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劫弑臣

奸臣大都打算迎合君主心意来取得被宠信的权势。因此君主有所喜欢的，臣子就跟着赞誉；君主有所憎恶的，臣子就趁机诋毁。大凡人的通性，取舍相同的就相互肯定，取舍不同的就相互否定。如今臣子所赞誉的，是君主所肯定的，这就叫做同取；臣子所诋毁的，是君主所否定的，这就叫做同舍。取舍一致而相互违背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就是臣子得以被信任、受宠信的方法。奸臣能够凭借被信任、受宠信的权势来诋毁或赞誉、提拔或贬黜群臣，是因为君主没有权术来驾驭他们，没有通过参验来审察他们的言论，一定会因为臣子以前的言论迎合了自己就相信他们现在的话，这就是被宠信的臣子能够欺骗君主、成就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在上面一定会被欺骗，而臣子在下面一定会权势很重，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臣子。

国家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那么臣下就不能竭尽自己的智力来向君主表达忠心，各级官吏就不能奉行法令来建立自己的功业了。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呢？追求安全和利益的就靠近它，躲避危害的就远离它，这是人之常情。如今做臣子的，尽力来建立功业、竭尽智慧来表达忠心的，自身陷入困境而且家庭贫穷，父子都遭受祸害；做奸邪之事获取利益来蒙蔽君主、用钱财来侍奉权贵之臣的，自身尊贵而且家庭富有，父子都得到好处：人怎么能离开安全和利益的道路而走向危害的境地呢？治理国家如果有这样的过错，而君主却想让臣下没有奸邪行为、官吏奉行法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君主身边的人知道坚守忠贞诚信不能得到安全和利益，一定会说：“我用忠信来侍奉君主、积累功劳来求取安稳，这就像盲人想要知道黑白的情况一样，一定没有希望了；如果用道德教化、奉行正确的道理、不追求富贵来侍奉君主而求取安稳，这就像聋子想要辨别声音的清浊一样，更没有希望了。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得到安稳，我怎么能不相互勾结、蒙蔽君主、做奸邪的私事来迎合权贵之臣呢？”这样做一定不会顾及君主的大义了。各级官吏也知道坚守正直不能得到安稳，一定会说：“我用清廉来侍奉君主而求取安稳，就像没有规矩却想画出方圆一样，一定没有希望了；如果用遵守法令、不结党营私、治理好官职来求取安稳，这就像用脚来挠头顶一样，更没有希望了。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得到安稳，我怎么能不废弃法令、做私事来迎合权贵之臣呢？”这样做一定不会顾及君主的法令了。所以把私利放在首位、迎合权贵之臣的人很多，而依法侍奉君主的人很少。因此君主在上面孤立无援，而臣子在下面结成朋党，这就是田成子之所以能杀死齐简公的原因。

