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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华盛顿在过去的第1个100天里的变化深感自豪，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一点在座的各位也很清楚。下面，我将简要地介绍本届政府的近期计划。在第2个100天里，我们将设计、建造一座图书馆并投入使用，献给之前的第1个100天……我相信，如果第2个100天一切顺利，我只需花72天就能完成计划，这样到第73天我就能歇口气了。
这是奥巴马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2008年11月，奥巴马在民众热切的希望和期待中入主白宫。几个月过去了，奥巴马召开记者招待会对过去的100天进行总结，按照惯例，他在发言中开了几个轻松的玩笑。现在看来，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奥巴马当时的玩笑一针见血：人们总是对一个人抱有太多期望。
这是因为人们迫切需要相信领袖拥有过人的能力。在面对复杂挑战时，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寻找一个领袖来应对挑战。不仅是奥巴马，每一任美国总统在当选前都承诺会让政坛气象焕然一新，但现实情况总是不容乐观，几乎每位总统随后的民意支持率都大幅下跌。原因不在于人们选总统时总是看走眼，而在于现代社会里人们过分夸大了领袖的能力。
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本能反应，可能是因为人类社会首先进化成了狩猎采集部落，面临的都是狩猎采集问题。虽然当时人类的大脑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社会却很落后：那时的社会只有几百种而不是几百亿种产品。当时那种社会面临的挑战无论多么令人生畏，都相对容易，聪明、智慧、勇敢的领袖足以想出解决方法。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所面临的挑战相比，那些挑战更是微不足道。
无论原因是什么，人们这种依赖领袖解决问题的想法根深蒂固。当然，领袖也不必单枪匹马解决所有问题，他身边总是聚集着众多专业顾问，还有对当前问题独具慧眼的资深专家，但即便是这些资深专家，也未必能解决当今社会的复杂问题。
对于这个现象，最好的例子当属一项针对专家意见局限性的调查研究。这项研究始于1984年，由年轻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主持。
泰特洛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专题委员会里最年轻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受托调查“冷战”期间苏联面对里根政府的强硬态度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里根政府是会把苏联的反应看作恃强凌弱者的恫吓，还是会给出有力的反击。泰特洛克广泛寻找所有的相关专家，征求他们的意见。得出的结论让他大为震惊：这些最权威的“冷战”问题研究专家，对问题的看法竟然一次次地互相矛盾。我们早就对电视上受访者的意见相左习以为常，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对此大惊小怪。但如果这些人都是知名专家，而他们对最关键的现实问题的看法也不能达成基本一致的话，我们就该明白，所谓的专家意见远不如我们期望的那么可靠。
泰特洛克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20年来，专家判断力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跟踪调查了300多位专门从事政治、经济动向评论或咨询的专家，有政治学者、经济学家、律师、外交官，还有间谍、智囊团成员和记者。这些人多半拥有博士学位，几乎人人都有硕士学位。泰特洛克评估专家判断力质量的方式就是死盯到底：他向这些专家提出27 540个问题，让这些人做出明确的、可以量化的预测，然后他静观其变，看这些人的预言能否变成事实。实际上，这些预言很少能命中。专家们失败了，他们无法预测未来，也没能完全把握异常复杂的当前局势。
但这并不是说专家意见一无是处。泰特洛克把专家们的回答和研究生对照组的回答进行了比较，专家们的表现更胜一筹。不过客观地讲，专家意见带来的收益极为有限。只要专家们对政治世界有大概的了解，特定领域的深厚专业知识似乎就起不到多大作用了。预测俄罗斯问题时，俄罗斯问题专家并不比加拿大问题专家预测得更准确。
泰特洛克的多数研究结论都透露出贬低权威专家的味道。为什么会这样？泰特洛克最值得品味的发现就是，那些花大量时间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名气越大就越配不上专家这个头衔。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在《纽约客》中写道，他很喜欢泰特洛克对装模作样的预测专家的看法，他发现，“泰特洛克的研究有一个最宝贵的经验，也就是他很不情愿得出的那个结论：‘我们得自己动脑思考’”。
泰特洛克不愿仓促得出结论还有一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还显示，专家们确实比非专家做得更好。这些才智过人、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拥有独到的见解，虽然这些见解也不过如此。问题不在于专家本身，而在于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任何人都没法看透它。
既然面对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专家意见也于事无补，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呢？或许我们应该从我们看到的成功故事中寻找答案，也就是从这些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发达国家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