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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智谋权术的人，必定有远见卓识且明察秋毫，不明察秋毫，就不能洞察奸邪的私情；能推行法治的人，必定刚强坚毅且刚正不阿，不刚正不阿，就不能纠正奸邪的行为。臣子遵循法令处理事务，依照法律来处理官职上的事，这样的人不叫“重人”。所谓“重人”，是那种没有命令就擅自行动，破坏法律来谋取私利，损耗国家财富来使自家获利，有能力使君主听从自己，这样的人才是“重人”。有智谋权术的人明察秋毫，如果被君主听信重用，将会洞察“重人”的隐秘私情；能推行法治的人刚正不阿，如果被君主听信重用，将会纠正“重人”的奸邪行为。所以有智谋权术和能推行法治的人得到任用，那么位高权重的大臣必定会在法律的制裁范围之外了。这表明有智谋法治的人与掌权的人，是不能同时并存的仇敌。
掌权的人独揽了国家的重要权力，那么朝廷内外的人都会为他所用。因此诸侯如果不依附他，事情就得不到照应，所以敌国也会为他说好话；各级官员如果不依附他，功业就不能晋升，所以群臣都会为他效力；郎中（君主的近臣）如果不依附他，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君主身边的人都会为他隐瞒实情；学士如果不依附他，就会俸禄微薄、地位低下，所以学士也会为他吹嘘。这四种辅助势力，是奸臣用来掩饰自己的手段。“重人”不能忠于君主而举荐自己的仇人（有智谋法治的人），君主又不能越过这四种辅助势力去洞察自己的臣子，所以君主越来越被蒙蔽，而大臣的权势越来越重。
大凡掌权的人对于君主来说，很少有不被信任和宠爱的，而且又和君主亲近熟悉。至于迎合君主的心意，和君主的好恶相同，这本就是他们得以进身的途径。他们官职爵位高，朋党又众多，而且全国的人都为他们说话。那么那些想向君主进言的法术之士，既没有被君主信任宠爱的亲近关系，也没有亲近熟悉的恩泽，又将用法术的言论去纠正君主偏袒邪僻的想法，这与君主的想法是相反的。法术之士地位卑贱，没有朋党，孤立无援。用关系疏远的人去和关系亲近、受宠信的人相争，从常理来说是不能取胜的；用新客去和老相识相争，从常理来说是不能取胜的；用违背君主心意的人去和投合君主喜好的人相争，从常理来说是不能取胜的；用地位轻贱的人去和地位贵重的人相争，从常理来说是不能取胜的；用一个人的力量去和全国人的力量相争，从常理来说是不能取胜的。法术之士处于这五种不能取胜的形势下，连续多年也不能见到君主；掌权的人凭借着五种取胜的资本，而且早晚都能在君主面前单独进说。所以法术之士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进用，而君主什么时候才能醒悟呢？所以法术之士的资本必定比不上掌权的人，而且两者不能同时并存，法术之士怎么能不危险呢？那些可以用罪名诬陷的，就用国家的法律来诛杀他们；那些不能强加罪名的，就用私人的刺客来陷害他们。这就是明白法术而违背君主的人，不是被官吏诛杀，就必定会死在私人的刺客手里。那些相互勾结来蒙蔽君主，歪曲言辞来谋取私利的人，必定会被“重人”信任。所以那些可以用功劳做借口的，就用官职爵位使他们显贵；那些不能用美好名声做借口的，就借助国外的势力使他们权重。因此那些蒙蔽君主而投奔私家的人，不是在官职爵位上显贵，就必定会在国外势力方面权重。如今君主不进行验证核实就施行诛杀，不等到看到功绩就授予爵禄，所以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死亡的危险来进献他们的学说呢？奸邪的臣子怎么肯放弃利益而引退呢？所以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低下，私家的权势越来越尊贵。
越国虽然国家富有、军队强大，但中原各国的君主都知道它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说：“它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如今拥有国家的君主虽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然而君主被蒙蔽，大臣专权，这样的国家就和越国一样（难以控制）。君主在认识上知道越国（难以控制），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也处于类似情况），这是不明白其中道理的表现。君主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了，不是因为土地和城池没有了，而是因为吕氏不能控制国家而田氏掌握了政权；之所以说晋国灭亡了，也不是因为土地和城池没有了，而是因为姬氏不能控制国家而六卿专权了。如今大臣掌握权柄独断专行，而君主不知道收回权力，这是君主不英明的表现。和死人患同样疾病的人，不可能存活；和亡国做同样事情的国家，不可能存在。如今沿袭齐国、晋国的老路，想要国家安定存在，是不可能的。
大凡法术难以推行，不只是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这样，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小国也是如此。君主身边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君主对某些有智慧的人听信他们的话，然后和身边的人讨论这些人的言论，这是和愚蠢的人讨论智慧的问题；君主身边的人不一定有贤德，君主对某些有贤德的人以礼相待，然后和身边的人讨论这些人的品行，这是和不贤德的人讨论贤德的问题。让有智慧的人由愚蠢的人来裁决，让贤能的人由不贤德的人来评判品行，那么贤能智慧的人就会感到羞耻，而君主的论断也就荒谬了。臣子中想得到官职的人，那些品德高尚的人会用自身的精明纯洁来约束自己，那些有智谋的人会用办事的能力来晋升功业。那些品德高尚的人不能用财物贿赂别人，依靠自身的精明纯洁；而且更不能用违法的手段来治理事务；那么品德高尚又有智谋的人就不会侍奉君主身边的人，也不会听从私下的请托。君主身边的人，品行不像伯夷那样高洁，索求的东西得不到，财物贿赂没有送到，那么精明有能力和办事得力的人的功业就会被埋没，而诋毁诬陷的言论就会兴起。办事得力的人的功业被君主的亲信近臣所制约，精明纯洁的品行由诋毁和赞誉来决定，那么品德高尚又有智谋的官吏就会被废黜，而君主的明智也就被堵塞了。不根据功劳来判断一个人的智慧和品行，不通过多方面的验证来审查一个人的罪过，而听信君主亲信近臣的话，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廷上，而愚蠢腐败的官吏就会担任官职。
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的祸患，是大臣的权势太重；拥有千辆兵车的小国的祸患，是对身边的人太信任：这是君主共同的祸患。而且臣子有大罪，君主有大的过失，臣子和君主的利益是不相同的。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回答是：君主的利益在于有才能的人被任用为官，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却能得到官职；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的人得到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却能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豪杰能发挥才能，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家的土地被削减而私家却富有，君主的地位低下而大臣的权势加重。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臣子控制了国家，君主变得像藩臣一样而相室（大臣）却掌握了国家的权力。这就是臣子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表现。所以当代的重臣，在君主的形势发生变化后还能得到巩固宠信的，十个中没有两三个。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臣子的罪过太大了。臣子有大罪的，他们的行为是欺骗君主，他们的罪应当被处死。有智谋的人有远见而害怕死亡，必定不会跟随“重人”；贤能的人品德高尚廉洁而羞于和奸臣一起欺骗君主，必定不会跟随重臣。所以掌权的人的下属，不是愚蠢而不知道祸患的人，就必定是腐败而不躲避奸邪的人。大臣挟持着愚蠢腐败的人，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君主，对下和他们一起谋取利益、侵吞财物，相互勾结，众口一词，迷惑君主、破坏法律，来扰乱百姓，使国家危险、土地削减，君主劳累受辱，这是大罪。臣子有大罪而君主不加以禁止，这是大的过失。让君主在上面有大的过失，臣子在下面有大罪，想要求得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