有法术的人作为臣子，能够进献有关法度权术的言论，对上阐明君主的法令，对下使奸臣陷入困境，是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人。因此有关法度权术的言论能够在前面得到施行，那么赏罚就一定会在后面得到执行。君主如果真的明白圣人的法术而不被世俗的言论所左右，根据名实是否相符来判定是非，通过参验来审察言辞，因此君主身边的亲信近臣，知道用欺诈的手段不能得到安稳，一定会说：“我不抛弃奸邪谋私的行为，不竭尽全力、竭尽智慧来侍奉君主，却相互勾结、胡乱地诋毁或赞誉来求取安稳，这就像背负着千钧的重量陷入深不可测的深渊还想求生一样，一定没有希望了。”各级官吏也知道做奸邪获取利益的事不能得到安稳，一定会说：“我不用清廉方正的态度奉行法令，却用贪污的心思歪曲法令来谋取私利，这就像登上高高的山巅却掉进深深的溪谷还想求生一样，一定没有希望了。”安危的道理如此明白，君主身边的人怎么能用虚假的言辞来迷惑君主呢？各级官吏又怎么敢用贪污的手段来搜刮百姓呢？因此臣子能够表达自己的忠心而不被蒙蔽，臣下能够坚守自己的职责而不怨恨。这就是管仲之所以能治理好齐国、商鞅之所以能使秦国强大的原因。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为自己效力的办法，而不是依靠人们因为爱戴自己才为自己效力。依靠人们因为爱戴自己才为自己效力是危险的，依靠我使人们不得不为我效力才是安稳的。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亲情，如果走正直的道路可以得到利益，那么臣子就会尽力侍奉君主；如果走正直的道路不能得到安稳，那么臣子就会做私事来冒犯君主。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一点，所以设置了有关利害的措施来昭示天下罢了。因此君主即使不亲口教导百官，不亲眼去搜索奸邪，国家也已经治理好了。君主，不是像离娄那样的眼力才算得上明察，不是像师旷那样的听力才算得上聪敏。眼睛一定不能依靠术数，而只依靠眼睛来明察，所看到的就很少了，这不是不被蒙蔽的办法。耳朵一定不能依靠形势，而只依靠耳朵来聪敏，所听到的就很少了，这不是不被欺骗的办法。英明的君主，使天下人不得不为自己看，使天下人不得不为自己听，所以自己身在深宫之中却能明察四海之内的情况。而天下人不能蒙蔽他、不能欺骗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而使君主耳聪目明的形势形成了。所以善于运用权势的国家就安定，不知道运用权势的国家就危险。从前秦国的风俗，君臣废弃法令而屈从于私利，因此国家混乱、军队弱小、君主地位低下。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改变风俗而明确公正的原则，奖赏告发奸邪的人，抑制工商业而有利于农业生产。在这个时候，秦国百姓习惯了旧风俗中有罪可以免罪、无功可以得到尊显的情况，所以轻易地触犯新法。于是对触犯新法的人处罚重而且坚决，对告发奸邪的人奖赏丰厚而且守信。所以奸邪没有不被发现的，被判刑的人很多，百姓怨恨而且各种过错每天都能听到。秦孝公不听，于是实行商鞅的法令。百姓后来知道有罪一定会被诛杀而且私行奸邪的人会很多，所以百姓没有敢犯法的，刑罚也就没有地方施加了。因此国家得到治理、军队强大，土地广阔、君主尊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隐匿罪行的惩罚重而且告发奸邪的奖赏丰厚。这也是使天下人一定为自己看、为自己听的办法。达到大治的法术已经很明白了，而当代的学者却不知道。

而且世上那些愚蠢的学者，都不了解国家治乱的实情，大多诵读古代的书籍，来扰乱当代的治理；他们的智谋不足以避开陷阱的危害，却又胡乱地指责有法术的人。听从他们言论的君主就会有危险，采用他们计谋的国家就会混乱，这真是愚蠢到极点、危害到极点的情况啊。他们和有法术的人都有善于谈论的名声，但实际上相差千万里，这就是名义相同而实际不同的情况。世上愚蠢的学者和有法术的人相比，就像蚁穴的小土堆和大山相比一样，相差很远。而圣人，能明辨是非的实情，洞察治乱的情况。所以圣人治理国家，明确法令，设置严刑，是要用来挽救百姓的混乱，消除天下的祸患，使强大的不欺凌弱小的，人多的不欺负人少的，老年人能够安度晚年，幼年丧父的孤儿能够长大成人，边境不被侵犯，君臣相互亲近，父子相互保护，而没有死亡和被俘虏的忧患，这也是功劳非常大的事情啊！愚蠢的人不明白，反而认为这是残暴。愚蠢的人本来想要国家得到治理却厌恶使国家得到治理的方法，都厌恶危险却喜欢导致危险的原因。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严刑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却是国家得到治理的办法；哀怜百姓、减轻刑罚，是百姓所喜欢的，却是国家陷入危险的原因。圣人制定法令治理国家，一定会违背世俗却顺应道德。明白这一点的人，在道义上是相同的而在世俗观念上是不同的；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在道义上是不同的而在世俗观念上是相同的。天下明白这一点的人很少，那么道义就被认为是错误的了。

