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面

君主的过错，在于已经任用了臣子，却又一定要反过来和那些没有被任用的人一起防备被任用的臣子，这样一来，那些没有被任用的人的说法必定会与被任用的臣子成为对立面，而君主反而会被那些没有被任用的人所控制。如今用来防备别人的人，往往就是从前所防备的人。君主不懂得明确法度来抑制大臣的威势，也就无法得到小人的信任。君主放弃法治而用臣子来防备臣子，那么相互亲近的臣子就会相互勾结而互相吹捧，相互憎恶的臣子就会结成朋党而互相诋毁，诋毁和赞誉相互争斗，君主就会感到迷惑混乱。臣子如果不依靠名声、请托就无法得到晋升，不违背法律、独断专行就无法树立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无法不受约束。这三点，是昏庸君主败坏法治的凭借。君主应使臣子即使有智慧和才能，也不能违背法律而独断专行；即使有贤良的品行，也不能超越功劳而先得到赏赐；即使有忠诚守信的品质，也不能无视法律而不受约束。这就叫做明确法治。

君主有被事情所迷惑的情况，有被言论所蒙蔽的情况，这两种情况不能不加以明察。

臣子中那些轻易谈论事情的人，很少拿出实际的根据，却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被迷惑而不加审察，反而赞赏他们，那么臣子就会反过来用事情来控制君主。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被事情所诱惑”，被事情所诱惑的君主就会陷入祸患之中。那些进言时很少提及所需的费用，而事后耗费却很多的臣子，即使事情做成了，他们进言时说的话也是不可信的。不可信的人有罪，事情有功劳的人必定会得到赏赐，那么群臣就不敢用虚假的言辞来迷惑君主了。做君主的原则是，让臣子先前说的话和后来的行动不能相互矛盾，后来的话和先前的说法也不能相互矛盾，事情即使做成了，只要有言行不一致的情况，也一定要让他承担罪责，这就叫做驾驭臣下。

臣子为君主谋划事情时，担心君主会否定这件事，就会先放出话来，说道：“议论这件事的人，都是嫉妒这件事的人。”君主记住了这句话，就不再听取群臣的意见；群臣害怕这句话，也不敢再议论这件事。这两种手段被使用后，忠臣的话就不会被听取，而只会任用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臣子。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被言论所蒙蔽”，被言论所蒙蔽的君主就会被臣子所控制。做君主的原则是，让臣子既有说话的责任，又有不说话的责任。说话没有头绪、诡辩却无法验证的，这就是说话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保持高位的，这就是不说话的责任。君主让臣子，说话的人一定要知道说话的头绪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说话的人一定要问清楚他的态度并以此来让他承担责任，那么臣子就不敢胡乱说话了，也不敢沉默不语了，说话和沉默都有相应的责任。

君主想要做一件事情，如果不了解事情的始末，却表明了自己的意图，而去做这件事的人，即使做这件事不能得到利益，也必定会得到相反的害处。明白这个道理的君主，会依据事理而摒弃个人的私欲。做事情有一定的原则，计算一下做这件事的收益多、支出少的，就可以去做。糊涂的君主却不是这样，只计算收益，不计算支出，支出即使是收益的数倍，也不知道其中的危害，那么这就是名义上有所得而实际上却有所失。像这样的情况，功劳小而危害大。凡是所谓的功劳，应该是收益多，支出少，才可以称为功劳。如今耗费大却没有罪责，而收获少却被认为是功劳，那么臣子就会耗费很大的代价却只成就很小的功劳，小功劳成就了而君主也会受到损害。

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代的成法，不要变更常规。”改变还是不改变，圣人不会盲目听从，只求把国家治理好就行了。然而古代的成法要不要改变，常规要不要变更，在于旧的成法和常规是否可行。如果伊尹不改变殷商的旧法，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旧法，那么商汤、周武王就不能称王天下了。如果管仲不改变齐国的旧法，郭偃不改变晋国的旧法，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能称霸诸侯了。大凡人之所以难以改变古代的成法，是害怕改变会扰乱百姓的安定生活。不改变古代的成法，就是沿袭混乱的轨迹；迎合百姓的心意，就是放纵奸邪的行为。百姓愚昧而不知道混乱的危害，君主懦弱而不能进行变革，这是治理国家的失误。君主，应该明智地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并且严厉地坚决推行。所以即使违背了百姓的心意，也要确立起国家的治理秩序。这种说法体现在商鞅在朝廷内外设置兵器和厚重的盾牌来预先警戒。所以郭偃刚开始治理晋国时，晋文公设置了卫队；管仲刚开始治理齐国时，齐桓公配备了武装的车辆，这都是为了告诫百姓要有所防备。因此愚昧、迟钝、懒惰的百姓，因小的花费而感到痛苦却忘记了大的利益，所以夤、虎遭受了不实的诽谤；因为小的变革而失去了长远的便利，所以邹贾反对“载旅”这种变革措施；习惯于混乱的局面而对治理感到陌生，所以郑国人无法回归到正常的治理秩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