽松的定位转向适度稳健。同时，预计M2增速保持在13.0%，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为13.4%。
要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我们首先使用类似Wilson和Stupnytska（2007）、Perkins和Rawsk（2008）、Lee和Hong（2010）的增长核算预测框架将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分解为对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这四方面增长动力的预测，之后借鉴Maddison（2007）、Perkins和Rawsk（2008）、张延群等（2009）的预测思想，分析决定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历史运动轨迹的主要因素在未来的变化，从而预测其未来走势对历史运动轨迹的偏离。
按照我们关于未来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的判断，将未来中国经济的基准情形设定如下：（1）中国资本积累速度不断加快的趋势将会终止，资本存量增长率将在“十三五”期间回落到1979—2000年约9.6%的平均水平。（2）未来潜在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采用陈彦斌和姚一旻（2012）的设定，即“十三五”期间潜在就业人数增长率将由2015年的0.23%逐步下降至2020年的-0.21%。（3）人力资本存量变化趋势采用陈彦斌和姚一旻（2012）的设定，2016—2020年年均增长率为0.66%。（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2000—2014年大幅下降，预计未来难以出现明显改观，同时考虑到未来5~10年内中国仍将是赶超型新兴市场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一步显著下降的可能性不大，故假定“十三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保持在1.01%。
接下来进一步设定偏离基准情形的乐观情形和悲观情形，以考察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下限。乐观情形与基准情形的异同是：（1）资本存量增长率较基准情形提高1个百分点；（2）潜在就业人数增长率与基准情形相同；（3）人力资本增长率为0.66%，比基准情形高0.23个百分点；（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基准情形高0.92个百分点。悲观情形与基准情形的异同是：（1）资本存量增长率较基准情形下降1.19个百分点；（2）潜在就业人数增长率较基准情形下降0.02个百分点；（3）人力资本增长率与基准情形相同；（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基准情形下降0.22个百分点（见表2—4）。
表2—4 1979—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及预测（%）
表2—4预测了“十三五”期间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显著下滑。在没有出现重大经济波动的基准情形下，“十三五”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大幅降至6.31%，这分别比2008—2011年和2012—2014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4.51和3.06个百分点。即使在乐观情形下，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将比2008—2011年和2012—2014年下降2.95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而在悲观情形下更是将降低5.35个百分点和3.9个百分点。
支撑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均不同程度地减弱。第一，由于官员考核不再以GDP论英雄再加上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持续推进，以往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明显减弱。第二，人口老龄化正在快速推进，劳动力将继续减少，人口红利不复存在。第三，新的改革都是“硬骨头”，故推进较为困难，长期才有改革红利，而短期内甚至可能是负红利，体制改革红利大不如前。第四，目前的中国不同于1978年的中国，2014年中国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而1978年才155美元，因此亚当·斯密所说的“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大幅减弱。此外，美国主导的低成本能源革命和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化浪潮有可能推动美国未来几年进入新繁荣周期，但是由于美国很可能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中国未必能充分享受新一轮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