处在不符合正道的位置上，遭受众人的诋毁，沉溺于当代的言论，却想面对威严的天子而求得安稳，不是很难吗？这就是有智谋的人到死也不能在世上显扬的原因。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个宠妾叫余，春申君的正妻生的儿子叫甲。余想让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于是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给春申君看，哭着说：“能够成为您的妾，非常幸运。虽然如此，侍奉夫人就不能侍奉您，侍奉您就不能侍奉夫人。我自己不贤，没有能力同时侍奉两个人。从情势上看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人，与其死在夫人那里，不如在您面前被赐死。我如果被赐死，假如您的身边又有得宠的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不要被人嘲笑。”春申君于是相信了妾余的欺诈，为此抛弃了正妻。余又想杀死甲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继承人，于是自己撕开自己贴身衣服的里子给春申君看，哭着说：“我得到您的宠幸已经很久了，甲不是不知道，现在竟然想强行调戏我。我和他争斗，以至于撕破了我的衣服。而这个儿子的不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春申君发怒，就杀了甲。所以正妻因为妾余的欺诈被抛弃，而儿子因为她的陷害而死。由此看来，父亲疼爱儿子，尚且可以通过诋毁来加害。君臣之间的关系，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而群臣的诋毁之言，不只是一个妾的言辞，贤能圣明的人被杀死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这就是商鞅在秦国被车裂、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大凡做臣子的，有罪的本来就不想被诛杀，没有功劳的都想得到尊显。而圣人治理国家，奖赏不施加给没有功劳的人，而诛杀一定施加给有罪的人。既然这样，那么有法术权术的人为人处世，本来就会被君主身边的奸臣所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就不能听信他们的话。

世上的学者劝说君主时，不说“凭借君主的威严权势来使奸邪的臣子陷入困境”，而都说“只要做到仁义惠爱就行了”。当代的君主赞赏仁义的名声却不考察它的实际效果，因此严重的就会导致国家灭亡、自身死亡，轻微的也会使土地削减、君主地位降低。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施舍东西给贫困的人，这是世人所说的仁义；哀怜百姓、不忍心进行惩罚诛杀，这是世人所说的惠爱。如果有施舍给贫困的人的情况，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就会得到奖赏；如果不忍心惩罚诛杀，那么暴乱的人就不会停止作恶。国家有了没有功劳却得到奖赏的情况，那么百姓对外就不会致力于在对敌作战时杀敌斩首，对内就不会急于努力种田、辛勤劳作，都会想着用钱财去侍奉权贵、私下做好事来树立名声，以便谋取尊贵的官职和优厚的俸禄。所以奸邪谋私的臣子越来越多，而暴乱的人越来越得势，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呢？严刑，是百姓所畏惧的；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百姓所畏惧的严刑来禁止他们的奸邪行为，设置百姓所厌恶的重罚来防备他们的奸恶举动，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会发生。我由此明白仁义惠爱不足以用来治国，而严刑重罚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没有马鞭的威力、马嚼子和车橛的装备，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驯服马匹；没有圆规和曲尺的规范、墨线的准则，即使是王尔也不能画出方形和圆形；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制度，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如今的君主都轻易地放弃重罚严诛，施行仁爱惠政，却想要成就称霸称王的功业，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明确奖赏、设置利益来鼓励百姓，使百姓因为功劳而得到奖赏，而不是因为君主的仁义而得到恩赐；施行严刑重罚来禁止奸邪，使百姓因为犯罪而被诛杀，而不是因为君主的仁爱惠政而被赦免。因此没有功劳的人不存奢望，而有罪的人也不会侥幸免罪了。依托于坚固的车子和优良的马匹，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翻山越岭的困难；凭借着船的安全、船桨的便利，就可以在水上渡过江河的险阻；掌握了法术权术，施行重罚严诛，就可以成就称霸称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就如同在陆地上行走有坚固的车子和优良的马匹、在水上航行有轻便的船只和好用的船桨一样，运用它们的人就能获得成功。伊尹掌握了它，商汤因此称王；管仲掌握了它，齐国因此称霸；商鞅掌握了它，秦国因此强大。这三个人，都明白称霸称王的策略，洞察使国家安定强盛的方法，而且不被世俗的言论所牵制；恰好符合当代英明君主的心意，就有直接任用平民出身的士人，让他们立刻成为卿相的做法；他们处在相应的职位上治理国家，就有使君主尊贵、扩大国土的实际成效：这就是值得敬重的臣子。商汤得到伊尹，凭借百里的土地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一统；秦孝公得到商鞅，土地得以扩大，军队得以强大。所以有了忠臣，对外就没有敌国入侵的忧患，对内就没有乱臣贼子的担忧，长久地安定于天下，而且名声流传后世，这就是所说的忠臣。至于豫让作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使君主高兴并让君主明白法术权术的道理，从而避免灾祸的忧患，对下不能统领驾驭他的部众来使国家安定。等到赵襄子杀死智伯后，豫让就自己涂黑皮肤、割掉鼻子，毁坏自己的容貌，来为智伯向赵襄子报仇。这样虽然有毁坏身体、牺牲生命来为君主扬名的名声，但实际上对智伯的帮助连秋毫之末那样的微小利益都没有。这是我认为低下的行为，而当代的君主却认为他忠诚并推崇他。古代有伯夷、叔齐，周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却不接受，两人饿死在首阳山。像这样的臣子，不害怕重刑诛杀，不贪图重赏利益，不可以用刑罚来禁止他们，不可以用奖赏来驱使他们，这就是所说的无益于国家的臣子。这是我所鄙视并抛弃的人，而当代的君主却赞赏并寻求这样的人。

谚语说：“癞疮病人可怜国王。”这是不恭敬的话。虽然如此，古代没有毫无根据的谚语，不能不加以考察。这是针对被臣下劫持杀害而死亡的君主说的。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他的臣子，即使长寿而且有美好的资质，大臣们仍然会得势，擅自处理政事、独断专行，并且担心君主家族中的父兄和豪杰之士借助君主的力量来惩罚自己，所以他们会杀掉贤能年长的君主，拥立年幼软弱的君主，废弃嫡长子，立不义的人。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国的王子围将要到郑国去访问，还没有走出国境，听说楚王生病了就返回了。于是入宫探问病情，用楚王的帽带勒死了楚王，于是自立为王。齐国的崔杼，他的妻子很漂亮，齐庄公和她私通，多次到崔杼家去。等到齐庄公前往，崔杼的手下贾举率领崔杼的党徒攻打齐庄公。齐庄公躲进屋内，请求和他们平分齐国，崔杼不答应；齐庄公请求在宗庙自杀，崔杼又不答应；齐庄公于是逃跑，翻越北墙。贾举用箭射齐庄公，射中了他的大腿，齐庄公坠落下来，崔杼的党徒用戈砍死了他，然后拥立齐庄公的弟弟齐景公。”近代所见到的：李兑在赵国掌权的时候，把赵主父饿了一百天，赵主父饿死了；卓齿在齐国掌权的时候，抽掉齐湣王的筋，把他悬挂在宗庙的屋梁上，齐湣王很快就死了。所以癞疮病人虽然生了痈肿疔疮，往上和《春秋》中记载的事情相比，还不至于被勒脖子、射大腿；往下和近代的事情相比，也不至于被饿死、被抽筋。所以被劫持杀害而死亡的君主，他们心里的忧虑恐惧，身体上的痛苦，一定比癞疮病人厉害多了。由此看来，即使说“癞疮病人可怜国王”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